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的例子

⑴ 是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

创造性破坏才是正确的，因为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前，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⑵ 创造性破坏怎么样

此书对于文化全球化的理解给出了焕然一新的思维角度。若要“过分爱国者”看来，可能又将以“美帝国主义霸权在诡辩“来抗议。此书用许许多多或抽象或具象的例子来说......

⑶ 这里的”创造性毁灭“是什么意思（内有上下文，出自格利高里《经济学原理》”寡头“一章）

这里的”创造性毁灭“ 即是(Schumpeter's creative destruction)

创造性破坏理论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这是其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在熊彼特(1883~1950)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年）对企业家研究最有影响力，他发展了马歇尔的理论。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 也是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者。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在于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他称之为“创造性破坏”）。他认为，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而非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企业家正是这一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和始作俑者。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熊彼特首次突出企业家的创新性，但是他认定企业家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他认为,
一个人由于“实现新的组合”而成为企业家，“而当他一旦建立起企业，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经营这个企业时，这一特征就马上消失”。因此，企业家是一种稍纵即
逝的状态。按照他的定义，一个人在他几十年的活动生涯中不可能总是企业家，除非他不断“实现新的组合”，即：不断创新。简言之，创新是判断企业家的唯一标
准。
“创造性破坏”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最有名的观点，这是其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在熊彼特(1934)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
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而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化发展中的一对突出矛盾。
五六十年前，“创造性破坏”这一颇具颠覆性的概念提出之时，人们为之震惊。如今，全球经济所破坏和创造的巨大价值完美地印证了这一前瞻性论断。可以说，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强，业已成为主流经济论述中的重要核心概念。

创造性破坏理论的精髓

创造性破坏理论指出：当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
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
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
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是由于其自己产生的动力将而不停地推动自身发展，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
的规模。
熊彼特指出经济创新过
程是改变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经济创新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
主义的本质性事实。有价值的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合形式的竞争，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质量上决定性优势的竞争，这种竞争
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利润边际和产量，而是它们的基础和它们的生命。

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熊彼特(1942)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不是检验资本主义经济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考察资本主义
的未来。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给出的答案是：“不,我认为它无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然而问题出现了,因为较小的企业经常被较大的企业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是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创新的企业家。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与变化的精神。
熊彼特(1942)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植根于资本主义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作出合理选择这样一个事实中的。这将促使人们在思想中形成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在收入增长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够支撑大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将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竭力推行增强政府官僚的经济作用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将在知识分子中间愈演愈烈,他们将竭力采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这些活动将减少冒险与创新的动力。
最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华个人的欲望和妥协。可是,家庭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储蓄的主要来源。家庭储蓄是—种在赖以养家的主要劳动力发生意外时,其他家庭成员能被供养的措施。资本主义通过破坏储蓄动机,从而摧毁了自己的基础——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长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然而到了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的问题,而对增长问题失去了兴趣。熊彼特的主要贡献即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调整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于资本

⑷ 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的事例

1、马化腾

马化腾从深圳大学毕业后就进入润迅公司做软件工程师，这段经历使马化腾明确了软件开发的意义在于实用而不是写作者的自娱自乐。后来，他联合几个在深圳电信、网络界有多年创业经验的人开始创业，打造腾讯公司。

随着用户的增长，运营QQ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大，马化腾四处筹钱，在国内的银行及投资商中屡屡碰壁后，马化腾凭着6个版本、20多页的商业计划拿到了国外22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从此，QQ帝国雄踞互联网。马化腾还善于捕捉市场信息，勇于创新。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韩国网络公司有一种给虚拟形象穿衣服的服务很受韩国网民欢迎，他立即联合服装服饰、手机、饰品公司共同开发了风靡“QQ族”的QQ秀，为腾讯带来了惊人的利闰。同时鉴于网络游戏风靡世界的形势，马化腾投资运营了《穿越火线》等网络游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齐白石

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曾荣获世界和平奖。然而，面对已经取得的成功，他并不满足，而是不断汲取历代画家的长处，不断改进自己作品的风格。他60岁以后的画，明显不同于60岁以前。70岁以后，画风又变了一次。

80岁以后，他的画风再度变化。齐白石一生，曾五易画风。正因为白石老人在成功后，仍然马不停蹄地改变、创新，所以他晚年的作品比早期的作品更完美成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与风格。

3、托密勒

长期以来，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体系”的理论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托勒密认为地球居于中央不动，日、月、行星和恒星都环绕地球运行。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推翻了托勒密的理论，阐明了日心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

而后，布鲁诺接受并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系只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天体系统。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天体发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有四个卫星，太阳有黑子，银河由无数恒星组成，金星、水星都有盈亏现象等。

不久，开普勒分析第谷。布拉赫的观察资料，发现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并提出行星三大运动定律，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打下了基础……因此可以这样说：科学是不断发现的过程，真理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4、普朗克

1900年，著名教授普朗克和儿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步。他神情沮丧，很遗憾地对儿子说：“孩子，十分遗憾，今天有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同样重要。”

他提出了量子力学假设及普朗克公式。他沮丧这一发现破坏了他一直崇拜并虔诚地信奉为权威的牛顿的完美理论。他终于宣布取消自己的假设。人类本应因权威而受益，却不料竟因权威而受害，由此使物理学理论停滞了几十年。

5、商鞅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为维护秦国统治者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年轻的国君决心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于是下了一变法图强的求贤诏令。商鞅就是在这个时候自魏国来到秦国的。

商鞅到秦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社会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秦国经过商鞅变法，面貌焕然一新。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⑸ 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和克里斯坦森的破坏性创新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熊彼特所说创造性破坏:
创造是指创新引起新产业的兴起、生产力提高，破坏内是指要发展新产业容就必须从旧产业处占用资源，这无疑会影响旧产业；再即是新产业成长后可能导致一些旧产业的消亡，比如火车取代马车。

克里斯坦森所诜破坏性创新，专指这样一种技术创新：刚出现时不成熟、水平不高，不为主流市场所青睐，只能凭其某些新特性服务于小众市场；待技术水平提高，原来的弱点得到长进，就会抢占主流市场，取代旧技术。

⑹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
1）创造性毁灭的定义：
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动力所在，只有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才能为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这种不断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过程，被有的经济学家称作是“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2）产品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阻止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又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由此导致了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大规模波动。
①产品创新阻止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由于存在着对新产品的旺盛需求，新产品的社会价值是由劳动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决定的，这样一来，整个部门会出现超额利润，从而引起平均利润率的提高。产品创新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在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使得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不断扩大，社会需要日益多样化，由此扩大了社会总劳动的规模和商品价值总量，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增加开辟了新源泉。
②产品创新对利润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只是暂时的。一方面，产品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一些旧的产品和旧的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削弱，甚至遭淘汰，资本的价值贬值，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新产品在技术上垄断性的丧失和部门之间竞争的充分发展，由产品创新引起的超额利润会逐步消失，各部门之间的利润差别会逐步消除，从而导致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

⑺ 创造性毁灭的意义

新的抄技术的发展就会导致旧的东西的灭亡，举个例子，想要中国人每个人都看得上纸质的报纸，那就得研发新的造纸技术，造纸工业就会得到发展，但是人工制纸业就会衰落，这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创造性毁灭无疑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淘宝网的出现，必然毁灭零售商，然而它也有益了制造商（仓储、运输的成本减少）以及消费者（消费资金减少以及减少了出行距离），那么难道这对于零售商而言就是一定不好的事情吗？当然也有其好的一方面，因为零售商作为一种创造力极低的行业，这样就会促进人们的就业转型，加速产业升级。

综上所述，创造性毁灭这里理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以及从社会、经济乃至生态角度都是有极大裨益的。

⑻ 人类破坏大自然的例子

在人类生活的大自然中，存在着许多不可缺少的生物资源。其中有水资源、海洋资源、森林资源等等。人类想要在地球上生存，就离不开地球上各种各样的资源。但在人类渐渐强大、渐渐发达的时候，却也渐渐忽略了生态的平衡，渐渐不顾大资源的感受，任意的去破坏、蹂踏！甚至把自己的快乐以及成功建立在破坏大自然上，造成了对大自然的极度破坏。
我们调查小组曾做过抽样调查，分别对初中年级和高中年级做了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初中年级或是高中年级的学生，对自然资源这个概念还都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不理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主要在哪些方面，也不知道人类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保护大自然。要保护好自然资源，就要从我们现在做起。
怒江被认为是我国仅有的两条自然生态河流之一。为了维护它“自然河流”的性质，于是人们提出“不要在怒江上建坝，保留一条自然河流！”这是反对怒江水电开发的重要理由之一。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人类改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以时代的性质来看待这个问题。今天，人类栖居的现实的地球，已经不是原来的纯粹自然的地球，而是由人类活动改变了的“人类学的地球”（马克思），或“社会的地球”。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指出,自18世纪晚期开始，地球已进入最新地质时代―“人类世”时期。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既不能脱离自然来看待历史事件，也不能脱离社会来看待自然事件，人、社会与自然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要以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观点看待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现实的世界从自然到人，现实事物从其自然性向社会性发展，这是客观的、普遍的和深刻的发展过程。人类从制造和使用第一把石刀开始，到用火和造火，到现在发明、制造和使用高科技的工具，都是为了同自然作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取得更多更大的利益。这是文化。文化改变自然，它具有
“反自然”
的性质。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自然有冲突的一面。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家园，一个住所（“生态学”的希腊语词根oikos的含义就是住所）。从斗争走向适应——这就是当生物学从早期的达尔文主义，发展为成熟的进化生态科学时所实现的重要的范式转型。一种成熟的伦理学也要实现类似的范式转型。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必须转变成一种互补的伦理：人应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栖息于大自然中。”

⑼ 许成钢：为什么不能以政府主导，强推技术创新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度改革。这是全面创新的基本条件。否则，当大规模强力推动技术创新时，会有大量欺骗性的项目蜂拥而至。这些项目或明目张胆或遮遮掩掩，有主动干坏事的，有被动干坏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后来变成干坏事的，等等。干坏事的人可以很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迅速增多，压倒真正的创新者、企业家。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运动式推动创新令人担忧。
我们一直在用一个词，制度。制度是干什么的？制度就是用来应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在创新的过程中，选什么人、选什么项目，朝什么方向发展，出多少钱，怎么出，谁做这些决定等，都是制度决定的。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机制。在一个有法治秩序的市场制度下，以上的绝大多数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其中，政府维持市场秩序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但在多数投资决策上，政府的作用是间接的、辅助性的。这是因为，即便是在相当完美的法治制度下，不用市场机制，政府也无法有效解决上面提到的种种问题。
下面举几个实例，讨论在不同制度下推动技术创新的不同结果。科尔奈教授20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近百年全世界87个革命性的发明，然后统计是哪个国家什么公司什么时间发明的。在这87项重大发明中，只有一项在苏联产生，而这一百年正好是苏联从生到死的过程，这唯一的一项非市场经济产生的革命性创新，与军事有关，就是人造橡胶。其余的革命性创新全部都是产生于发达的市场经济。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产生的革命性创新中，85%以上都产生在美国。如果再看美国最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性创新，绝大多数产生于风险资本资助的中小企业，而不是产生于大企业的实验室或研发部门。
今天看到的巨无霸型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小企业演变而来。它们是在革命性创新产生之后，从无到有，再变成大企业的。与此同时，不断有很多巨无霸型高科技企业，因落伍而在市场上衰落甚至破产。这是一百多年来，有秩序的市场经济下创新和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机制。
第二个例子是欧盟国家在研发方面的努力。几十年来，欧盟国家看到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推动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是，它们也设立了政府主导的风险资本，试图用此方式模仿美国的风险资本。但是，这种政府模拟市场的努力非常不成功。
第三类例子是1989年之前的苏联东欧集团。苏联东欧集团从来就极其重视创新，他们的研发费用占GDP比例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高于市场经济中占比最高的国家。苏东集团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总数及占工人的比例等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地区之一。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研发核心领域缩小和世界前沿的差距。在许多最前沿的领域，差距甚至在持续加大。这是逼迫他们改革的基本原因之一。但是改革一直无效，直到整个体系崩溃。
在基本事实和大量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为近百年所有制度下的创新效率，从高到低排一个“技术创新的制度排序”。排在第一（即最高）的是英美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它们是历次产业革命的先驱。排在第二的是欧陆法系支持的市场制度，其中包括日本、韩国等。虽然这些经济在革命性创新方面通常不在最前沿，但在历次产业革命中，这些经济体都能紧跟前沿，产生大量重要的互补性创新。排在第三的是国有制的计划经济。如以上讨论的，这种制度的创新效率大幅度低于任何市场经济，以致在投入巨量资源的情况下，都难以缩小甚至保持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第四是群众运动，例如“大跃进”时期全民从事高亩产、炼钢，以及研究和应用超声波的运动等。其结果是混乱、浪费和灾难。以下概要解释一下这几种制度的机制。
英美法系国家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为什么对创新重要？因为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基础，是促成大量中小创新企业诞生发展的基础。更完整地看，英美法系国家靠的是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这四个市场交互作用，相互竞争，造成优胜劣汰机制的基本环境，从整体上解决创新各个环节的激励机制。这个体系高度依赖法治，法治是整个体系的基础。而形成法治最基本的核心制度是司法独立。在不具备这种制度的环境里模仿风险资本，得到的是不同的机制和结果。

排在第二的制度是，欧陆法系支持的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制度。在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情况下，比如在德国、日本、韩国，金融市场对大型企业没有压力。在这一体系下，技术创新以大企业研发部门为主力，由大企业内部解决投资研发项目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该体系是由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之间的竞争来解决整体激励机制问题，形成优胜劣汰。但大企业内部无法模拟多方面市场的竞争，因此，大量与创新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这决定了革命性创新技术难以从这种体制中产生。
面对与美国日益扩大的技术经济差距，欧盟非常努力地推动创新，推动以政府为基础的风险投资。的确，在创新相关的许多环节，市场可能失灵。因此，政府在协调创新方面有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介入的机制、技术的性质、经济发展的阶段等。
在追赶阶段，在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科技研发方面，政府的直接介入可能有优势。但是，面对最前沿的革命性创新，面对新兴产业革命的时候，任何官僚体制，无论是政府还是成熟的大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包括金融、知识产权、产品、人力四个市场）面前，都没有优势。政府的作用必须只限于对基本制度的支持，是间接的、辅助性的。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生产半导体存储器已经世界领先，美国人担心日本会不会有一天在整个计算机方面超过美国，甚至整体超过美国（当时哈佛的傅高义出版的《日本第一》流行全球）。
日本政府的通产省，从1982年开始协调全国所有大企业和大学，依照通产省的规划，试图在他们认定的第五代计算机方面全面超过美国。但是所谓第五代计算机并未成为主流。市场中优胜劣汰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包括个人电脑、互联网、分布式计算技术等。这些启动了新一轮产业革命。
问题是，这些创新不是某个人的成就使然。因此也不是任何政府和大企业可以预见的。同最前沿的美国相比，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蹶不振。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与这里讨论的日本基本面的问题密切相关。当经济的基本面有重大问题时，虽然是市场经济，虽然是法治社会，有能力举全国之力朝着某个方向努力，也很难超越。日本政府输给了市场。同样，欧盟的政府们也输给了市场。
排在第三的是国有制经济。在这种制度下，民间没有资源。因此创新只能以自上而下的计划方式或行政管理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计划式创新，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追赶阶段，或者是对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科技研发，可能有某种优势。
例如，中国和苏联在宇航、核领域等可以很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这些领域需要巨大的资源，而且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是相对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在这些战略军事领域都是举国体制，包括美国。
但是，当涉及技术创新的整体，涉及产业革命性质的创新时，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无法有效解决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这不仅是理论，更是反复验证、几乎没有例外的基本事实。任何由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由政府主导的规划式、政策式创新，以及大量政府资金推动的所谓创新基金等，其基本机制都与此相似。至少可以归到计划或半计划模式。而这类制度归根结底无法解决创新中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最后一种机制是搞运动。前面讨论过的“大跃进”是历史上的一个极端情况。中国改革以来，一个曾经行之有效，曾经起了正面作用的重要机制，是省、市、县之间的竞争。地区之间竞争吸引外资、出口、经济增长等。从机制的角度看，这与“大跃进”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
改革早期的地区竞争之所以曾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有区别于“大跃进”的三个条件：第一，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逐渐向民企开放；而“大跃进”时期是关闭市场、消灭民企。

第二，改革时期朝着建立党政部门的集体领导制，以及司法等制度，建立了一定的权力制衡，使下情上达不至过于失真；而“大跃进”之前和期间的时期，是破坏权力制衡的时期，甚至达到上层难以了解经济实情的程度。在党政机构里，吹牛欺骗者上，报告实情者下。
第三，改革早期地区竞争的主要目标，是以GDP增长速度为度量的经济增长。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统计指标，单纯从经济上看，整体上比较平衡，而且存在多种不同方法进行独立的数据收集与核算，使域外的机构可以在信息上起到某些制衡作用。
而“大跃进”竞争的是粮食亩产和钢铁产量等单项数量目标。作为竞争目标，不但不平衡，而且域外机构难以独立核算。在这些条件下，改革早期的地区竞争，或者运动，在激励地方各级领导、推动改革和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政府的职责远远超过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而在行政体制内以竞争方式提供有效激励机制，需要局限于单个竞争指标。因此，靠地区竞争激励地方政府有极限。人所共知，在唯GDP的地区竞争下，环境问题、不平等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普遍被忽略。
如果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试图用这种运动的方式推动创新，非常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单项指标的地方政府竞争，会严重扭曲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行为。在对地方政府施以片面强激励的同时，如果没有健全的司法和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健康的市场竞争，会使社会上产生大量有意或无意的以创新为名的欺骗作假。
真正的创新整体上高成本、高风险，多数需要长期的投资，而虚假“创新”可以表现为低成本、低风险，短期收益，使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此，虚假“创新”的大发展，会在市场上排挤真正的创新。在这种条件下，给地方政府的激励越大，虚假“创新”就越盛行，灾难就越大。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后，今天的制度大体是国有计划制和欧陆法系市场制的混合，如果不继续改革制度，倒退回到第三种机制，甚至第四种机制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其危险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上升。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度改革。这是全面创新的基本条件。全面创新包含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不顾制度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政府主导方式，强推技术创新，不但面临巨大风险，而且会制造更大的风险，在推动的力量超巨大时，甚至可能制造出大灾难。而制度创新的核心是改革和完善市场制度、法治制度以及权力制衡的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