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⑴ 何谓“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为实现特定公共利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为维持本国和地区经济社会稳定和基本的社会正义，保护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一定阶段公共服务应该覆盖的最小范围和边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尽可能使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不是强调所有居民都享有完全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在承认地区、城乡、人群间存在差别的前提下，保障居民都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实质是“底线均等”。综合考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本规划纲要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确定为两大类八项内容。 ——基础服务类。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等四项。——基本保障类。包括生活保障（含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四项。 因此要加大财政转移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⑵ 《新预算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新预算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新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举债规模必须由国务院报请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新预算法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以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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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实施新预算法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新预算法而实施不力，那么法立得再好也会打折扣的，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认真贯彻实施新预算法是我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做好新预算法的学习宣传工作

要认真学习、全面理解新预算法，准确掌握新预算法的精神、原则和各项具体规定，增强预算法治意识，自觉把新预算法的各项规定作为从事预算管理活动的行为准则，严格依法办事，严肃财经纪律，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各级财政部门在学好用好新预算法的同时，还要大力做好新预算法的宣传普及工作，把该法作为“六五”普法的重要内容，除专门组织新预算法培训外，其他业务培训中也要安排这方面的内容。财政部在“六五”普法验收中要把各地贯彻执行新预算法的情况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同时，各地要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新预算法，让社会公众了解掌握预算法律知识，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2、做好新预算法实施的立法配套工作

新预算法的制定和实施正处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对一些符合改革发展方向但一时还难以具体规定的问题仅做了一些原则性规定。我国是一个大国，各地预算管理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不同，预算管理的水平差别也较大。

因此，本着从实际出发、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中央层面还需要按照新预算法确定的原则及授权，抓紧修订预算法实施条例，研究制定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资金支付、政府债务管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地方层面还可以制定有关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或者地方性法规。

总之，加快形成一套较完善的现代预算制度，增强新预算法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为依法理财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3、做好新预算法实施与深化财税改革的协调推进工作

这次新预算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认真总结并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预算管理实践的经验，同时也明确了今后预算管理活动的方向，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预留了空间。

在贯彻实施新预算法的同时，我们要做好各项财税改革具体方案与新预算法的衔接工作，做好新预算法配套制度建设与财税改革具体方案的衔接工作，相互协调，同步推进，坚持用制度引领和推进改革，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

⑶ 两道高中政治大题！急！！！！

一是要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要分类引导人口城镇化，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应按照其意愿，继续实行亦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促进在城市已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落户；对因征地而失去生活保障的农村人口无条件地转为城市人口。对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要从调整产业结构的源头入手，通过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和总量控制等方式，间接调控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逐步形成用经济办法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改变目前按行政区而不是按经济区推进城镇化的做法，根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统筹考虑经济布局、就业岗位、人口居住、资源环境，通过规划等措施引导，逐步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在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的区域，要优化整合现有已经形成的城市群；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再培育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实行有限推进城镇化的方针，发展好现有城市、县城及有条件的建制镇。
三是要以加强规划建设管理和健全体制机制为重点推进城镇化。城市规划和建设要从当地的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条件出发，缺水城市要加强对城市水源地和供水设施的保护，适度控制城市规模，禁止发展高耗水产业和建设高耗水景观。统筹考虑各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工作，切实保障拆迁户的合法权益。完善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模式，理顺行政区划体制。深化就业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以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促进农村人口合理向城镇流动。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形成税收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机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城市规划实施的监管，推进城市综合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⑷ 转移支付的制度完善

转移支付（transfer），原意是指“转移”、“转账”。狭义的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转做下级政府的收入来源以支付本级支出；广义的转移支付不仅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收入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的收入向上级的转移。我们常说的转移支付一般是狭义的。目前，转移支付数额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中央（联邦）财政支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日本的转移支付支出约占全国财力的一半，美国为20%。转移支付已成为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从现代财政的发展趋势来看，转移支付制度已成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重要配套政策，这可在世界上分税制较成熟的国家里找到大量的例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随着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与之相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与系统规范的转移支付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难以有效发挥财政调节作用。因此，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已经十分迫切。
一立足中国国情，确定完善目标及其基本原则
（一）中国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国情基础。
一个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但是，中国在财政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地区间差异状况等方面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中国在完善转移支付的外部条件方面所具有的国情特点表现为：
1.中国政府职能范围和承担事权的特殊性。首先，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与实行联邦制的国家相比，中央政府的职权要比地方政府大得多，以体现中央的集权领导，所承担的事权以及相应分配的财力所占比重也要高于联邦制国家，加之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更要强调中央的集权领导。在政权的级别设置上分为五级财政，多于大多数国家的三级财政。因此，在转移支付的设置上，除了要处理好中央对省级转移支付这一主导环节，还要充分考虑到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其次，从中国政府的活动范围来看，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承担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全国基础性设施建设以外，还要承担国有资产管理任务，即政府兼有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以及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为了确保政府充分发挥各项职能，必须保证具有充分的财力以使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否则，离开财力空谈政府职能是行不通的。
2.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特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很大差距，并且这个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按人文发展这一综合指标来衡量，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地区之间差距较大的四个国家之一，省际之间人均财政收入高低相距10倍，人均财政收入高低分布与经济实力的梯度相吻合，因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能力、公共服务水平也相应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缓解地区差距尤其是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是对转移支付制度提出的现实需求。
3.中国尚属不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性制约着转移支付的可动用资金。近几年中国经济实力虽有所增强，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工业化程度较低等原因，中国人均财力仍属于低收入国家。从国际比较中看出，中国财政规模较小，从两个比重分析，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1990年以来平均为40%，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60%相差甚远，财政收入水平的低下导致中国连年赤字，严重影响财政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长此以往，将给转移支付带来掣肘。
4.地方政府既得利益刚性较强，调整难度大。中国现阶段地方政府负担着地方社会的管理，承办地方社会公共事业保障、地方社会福利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项职能，同时兼有辖区内相当庞大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这样的双重职能往往使地方政府成为该行政辖区的公共利益主体。我们必须正视地方政府为维护这种共同利益主体所做的努力，扼制它是不现实也是不明智的。因此在建立转移支付时，必须维护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正面影响，不能简单否认地方既得利益。如果忽视它，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就会扭曲走样，对国家政策的实施就会形成种种阻力。
5.转移支付配套体制的不完善。中国政府职能尚未转变，法制建设尚未完备，财政体制尚未理顺，具体表现为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界线不够清晰，税收分配没有真正做到合理化、正常化，直接影响到转移支付的公开、公正、规范。因此，不能否认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正处于与各项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同步进行中。
（二）确立转移支付的完善目标及其原则。
1.转移支付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均衡。纵观世界各国，这种均衡的实现只是各地政府的基本行政能力大体一致，世界上转移支付相当发达完善的日本、澳大利亚也没有实现完全等同。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社会公共服务能力高低悬殊，我们只能将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远期目标。目前，转移支付的目标应为逐步调整各地区之间的横向不平衡、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促进区域间的均衡发展。重点用于经济欠发达省份，能源、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科技、医疗、就业培训等社会保障事业。在均衡目标的实现上应分三步走：初始阶段，除了国防费用、行政经费、教育经费等少数项目达到均等化标准之外，其他公共服务开支均应达到较低标准；第二阶段，将公共服务开支均等化的项目逐渐扩大到科技、卫生、社会保障等开支；第三阶段，实现全部公共开支项目达到全国的均等标准。
2.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原则。
（1）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针对中国地区间财政能力、 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特点，在完善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应公平优先。因为转移支付作为政府的调控手段，本身就是用来弥补市场缺陷，解决社会公平，加之中国面临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公平优先是我们的首要选择。为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在确定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规模上，应坚持与地方财政需要成正相关关系，与财政能力成负相关关系。在转移支付结构安排上要突出强调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解决地方财力的总量不足，同时辅之与专项补助以兼顾效率。另外，在力求缩小地方差距的前提下不能忽视效率，使转移支付制度既要保证中央和地方责权利上的合理划分，又要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避免绝对的公平，使经济效率高的省份能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
（2）规范化、法制化原则。规范化是转移支付制度本身的客观要求，没有规范化就谈不上是正规的转移支付。中国现行过渡的转移支付制度中的基数法，积累了多年的人为核定的数字，离客观性的基本要求相差甚远。规范化要求转移支付的计算方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一经确定不能随意更改，规范化还要求在转移支付的实施过程中力求客观，排除任何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要求转移支付的有关数字必须精心设计、反复测算、真实可靠。转移支付的规范化还要以法律做保证，将其作为财政体制的一部分，形成财政法规的一种，全国上下必须严格执行、严格遵循法定审批程序，严格排除中国现行转移支付中广泛存在的随意性。
（3）完善转移支付的渐进性原则。
中国在完善转移支付的进程中应分步制定实施办法，分阶段确立完善目标。在实施步骤上，中国的各项改革一般遵循渐进式原则，即从初始阶段与原有体制的衔接经过过渡阶段直至打破原有格局真正形成全新的体制。因此，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过程也应遵循这种渐进性，在转移支付制度的总体目标设定、规模的确立、计算方法的采用等方面，都要尽量体现这种渐进性。
二完善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外部条件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不仅仅是财政分配本身的问题，它离不开必要的财力支撑和政治经济体制支撑，否则，只能空谈转移支付。针对中国财力不足，政府职能界线界定不清等情况，完善转移支付就应从此入手，尽量给转移支付的完善创造适宜的政治经济环境。
（一）挖掘财源、适度提高“二个比重”。
从国外经验中我们得知，国际上实行规范转移支付制度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都较高，从而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从中国财力不足的状况看，很难对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提供充足的经济条件。因此，“二个比重”的提高直接决定着中国转移支付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我们应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政府的可支配财力。目前，在税收制度不能做大的变动、税源不能整体提高的前提下，我们应从三方面挖掘财源：一是加强税收征管，堵塞偷逃税款的漏洞；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改变目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差的现状，将企业真正推向市场，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从根本上培植财源；三是将分散于地方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使地方、部门、单位自行支配的财力为国家集中财力。如果这一转换顺利完成，中国将增加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力，从而改变藏富于地方的现状。
（二）科学划分事权是建立科学的、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
加快政府职能的改革，改革过去传统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政府将主要职能放到提供公共服务上来，运用分配手段强化公共投资，为企业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事权的具体划分上应遵循以下原则：其一，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在单一制国家的前提下，必须强调中央的统一领导，保证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体现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同时，针对中国的国情特点，因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实行分级管理。其二，财权与事权相对应，一级事权必须有一级财权作保证。在此原则下，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和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协调和稳定发展，负责涉及全国资源、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管理和维护，掌握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在事权清晰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就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中央国家机关运行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通，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支持一定时期内该地区经济、科技、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协调基层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同样道理，地方政府相应地承担该地区政府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负责该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三）加快完善中国转移支付实施的配套改革。
转移支付的完善进程依赖于相应配套改革的步伐。在分税制改革上，中国的分税制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大体框架，但距规范的分税制还有一定距离，除了上述提到由于政府事权界定不清而产生的财力分配不清外，在具体的税种划分上、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在税种划分方面主要存在问题表现在：一是没有打破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税种的格局，如企业所得税的划分是将中央企业的所得税作为中央税，而地方所属企业作为地方税；二是没有打破按行业划分税种的局面。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营业税，如铁道部、银行总行的营业税仍归为中央税，使营业税不能彻底成为地方税的来源。在地方税收体系的建立方面，主要是还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地方税体系，除了上述应划给地方的税种没有给地方之外，有些应开征的税种尚未开征，如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等。这种不彻底的分税制不但不符合政企分开的内在要求，影响财力分配的合理化，更使转移支付建立在不规范的初次分配基础之上，使转移支付这种再分配里面包含着固有的不合理成份。针对以上问题，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应将重点放在税种的进一步划分上，即将有利于中央集中财力、有利于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税种，如消费税、关税继续划为中央税之外，将营业税、资源税等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税种真正、彻底地划归地方。除继续将增值税作为共享税之外，取消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企业所得税的办法，将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加快开征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以开辟地方财源，培植地方经济增长点。总之，将中国分税制纳入规范化轨道，不但有利于稳定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也为规范中国转移支付铺平了道路。
加快改革中国预算体制是转移支付完善的又一配套改革。在预算体制的改革上，一是要加快推广复式预算。中国目前的复式预算中，预算支出科目的设置虽然按具体用途分类，但设置不尽科学，科目之间互有交叉，没能体现政府职能分工的明确化。而复式预算将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编列，按经常性支出与建设性支出分列二个预算，避免相互交叉，更能体现政府职能分工，进一步将财政分配科学化、规范化。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转移支付才能真正走上正轨。二是要尽快实行零基预算编制方法，取消以往编制预算的基数法，将以往年度的收支因素排除在新的年度预算之外，这样，有利于按现行影响因素来编制预算，而转移支付的核定正是要求建立在这样一个公平客观的基础之上。
三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具体完善措施
在创造完善转移支付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更重要的还是从转移支付本身入手，从其具体模式、规模的确定上，从结构的安排上，从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测算上以及资金的管理上进行系统的安排。
（一）首先要改革中国现有的转移支付模式，实行以纵向转移为主，纵横交错的转移支付模式。
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就其实质而言，是各地区间横向的财力再分配关系，即经济上较发达的地区把政府组织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但是，由于这种财力再分配行为不是各地区政府之间的自发的授受关系，而是表现为国家意志，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采取单一的各地区政府之间财力的平行转移。根据国际上的经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纵向财政平衡，即上级政府通过特定的财政体制把各地区所创造的财力数量不等地集中起来，再根据各地区财政收支平稳状况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将集中起来的部分财政收入不等地分配给各地区，以此实现各地区间的财力配置的相互均等。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而且，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政府间转移支付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的，区别在于中国以往实行的单一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透明度较低、稳定性差，而其他国家则将其法制化了。另一种方式是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财政平衡，即对于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中央不仅统一立法，并且直接通过特定手段进行转移支付，但同时又负责组织地区之间的直接转移支付。其中纵向的转移支付侧重于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横向的转移支付则主要用于财政落后地区公共开支不足问题。
中国应将现有单一纵向转移模式改为以纵向为主，纵横交错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参与部分转移支付，贡献省按依法计算的结果向接受援助的地方政府直接划拨资金，增加了地区之间的相互支援，也就是将过去的“暗补”改为“明补”，不但激励了富省也鞭策了穷省，更符合中国地区之间差距较大的国情特点。其操作方式的初步设想为：第一步，按人均财政能力划分五个档次：即超过平均数1%～3%、超过3%～6%、超过6%～9%、超过9%～15%、超过15 %以上五级；第二步，确定富省的贡献数，即按上述五级依次确定，将超过平均数的20%、30%、40%、50%、60%贡献给穷省。为体现计算上的进一步合理，可以采取超额累进计算方法。
（二）适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规模。
转移支付规模是指上级政府可以用做转移支付的资金占其可控范围内的全部政府财力的比重，其大小反映了上级政府均衡各地财政支出水平的资金拨付能力。一般来说，在各地由收入能力引起的支出水平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上级政府所集中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越充足，就越能充分发挥均衡和调控作用，但并不是说规模越大越好，这里有一个适度问题。如果转移支付规模太小，一是不能较好地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二是似乎不值得为此建立一个成本较高的、规范的转移支付体系；如果规模太大，又要影响到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一般说来，转移支付的规模一方面取决于政府间财力划分的纵向非均衡程度、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程度以及区域公共服务的受益溢出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间财力的初次分配状况，其中主要问题是中央政府的可控财力程度。中国现阶段影响转移支付规模的因素众多，并且影响其增加与减少的因素并存：首先，中国属于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要求中央政府财力很多；其次，中国在存在固有的纵向不平衡的同时，横向地区经济差距很大；再次，中国当前“二个比重”降低，中央可控财力不足，加之地方利益的刚性等等。综合影响到转移支付规模的确定上也要坚持适度的原则，既要确保中央政府有能力资助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达到基本水平，又要防止规模过大影响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转移支付规模的测定应以中国近期转移支付目标为依据，首先在最基本、最必要的项目上如行政、国防、教育开支上达到大体均衡，然后逐步扩大其范围，相应扩大转移支付规模。根据以往的数字，1990年～1993年转移支付占全国财政支出不足20%，占中央财政支出40%以下，1994年分别为41.24%和57.66%，1995年为37.14%和55.46%，1996年为35.98%和54.76%。在分析以往年度转移支付数字的基础上，考虑到中国目前税种划分只能结构性调整，总体税负不能有大的提高，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将会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 加之随着国有企业内在活力的开发，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新增财力的不断增加，“九五”期间，转移支付可望由目前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40%，占中央财政支出的55%，分别提高到45%和60%，当然，这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调整“二个比重”的过程中应以增量调整为主，适当照顾地方经济利益。
（三）在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安排上要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
参照国际惯例，立足中国国情，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指导下，中国目前的转移支付应以一般性补助为主，专项补助为辅。因为，一般性补助没有给地方政府规定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只是成为政府财力的一种补充，下级政府对这项资金有较大的支配权，主要目的是用来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地方履行职能的基本开支需要，使地方达到起码的公共服务水平。因此，一般性转移支付更能体现公平。与一般性转移支付不同，专项转移支付由于规定了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用途，有的甚至附带一些条件，下级政府只能在规定项目中使用转移支付资金，因此，专项转移支付更能体现上级政府的政策意图，贯彻产业政策，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保证经济高效运行，因此，更能体现效率原则。
由于一般性补助没有具体使用用途，操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分配。中国目前应采用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规范的“因素法”计算收支差额进行补助。至于专项补助，我们应在现有转移支付种类的基础上对其重新进行分类：第一类，中央委托事务拨款。该类专项转移支付的拨款依据是按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务由地方来承办，对所发生的支出由中央政府按支出需要核拨给该类事务实际发生地的地方政府；第二类，中央负担事务专项补助。与第一类不同的是，该类补助是针对那些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共同出资的支出项目，可按中央应分担的份额进行拨付；第三类，鼓励性或资助性专项补助。即依据产业政策、民族政策等社会经济政策，对于符合政策目标的地方政府行为从财力上给予有条件的支持；第四类，区域开发或特殊政策目的的专项补助；第五类，特别专项补助。对于一些突发事件以及由于不可控的因素引发的政府支出，如自然灾害救济、战后恢复等。由于专项补助的多样化、复杂化，暂不宜采用因素分析法，而应采取按实际需求数，采取目标管理方法，将“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纳入项目的效益评估之中，以加强对该项支出的监控，提高其使用效率。
（四）完善转移支付的关键在于尽快扩大采用“因素法”的应用范围。
采用“因素法”是规范转移支付的主要标志，是世界各国经过多年探索得出的共同经验，当然也应是中国完善转移支付的首要步骤和改革关键。中国现在的“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办法”只用于少数项目如少数民族地区和落后地区补助，而且其数额不足以改善中国现有的转移支付的非正规现状。中国目前应将这种方法扩大到一些已具备采用此方法的支出项目上，如行政、国防、文教等项目。
因素法的关键在于计算模式的确立和因素的选择。首先，确立转移支付的基本计算模式。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有两种类型：一是“收入能力均衡拨款型”，即通过计算标准收入来确定中央对各地区的均衡拨款。这种方式只反映收入不反映公共支出差异，因此，无法适应中国地区差异较大的现状。二是“收入能力——支出需求均衡拨款型”，即通过计算各地的理论收入能力和标准支出需求来确定转移支付数额。这种方式较适合中国，但它需要的前提条件较多，如基础数据的完整与准确，繁重的测算工作等等。鉴于中国事权尚未真正分开，基础数据建立不足，我们应在现有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有限的收入——支出型”。“有限”是指对标准支出需求的测算是有限的，其均衡项目只能包括那些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服务项目，以后逐步扩大其均衡范围。在收入能力测算上，测算各项税收和收费的标准收入能力，为了将有限的标准支出需求与全部理论收入能力相对应，需要按有限的支出项目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确定有限的理论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其次，选择影响收支的若干因素。因素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标准收支的确立，如果选择不合理就会导致转移支付的扭曲。因此，因素的选择必须遵循客观、公平、效率三原则：所谓客观就是要求因素的界定不受或少受主观意志的影响；所谓公平即因此对各地都是平等的；所谓效率即能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根据以上原则，影响财政收支的因素一般应为：第一，人口因素，这是第一考虑因素。人口又可以细分为总人口和相对人口两大类。一般而言，总人口越多的地方，政府为之提供的转移支付就越多。而使用相对人口因素更能使转移支付的确立趋于科学合理。第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它们是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参数，而转移支付的目标又是确保国家公共服务的最基本标准，因此该参数较低的地区需要中央给予较大的财力支持。第三，自然因素，包括土地面积、地理位置、气候、资源、交通运输等。这些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政府支出成本的高低，如高寒地区取暖支出就越多；土地面积越大，需要投资保护及待开发的区域也就越大，政府的经济开发支出也就越大。第四，特殊因素，包括少数民族人口、贫困县和贫困人口等。中国目前应在以上几类因素中选择出与中国已确定的有限支出项目呈强相关的因素，一般认为有五大因素：人口、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人数、地域面积、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人均GDP.
在以上测算模式、影响因素确定的基础上测算理论收入能力与标准支出及其转移支付数额。
1.收入能力的测算。即在计算各地同等的征收努力程度下应取得的财政收入。其方法是按各种税的税基计算方法先找出可以作为税基的数据（如资源税的资源产量）分别以每种税的税基乘以标准税率，得出各种税应得的收入。对那些目前缺乏税基的统计数据的税种暂按全国地方平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计算， 然后加总即该地区的理论财政收入能力。
2.标准支出的测算。根据上述与财政支出强相关的五大因素，在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水平的基础上，按各地区测算出的有关系数调整出有限的标准支出。
3.最后，在“有限的收入——支出”模式下，为与有限的支出基础上相对应，按有限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将理论收入折合成有限的理论收入，二者之差即转移支付的确定依据，如收入大于支出即转出地区，如收入小于支出则为接受补助地区。
（五）强化转移支付的法制管理，是完善转移支付的重要保证。
力求转移支付的规范化、公平化、透明化必须强化转移支付的各项管理，使其走向法制化是中国目前的必经之路。首先，必须加强转移支付的立法工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影响因素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才能更好地发挥其调控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来制定《转移支付法》。通过法律形式将转移支付的原则、形式、目标等规定下来，同时编制转移支付预算，建立完整的预算司法程序，经人大批准后执行。其次，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转移支付工作，如澳大利亚的“联邦拨款委员会”、英国的“环境部”等。国外经验表明：建立类似机构一方面可以对转移支付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以确保转移支付的公正、合理；另一方面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区”。就中国国情而言，应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隶属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会的重点放在技术问题的解决上，如制定客观的测算方法，审查、研究转移支付的规模，监督制约转移支付的使用，这样既能体现转移支付的权威性，又能体现其客观性。

⑸ 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做到，有何意义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政府追求的目标。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强化政府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推动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化，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或均质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探索国有公共企业私有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制等改革举措。百余年来，各国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政治文明起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起步时间不一，各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差别较大。二战以后，先期实现体制变革和经济腾飞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通过在公共财政、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用事业等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但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由于治理理念、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连年战乱等因素，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席卷全球，亚洲国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认真总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深化公共服务制度安和公共服务方式的变革；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主动借鉴发达国家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和经验，努力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途径和策略。在探索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亚洲国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也积累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坚持不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基本理念，始终坚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提高，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第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要求政府将维护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意味着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共服务具有再分配的功能，需要通过均等化的制度设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勾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改善经济调节、严格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各自的管理和服务重点；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合理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责，做到权力与责任对等，避免职能交叉重叠。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立了体制基础。
第五，中国政府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实践探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确定了“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针。主要做法是通过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税

⑹ 财政部提出什么改革方向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财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顶层设计，分步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近年来，中央财政在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继续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由2012年的53.3%提高到2014年的58.2%。不断完善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研究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2）从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一方面，严格控制新设专项。原则上不再新设专项转移支付，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设立的专项，要求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和政策目标，并报经国务院批准。另一方面，清理整合已有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201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财政积极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压减了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了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审批权。在安排2014年预算时，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由2013年的220个压减到150个左右，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14年减少1/3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目标。
（3）强化转移支付预算管理。加强中央与地方预算管理的衔接，提前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并督促地方及时列入年度预算。明确转移支付下达的期限，加快转移支付下达进度。推进信息公开，主动向社会公开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具体项目和管理办法。做好绩效评价，科学设置绩效评价机制，合理确定绩效目标，有效开展绩效评价，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可信度，探索将绩效评价结果同预算安排有机结合。
（4）推进地方整合专项资金。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印发了《关于黑龙江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涉农资金整合的意见》，将中央下达黑龙江省的77项涉农专项资金纳入整合范围，允许黑龙江省对纳入整合范围的涉农资金，在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社会发展、扶贫开发三大类资金内部，根据任务需求，适当调剂、统筹安排使用。
（5）推进转移支付依法管理。在新修订的预算法中补充了转移支付管理的诸多内容，如规定“国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应当规范、公平、公开，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上级政府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但是，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应当由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事项除外”等。在《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71号）中，也对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作了规定。

⑺ 解读六中全会<决定>:如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间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形式，一般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补助。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决定》提出，要促进转移支付规范化、法制化。这是一项有利于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制度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力性转移支付，这部分中央不规定具体用途，由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安排。财力性转移支付又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年终结算财力补助。另一类是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为了实施其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地方政府代行一些中央政府职能进行补偿设立的补助地方的专项资金。主要类型：一是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但委托地方政府具体组织实施，中央把需要的开支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分配给地方。二是中央政府承担的再分配职责。三是属于中央地方共同承担的职责，由地方具体办理，中央将应由中央承担的部分支付给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的重点是扶持财力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等。
无论是一般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自1995年到2005年，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从21亿元增加到1121多亿元。专项转移支付从1993年的36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3517亿元。2005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4144亿元外，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达到733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
专家分析认为，目前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问题仍然突出。二是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不到位。三是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健全。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需要进一步规范，以更好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四是一些地方挪用专项转移支付的现象比较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加大并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综合考虑人均收入、公共服务成本、主体功能区建设等多种因素，完善转移支付因素法计算公式，逐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在保持分税制框架基本稳定前提下，完善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成办法，适当提高中央财政集中程度，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二是进一步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建立严格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准入机制，减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严格按照预算级次编报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完善专项转移支付监督体系。突出专项转移支付重点，加强对新农村建设、大江大河治理、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扶贫开发投入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力度。三是完善省及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省级财政对辖区内财力差距调节的责任。省级财政要适当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遏制财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确保县乡政权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需求。四是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财权，为加快转移支付立法创造条件。

⑻ 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吗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各区专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属和发展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财政政策。
财政转移支付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它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上能够转移和调节区域收入，从而直接调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状况。
因此我认为，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财政转移支付的目标之一，其重要目标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⑼ 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体制亟待规范

······ 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 按照转移支付的项目划分，我国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及体制补助四种方式。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又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方式。 1994年后转移支付的方案设计对分税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平衡各地区财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转移支付方式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转移支付形式过多，相互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将转移支付分为均衡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且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的绝大部分。而我国转移支付形式过多，且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在均衡化的过程中有所交叉，管理混乱。 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行。 新体制下采取的税收返还制度，是在保证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对1994年的“分税制”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税收额多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多，其财力充裕，而税收额少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少，财力依旧不足。税收返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比例较大，2002年税收返还占到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41%，2005年税收返还也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规模的33%。这种对所有地区无差别的基数税收返还，不仅未解决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反而在新体制下肯定了这一差距，这也不利于缓解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且其制度设计也有待完善之处。 一般性转移支付额主要按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200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只占转移支付总额的10%。各地区标准财政收入由地方本级标准财政收入、中央对该地区税收返还的财力转移支付构成。地方本级标准财政收入主要根据各税种的税基和税率计算确定。各地区标准财政支出由该地区行政公检法支出、教育部门支出、农林水等其他部门支出等经济性支出构成，根据标准财政供养人数和全国统一支出水平等因素，按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其他经常性支出项目分别计算确定。转移支付系数参照当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总额、各地区标准支出大于标准收入的收支差总额以及各地区财政困难程度确定。 就计算各地的标准财政收入而言，由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在掌握地方既有财力的基础上的均等化，由于既有财力不仅包括税收收入、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等项目，还应包括没有列入预算的其他收入，比如土地出让金收入，而且没有列入预算的这部分收入在个别省份比例还比较大，有的地区列入预算的收入和没有列入预算的收入之比已经达到了1：1的比例。因此，对地方既有财力掌握不全面，均等化的作用大大减弱了。就计算标准财政支出而言，由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终级目标是使每个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因此应当将花费在每个人身上的财政支出即人均财政支出也作为计算标准财政支出的依据，而不是仅将财政供养人数及其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作为依据。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且运行不规范。 专项转移支付是着眼于解决地区间具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着眼于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各地协调发展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目标，但是，目前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准入不甚明确，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过大。2005年，专项转移支付的数额为3517亿元，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额的31%。另外，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够完善、资金投向较为分散。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内容交叉重复，涉及资金156.37亿元；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的20%。按项目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有71项(不包括预算内基本建设和国债投资项目)，涉及资金545.55亿元，具体分配到44149个项目，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8825个，平均每个项目4.36万元。 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善。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主要解决中央与省级的财政关系，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包括转移支付制度尚未作统一规范。近年来，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参照中央对省级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了省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办法。但是，由于缺乏法律基础，从整体上看，制度建设比较滞后，省以下纵向财力差距和省内横向财力差距不断拉大，基层财政运行困难。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 试行纵向转移与横向转移相结合的模式。 世界各国大都实行单一的纵向转移模式，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只有德国、瑞典和比利时等少数国家实行纵向与横向混合的转移模式，即在实行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还实行横向转移的转移支付。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过吕，中央财力又十分有限，单靠中央对地方的纵向转移，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会旷日持久，遥望无期，难以实现。我国东部发达省区支援西部不发达省区已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基础，如发达省区与西藏、青海等省区之间的对口支援，只是尚未形成制度，更何况目前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已接近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条件、也有义务从财力上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东部发达地区支援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有利于加快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最终也有利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在目前以纵向转移模式为主的同时，试行横向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形式。第一，取消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 税收返还的制度设计为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制度维护了地方的既得利益，是旧体制的延续，同时税收返还的数量巨大，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不能将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扩大化。目前已经具备了取消税收返还的条件。为了减少阻力，可以规定一个过渡期(比如3-5年)，分步实施，逐步到位。 体制补助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从旧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中延续下来的转移支付形式，属性和政策目标不很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式的均衡化效果进一步减弱。2005年，中央对地方的体制补助为386亿元，仅占200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的3.4%，建议尽快取消体制补助，将其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第二，调整财力性转移支付。 根据《〈关于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的名词解释》的说法，“现行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上述资金。”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外的其他类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都是因为中央出台某项政策导致地方财力不足引起的，或者用于某些专门事项的。因此，从形式上看，这几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具有专项转移支付的特征。但是，在使用中，这部分资金主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用于弥补地方的财力不足，在资金的使用上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因此，从性质上讲，这些资金都应列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事实上，这些转移支付都是由于政策调整造成的，如果每出台一项政策，就增加一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势必会造成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混乱和不规范。因此，应当将财力性转移支付整合为一项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因素法，使用一个全面的转移支付计算公式，确定中央对各个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在确定标准财政收入的时候，应当全面衡量地方财政的收入能力，将预算没有反映到的财力反映进来。在确定标准财政支出的时候，不仅应当考虑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指标，更应当将总人口、可居住面积、地理环境状况等指标反映在内。 第三，科学界定专项转移支付标准，控制准入条件和规模。 首先，要科学界定专项转移的标准，即要明确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列入专项转移支付。通常来看，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应是具有外溢性、突发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项目。例如，跨地区的大江大河的治理，防护林带的建设，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县的脱贫救济，中央委托地方的项目等。根据专项转移支付应具备的上述特征，像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一般性的扶贫等支出都不应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其次，要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专项转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辅助的形式，因此规模不能过大，当然，如果把准入的条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项目内，其规模必然不可能过大。再次，列入专项转移的项目要经过科学论证和一定的审批程序。另外，要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