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271928创造社论战

❶ 鲁迅为什么骂粱实秋

各代表一个文学阵营的文学论争。鲁迅主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梁实秋认为文学无阶级性。

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❷ 梁鲁论战的《关于鲁迅》------------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档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档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著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物件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馀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物件，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❸ 革命文学论争的大致过程及其对鲁迅的影响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既是不同文学观念的交锋，也是新旧报刊对话语权威的争夺。革命文学阵营对“新”的普遍追求和对“旧”的普遍厌弃，使得论战双方的立场差异往往表现为新旧报刊之间的对峙。随着《大众文艺》等刊物纷纷刷新改版，报刊编辑、发行上的新陈代谢也反映出革命文学运动的逐渐展开和深入。

毋庸置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来看，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都是一场堪与“新文学”论战等量齐观的文坛大事件。不过，其过于复杂的历史构成也使得任何一种简洁明快的叙述企图终会落空，尤其是当文学史被还原为“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时，那种只从文学内部来阐释“革命文学”论战的尝试已经越来越让人生疑。如果考虑到论争产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卷入了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报刊的事实，那么，我们不妨从文学生产的角度将这场具有重要文学和政治意义的论战描述为一场“报刊之战”。其实在论战渐入高潮时，像郑伯奇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与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正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让我们有可能从报刊之间的对峙、竞争、转化和趋同中去透视论战各方的复杂关系。
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的机关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其激进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让它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爆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这个刊物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却经历了一次颇为戏剧性的逆转。在最初的计划里，创造社是想与鲁迅、蒋光慈等结成同盟，“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这里所谓“共同办一个刊物”，乃是指“复活”曾名动一时但已停刊许久的《创造周报》。这一计划得到了郭沫若、郑伯奇等人的支持，却遭到成仿吾和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激烈反对。争执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据上风，迫使创造社放弃复刊《创造周报》转而新办《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创刊伊始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蒋光慈等原计划里的“同志”，以四处出击的方式直接点燃了这场“全文坛的论战”。
因此，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一个出版计划的改变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团的聚散离合以及整个文坛格局的分化重组。与此同时，是复活一个“旧”杂志还是创办一个“新”杂志，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动时革命文学家对“新”与“旧”的普遍态度。郭沫若说：“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 也就是说，一个杂志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事关重大的时代意义。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杂志”与之适应。那些过去时代的杂志即便曾经震动一时，但时过境迁，已“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坚决反对复活《创造周报》的成仿吾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部建筑之一”，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虽然正是创造社“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使“文学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运动幸而保持了一个分野”，但无论如何，创造社毕竟还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 这样看来，在一个已经迈向“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去复活一个代表着“文学革命”时代辉煌的《创造周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反，对于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则深信它作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文化批判》一创刊也的确处处以“新”标榜。成仿吾们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诩为“一种伟大的启蒙”，而且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与表现法，初入门的人最初或者有点看不惯，但是觉悟的读者当能耐烦去接近而理会新的思考法与表现法。” 为了读者能尽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新辞源”栏目，每期登载对诸如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这类“新术语”的释义。
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既是不同文学观念的交锋，也是新旧报刊对话语权威的争夺。革命文学阵营对“新”的普遍追求和对“旧”的普遍厌弃，使得论战双方的立场差异往往表现为新旧报刊之间的对峙。随着《大众文艺》等刊物纷纷刷新改版，报刊编辑、发行上的新陈代谢也反映出革命文学运动的逐渐展开和深入。

【关键词】 革命文学/论战/报刊/新旧之争

毋庸置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来看，1928年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都是一场堪与“新文学”论战等量齐观的文坛大事件。不过，其过于复杂的历史构成也使得任何一种简洁明快的叙述企图终会落空，尤其是当文学史被还原为“文学的可能性的历史”① 时，那种只从文学内部来阐释“革命文学”论战的尝试已经越来越让人生疑。如果考虑到论争产生了三百五十多篇文章，卷入了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报刊的事实②，那么，我们不妨从文学生产的角度将这场具有重要文学和政治意义的论战描述为一场“报刊之战”。其实在论战渐入高潮时，像郑伯奇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论战与报刊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1928年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很可喜的现象”，一是“新刊物的簇生”，二是“关于革命文学的全文坛的论战”③。正是这种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让我们有可能从报刊之间的对峙、竞争、转化和趋同中去透视论战各方的复杂关系。
“新”与“旧”的对峙
1928年1月15日，后期创造社的机关刊物《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其激进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让它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爆发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这个刊物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却经历了一次颇为戏剧性的逆转。在最初的计划里，创造社是想与鲁迅、蒋光慈等结成同盟，“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④。这里所谓“共同办一个刊物”，乃是指“复活”曾名动一时但已停刊许久的《创造周报》。这一计划得到了郭沫若、郑伯奇等人的支持，却遭到成仿吾和冯乃超等后期创造社成员的激烈反对。争执之下，成仿吾一派占据上风，迫使创造社放弃复刊《创造周报》转而新办《文化批判》。而且，新刊物在创刊伊始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蒋光慈等原计划里的“同志”，以四处出击的方式直接点燃了这场“全文坛的论战”。
因此，从《创造周报》到《文化批判》，一个出版计划的改变透射出的是文人集团的聚散离合以及整个文坛格局的分化重组⑤。与此同时，是复活一个“旧”杂志还是创办一个“新”杂志，取舍之间也反映出在潮流涌动时革命文学家对“新”与“旧”的普遍态度。郭沫若说：“至于《创造周报》的没有恢复是因为大家的意思以为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所以废除了前议，才有《文化批判》的出世。”⑥ 也就是说，一个杂志身上往往凝聚着某种事关重大的时代意义。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自然也要求有“一份全新的杂志”与之适应。那些过去时代的杂志即便曾经震动一时，但时过境迁，已“不足以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帜”。坚决反对复活《创造周报》的成仿吾把这个道理说得更清楚。在他看来，“文学在社会全部的组织上为上部建筑之一”，因此，“我们要研究文学运动今后的进展，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而这个“现在的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各个的细胞在为战斗的目的组织起来，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虽然正是创造社“努力救了我们全文学革命的运动”，使“文学革命的巨大火炬至今在燃，新文化运动幸而保持了一个分野”，但无论如何，创造社毕竟还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Petitbourgeois）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它迫切需要“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⑦ 这样看来，在一个已经迈向“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去复活一个代表着“文学革命”时代辉煌的《创造周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反动”的。相反，对于全新的《文化批判》，成仿吾等人则深信它作为“思想界的新的生命的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⑧。《文化批判》一创刊也的确处处以“新”标榜。成仿吾们不但把《文化批判》的出版自诩为“一种伟大的启蒙”，而且还语重心长地“告诫”读者：“新的思想自有它的思考法与表现法，初入门的人最初或者有点看不惯，但是觉悟的读者当能耐烦去接近而理会新的思考法与表现法。”为了读者能尽快掌握那些“尖端”的“新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新辞源”栏目，每期登载对诸如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这类“新术语”的释义。
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战线,走在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前列.从此,鲁迅的文学生涯真正意义的开始啦.

❹ 鲁迅笔下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循环为何一再循环

一、鲁迅自幼浸淫的“历史循环观”
自先秦以来的古代社会，古代文化模式与文明程度没有实质发展或突破，“历史循环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历史观。这种史观源头在孟子时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以历史循环为必然，历史成为了毁了建、建了毁的游戏。[1]战国末年，吕不韦在战国后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使“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结构具有自我运动、自我调节功能，成为完整体系。西汉正式将“五德循环”确立的同时，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思想在此具有两种完备的形态。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把理论运用到史学实践，这种历史循环的传统史观就一直延续了下来。[2]在《三国演义》的得胜头回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论语》、《孟子》等古文经典对于古时的文人是从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诵的，考过科举的鲁迅自然对此耳熟能详，对循环观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历史循环观的影响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的。鲁迅生于这样的社会，经历了家庭从小康到衰败，深刻体会这社会制度下世间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国也经历着从天朝上国美梦中坠落到任西方列强凌辱的境遇。他对现实充满着不满，而他厌恶现实，这种历史循环观的悲观主义就对他产生重压。王晓明对鲁迅接受着历史循环观的压迫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循环观及附属于他的历史“今不如昔”的观念阻碍着鲁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这种悲观的循环观告诉鲁迅，他的精神寄托——未来并不是真正的将来，而是过去，改变现状就要复活过去，但现实的既存势力比他更接近过去，而悲观将把他诱入失望的边缘。[3]
二、接受“进化论”——冲破“历史循环观”的狂喜
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鲁迅在新党总办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书，《朝花夕拾》中他回忆了初步接触进化论的过程。他不理会老辈给他参康有为变法的报纸，一有空闲便看《天演论》。至此，他便到处搜寻严复的书来看，《严复集第一册》中“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4]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循环观的质疑，未尝不使他那颗爱国的青年心中热血沸腾。
1902年，鲁迅到日本后，接触了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1907年在日本他把后来学习的泰勒斯、黑格尔、赫胥黎、保罗生等的进化观点整理论文《人之历史》，对严复的《天演论》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都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就是要立人立国，通过尼采式的超人启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声音，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
他相信人性的进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注重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导培养。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养”、“保”的“历史循环观”。面对中国的旧道德观的冲击，他直直地占领“圣人之徒”的制高点来宣传他的新思想，怎样做父亲，就是要传统的人对传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诚与爱培养下一代，让他们从旧的黑暗中解放出来，而“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鲁迅同时还对中国的传统的腐朽思想进行批判，他批评所谓的“国粹”，从语言文字背后来揭示民族的劣根心理而加以批判，他对不易普及的繁难文言古字猛烈抨击，他对统治中国的儒家思想作透彻的揭露：“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们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6]在他看来，孔子思想和儒术是杀人的“软刀子”[7]
三、进化论的湮灭——跌入历史循环的挣扎
对一种理论产生怀疑来自于实践中的挫败，而对一种理论怀疑而产生巨大的创痛感，是因为对这种理论曾经过分相信与推崇。接受了进化论，并对之进行一番考校后，鲁迅确立了自己新的信仰，迫不及待地要付诸实践，做一个新中国的启蒙人。然而《新生》杂志却在一阵喧嚷后流产了。《呐喊<自序>》记录了这一经历，也记载了鲁迅的心绪，他用各种方法麻醉自己的灵魂，竟然有想重新“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进入“历史循环”的旧的体制中。[8]
在他精神困苦和为生计奔波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参加过的光复会的旧识在绍兴军政府当了都督，他被委任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他内心的热情又被迅速点燃了，一切仿佛都在朝他曾梦想的那样在“进化”。他鼓励学生创办《越铎日报》，恢复了原来办《新生》的热情。然而，现实却很快让他失望了。王金发不仅不再维护革命的纲领，而且与原先的官僚勾结，摧毁了《越铎日报》编辑部。他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当部员，却又在有称帝野心的袁世凯压迫下过着抄校古碑以避文祸日子。[9]
“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在这篇中，鲁迅先是揭露了被传统文化完全控制了的百姓，他们不是为了自己和国家而奋起的人民，而是按照传统的固定的思维，阻碍着历史的前进。鲁迅愤慨而痛苦的质问“‘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好材料，难道经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的把戏而已么？” [10]
鲁迅对“中华民国”抱有的憧憬烟消云散，经历了辛亥革命，他醒悟中国的近代革命所奉行的不过是农民的一种造反逻辑，在《学界三魂》中鲁迅说造反是中国最大有利的买卖。他一向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思想，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伤痛的同时也从内心得到了瓦解。他发现了成仿吾等青年中的依然存在有革命投机思想，这与原来的小农造反在根本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他再次发出了警告“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起。‘奴才’做了主人，是绝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11]随着鲁迅的进化论的瓦解，还未接受阶级论的时候，他不住地跳入历史循环的困惑中，在其中悲痛挣扎。
四、鲁迅小说中循环的悲观生命意识
鲁迅极力想要摆脱悲观的历史循环论，甚至否定中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但正是这种不断挣扎而产生的决然反叛态度，反而说明了这种循环意识对他的生命浸透的深度。作为鲁迅在幼时便扎根意识的观念，这种循环的悲观不知不觉生长成意识的背景，即使被暂时遗忘，在某种境遇独自面对自己时，它便会不知不觉在生命中弥漫起来。鲁迅小说中就不时透露出的这种悲观的循环意识。

❺ 鲁迅与郭沫若为何掀起口水大战

鲁迅与郭沫若的恩怨由来已久，郭沫若曾在鲁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甩给鲁迅“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和“二重反革命”三口锅，鲁迅也没少回敬郭沫若几招匕首和投枪式的讽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两位文学大家曾为媒婆与处女的问题争论不休，甚至还掀起了一场口水风波。

鲁迅

那么，事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二人又为何纠结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更正一点的是，这里的媒婆与处女只是一种比喻，并非是生活中的具体所指。

1921年1月，郭沫若在给李石岑的信中，表达了他对翻译事业的见解：“我觉得业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的必要，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事业，不能凌驾于创造、研究之上，而狂震其暴威。”最后，郭沫若总结说：“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该稍加遏制”

郭沫若的这种“翻译是媒婆”的观点出现后，立刻遭到了文学研究会的讨伐。

郭沫若

1921年6月10日，1921年6月10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一文，质疑郭沫若“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认为他“未免有些观察错误了。”

作家矛盾也于1922年2月21日，在《文学旬刊》上对郭沫若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翻译不仅仅是媒婆，也是创造。

而鲁迅对郭沫若的批评却是很严厉的，1932年12月，“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于是也遭到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

鲁迅塑像

然而，郭沫若对同志们的批评不以为然。郭沫若随后在《创造十年·发端》里面回应鲁迅：“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创作（这三句话是鲁迅对创造社的评价），这倒不是什么罪恶。”“恨翻译？”尤其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面的一个人，我也翻译过不少东西，也重译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在鲁迅先生看来自然是值不得大眼一瞥了，鲁迅先生大约就是根据这些罢？这好像就是说你恨酸了的面包，便是恨面包。吾无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逻辑。”

郭沫若的回应是针锋相对的，在文中还将鲁迅这种评价称为“阿Q式的逻辑”。

1935年3月，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指出：“可怜得很，还只译了几个短篇小说到中国来，创作家就出现了，说它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在男女交际自由的时代，谁还喜欢和媒婆周旋呢，当然没落”

此后，郭沫若与鲁迅、矛盾等人围绕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这一问题进行多次论战，在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

为何鲁迅等人认为翻译是媒婆的说法是错误的呢？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教育事业落后，很多著作必须要靠从外国翻译过来，但由于语言文字习惯的不同，翻译往往需要翻译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翻译，这个过程甚至比创作还要艰难。

鲁迅在创作

为何这样说呢？我们从鲁迅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来翻译的艰难，“鲁迅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更是一件艰苦的奇功······当鲁迅卧病的时候，我先去访问，谈到这部译本，他告诉我:‘这番真弄得头昏眼花，筋疲力尽了。我一向以为译书比创作容易，至少可以无须构想，那里知道是难关重重。说着还在面孔上现出苦味。”

郭沫若倡导翻译是媒婆，要对翻译遏制，提倡创作是纯女，呼吁创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实现的，西学东渐如果没有翻译就无法学习到西方最新的知识。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单靠创作是无法实现文化强国的。

郭沫若塑像

由此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固执的一面。

❻ 民国笔战：鲁迅骂梁实秋丧家走狗

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❼ 鲁迅作为青年运动领导人的事件

在鲁迅的生活当中，帮助青年学生是很经常的事情，无论是创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他都会尽己所能、鼎立相助，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许广平在回忆录中曾经说，鲁迅为了帮助青年，“逐字逐页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 即使像后来成为文坛巨匠的矛盾等人也都得到过鲁迅的帮助。为了校勘他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不惜劳累，几乎耗费了整晚的时间。

青年木刻工作者曹白，因为刻了一张卢那察尔斯基的肖像，就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创作“普罗艺术”、“鼓吹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一日”的“罪名”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出狱后，他又为一个木刻展览会刻了《鲁迅像》和《鲁迅和祥林嫂》，但检查官却抽出了《鲁迅像》，不准展出。曹白把这张木刻像寄给鲁迅。鲁迅不仅复信对曹白给予支持，还想将他坐牢之事写成文章发表。并鼓励曹白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青年作者许钦文曾持孙伏园的信到教育部里去找鲁迅先生帮着找工作。但当时教育部不需要人手，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20元钱给了他。鲁迅为自己不能使求助的青年不失望而暗自难过。许钦文谈到鲁迅对青年的帮助时说：“我们从（鲁迅）给李秉中的信，就可以知道鲁迅先生是这样帮助青年学生的，不但把自己仅存的二十元借给他，而且还从别处设法来解除他的困难。鲁迅先生当初在教育部里收入不算少，可是他自己，经常穿着两个膝髁上补缀得好象贴着膏药的裤子，据说还是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他的钱，除担负家用、买书以外，差不多就是帮助青年、代学生交学费等用掉的。”许钦文的处女作《故乡》，不但由鲁迅编定，而且还是他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印成的。

1934年的深秋时节，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驶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在此之前，萧军曾怀着虔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而鲁迅的及时复信，则使这两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实证明，鲁迅的回信是具有历史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萧军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复，那么两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萧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迅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

11月30日，对于萧红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根据约定的时间，两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入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鲁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两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热烈。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自然，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特别是当萧红望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原来竟是出奇的平和与充满善意时，那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萧红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后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尽管鲁迅的外表与萧红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给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难忘的，这就是杰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朴和自然。他们从不靠什么精心的包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极度的坦诚赢得你的尊敬。

出于对导师的热爱和关心，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两萧便怀着不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鲁迅健康状况的忧虑。关于这一点，鲁迅显示出他一贯特有的达观态度，指出这是自然法则，不必为此而悲哀。其次，鲁迅回信中更多是对两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当他看到两人目下正处于一种焦躁状态无法工作时，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毫无疑问，在先生忠告的背后所包含的无限情意，两萧是深深体会到的。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当时，青年学生来找鲁迅先生的人很多。鲁迅不仅喜欢青年的访问，也费尽苦心鼓励和培养他们。为了要给中国培养切实的翻译工作者，他对李霁野翻译的俄国安德列夫的剧本《往星中》十分重视，不仅仔细看了译稿，并约李霁野面谈，提出修改意见。为了给青年翻译工作者创造出版条件，还在以后特地成立了未名社，而鲁迅则是该社的主要出资人。因为要换取学费，李霁野想将自己翻译的《黑假面人》卖出去。韦素园在给鲁迅的信中顺便提了一下，鲁迅在回信中就提出自己可以先借钱给李霁野，书还是由未名社来印，待卖出后可以用收回的钱来还。韦素园是李霁野的小学同学，也是鲁迅的年轻朋友之一。当鲁迅先生得知韦素园患的是肺病时，非常关心，去信劝他好好保养，不要过度劳累。他去医院看望韦素园时，素园在谈了几个小时后才想起请先生吸烟。为了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鲁迅几次摇头说不吸了。直到素园再三说了对自己无妨，鲁迅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了一枝纸烟。

鲁迅先生关心爱护和帮助青年学生，同时他也赢得了青年们的拥护和爱戴。据许羡苏（淑卿）回忆说：“鲁迅住在莽原社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给他送东西去，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三个象大学生样的青年来找他。鲁迅的学生，只要经常来访的，我都认识，而这三个我都不认识。他们问我，鲁迅先生在家不？我大声地答复他们：他不在！那时心里多着急呀！要是这三个人是坏人，可怎么办？我生怕他们冲进去找，就拦在门口不走，我一直等到这三个人走了，才进屋去。这以后，鲁迅就只好装作病人，躲到旧刑部街山本医院去了。”

萧红则是在一家炸油条的铺子里看到鲁迅的手稿被用来包油条，那是一张《表》的译稿，便赶快买下来并写信告诉鲁迅。从这些细节里，可见鲁迅先生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就连中共两广区区委书记陈延年要广东学生运动领导人毕磊去见鲁迅时都说：“鲁迅这个人喜欢年青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毕磊在《欢迎了鲁迅以后》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反映了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情。

郁达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样一件事情。1929年许广平生下周海婴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48岁，而此前鲁迅先生始终没有孩子。这个时候有一个鲁迅在广州认识的文学青年，见鲁迅没有儿子而又非常喜欢自己，就一厢情愿地想给鲁迅当儿子，连同女朋友一起住到鲁迅在上海的家里。后来见鲁迅没有这个意思，就要求鲁迅给他谋一个职业。鲁迅对于这个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托朋友在商务印书馆找一个校对和打杂的工作，由鲁迅私下里出钱给商务印书馆为青年发工资。后来，这个青年也许出于良知，也许是有其它的门路，自己走了。郁达夫的文章中没有说到这个青年的名字。但是，这件事情，却正印证了鲁迅对于青年的关心和爱护。不论什么情况，只要求助到他，他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鲁迅除了对青年的不遗余力的帮助之外，对于那些能够迷途知返的青年也表现了极大的大度和宽容。20年代，当时创造社的一部分青年与鲁迅进行了一番论战。后来这些青年在地下党的说服下，意识到攻击鲁迅的错误，主动到鲁迅家里去。鲁迅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交谈，善良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担”。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这两个故事，当时令创造社的年轻作家们惭愧万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鲁迅，他们幼稚的主观，不仅仅伤害了鲁迅，而且也伤害了自己。

鲁迅先生为了帮助青年，夜以继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接待来访的青年，鼓励他们起来战斗；他给不少来信求教的青年写了许多回信，告诫他们同旧势力较量必须“锲而不舍”；他带领文学青年，创办有战斗力的文艺周刊，让他们为改造社会出力。从《鲁迅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几乎每个白天都要接待青年学生，而到了夜晚，他除了自己写作外，有很多时候还要负责校勘改写青年的手稿。可以说，鲁迅的生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青年们而燃烧，而青年们也把他当作了人生的导师和新文化的旗手。

❽ 如何评价鲁迅与创造社之间的论战

论战抄本身没什么意思，倒袭是论战之外的其他有意思。

鲁迅说不存在革命文学，只存在革命家文学，革命是抛头颅撒热血的事，哪儿有空来搞文学，等到革命家们成了功，所谓革命文学者，要么是书生的痴想，要么马屁精的阿谀奉承，“等到陶渊明写悠然见南山”的时候，也许已经有了些许醉意了，何况他也未必拿锄头。

鲁迅后来又说，文艺和政治总是说不到一起去的，文艺家总是敏感，大众还在忍耐的时候，文艺家已经起来大闹了，这自然为政治家所不许，所以无非是迫害，流放，甚至杀头，等到大众终于觉悟，起来革命时，才发现文艺家所说的不错，将文艺家尊为先贤，但等到革命完成，革命者成了政治家，则不多时文艺家又不满了，又出来说话，这反倒是革命者~~也就是现在的政治家们所不满的，于是照样的杀头，流放，迫害。事后看来，鲁迅每一个地方都说中了。

❾ 鲁迅和 梁实秋论战是为什么最终目的是要做什么

论战的起因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做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像“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美国开演《玉堂春》的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绝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分。

论战中的意气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上一个像样的对手而感到孤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白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像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而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的另一个分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如果论争被严格限定在以上的范围，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畴之内进行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论战的高潮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话说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范之作的名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的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上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❿ 鲁迅认为二十年代末期与创造社、太阳社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

一方面反对那些只说不做的空洞的极左作风，另一方面也给逼迫着翻译和捧读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