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直报系统

㈠ 卫生部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网址

中国的自杀率：1995-99年（ZT）

费立鹏 李献云 张艳萍

摘要

背景：由于中国官方报道的死亡率资料的样本来源不具代表性，并且不同的报告所采用的调整粗率的方法也不同，所以文献报道的自杀率的波动范围较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不同人群自杀率的保守估计来确切了解中国的自杀现状及特征。
方法：基于卫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的死亡率资料，并根据估计的未报道的死亡率及相应的人口数对每5岁一年龄组的、不同性别和不同地区（城市或农村）的自杀率进行调整。
结果：估计全国平均年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在全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并且是第5位最重要的死亡原因。在15-34岁人群中，自杀是第1位死因，占相应人群死亡总数的19%。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高。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以及不同年份同样存在这一差异。
讨论：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自杀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以及中国独特的自杀特征，因此不应该因为对总自杀率存在争议而延误制定适合中国的预防自杀计划及其效果的验证。

背景

在1999年11月北京召开的WHO与卫生部的合作会议上，中国政府在精神卫生工作报告中确认自杀为中国优先解决的精神卫生问题之一，并且公布1993年中国的自杀率为22.2/10万[1]。根据这一自杀率进行推算，全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由此可知自杀是我国一个主要的死亡原因。自1987年以后卫生部每年向WHO提供包括自杀在内的死亡率统计数字[2]，但是只有在1999年的报告中政府高层才首次认识到自杀在中国的公共卫生重要性。
尽管可以获得自杀率的官方数字，但是文献报道的中国自杀率的波动范围很大；例如，文献报道的1990年的自杀率从13.9/10万[3]到30.3/10万[4]。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种。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生命登记系统。中国向WHO提供的官方死亡率数字来自占总人口10%的样本数据（样本人口在1亿以上）。由于该样本从死亡报告制度相对好的地方收集死亡率数字，因此样本中城市人口所占比例高于全国的实际情况。正如WHO的一些统计年鉴[2]和一些作者[5~7]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城市与农村自杀率的差异很大（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因此用这一样本的自杀率来代表全国的自杀率，会大大低估中国的自杀率。
造成这种差异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4，8]和1999年WHO的世界卫生报告[9]估计的自杀率显著高于WHO出版的统计年鉴中由中国卫生部提供的官方数字[2]。在GBD研究中，对中国疾病监测点系统的死亡率数字进行了几个方面的调整，他们估计1990年中国有34.3万人自杀（30.3/10万）；WHO用相同的方法对数据进行调整，估计1998年中国有41.3万人自杀（32.9/10 万）。根据这些结果——比中国官方数字高40%左右——推算，中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1%，而自杀人数却占全球自杀人数的44%，中国女性自杀人数占全球女性自杀人数的56%[10]。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城市与农村、男女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自杀率做出的保守推算来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自杀特征。我们用卫生部提供的、最新的中国死亡率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的人口资料和估计的死亡率来推算中国1995-99年的自杀率。随后将在讨论中论述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并探讨我们对官方自杀率数据进行保守调整后的自杀率与GBD研究和WHO估计的高得多的自杀率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方法

由中国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提供其管辖的生命登记系统1995-99年的死亡率资料（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9版》进行分类）。该资料提供了城市与农村、男女、18个年龄组（每5岁一年龄组）不同原因的死亡率（总共72组人群）。在这5年期间，该系统登记了353万死亡案例和7.8万自杀案例，样本人口1.1亿，分布在全国21个省的36个城市和85个县。该资料来源于医生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此死亡证明书应由家属上交给当地公安部门，然后逐级上报至直辖市、省和国家卫生部门。家属只有在递交死亡证明书后才可以去火化或埋葬遗体。
在这5年期间，该登记系统覆盖的城市人口占该系统总人口的57%，但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同期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2%[11]。鉴于卫生部管辖的生命登记系统覆盖的城市与农村人口的比例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每年的人口总数[11]，对这一登记系统每年上报的死亡率数据按性别、年龄组以及城市与农村人口的比例进行了调整；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1%抽样调查的结果[11]分配72组人群中每组人口所占的比例（该样本人口能代表全国的情况，被调查人口约1240万）。
用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年死亡率估计值来推算卫生部生命登记系统漏报的死亡率。将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每年的死亡总数[11]按比例分配到72组人群，来推算每组人群的预期死亡人数；根据1995年1%抽样调查中每组人群死亡人数占死亡总数（死亡总人数为79619）的比例[11]来分配本研究中每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然后，通过比较每组人群的预期死亡人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及根据卫生部资料中每组人群总的粗死亡率计算出的死亡人数，来推算卫生部生命登记系统每年每个年龄组、男女、城市与农村人群的漏报的死亡率。
最后，根据计算的漏报的死亡率对卫生部的自杀率数据进行调整，然后根据调整后的自杀率以及每一年每组人群的相应人口数推算出每年每组人群的自杀人数。不同人群的年均自杀人数为这5年相应人群自杀人数的简单平均数，年均自杀率等于这5年某一人群的自杀总人数除以相应的人口总数。通过合并相应人群的数目来计算全国、城市与农村、男女的自杀人数与自杀率。本研究中用同样的方法来计算该生命登记系统其它原因的死亡率。根据1995年人口的分布情况对年死亡率进行标准化。
赞助资金对课题的影响
此项研究的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结果解释以及报告撰写未受到资助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任何外界资金的影响。

结果

如表1和图1所示，我们发现农村自杀率比城市自杀率平均高3倍，在不同性别和各个年龄组人群中均呈现出这一差异。并且，中年以后人群的自杀率开始升高，这一趋势在农村更显著；农村年龄别自杀率曲线的升高开始的年龄更年轻。由于农村自杀率高、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大，因此全国93%的自杀发生在农村。
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高所致。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比农村年轻男性自杀率高66%；而在城市中年人群中，男性自杀率稍高于女性；在老年人群中，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男性自杀率均高于女性。
在中国，自杀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是全人群第5位重要的死亡原因（表2）。它是农村女性第4位、城市女性第12位、农村男性第8位、城市男性第14位重要的死亡原因。对于青年人来说，自杀尤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自杀是15-34岁人群的第一位死亡原因，占此人群死亡总数的18.9%。在这一年龄段，自杀是城市与农村女性的首位死亡原因、城市与农村男性的第二位死亡原因（位于交通事故之后）。在15-34岁农村女性中，自杀几乎占此人口全部死亡人数的1/3，自杀率是怀孕、分娩以及产后躯体合并症死亡率的7.3倍（37.8/10万比5.2/10万）。
这5年期间的年自杀率（根据1995年的人口进行标准化）相当稳定，最低为1999年的22.6/10万，最高为1997年的24.3/10万。这5年期间城市与农村不同性别的年自杀率波动范围较大，但四种人群的年自杀率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为29.3-31.7/10万；城市女性的自杀率为7.8-9.4/10万；农村男性的自杀率为22.6-25.7/10万；城市男性的自杀率为7.6-8.8/10万。在这5年期间，男女年自杀率之比、城市与农村年自杀率之比没有显著变化。
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估计的死亡总数对漏报的死亡进行调整，这一方法使得调整后的自杀率比未调整的自杀率高18%，但这种调整方法不影响自杀的特征及其相对重要性。对漏报的死亡不做任何调整，直接将卫生部的死亡率数据推广至全国人口，总的自杀率为19.6/10万；相应的年均自杀人数为242,544，占全部死亡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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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贞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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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中国是报告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其它国家有科威特和巴林[12]）。中国女性自杀率仅比男性高25%，西方国家男女自杀率之比通常高于2:1，有时甚至高于3:1[14]，但媒体[13]更多地关注于为何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不关注为何西方国家男性自杀率显著高于女性。实际上，所见到的象中国这样男女自杀率之比的逆转现象并不奇怪，印度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的男女自杀率之比也较低[7]：根据GBD的研究[4]，1990年中国、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和岛屿（如亚洲的其它地方）的男女自杀率之比分别为0.81、1.10和1.48，而世界其它五大地区的男女自杀率之比从2.13（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到4.64（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不等。亚裔女性是自杀行为的高危人群，如生活在西方的亚裔年轻妇女的自杀未遂率高于同龄的西方白人妇女[15]。由于中国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非常高，才导致中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一独特的自杀特征。在许多西方国家，最近几年自杀率有着相反的变化趋势：女性自杀率没有变化或降低；而男性自杀率，特别是年轻男性的自杀率有上升的趋势[16]。
与自杀率的性别比例逆转现象相比，中国农村与城市自杀率之间的差异更大、更重要，并且在不同人群中均表现出这一差异。几乎很少有国家提供其全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杀率，因此几乎没有机会象探讨自杀率的性别比例那样探讨全球范围的城乡自杀率之间的差异。目前有关自杀率的资料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有关城乡自杀率之间的差异的报道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一些国家的城市自杀率稍高，而另一些国家的农村自杀率稍高，但是这种差异随年龄段、性别的不同波动很大，并且没有出现象中国这样大的差异——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17]。
中国农村与城市自杀率之间的差异在老年人群中更显著。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老年人的自杀率最高，特别是老年男性[18]，在这一点上中国亦是如此。中国独特的地方是城乡老年人自杀率的差异高达5倍。将本研究结果与其它国家的情况[18]进行比较，发现在所有报道老年自杀率的国家中，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特别是农村老年女性的自杀率是最高的。由于这一状况与中国文化背景中的老人现状相符，因此这一结果尤其值得关注。
目前有几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相对高的自杀率和独特的自杀特征[5-7，12，19-22]，但是极少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绝大多数理论的焦点是中国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发展的机会有限，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样低并且遭受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23]，因此这些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为何出现如此独特的自杀特征。我们认为如下一些假说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自己的初步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些假说。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反对自杀的宗教或法律禁令，因此当人们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或长期存在不良生活刺激（如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可能会将自杀视为解脱痛苦、减轻他们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或感情负担的一种可接受的方法。在这种宽容的大环境下，那些没有潜在精神疾病的个体，特别是那些社会支持系统薄弱的年轻农村妇女，在急性应激状态（如家庭内部矛盾）下会出现冲动性的自杀行为。我们中心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展的自杀未遂的病例对照研究[24]发现：仅38%（57/151）的自杀未遂者有精神障碍，并且与患有精神障碍相比，急性生活事件造成的严重应激更能预测自杀未遂行为的发生。
在农村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家中存放有烈性杀虫剂，因此服用农药的蓄意自伤较常见；服毒最常用的化合物是敌敌畏和对硫磷（有机磷杀虫剂）。由于这种方式的致死性强，并且农村地区缺乏受过良好培训的、抢救农药中毒的急救医务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冲动服毒并不想死的人的死亡率会较高。这就导致农村地区总的自杀成功率升高——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常见蓄意自伤——女性自杀成功率相对高，特别是农村年轻女性。显然，对烈性农药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规范与限制、甚至对这些农药的储存地点与方式进行统一管理是农村地区预防自杀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前有一项研究[21]将卫生部1987-94年数据中的自杀率推广至全国人口（没有对漏报的死亡率进行调整），得出全国的自杀率为17.7-22.6/10万，与本研究中有关1995-99年未调整的年均自杀率19.6/10万接近。并且，1987-94年的自杀特征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因此，这13年（1987-99）中国的自杀特征相当稳定。不幸的是，由于中国1987年以前的自杀率数字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也就不太可能评估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始于1978年）给全国的自杀率及特征所带来的影响[10]。
其它长期有着可靠自杀统计的亚洲国家的数字[25-26]以及东欧的最新数据[27]显示自杀率的显著波动似乎与社会文化的变革一致，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也可能影响自杀率。但是对这种变化的方向不清楚：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76）较高的自杀率相比，中国目前的自杀率可能会因政治的稳定与繁荣有所下降，或者因为经济改革出现新的社会应激而上升。
卫生部的生命登记系统覆盖的范围较大，但可能无法代表卫生报告制度不健全的、较贫穷的农村与城市地区。尚不清楚这一样本的代表性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杀数字的准确性，但通过将此研究结果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所属的样本较小的、更具代表性的流行病学监测系统——疾病监测点（DSP）系统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这一影响不大。GBD[8]和WHO[28]在进行死亡率估计时常用DSP系统的数据，根据DSP系统的数据，145个监测点覆盖人口1000万，每年报告5万例死亡，这一样本人口是卫生部生命登记系统样本人口的1/10。我们将早期研究[10]中有关DSP系统1990-1994年的数据与本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除了DSP数据中城市老年男性的自杀率较高外，二者的自杀特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根据这两个系统数据推算出的1990年的自杀率是非常接近的[10]，但是根据DSP系统推算出的最近几年的自杀率低于卫生部生命登记系统得出的结果：根据DSP数据得出的1995年至1997年（可以获得DSP系统最近3年的数据[29]）的年均自杀率为15.4/10万，同期卫生部数据的调整自杀率为20.2/10万。造成这种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DSP的数据与卫生部的数据不一样，它包含分类“意外死亡，外部原因不明”（在《国际疾病分类标准》中没有该分类），而这一分类中有些案例可能是死于自杀。不幸地是，在出版的年报中没有分性别、年龄组和城乡自杀率做出详细报告[29]，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无法用DSP的数据对不同人群的自杀率进行分析。
评估漏报的死亡率及其分布的方法直接影响自杀率的高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杀的特征。使用国家统计局的死亡率数据对72组人群中每组人群每年漏报的死亡率做出评估。由于缺乏详细的数据，我们不得不假定每组人群中各种死亡原因漏报的死亡率均一样，而实际情况有可能不是这样。以这种方式对漏报的死亡率进行调整，会导致总的自杀率升高18%；对漏报的死亡率进行调整后自杀率升高的程度与对DSP系统1995年的数据的研究结果[29]一致，后者运用“捕获-标记-再捕获”方法估计农村总的漏报的死亡率为13%、城市为15%。
这种评估的效度也有赖于死因登记的准确性。在中国没有规定由验尸官对非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做出死亡报告，因此家庭成员有机会去影响医生的死因记录。在中国农村的一些地方，人们认为自杀死亡者的“灵魂将四处游荡”，这种不良信仰将会使家庭成员不愿意承认家人死于自杀[30]，城市的许多家庭会因为有家人死于自杀而感到“羞辱”[5]；但是根据我们自己跟1000余例自杀死亡者的家属交谈的经验，即使存在这些担心，也不会导致经常出现对死亡原因的故意错分。与规定自杀是非法的国家或自杀会给家庭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法律纠纷的国家相比，在中国故意错分的出现率较低，这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的自杀率相对高的原因。我们中心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展的一项连续性全国意外死亡原因研究将有助于确定这种错分的出现率究竟是多少。
根据卫生部或DSP的数据计算全国各死因的死亡率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两个生命登记系统所采用的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定义与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不同。统计局将城市和城镇人口作为城市人口，卫生部和DSP系统的城市数据主要来自大型和中型城市的非农业人口，农村数据主要来自县和城镇。因此，我们将卫生部的城市死亡率数据推广至统计局报告的城市人口，将卫生部的农村死亡率数据推广至统计局报告的城镇和县人口。这种调整方法不错，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另一个造成混乱的原因是中国的“流动人口”占的比例大：目前大多数去城市工作的农村居民一旦死亡则登记为农村死亡案例，因为他们的户口所在地为农村。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住在城市郊区或去城市打工，这种城市与农村自杀的特征以及其它卫生状况显著不同的现象可能会逐渐消失。
尽管对漏报的死亡率进行了调整，我们估计的中国1995-99年的平均自杀率23.2/10万仍显著低于GBD[4]估计的1990年的自杀率30.3/10万和WHO[9]估计的1998年的自杀率32.9/10万。GBD和WHO对DSP的数据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整，才造成了自杀率显著升高。他们通过应用一般增长-平衡方法（以及一些其它调整方法）对人口数据[28]进行调整来估计总的死亡人数，因此他们估计的漏报的死亡率比直接从人口统计局数据中计算出的漏报的死亡率高得多，然后用这一高得多的漏报的死亡率来对粗死亡率数字进行调整。例如， WHO估计1998年中国有930万人死亡[9]，而人口统计局估计有807万人死亡[11]，二者相差15%。统计局根据每年1/1000户抽样调查的结果估计总的死亡人数，在该抽样调查中询问每个被调查者在过去一年中该户家庭中的死亡人数；这些调查存在回忆偏倚，因此可能会低估总的死亡人数，特别是孩子的死亡。但是在WHO估计的寿命表中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看待[28]，不能单独看城市和农村不同年龄组和性别的估计死亡人数。因此，不能用WHO和GBD估计的死亡数字来估计城市和农村死亡特征的差异——这一差异对于自杀来说尤其重要。
GBD和WHO所做的另一个调整是将DSP数据中编码为“意外死亡，外部原因不明”和“其它种类的暴力死亡”的许多案例看作自杀案例[8]。这就导致总死亡人数中相当大比例的死亡被归入了自杀。1990年（GBD的估计）DSP数据[31]中34%（2197/6465）的意外死亡被登记为上述两类未具体分类的死因，因此这些案例中的许多案例被归入了自杀案例；这种调整使得自杀占总死亡的比例从原来的3.0%（1448/48122）上升到4.6%（2233/48122），升高了54%。对1990年的DSP数据进行详细评估后发现2197例未具体分类的意外死亡案例中932例实际是死亡原因不明，而这些案例可能不应被归入自杀案例。到1997年，DSP数据中未具体分类的死因在意外死亡案例中所占比例下降到14%（770/5520）[29]，重新分类后自杀占总死亡的比例从原来的2.5%（1305/51759）提高到3.0%（1568/51759）——稍微提高了20%。目前尚不知道这种将未具体分类的意外死亡案例重新分类的方法是否恰当，但是我们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合作开展的意外死亡研究的部分结果将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不幸的是，有关中国的自杀率还有一点令人迷惑不解，即在最近出版的《2001年WHO世界卫生报告》[32]中提到中国的自杀率将会升高，与我们的结果以及WHO以前的估计结果相反，以前WHO“根据最近几年获得的中国的自杀数字”报告中国的自杀率为14.0/10万（未说明具体那年），并认为1988-90年期间中国的自杀率比1996-98年期间降低了17.2%。在报告的统计附件中估计2000年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自杀率为20.3/10万；但是这一地区76%的人口生活在中国，因此很难根据该报告中提到的中国的自杀率14.0/10万推算出该地区的自杀率。另外，这一自杀率数字与WHO以前报告的1998年中国的自杀率32.9/10万[9]相比降低了57%，而在该报告中没有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
学术界对于中国的自杀人数究竟是多少仍然有争议，但是对于自杀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方面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独特的自杀特征极少有争议。WHO估计1998年自杀在中国占全部死亡人数的4.4%，根据损失的伤残调整生命年[9]进行统计，自杀是中国第4位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似。鉴于这一问题的公共卫生重要性，制定面向高危人群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自杀预防干预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验证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00年3月卫生部与WHO合作举办了一次预防自杀讲习班，这是迈向制定国家自杀预防策略的第一步[33]。

㈡ 妇幼重大公卫生项目内容

妇幼重大公卫生项目内容主要包括四项：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增补叶酸预防神版经管缺陷、妇女“两权癌”检查和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

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妇幼卫生项目数据网络直报系统是有各省卫生厅建立，普通用户无法登陆。以山东省为例，省、市、县、乡镇妇幼保健人员及县级以上综合医院相关科室都有省卫生厅统一下发的“登录卡”及读卡器，只有专门人员才能进入系统。

(2)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直报系统扩展阅读：

妇女保健包括婚检、孕妇的产前检查，叶酸的发放、高危孕产妇的监控、生殖健康的宣传、分娩的一系列检查和产后访视。

儿童保健包括小孩子的产后访视，体检，疫苗接种，体弱儿的监控，新筛（新生儿筛查）等等。

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卫生保健的重点，其健康水平代表着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中国历来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已经改变，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良性循环。

参考资料：卫生部-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展顺利

㈢ 山东省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管理应用系统为什么进不去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打开CMD状态，用nslookup，然后把他的域名粘进去，获得IP地址，通过IP地址访问，还有要注意是否有端口号要求。

㈣ 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包括哪些

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包括结核病、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控，国家免疫规划，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等。
从2009年开始，我国增加以下项目：

一是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对1994年至2001年出生的未免疫人群实施乙肝疫苗接种，进一步降低该人群乙肝病毒感染率和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2009年全国需接种2330万人，占应接种人群的31％。

二是农村妇女乳腺癌、宫颈癌检查项目。农村妇女开展宫颈癌检查、乳腺癌检查，提高农村妇女“两癌”早诊早治率，降低死亡率。2009年，在全国200个左右县启动试点，完成宫颈癌检查200万人，乳腺癌检查40万人，通过试点，总结经验，进一步探索适合基层的“两癌”检查服务模式和优化方案，逐步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工作机制。

三是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对全国农村妇女孕前和孕早期进行免费补服叶酸，降低我国神经管缺陷等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四是实施“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利用3年时间，对目前全国现有和当年新发的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复明手术，力争使每例符合手术条件的贫困白内障患者能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2009年计划完成20万例贫困白内障患者手术。

五是在贵州、云南等六省实施消除燃煤型氟中毒危害项目，扩大地氟病区的改炉改灶覆盖范围。2009年完成87万户的炉灶改造任务，同时加强已完成改炉改灶病区的后期管理和防治效果评价监测。

六是实施农村改水改厕项目。为农户进行无害化厕所建设，改善农村环境卫生。2009年计划完成411万户，同时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水质监测12万份，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日前，中央财政已下达六个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助资金，标志着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工作正式启动。

(4)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直报系统扩展阅读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是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服务项目所需资金主要由政府承担，城乡居民可直接受益。

目前，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有14项内容。

即：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

㈤ 长治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怎么进入.真是把我们乡医整惨了.快告诉我们吧！

1、电脑浏览器网络搜索长治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选择对应的链接进入。回

㈥ 什么是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国家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包括9个免费项目，按人群和疾病划分，具体包括三类服务：

一是针对全体人群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为辖区常住人口建立统一、规范的居民健康档案。向城乡居民提供健康教育宣传信息和健康教育咨询服务。

二是针对重点人群的公共卫生服务。为0-36个月婴幼儿建立儿童保健手册，开展新生儿访视及儿童保健系统管理。为孕产妇开展至少5次孕期保健服务和2次产后访视。对辖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健康指导服务。

三是针对疾病预防控制的公共卫生服务。为适龄儿童接种乙肝、卡介苗、脊灰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及时发现、登记并报告辖区内发现的传染病病例和疑似病例，参与现场疫点处理，开展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和咨询服务。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危人群进行指导，对确诊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定期进行随访。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在专业机构指导下对在家居住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治疗随访和康复指导

㈦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目标是什么

根据《卫生部、财政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版逐步均等化的权意见》（卫妇社发〔2009〕70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目标是：
通过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明确政府责任，对城乡居民健康问题实施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及慢性病，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使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到201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得到普及，城乡和地区间公共卫生服务差距明显缩小。到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机制基本完善，重大疾病和主要健康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要求在多长时间上报

您好！
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当在2小时内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向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同时进行网络直报，直报的信息由指定的专业机构审核后进入国家数据库。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采用最快的通讯方式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报送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卡》的专业机构，应对信息进行审核，确定真实性，2 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同时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报告同级卫生行政部门。
接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尽快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现场调查，如确认为实际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根据不同的级别，及时组织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如尚未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由专业防治机构密切跟踪事态发展，随时报告事态变化情况。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