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高二哲学：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它们二者的关系
我觉得，创新精神是提出新观点、新方法、做出新发明这样理论或实践上的创新与发展，或者想要达到这样的欲望。怀疑有时是创新的前提。这可以说是具有统一性。但我不知道创新精神与怀疑精神对立在哪里。
网友“术术373952415”的回答：
“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是对立统一关系，所以，既对立又统一。”因为他们是对立统一关系，所以既对立又统一。这是把自己的观点换个词重说一遍。这不是推理、论证。
“怀疑本身也是创新，创新离不开怀疑。”创新的确离不开怀疑，但怀疑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阶段，而创新则是“怎么样”的阶段。创新本身是怀疑说不通。不过这句好歹是在解释它关于统一性的观点，但对于对立性没有提到。
“因为对立统一关系是矛盾的基本属性，两方面本就是同时存在的。”看到这句话隐含的前提了吗？就是创新与怀疑是对立统一的。但其实这个问题这位网友并没有说明白。
“可是创新不是有批判和发展，可见这是一种趋势，不能看成是必然结果。”创新精神用趋势来说，说得过去。但问题是，榆木你的反问是批判，并没有表达出要发展的意思，你的反问只是因为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② 作为自然的人创造了精神和上帝为什么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呢
精神不用创造，它天然的存在。
而作为自然的人创造不了上帝，它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产物。
自然人无法创造这些，所以，不存在唯心主义的问题。
③ 在哲学中，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什么
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要辩证的看。物质第一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没什么说的，精神或者意识是人特有的，或者说目前来说是人特有的物质与精神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物质与精神不仅是相互区别的，各自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而且物质与精神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正是在相互依存中物质与精神获得了各自不同的规定性，也就是说物质之所以是物质、精神之所以是精神正是从二者的相互依存中获得了各自不同的规定性。
现行哲学教科书却认为，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物质可以离开精神单独存在，即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分离，二者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认为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规定是错误的。物质与精神虽然是对立的，但二者又是统一的，这就是说物质与精神虽然是具有相异性和区别性，但是二者却是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存在，正是在相互依存中物质与精神获得了各自不同的规定性。
④ 哲学的精髓是什么
“易和哲学”是“易”思维与“和”思维的辩证综合，是中国哲学智慧的精髓。在当代，“易和哲学”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哲学主题，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创造性转化的支点。
问题的缘起。在中国哲学精神的历史源头，有这样一幅精美绝伦、简明深奥的宇宙图式：
太极图。太极图以其蕴藏中国哲学思维博大精深的内在矛盾，几千年来令无数人玩味沉思不已。
其中的奥秘正在于它涵容了中国哲学思维的两大基本特质：“易”与“和”，这两种思维以其丰富深刻的意蕴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灵魂。对“易”与“和”两大精神的挖掘，使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本质并展望其未来。本文对“易”与“和”两大思维的解剖分析，从中综合创新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易和”哲学的提出，一方面正是尝试从宏观文化背景入手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造找
到一个坚实支点；另一方面也是在当代全球化多元文明冲突与融合的情势下，“易和”哲学或许能契合这一时代的主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并将给世界以中国古老智慧的现代启迪。
．“易”思维。“易”现在似乎是很抽象的概念，其实它是中国古人对日往月来、阴阳变化这一自然大象循环运转的意象把握。《说文解字》释“易”为：“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我们透过太极图阴阳鱼的交互运转，可非常直观地理会“易”的象形本义：上为日下为月，寓意阴阳交互变化。从《周易》到以后“易”的演化中，大致有以下四重涵义：（1）“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二象轮回转化，共维系在一个整体大循环圈中；（2）大易流行、“生生之为易”，矛
盾双方处于永不停息的运转之中；（3）极则反，穷则变，变则通，阴阳彼此消长、转化以达到动态中的平衡；（4）阴阳互感，天人分合，主客在相即相离的演化中实现新的统一。以上四重涵义层层递进，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网络天文、地理、生命、社会的大易流行、阴阳转化的本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易”思维——“易”的阴阳转化论。
“和”思维。“和”的概念不同于其现代的意义，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辞源》里“和”就有“调”、“顺”、“谐”、“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传统思维中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的范畴。最先载于哲学史的“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即要求多样性的统一或对立面的和谐，如“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国语·郑语》）。在古代思想论战中，就出现了“和同”之争，这些都标志着传统“和”思维的发端。在其演化中可有以下四重涵义：（1）和谐，阴阳矛盾双方对立中的统一，促成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体或对立面的和合体；（2）调和，使不同的因素相协调相和解，维系着事物的有序运转；（3）中和，强调“适度中节”、“以他平他”，有制衡的动态功效；(4）和合，强调“天人合一”与“阴阳之序”，是变易的矛盾双方运动转化的目标与归宿，相反相成，相竞相用的结果合归于新的统一体。以上意义的挖掘使我们对“和”的内涵有了较全面的理解，透过太极图那和谐圆融的系统图式，使我们对“和”的本义有了更直观的意会：“和”就是太极图的圆圈，是维系阴阳鱼对立统一的矛盾和合体。“和谐”、“调和”、“中和”、“和合”思想可以说抓住了“和”的本质，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精髓——“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
“和”思维最早散见于先秦典籍中。周太史史伯就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的光辉命题，开始了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和同”论争。后来晏婴进一步提出了“和与同异”、“否可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思想。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四十二章）其“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思想也是“和”思维的宗旨。庄子指出：“夫明白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荀况提出：“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的观点，并认为“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荀子·王制》）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易经》中兑
卦第二爻爻辞为“和兑，吉”；《易传》更进一步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思想。到《论语》中孔子以“和”来区分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进而由“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倡导一种“中和”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一章）这可以说是将“和”单独提升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维范畴，并高扬 “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仲尼燕
居》）的“贵和”精神，强调“和”的大用。究其根本，乃是强调“和”的整合功能，调解矛盾诸方面，使之趋向动态平衡，从而实现囊括自然人事为一体的“天人和合”境界。自先秦以后，沿孔孟之道儒家着重发挥了这一思想，到董仲舒那里定格成“天人感应”的大一统体系。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自然与名教的论争中，郭象以“独化论”来消解二者的矛盾，实现名教与自然的致“和”。盛唐时十分注重“和乐”的社会功用。整个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和”思维通过道器、理气、心物的对立，然后在形而上的理性思辩或良知践履中达到“和”解。基于封建社会太平治世的需要，特别在礼教中加强“和乐”教化，规定名分等级，通过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而“不越礼”、“不逾矩”。甚至明清时对“和”字崇尚到连皇宫大殿也要贯以“太和”、“中和”、“保和”命名。近现代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大都号称“共和国”（“共和”的古典义是指“相与和而共政事”，其现代义是指政治民主），就是要体现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平等与普遍和谐。不用说上流社会的旨趣，就是普通百姓也以“和”为贵，信守“平和”、“和气”、“和顺”、“和美”、“和平”、“和睦”、“和谐”，乃至造反也要贯之以“义和”。从而使这种传统“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渗入社会生活的深处。中国人就用这种矛盾整合观来认识和把握事物，并自觉不自觉地以“和”思维行事。
传统“和”思维由来已久，思想认识源渊之外，还有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正像“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的形成一样，“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亦扎根于中国自足自适的农业经济和代代相因的宗法政治。正是这种深厚的小农意识和宗法观念也促成了“和”思维的确立。从地理上看，古代中国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形成了稳定保守、自我进化的华夏文明圈，这不正是“和”思维的一个现实模型吗？封建的政治经济巩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地位和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以家族为核心家国同构而展开了一系列日常伦理规范，这又为“和”思维的形成铺设了现实生活的温床。从此中国人就顺着“和”思维的理路去整合世界，直观笼统地圈定认识和实践对象，把其当作一个整体系统，以矛盾整合观的“和”思维方式把握并创建新事物。反过来，这也就促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和自足循环的经济框架及和谐审美的文化形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西方的自足的中华文明系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两种文明相撞的结果客观上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不和”的状态。于是激起一代代中国人放眼世界，吸收消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新文明，从而改变了旧中国的命运，实现了中国社会新的“和”态——人民共和国。甚至在西方思潮盛行的现当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树立的今天，中国传统“和”思维与“易”思维一样依然根深蒂固，牢牢地渗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成为真正独具中国特色的矛盾整合观。
“易和”哲学。将“易”思维与“和”思维辩证地综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新的命题。显然，功夫全在于辩证综合与创新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从“五四”以来就有种种表述，其中冯友兰的“抽象的继承法”、傅伟勋的“创造的解释学”、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张岱年的“综合创造论”等都颇有合理之处，其核心都在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继往开来、综合创新传统文化。在此，我提出“易和”哲学这样一个命题，也是整理国故，想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宏观文化背景入手所做的一种尝试。通过以上的解剖分析，我们得知“易”与“和”确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两大特质。这两种思维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在对世界的整体动变给予直观系统的把握，而遗憾的是未能在“易”与“和”思维的动静刚柔对立中给予辩证的综合与创新。将“易”思维的阴阳转化论与“和”思维的矛盾整合观有机结合，从而可以综合创新出一种矛盾化合论——“易和”哲学。“易和”哲学的提出，有助于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创造性转换的思维支点，以此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伟大复兴。
（1）从创建的本体论上看，“易和”哲学以客观实在实存之宇宙“太极”作为理论前提与出发点，坚持“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和”之道，然后由此来推演万物流变、对立面和谐这样一个矛盾系统。从宇宙大化流行开始，“易”为实存之“太极”的动变活力，通过阴阳矛盾注入永恒的创生能力，展开宇宙大生命的运行历程；和”为实存之“太极”的“体用不二”载体，承载着无限燃烧的宇宙大生命之活火，成为阴阳矛盾演化的维系者和目标，于是乎从中演易出生命世界，天人分合，主客互动，在相互对象化中和谐运转。
（2）从创建的发展观上看，“易和”哲学主要由“易”思维来发动，由“和”思维来维持。
宇宙大化的演易，太极分阴阳，阴阳对立转化，围绕着“和”的框架来流变，彼此消长，在“易”的推动下，从量变到质变，经由否定性的变易环节使一种“和”态向新的“和”态演进，实现系统有序的运转与动态的平衡。于是乎万物流变，生生不已，终于在高级阶段繁衍出有机界、进化出生物和人类社会，形成一个遵循规律无限发展的动变历程。“易”的主动的发展因素与“和”的主静的稳定因素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易和”哲学在发展观上的辩证法。
（3）从创建的认识论上看，“易和”哲学从自身的矛盾化合观出发去理解事物，圈定和把握对象，从事物的整体结构和系统组织来分析和综合，确立了认识论上的整体观与系统观特色。
“易”思维重演绎推理，达到认识的分化和抽象；“和”思维重归纳综合，达到认识的整合和具体。从而在事物变“易”致“和”中全面系统地把握对象、关系及其过程，使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基础上得以选择建构，并用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易和”大系统尺度来追求真理并改善世界；与此同时，主体自身也获得了审美愉悦和境界升华。
（4）从创建的社会观上看，“易和”哲学用系统整体思维的原则看待社会这一有机体的运转：“易”是进步，“和”是秩序；“易”是发展，“和”是稳定；“易”是生产力，“和”是生产关系；“易”是变革的力量，“和”则是维系的力量……总之，“易和”从社会的存在方式到人的生活方式再到其思维方式层层统贯，在社会网络体系中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易和”思维给予社会系统以动静、化合的辩证理解。在相互规定和协调中从一种社会“和”态演进到“不和”态社会，通过社会实践进化到新的“和”态社会。这样，就在变革、协调与稳定中使人类社会得到有序的发展与进化。
（5）从创建的人学意义上看，“易和”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正是为了人。“易和”思维展开的中心是为了最终帮助实现人的价值与潜能，保证人的现实自由的合理实现。在人的生活世界，“易”是一种最革命的因素，促使人认识并创造自我，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实践力量实现人的主体自为性；“和”则是一种维系人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规定因素，是人得以实现自我并超越自我的现实载体——自然与社会相协调的文明圈，从而保证在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人的自由
创造，过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把人的本质还给人”。“易和”哲学的创建是在扬弃主客二元分裂而确立的人的“主体性凯旋”的同时，最终要在超克人类中心主义的易和”生态人学上彰显和饱满起其应有的现代意义。这亦是中国传统哲学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注重伦理的必然归宿。我们深信，“易和”哲学所昭示的现代生态人学，不仅能在人的思维方式上引起革命，更重要的是革新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在全球性、人类性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
昭示给人类一种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生活之可能性。
⑤ 尼采说：“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 是什么意思出自哪里 谢谢！
出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这是一本尼采写给所有人的书，在书中化身茶拉图斯特拉，用一个个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小故事阐述他想告诉普通大众的哲学观点。在我看来尼采这种人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很难得的，200年能出一个比尔盖茨，1000年大概会出个尼采吧。科学技术财富总会有人去做的，对自我精神的探索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尼采沉思于自己及他人一言一行所包含的隐藏意志 动机及来源，把自己当作了主要实验对象，这是非常难的，如果没有进入颠疯状态是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的，我们日常所见的所认为的精神病那都是轻的。这句话的意思，我认为是这样的。正如笛卡尔说得我思故我在，你看见一棵树，不是因为你看到了，毕竟眼睛只是照相机，是因为你的思考快速对图像作出了判断。几乎一样，我们几乎不能想像没有精神的肉体，所有的肉体行动都是有意志的支配的，虽然一般人是很难察觉到的。尼采的意思很简单吧，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精神使肉体有了意志。还有一个观察细微的人，达芬奇，他认识到我们看到的任何物体都是光留在上面的反射，意味着我们看到的都不是物体的本来面目，也不能看到事物本来面目，我们活在视觉局限的相对世界，后来的哲学家受此启发，推广至5种感官，发现我们认为的世界其实是感官所界定的想对世界，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⑥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时代精神如何概括
这个观点错误。
真正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当代时代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精神，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和梦想精神。
⑦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
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以中国道理来讲，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物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做“道”，在儒家思量叫“天道”，“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借用了“易经——系传”上孔子所说的这个名词——“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就是这样分类的。
什么是“形而上”？就是宇宙来源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还是先有女？究竟这个宇宙万物事谁创造的？宗教家说是一位主宰创造的，哲学家就问这个主宰是哪来的？创造主宰的又是谁？假如创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妈妈，那么主宰的外婆又是谁？哲学家是一路追到底的。讨论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体论”。“形而下”是讲宇宙万物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
中国古代哲学以关注“人”为主，所有的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做人伦理的道德，将做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都包括在“老子”、“礼记”、“易经”等书里面。关注与人本身的价值，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本身。
可惜的是，到了当代，中国竭力学习西方，丢掉的咱们老祖宗的许多东西，人们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盲目，唉！可惜！可惜！
⑧ 怎样培养创新精神，运用哲学知识
国家教育部最近进一步提出：“要实施以培养创造能力、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这就更明确了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无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时代的迫切需要。
⑨ 哲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哲学与民族精神
作者：侯才 转贴自：人民网
民族是文化共同体的一种类型，也是一种最为基本、稳定和持久的文化共同体。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它也仍然有其存在的根据。对于一定民族之内的所有个体来说，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他们共同生活的真正根基和土壤。民族精神对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灵魂和表征，它渗透到民族的整个肌体里，贯穿在民族的全部历史长河中。正如黑格尔所云，民族精神是人类精神的特殊表现形态和样式。它是表示民族的意识、意志的整个现实，是民族的宗教、政体、伦理、立法、风俗、科学、艺术、技术的共同特质和标记。作为具有一定规定性的特殊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客观世界里，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全部制度里，以及构成历史的诸多事变和行动里。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动力，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纽带。
哲学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一定的哲学思想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民族共同体中间，具有一定的民族样式，体现一定的民族精神。就此而论，民族精神是哲学的思想根基和客观内容，而哲学则是民族精神的整体形态的概念，是民族精神的容器。它凝结了整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最盛开的花朵”。因此，抽象地看，哲学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发展也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民族精神的发展、提升，将会从根本上促进哲学的繁荣；而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也会引导和导致民族精神的完善、更新和升华，从而创造和铸就新的民族精神。这凸显了哲学对于民族精神发展的意义；民族精神是借助于哲学获得自身发展的。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其哲学来不断实现自身的扬弃、重铸和更新的过程。
一定的民族精神与它所基于出现的一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同时并存的。因此，一定的民族精神伴随其民族的发展而延伸。只要该民族存在，其民族精神就不会灭亡。民族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寓于该民族内部各种成分、要素之中的普遍性，从而具有自我否定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就其表层来说，表现为民族精神向时代精神的不断转化。民族精神要通过每一历史阶段、历史时代的时代精神得到表现，以时代精神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一定的民族精神，相对于产生它的一定的历史阶段或一定的时代来说，就是该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既有的民族精神形态不再能体现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的特点，就必须进行其自身的扬弃、更新和转化，以便实现其与新时代精神的同一。就此而论，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过程，就是民族精神向时代精神的不断转化的过程。此外，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也表现在里层上。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成分、要素的改变以及原则的提升，也就是说，吸收其他民族精神的优秀成分和要素到自身之内，特别是吸收比自身既有的原则更高级、更广博的原则到自身之内，用其转换、提升或代替既有的原则。这种民族精神的内在原则的自我扬弃和升华，构成了民族精神的重铸和更新的实质。
民族精神的自我否定和更新取决于民族精神的自觉。如果说，精神的本质特性是自由（自由指它能“自我规定”），那么，民族精神的真髓就在于它的自我规定，而对于这种自我规定的觉醒和意识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由此出发来看待哲学，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发展的必要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就是民族精神的自我意识。这意味着，在民族精神自我更新、自我扬弃、自我重铸的过程中，哲学不仅应是民族精神的理性，而且还应是它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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