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民族主义

『壹』 民族主义发明了不存在的民族是什么意思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在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解放与平等，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源泉。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贰』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现在金门岛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

三民主义要点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源流及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初期
同盟会的成立 民国前七年（乙巳年）春，总理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总理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并曾通过总章，发表宣言。 〈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 中华民国的名称，也是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迁台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例如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变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负面评价

三民主义的批评者众多，他们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刘宗正批评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 ，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民族主义第四讲）[1]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2]，他说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3]。

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权能区分
孙中山又常以诸葛亮与阿斗的故事说明“权能区分”的重要性[4][5]，“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6]。这些理论的问题点在于孙中山混淆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欧美的“阿斗”其实“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适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孙文思想这个病理的是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后来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析》一书中指出，“现在欧美各民主国家，人民不但拥有孙文所称的政权，同时有治权，政权与治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所称的治权是人民的权力的本质，政权则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方法。”[7]
西方对三权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孙文却只怕不是“万能政府”。他认为可以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防止万能政府变成独裁政府。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是理论可行，实际上不易实行的。若是罢免的条件订的很苛，则等于没有罢免权，如果订得很宽松，则时时在罢免，民代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专心行使立法权。[8]。

国民大会
孙文发明权能区分，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如此一来，孙文对共产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这种情况下，国民大会变得很复杂，国民大会若是完全按共产制度来实行，运作的程序，优点和缺点很清楚。但是，在国民大会外另社总统，情况就复杂了。本来，五院是直接归国民大会管理监督，现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设总统，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时，张君劢拿出三权宪法，要求国民大会无形化，其权力只剩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等等。然而，这些权力除选、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之外，其他的权力又都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国民大会到底是甚么，我实在不清楚。[9]
五权分立
孙文采取三权，确认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更重要的是，孙文不采取西方“性恶论”的思想，却采取“性善论”，让五权分工合作，造就一个万能政府，把以性恶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政治价值观，一变成以性善为基础的宪政思想，这种转变是何等的巨大，整个宪政的架构和运作不同，甚至目标也不同。[10]

考试制度
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所以，后来就陈仓暗渡，在行政院下设人事行政局，当时设立这机构是黑机关，所以就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以合法化，但临时条款废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为黑机关，政府又将它放在《国安三法》中夹带过关[11]。

监察制度
台湾宪法专家李鸿禧指出“国父孙文发明了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在国外，弹劾权是国会两院制的国家才具有的，由下议院提出弹劾，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在我国：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这是违背法学、政治学学理的笑话。弹劾是追究政治责任，不是追究法律责任。谁才能追究政治责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将监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机关已是大笑话，因为有权追究公务员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们所选的民意代表，但现在监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来追究行政机关人员的责任，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的成员又是轮调、派任的法官担任，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又何德何能来审判公务人员是否有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规划，整个司法问题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12]。

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以为“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13]此一理论的问题在于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归公便无从实施。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念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于1879年出版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气的平等权利一样。”，张五常认为亨利·乔治的“涨价归公”理论是“闭门造车”，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中华电信等企业赚取大量的费用但是服务品质也不见提升，原因就是没有竞争，自从开放民营竞争以后品质才略有改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但因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虽然打著是发扬、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对其中左倾的部份，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

『叁』 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欧洲民族主义的诞生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
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1902年）他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
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在清帝国民族压迫赤裸裸的暴露在被奴化的汉人眼前，越来越多的汉人醒悟了。但最后，“三民主义”变成了“新三民主义”，把民族改成了民族共同体，这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消失。
1900年之前
1815年至1870年间，各个独立公国逐渐统一为意大利国大多数的民族主义理论皆假定欧洲为民族国家之滥觞。虽有争议，一般通常认为现代国家始自1648年之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该条约开创威斯特伐里亚系统式的国家，即彼此互相承认主权与领土。签约国中，如荷兰合省邦联（Dutch United Provinces，当时的称呼）被视为民族国家，但德国并无对等情况，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几乎据有当时全体说德语的国家。1648年，多数欧洲强权尚非民族国家。其他的看法为拿破仑启动民族主义，并使民族主义达到预料之外的程度。
许多人，但非全部，认为民族国家最主要的转变源自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自浪漫式民族主义（romantic nationalism）开始，民族主义运动者于欧洲遍地兴起，当中有些为反对大帝国的分离主义者，另有寻求一统分隔零散的领土，如德国与意大利。这些运动促进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且获得成功。19世纪末，人们多数接受欧洲划分为多个民族，且自我认同于其中之一。奥匈帝国与鄂图曼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加速了民族国家之形成。
依据标准观点，十九世纪之前，人们有乡土性、区域性、或宗教性的效忠，但无国家观念。典型的欧洲国家为皇室所统治的朝代国家，若高于区域性之效忠，则为由统治性家族所有之君主制。朝代国家可由皇室联姻取得土地，又因分割继承而失地─现今看来十分荒谬可笑。远古时期，古希腊称所有非希腊人为蛮族，但希腊的各城邦又经常为统治地位相互作战。民族主义引入各民族领土范围明确的观念，并更进一步的应用于索求其他民族的土地。原则上，民族国家并不寻求克敌取地，然而，民族主义运动者们罕对边界之划定意见一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者之勃兴，也为欧洲带来了领土纷争。
民族主义运动也决定了19世纪的欧洲政治。在民族为帝国一部之处，民族解放的奋斗同时也是为抵抗先前的专制独裁而奋斗；在民族国家巩固先前君主政体之地，如西班牙，民族主义自身成为保守及保皇势力。民族主义运动大多始自对抗现有的安排，但到了20世纪，亦有政体（regime）自认为民族主义者。
19世纪民族国家起源之标准理论颇受争议。其中之一在于南美洲人的独立奋斗，以及美国独立革命先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有些国家，如荷兰与英国，似于19世纪之前即有清楚之民族认同。而意大利之统一，为基于人种/语言之民族主义运动范例。
20世纪的民族主义
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观念扩及亚洲。在印度，民族主义鼓动着终结英国的统治。印度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与甘地密切相关，另有许多当地领袖涉足其中。在中国，民族主义始创建立现代国家的信念，与过去天下一家的帝国观点并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卓异论（Japanese exceptionalism）相结合，形成了帝国主义，正如极端民族主义通常引致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导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因美国之对抗古老帝国而受激励，也因为法国希望将德国与奥地利孤立为一连串托管的国家。民族国家纷纷成立的结果导致多民族的帝国（鄂图曼帝国与奥匈帝国）解体。帝俄亦因之丧土失地。凡尔赛条约，基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企图承认民族主义的原则，使得大部份的欧洲分解为多个民族国家，婉言称之为“维持和平的尝试”。然而多民族与多人种的国家依旧存在，更新出现了两个多族合组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占人口43%的捷克控制一切）与南斯拉夫（由塞尔维亚人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启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浪潮，肇因于战前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以及欧洲各殖民帝国于战后主张独立。最戏剧化的去殖民化出现于非洲，自欧洲的殖民禁脔转变为民族国家。其中数国合乎欧洲“单一人种，单一语言”以及固定领土的理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符合此一准则的索马里解体了。
苏联解体于1990年左右在欧洲引致无预期的民族运动复兴，使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现代史上第二次独立。
20世纪下半，若干潮流的出现或显示了民族与民族主义之弱点。欧盟看来大大地将权力自国家转移至次国家（sub-national）与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层次。非难全球化者通常诉诸民族认同情感、文化、与主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等自由贸易协定，与贸易市场持续国际化，看来损害了国家经济，引致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之复苏，及反对全球化负面因素的激烈抗议行为（参见反全球化）。
并非所有反全球化者皆为民族主义者，但民族主义持续主张民族主义以顺应潮流。民族主义政党持续于选举中获胜，而人们大多对民族感有强烈的认同。且全球化主义与欧洲联邦主义并不全然反对民族主义。例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中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清楚表明，中国因鼓励国际与多边组织贸易，国力潜在性增长，而非降低。曾有一次，加泰隆尼亚自治论者（Catalonian autonomist）与威尔士民族主义者（Welsh nationalism）等次国家的权力中心支持强大的欧盟，希望分为大区的欧洲可以约制现有的民族国家。然而，随着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遍及欧盟，这项改革已不再存于政治日程内。
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据美国学者路易斯·斯奈德研究统计，近代以来至少存在有200 种以上的不同含义的民族主义。所以，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得出结论说：“关于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属性的系统和总体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他进而指出：（1）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人们）在此进程中建设民族国家；（2）“民族主义”一词意味着包含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3）民族主义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4）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任何对象。由此可见：西方近代以来诞生的“民族主义”，如同“民族”术语、概念和理论一样，具有错综复杂性。围绕着“民族主义”起源的探讨，西方学术界通常存在两种见解，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为近代出现的政治现象，因而探求它的“起源”不能从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前近代）去寻找，因为从欧洲“前近代”历史时期中的阶级、职业、语言、地理等方面的历史现象看，各国“nation”（国民）长期各据一方，四分五裂，难以形成“nation”的共同意识和归属感情，以致国家形态上的“民族主义”如同无源之水。这种主张被称为民族主义起源论的“近代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古代，一路传承至近代。古代社会的凯尔特人团结一致英勇抵抗尤利乌斯・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即为古代典型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这种主张被称为民族主义起源论的“原初主义”。一般认为：“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国家主义”（Statism，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置于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超国家主义（ultra-nationalism，义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现代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Nationalism”（民族主义）这个词，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于19世纪初，即在拿破仑对外战争第二阶段的“侵略战争”期间，在法军的铁蹄下，欧洲各国反侵略、反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族主义思想随之应运而生。进因认为：“nationalism”一词最早在1836年被界定为“民族感情”的一种形式。“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在欧洲被发明的一种学说。”“简而言之，这种学说坚持认为人类被自然地划分为民族，而这些民族又通过特定的可确认的特征为人们所熟知，同时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这些主张事实上大多掩盖了民族主义本质上排外主义、扩张主义的暴力内涵。
总之，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外在扩张主义表现形式，可说最初始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法国，荷兰和瑞典欧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既是经济、军事强盛的结果，又是民族国家身分获得的象征。与此同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相继获得了这种民族独立国家的身分。当时西欧形成的这类独立民族国家，大多指“主权国家”，表现为民族与国家同一或国民与民族合体的形态，因而又被称为“民族国家”，体现为一种“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l model of nation）或“国民的民族模式”（a people model of nation）。这些“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以基督徒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名义肆无忌惮地带着对自己以外的民族或国家的厌恶与蔑视向世界宣战，用大炮说话，强迫文明古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民族主义中的扩张主义最初的外在表现。同样是当今学界一些学者（尤以日本学者为多）将“Nationalism”同时译为或视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缘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民族主义内含的进步“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自治运动”，正是对民族主义中反动的排外主义、扩张主义进行反抗斗争的结果，“正义战胜邪恶”为人类社会的法理，因而各国独立运动取得“节节胜利”自然合天意，符法理，顺民心。

『肆』 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由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它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
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组织的入会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誓词同《兴中会章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内容，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简要表述。兴中会的纲领中第一次划时代地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次年孙中山在广州起义流产而逃亡国外期间，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首先揭橥的战斗旗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有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集团正日益勾结起来。
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这不仅由于清王朝是一个由满族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还因为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满”口号所以具有广泛的动员意义，原因就在于此。避免中国被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内容。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外邦逼之”和“异种残之”并列为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基本原因。“非革命无以救垂亡”，而革命必须“先倒满洲政府”，民族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意义蕴涵于此。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指出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剥夺了人权，因而，决非“平等的国民所堪受”；必须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代之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态。与这种“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关于政体的擘划也构成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归结为土地与资本两大问题。“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是孙中山的土地方案。主要内容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可以防止垄断，也能使“公家愈富”，从而促进“社会发达”。在有关资本的课题上，孙中山确认“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须”。他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实业计划》一书就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宏伟蓝图。他把发展社会经济的途径归结为“节制资本”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即将“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的“大实业”(如铁路、电气和水利等)“皆归国有”，因为这既可“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国之资力”。民生主义实质上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它涂上了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三民主义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主要表现为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内容。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现在金门岛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
三民主义要点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源流及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民国11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初期
同盟会的成立 民国前七年（乙巳年）春，总理由美赴欧，先后在巴黎、柏林宣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号召留学生，了解革命组织的团体，加入共有七十余人。七月，总理返日，又以兴中会为中心，把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和革命份子联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总理为总理，并曾通过总章，发表宣言。 〈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 中华民国的名称，也是同盟会成立时确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为黄埔军校所写训词开宗明义确立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
迁台后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三民主义成为蒋中正威权体制下的“党国意识型态”，大胆岛（金门）上著名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与厦门对岸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标语遥遥相望。高级中学及大学中列有三民主义课程，透过此一课程极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构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正统乃至民族道统的地位，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台湾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当时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解除戒严及动员勘乱时期后，相关科目的授课内容逐渐改变，大学内相关课程则逐渐改为中华民国宪法课程，国家考试及大学入学考试则渐次缩减，甚至停考该科目。各三民主义研究所则改名或改组，例如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变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负面评价
三民主义的批评者众多，他们认为孙文的《三民主义》基本上是东抄西凑，自相矛盾，思想极度混乱的产物。
1927年陈炯明所着的《中国统一刍议》提到：“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详细批评，非本论范围，但国民党贤者，必知其说，不过头上有偶像，不敢触犯耳。如有马定路德出于其党，庶有中兴之望）。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圣而必强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趋步耶！”
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
刘宗正批评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 ，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民族主义第四讲）[1]
孙中山讲民族主义时，严厉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2]，他说中国不是人口过剩，而是人口没有增加，“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世界各国的情形，在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我们中国却仍然如故，或者甚至于减少。”“我们民族被世界各国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就要灭亡，这是显然可见的事。”[3]。
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
权能区分
孙中山又常以诸葛亮与阿斗的故事说明“权能区分”的重要性[4][5]，“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6]。这些理论的问题点在于孙中山混淆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欧美的“阿斗”其实“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适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孙文思想这个病理的是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后来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析》一书中指出，“现在欧美各民主国家，人民不但拥有孙文所称的政权，同时有治权，政权与治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所称的治权是人民的权力的本质，政权则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方法。”[7]
西方对三权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孙文却只怕不是“万能政府”。他认为可以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防止万能政府变成独裁政府。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是理论可行，实际上不易实行的。若是罢免的条件订的很苛，则等于没有罢免权，如果订得很宽松，则时时在罢免，民代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专心行使立法权。[8]。
国民大会
孙文发明权能区分，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如此一来，孙文对共产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这种情况下，国民大会变得很复杂，国民大会若是完全按共产制度来实行，运作的程序，优点和缺点很清楚。但是，在国民大会外另社总统，情况就复杂了。本来，五院是直接归国民大会管理监督，现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设总统，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时，张君劢拿出三权宪法，要求国民大会无形化，其权力只剩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等等。然而，这些权力除选、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之外，其他的权力又都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国民大会到底是甚么，我实在不清楚。[9]
五权分立
孙文采取三权，确认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更重要的是，孙文不采取西方“性恶论”的思想，却采取“性善论”，让五权分工合作，造就一个万能政府，把以性恶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政治价值观，一变成以性善为基础的宪政思想，这种转变是何等的巨大，整个宪政的架构和运作不同，甚至目标也不同。[10]
考试制度
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所以，后来就陈仓暗渡，在行政院下设人事行政局，当时设立这机构是黑机关，所以就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以合法化，但临时条款废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为黑机关，政府又将它放在《国安三法》中夹带过关[11]。
监察制度
台湾宪法专家李鸿禧指出“国父孙文发明了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在国外，弹劾权是国会两院制的国家才具有的，由下议院提出弹劾，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在我国：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这是违背法学、政治学学理的笑话。弹劾是追究政治责任，不是追究法律责任。谁才能追究政治责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将监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机关已是大笑话，因为有权追究公务员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们所选的民意代表，但现在监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来追究行政机关人员的责任，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的成员又是轮调、派任的法官担任，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又何德何能来审判公务人员是否有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规划，整个司法问题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12]。

『伍』 民族主义怎么样

只说下Ernect Gellner的一些主张: 在Gellner之前，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时Elie Kedourie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欧洲所创造的一种学说”（Immanuel Kant's的德国浪漫主义宣扬意志的学说）。 Gellner针对Kedourie的论断展开争论。首先他为Kant's开脱，认为Kant's的善良意志自由仅适用于个人而非群体；其次，Gellner以更正面的态度审视民族主义，以一种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工具来对待它；第三，Gellner认为，当批判的知识分子成为民族主义运动不容置疑的领导者，他们就要求下层阶级、或者说“无产者”（失去土地而聚居于大城市和简陋小城镇的前农民）的支持；最后，他认为虽然逻辑上讲民族主义是偶然的，但是它确实现代世界在社会学上的必然。 在Gellner看来现代化创造出的新型的工业社会需要一个流动的、能阅读计算甚至能参加语义工作并作语境自由交流的劳动大军，即以文化替代早先农业社会中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制度聚合结构。“语言和文化”成了社会的新凝合剂，并作为被现代化侵蚀后的传统社会的身份认同的唯一基础。 之后，Gellner又通过其他一些方法重新构建他的理论。 首先，他论证了为什么在前现代时期既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民族主义。在“农业-文化”社会没有必要有民族和民族主义，小部分精英统治者不与在他们之下的生产食物的大众分享文化，反过来后者在被分割成一大群语言文化交叉的等级，他们的不平也不会导致形成民族形式。 第二，他对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特征类型给予更仔细的解释。他使用了“高文化”这一术语来表示它不是一种精英文化，只是由专家们和“外在社会化”或公共教育所支持。（“低文化”则是粗野的、无教养的钱现代社会的特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能生存。） 第三，他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根本不需要前现代的文化因素——民族主义所使用的文化碎片经常是武断的历史发明。任何古老的文化碎片都会这样起作用。 Gellner理论的后期版本——更为物质主义和决定论——民族和民族主义现在被视为工业化现代性所必需和根本的要素，就像后者必然地成为民族主义的现代性一样。Tom Nairn也采取同样的主张，只是Nairn认为不是工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波动形成了推动力。“被殖民化的边缘地区的精英们没有枪炮、财富、技术等来与帝国主义抗衡，但他们却拥有一样财富，在作为’不发达‘真正内涵的无助条件下，他们求助于一种能大量提供给他们的资源：人民。人民是殖民地精英所唯一拥有的、并被证明是一种潜在的武器。精英们动员’我们的人民‘并邀请他们进入历史，而且以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书写邀请信，同时将他们的’大众情感‘引入民族的抵抗运河。这就是为什么民族主义始终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浪漫的和跨阶级的运动，也是为什么它总是靠大众的族群感来维持。 对Gellner而言，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本无关紧要，而且是错误的。民族不是命定的，人类也并非自然需要有民族性。正是现代性本身需要民族并且使得民族性仿佛是自然的事。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民族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在没有民族的地方创造了民族，但它需要某些先前就存在的区别性标志来做创造，即使……这些标志是完全负面的。“ 在这样的理论中，民族主义变成一种必要的文化形式，即”高文化“。它没有积极成直接的力量，它仅仅通过文化棱镜传递工业主义。这就暗示不论民族主义的形式或深度有什么不同，不论民族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被工业化，都无关紧要了。 总之，Gellner所认为的民族主义，就只是由工业主义带来的文化形式，并且它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掩饰了工业文化的真正内容。

『陆』 韩国近代以来的悲情民族主义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进程

韩国近代以来的悲情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他们国家一直被别人压迫着，一直被别人侵略。他们有了不好的习惯，所以才会这样

『柒』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拜托各位大神

很诡异的问题。最大的疑问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否有交集呢。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权益必然挂钩，那么这个“民族”如何划分，这里“利益”又靠什么来界定。 民族，对多民族国家来说可是很麻烦的概念。民族的利益...其实一个政策之类是带来利益还是伤害，终究得事后判断。如果一定要事先判断，如果不是靠缜密细致的科学研究/实地数据采集，那么或者会和民族归属问题夹缠不清。 总结一下。 民族主义和目的有关。不管是“中华民族”“美国人”这样的大民族，还是细分出的小民族，说到民族主义，多少都能和“好”的动机、目的扯上关系。可惜只有动机、目的而已。 关键应该不在于发明术语，再寻找用定语修饰术语的各种组合。相比之下，去具体看看这些术语对应的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来的更有意义。 举几个例子。 詹天佑。真正见过世面的那种人，学成回国后又是开船打仗，又是修铁路，偏偏还不全是为他自己的“民族”卖命。 卡尔*马克思，改变世界的那个。被祖国开除国籍，被同胞说成反犹，其同行还被很多人（包括这里的某些ID）说成是近似暴徒、骗子之类。应该是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毫无关系的。但是退一万步说，他参与改变的这个世界比他介入之前更好。 ——民族主义之类的标签，不过是后世好事者们妄加的而已，在当事人来说，他们不过是尽力去学，再把学到的东西尽量去用。可笑的是我们这样的网络游荡者，居然会以为可以把自己和前辈牛人们加到一个标签下...

『捌』 什麽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简言之，即指将自我民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而置于至上至尊价值观考虑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目的在于为一个社会群体谋取和维持自治及个性，他们中的某些成员期望民族主义能够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据美国学者路易斯·斯奈德研究统计，近代以来至少存在有200 种以上的不同含义的民族主义。所以，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得出结论说：“关于爱国主义、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属性的系统和总体研究，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他进而指出：（1）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进程——（人们）在此进程中建设民族国家；（2）“民族主义”一词意味着包含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3）民族主义是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4）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于其他任何对象。由此可见：西方近代以来诞生的“民族主义”，如同“民族”术语、概念和理论一样，具有错综复杂性。围绕着“民族主义”起源的探讨，西方学术界通常存在两种见解，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为近代出现的政治现象，因而探求它的“起源”不能从近代以前的历史时期（前近代）去寻找，因为从欧洲“前近代”历史时期中的阶级、职业、语言、地理等方面的历史现象看，各国“nation”（国民）长期各据一方，四分五裂，难以形成“nation”的共同意识和归属感情，以致国家形态上的“民族主义”如同无源之水。这种主张被称为民族主义起源论的“近代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古代，一路传承至近代。古代社会的凯尔特人团结一致英勇抵抗尤利乌斯・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即为古代典型的“民族主义”反抗运动。这种主张被称为民族主义起源论的“原初主义”。一般认为：“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国家主义”（Statism，将国家的权威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单位置于最优先考虑的思想和理论）。“国家主义”的极端形式即为超国家主义（ultra-nationalism，义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现代西方学者通常认为：法国教士奥古斯丁·巴洛于1789年首先使用“Nationalism”（民族主义）这个词，用来指称推翻封建君主政体的一种社会力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于19世纪初，即在拿破仑对外战争第二阶段的“侵略战争”期间，在法军的铁蹄下，欧洲各国反侵略、反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民族主义思想随之应运而生。进因认为：“nationalism”一词最早在1836年被界定为“民族感情”的一种形式。“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在欧洲被发明的一种学说。”“简而言之，这种学说坚持认为人类被自然地划分为民族，而这些民族又通过特定的可确认的特征为人们所熟知，同时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形态是民族自我统治的政府。”这些主张事实上大多掩盖了民族主义本质上排外主义、扩张主义的暴力内涵。笔者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外在扩张主义表现形式，可说最初始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法国，荷兰和瑞典欧洲新三大霸主的崛起，既是经济、军事强盛的结果，又是民族国家身分获得的象征。与此同时，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相继获得了这种民族独立国家的身分。当时西欧形成的这类独立民族国家，大多指“主权国家”，表现为民族与国家同一或国民与民族合体的形态，因而又被称为“民族国家”，体现为一种“市民的民族模式”（a civil model of nation）或“国民的民族模式”（a people model of nation）。这些“主权国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以基督徒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名义肆无忌惮地带着对自己以外的民族或国家的厌恶与蔑视向世界宣战，用大炮说话，强迫文明古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民族主义中的扩张主义最初的外在表现。同样是当今学界一些学者（尤以日本学者为多）将“Nationalism”同时译为或视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缘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民族主义内含的进步“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自治运动”，正是对民族主义中反动的排外主义、扩张主义进行反抗斗争的结果，“正义战胜邪恶”为人类社会的法理，因而各国独立运动取得“节节胜利”自然合天意，符法理，顺民心。【摘自黄现璠遗稿 甘文杰、甘文豪整理《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四）》，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总第154期)】
民族与民族主义
要想了解民族主义,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民族.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认同自身的为一个团体的稳定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开化的社会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最近则着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
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与相异的方法论）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ethnicity)，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乐、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因民族国家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国家政府(state)。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国家大多诉诸文化与历史神话以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
民族主义者认可“非民族国家”的存在，其实，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是针对帝国，诸如奥匈帝国之类。梵谛冈是为了天主教的领导权，而非民族，所存在的主权国家；而伊斯兰教徒寻求于全球各地所建立的哈里发为另一个非民族国家的例子。
具民族认同，并以民族国家为法统之任何人皆可称之为“民族主义者”。依此理念，大多数成年人皆为“消极性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如今所谓之“民族主义”一词涉及以政治活动（或涉及军事）支持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中或包含分离主义、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以及军国主义，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包含“种族清洗”。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型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区别
首先要区分民族和国家的差别。民族不同于国家，因为国家的建立无须有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可以组成一个国家，多个民族也可以组成一个国家，而民族必须有自己共同的语言，一个民族可以隶属一个国家，也可以分属于多个国家。
国家主义是以国家之上(例:苏联).而民族主义是以民族至上.
民族与民族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一词并非空穴来风,民族共同体指多个民族在同一地域(既国家),同一政治经济生活下发展出的团体,而各民族之间没有过多的文化上的联系.
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不可否认民族也以血缘的形态呈现,但他们的差别太大,种族主义指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属于一种极端偏激的思想,也是掌权者对外族隔离压迫的工具.
民族主义与民族观念的差别
虽然民族主义的理论诞生于并不代表我国历史上没有民族这两个词.民族主义只是让民族观念系统化,理论化.

『玖』 “中华民族”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3年的历史；其创始人就
是梁启超。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一词也没有使用过。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年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1898年秋，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词。随后，他又从民族进化和竞争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所谓的人群进化，实质上也就是民族进化。梁启超的民族观念已经开始上升到理论层面。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
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吏，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日国家观；二日世界观”。
由“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于梁启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留日中国学生所办的报刊当中，无论是《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还是《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都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讨论。杨度这些很有水平的思想理论家也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当中，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杨度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党人从“革命排满”的立场出发，本来不大关心民族融合问题，但在梁启超、杨度这些大学问家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问题。随着中华民国的创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论，进一步将现代民族主义落到了实处。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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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20世纪人类发明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发明有飞机、计算机、电视等，发现有DNA、青霉素等。

1、飞机

飞机是20世纪初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公认由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他们在1903年12月17日进行的飞行作为“第一次重于空气的航空器进行的受控的持续动力飞行”被国际航空联合会（FAI）所认可，同年他们创办了“莱特飞机公司”。

自从飞机发明以后，飞机日益成为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工具。它深刻的改变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开启了人们征服蓝天历史。

2、计算机

计算机发明者约翰·冯·诺依曼。计算机是20世纪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之一，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以强大的生命力飞速发展。

它的应用领域从最初的军事科研应用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已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计算机产业，带动了全球范围的技术进步，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计算机已遍及一般学校、企事业单位，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信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3、电视

电视机的发明者是英国的电子工程师约翰·贝尔德，1923年他为自己发明的能产生8线图像的装置申请了专利。1930年底卖出了第一台电视机。

1932年，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规范的电视节目。从此，人类开始步入了电视时代。今天，人们利用卫星等途径，将电视信号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当今世界上人均拥有量极高的电视（平均每10人拥有一部）始于1927年，始于美国人之手。

4、DNA

1953DNA ，2月28日，英国著名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宣布他“发现了生命的秘密”。克里克和他美国的同行詹姆斯·沃森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命科学的研究，终于从细胞核中发现了决定生命遗传的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分子结构，破译了人类、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密码。

这个发现初步揭示了生命的秘密，推进对各种疾病的研究和医治，也促进了人类对改善食物结构的研究。

在下世纪的前20年，人类就可能通过采用基因治疗的办法消除遗传缺陷，进而攻克癌症、心脏病、血友病、糖尿病以及其它致命的机能失调症。

5、青霉素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一次细菌培养实验中偶然地发现有一种后来被称为青霉素的霉菌正吞噬他在培养皿中培养的细菌。

根据弗莱明研究的成果，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者们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提炼这种霉菌的办法，并投入医学治疗试验。

1943年，为了医治在二战中负伤的战士，盟军开始将青霉素投入工业生产。在半个多世纪中，青霉素救活了无数人的生命，并促使人们开始重视抗生素家族的研究开发。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20世纪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