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外著名经济学家有哪些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个人简历：
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大学毕业，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会”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 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7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主要研究领域
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㈡ 世界最祖名的经济学家有哪些他们都有什么贡献
以下人物仅供参考，有不足的，请不要见怪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因开创了所谓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
我们曾经的朱总理搞经济时就显现出一定的凯恩斯主义风采。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
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人物。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
这个人实在太有名了,呵呵,自己去查下他吧
。
让·雅克·拉丰(Jean Jacques Laffont，1947.4.13—2004.5.1)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法国图鲁大学（Universite Toulouse）产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新规制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Wells奖得主）。拉丰教授同时也是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激励理论、规制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
林德贝克教授在经济学许多领域建树良多，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失业问题研究，以及福利分析。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著，是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该学派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
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教科书一般都用他的
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
纳什的数学天分大约在14岁开始展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时刚刚二十出头，但他的一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博士论文和其他相关文章，确立了他博弈论大师的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已是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了。
舒比克（Martin Shubik）
他的最著名事例：美元拍卖，强烈建议你去搜来细看一下
让·梯若尔(Jean Tirole）
天才的经济学大师，欧洲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之一。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
当代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学家，这家伙是从印度蹦达出来的，大大改变我对印度的看法，反正从某种程度上让我对祖国挺失望的。
斯蒂芬·斯梅尔(Stephen Smale)
他其实更主要是位数学家。1966年费尔兹奖得主。他因证出五维或以上的庞加莱猜想而成名。然后转向研究动力系统，作出重要成就，还勾划出研究计划，给很多研究者实行。斯梅尔也作过数学经济的工作，近期也探究了不同的计算理论。
㈢ 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谁能说几个经济学家成功的例子
经济学家有两派，一个是学院派，那就是得读书，读研，以后作研究，有被主流学界认可的理论，那么就是经济学家了。
一个是草根派，经济知识要靠自学，语言风格要犀利，观点要大胆，而且要有一套能唬住人的理论。常年混迹于各大论坛，偶尔上电视脱口秀，吸引一大批粉丝。时寒冰，叶檀一类就是如此。
最后还有装X派，满口经济名词，建议看看如何伪装成一个经济学家，门外汉也能装得像模像样的。
㈣ 成为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怎么做
林毅夫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在献身经济学之前，他曾是台湾的一名上尉军官，1978年他游渡台湾海峡，到达厦门，后进入北京大学求学。在北大，林毅夫遇到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这位农业经济学的开创者在访问北大期间，对于中国最大的贡献也许就是发现了担任翻译的林毅夫，并将他推荐到芝加哥大学。1982年，没想过要到美国念书的林毅夫来到了现代经济学大本营芝加哥大学。五年以后，林毅夫重归中国时，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农业经济学家。此后他以其对制度经济学的独到研究享誉国际经济学界。
1994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京大学，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一职，并将该中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为了为中国企业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走向世界提供指南，明后两天，该中心及其北大国际MBA将和道琼斯联合在京举办2002年工商峰会，届时包括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史美伦、樊纲、易纲、刘永好、田溯宁、吴鹰和林毅夫本人在内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将汇聚一堂，就“入世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机遇与挑战”这一峰会主题进行脑力冲浪。上周，本报记者采访了正在为此次会议紧张忙碌的林毅夫教授。林毅夫告诉记者，中国企业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才能走向世界，而且他相信，中国经济必将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必将大师辈出，而且其中一定有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必须发挥比较优势
记者：即将举行的2002年工商峰会将围绕“入世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机遇与挑战”进行讨论，届时你也将就此问题发表演讲，在你看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走向世界？
林毅夫：总的来讲，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首先，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产业升级的需要，而且还将加速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原本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将逐渐变成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将它转移到海外比我们的产业发展慢半拍、劳动力比我们便宜的地方发展，它将可以获得第二春，从而延续自己的生命力、竞争力和企业的获利能力。所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们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进行资源配置，而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利用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继续发展壮大自己。
第二，到海外去投资也是我们扩大市场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中国企业在加入世贸组织框架下会有更好的走出去的机会，中国也会出现资本输出的机会。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以内，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但是在进入1000美元以后，资本输出基本是有出有进，超过2000～3000美元以后输出就会大于进口。中国是个大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一样，有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2000～3000美元，已经具备了资本输出的能力。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到海外去投资。
第三，在某些产业上有些国家会比我们有更大的比较优势，我们要学会利用这一比较优势，比如像海尔将研发中心设到了美国，就是利用美国在研发方面的比较优势来提升自己的产业。
■中国不需要建立二板市场
记者：中国的二板市场迟迟未能推出，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到底中国需不需要建立像美国纳斯达克那样的二板市场，现在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中国不需要二板市场，即使建立了二板市场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对此，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个人一直持这种看法，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发达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二板市场成功的很少。大部分国家的二板市场不成功，我们更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二板市场属于直接融资，它的上市成本是很高的，虽然它比在主板市场上上市容易一点，但是它的成本也更高，而且因为它上市相对比较容易，其市场风险也更大。应该说，在所有资金成本中，二板市场的成本是最高的，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只适合产品有很大市场潜力但是风险也会很大的企业。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处于产业技术的最前沿，它的比较优势就是在这种资金非常密集、风险非常大的研发上。这是它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它必须有适应它的体制的融资方式，这样便出现了二板市场。而在我们国内，发展二板市场基于这样两方面的讨论：一是现在中小企业从大银行贷款很困难，而且在主板市场上市又很不容易，因此希望有一个二板市场；二是因为美国有个二板市场，所以它的高科技发展很好，我们也希望用二板市场来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我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已经到了高科技的最前沿，所以需要二板市场，而这种新技术的研发是资金最密集的，像IBM一年研发的投资就是50多亿美元，INTEL一年的研发费用是30多亿美元，摩托罗拉将近40亿美元。这种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如果我们去做不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到最后你花很大的力量你还是没有竞争力，韩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像现代电子等企业，其研发投入虽然很大，不但不赚钱，而且濒临破产的边缘。从第一点来讲，我们的中小企业确实在大银行贷不到款，也不可能贷到款，但关键的问题不是建立二板市场，而是发展中小银行。而且中国的中小企业基本上不会有美国的中小企业那么大的市场化的风险，为什么？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它从国外引进、消化和吸收技术，这些技术都是现成的，产品也是现成的，其次，就是这些中小企业将技术和产品引进来以后，它可以取代国外的产品，不但可以在国内有市场，而且在国际上也会有市场，并不存在很大的市场风险。而且由于它不是走在技术最前沿的研发产品，所以它的市场机会也不会像美国的企业那么大。这样的特性就决定了资金成本很高的二板市场并不是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最好的方式。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中国绝对没有在高科技产业上面有可能发展的中小企业，比如在中文软件市场上，中国人开发起来就可能更有优势，如果这样的企业要上市，到国外上市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在国内建二板市场。
■中国经济学家正在进入西方经济学未知的领域
记者：你曾谈到中国的经济学家拿西方的经济学地图在中国按图索骥并不一定能找到位置，你的意思是否是说，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面对是西方经济学不曾涉足的未知领域？
林毅夫：应该可以这么说。经济理论是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反过来解释经济现象和预测经济发展，这是经济理论的功能。其实任何经济理论都来自经济现象而且最后要回归到经济现象，研究现象必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在什么地方，你对这个地方的现象就了解得比较深，你就会在你所在的地方发现这些经济现象以及它的成因，你就可以将这些经济现象抽象出来构筑你的理论模型，并用它来解释你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很多人说美国的某某经济学家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那是因为美国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人家以为美国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应该是全世界的问题，其实他研究的只是美国或者说是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美国99％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只是美国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拿他们的理论来解释美国或者发达国家是对的，但是拿它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原则却是不对的。我们不能照搬外国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在学习外国经济学理论时必须很清楚他们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要简单地拿他们的结论来套中国的情况，我们应该拿他们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分析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挑战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能直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美国经济学正在丧失原创性
记者：那么你怎么看待当前美国的经济学研究？
林毅夫：真正对理论的贡献是来自于对现象的观察，从现象当中抽取理论，这才是原创性的贡献。现在美国很多经济学家用数学来表述经济学，其实数学是工具，数学本身没有思想，但在美国有着高度分工的经济学界，有5万个经济学家，而美国又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研究，因此到处都在比技巧，这有点像中国的唐诗宋词，早期的特别有生命力，到了中晚期就都讲技巧了。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新的境界可写，大家就只好斗技巧，一斗技巧就没有生命力了。我觉得美国经济学界现在普遍地是在玩技巧，这种玩法正在使美国的经济学丧失原创性。
■张五常获诺贝尔奖很难
记者：现在，国内经济学圈子里有一个很热门的人物，就是张五常，一些人认为他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你怎么看张五常？
林毅夫：张五常是经济学家中少数可以被称为对经济理论有原创力贡献的人，在国际经济学界成名的经济学家大部分的贡献在计量或者数理等方法论层面，对经济学的思维没有多大贡献。如果讲对经济学思维有贡献的，张五常应该算是少数几位对经济学思想、思潮和思维有贡献的人。
记者：你认为张五常能够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林毅夫：我个人认为他未必会拿到诺贝尔奖，虽然内心里我是希望他得到的，但是客观上我觉得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他做的工作主要是阐述考斯特理论，考斯特已经拿到奖了，如果他能得奖应该是和考斯特一起。当然阐述考斯特理论也是有贡献的，考斯特那么有名，跟他的阐述有一定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考斯特在获奖时两次引用他的话的原因。其实，一个人能否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关键在于他提出的理论后来有没有人跟着做。
■三四十年后中国人将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记者：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已经产生了具有原创性思想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我想应该有，但是这个原创性的思想是否有很大的影响，还得有很多人跟着去做。目前，我们的经济学界还处于觉得外国的东西比较好的阶段。
不过，一个经济学思想是否有原创性还是要看10年20年后大家接受不接受，如果接受了就是原创，如果不接受就要到下一代同样一个东西被提出来时看是否有人回过头来看你的思想。有时候，你提出了原创性的东西，但是大家并不见得认识它的价值。所以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说，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说他提出的理论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的，这个人一定是对文献看得太少。同样一个现象，可能有人在50年甚至100年前就说过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记者：你认为，在中国这块土壤上，会产生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吗？如果会，你认为会是什么时候？
林毅夫：我觉得中国肯定会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认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中心，前面我提到经济理论解释经济现象，经济理论贡献的大小不在于它的逻辑性有多么复杂，而在于它解释的现象有多重要。我相信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现象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而阐述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我认为目前中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你的思想必须是原创性的；第二，你的论述要能进到主流经济里（可是我们在国内能够进到主流经济的经济学家太少了，而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拿外国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而不是用中国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
我相信拿诺贝尔奖的不会是我们这一代，我相信比我们早的一代也很难，更可能的是我们这一代的学生，时间也许是30年、4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登上全世界最大的经济舞台，研究中国问题变成研究世界问题的时候，那时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就会有人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㈤ 求最著名的十个经济学家
管理学家
彼得·德鲁克 -- 现代管理学之父
伊戈尔·安索夫 -- 战略管理之父
迈克尔·波特 -- 竞争战略之父，20世纪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大的3位人物之一
马文·鲍尔 -- 现代管理咨询之父,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创建人,现代欧美企业经营哲学的领导者,CEO的精神导师
查尔斯·汉迪 -- 艺术管理大师，工作场所变革的开拓者
加里·哈默尔 -- 世界一流的战略大师，当今商界战略管理的领路人
彼得·圣吉 -- 学习型组织之父，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
劳伦斯·彼得 --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现代层级组织学的奠基人，教育哲学博士
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 伟大的企业史学家、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
艾德佳·沙因 -- 企业文化与组织心理学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罗伯特·卡普兰 -- 平衡记分卡的创始人，美国平衡记分卡协会主席
大卫·诺顿 -- 平衡计分卡的创始人,平衡计分卡协会的创始人，主席兼CEO
阿里·德赫斯 -- “学习型组织”概念的首创者之一，长寿公司模式创造者
布鲁斯·亨德森 -- 波士顿咨询公司创始人,波士顿矩阵、经验曲线、三四规则理论的提出者
普拉哈拉德 --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国际上公认的公司战略和跨国公司管理领域的专家
威廉·爱德华兹·戴明 -- 质量管理之父
大前研一 -- 日本战略之父
大野耐一 -- 著名的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日本复活之父”、“生产管理的教父”
肯尼斯·布兰查德 -- 管理寓言的鼻祖,情景领导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保罗·赫塞 -- 全球著名领导力大师,情境领导模型的始人, 美国领导力研究中心（CLS）创始人、主席
罗伯特·布莱克 -- 管理方格理论的创始人
简·莫顿 -- 管理方格理论的创始人
道格拉斯·麦格雷戈 -- 人性假设理论创始人，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戴维·尤里奇 -- 人力资源管理的开拓者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 科学管理之父
威廉·大内 -- Z理论创始人,最早提出企业文化概念的人
弗兰克·吉尔布雷斯 -- 动作研究之父
莉莲·吉尔布雷思 -- 美国第一个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妇女，“管理学的第一夫人”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 -- 双因素理论的创始人
弗雷德·卢桑斯 -- 权变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者
弗雷德·菲德勒 -- 权变管理创始人
琼·伍德沃德 -- 英国女管理学家,权变理论学派代表人物，公司生产过程类型的技术型模式开创者
爱德华·劳勒 -- 人力资源领域最具影响力人物,期望激励理论提出者
莱曼·波特 -- 美国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期望激励理论提出者
维克托·弗鲁姆 -- 期望理论的奠基人, 国际管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玛丽·帕克·芙丽特 -- 管理理论之母，管理预言家
马克斯·韦伯 -- 组织理论之父
亨利·明茨伯格 -- 经理角色学派创始人
亨利·法约尔 -- 现代经营管理之父
约瑟夫·朱兰 -- 世界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举世公认的现代质量管理的领军人物，质量领域的“首席建筑师”
亨利·劳伦斯·甘特 -- 甘特图的发明者，人际关系理论的先驱者之一，科学管理的先驱者之一
查尔斯·巴贝奇 -- 科学管理的先驱者
莫里斯·库克 -- 科学管理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之一，泰罗的亲密合作者
卡尔·巴思 -- 泰勒的嫡系追随者，科学管理的先驱者
雨果·闵斯特伯格 -- 工业心理学之父
哈罗德·孔茨 -- 管理过程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海因茨·韦里克 --SWOT矩阵的创始人，美国旧金山大学国际管理和行为科学教授
威廉·纽曼 -- 著名的战略管理研究大师, 美国管理学会前主席,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哈林顿·埃默森 -- “科学管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传播效率主义的先驱者
吉姆·柯林斯 -- 著名的管理专家及畅销书作家，影响中国管理十五人之一
詹姆斯·钱皮 -- 流程再造的大师
丹尼尔·戈尔曼 -- 情商之父
雷格·瑞文斯 -- 行动学习法之父,全球第一位艺术管理大师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 -- 文化大师
库尔特·勒温-- 场论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传播学研究中守门理论的创立者
哈罗德·凯利--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归因理论的发展者
克里斯·祖克 --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管理大师之一，哈佛商学院技术与经营管理和综合管理的双料教授
克瑞斯·阿吉里斯 -- 组织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先驱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 创新管理大师，1995年度麦肯锡奖得主
肯尼思·安德鲁斯 -- SWOT分析法的创始人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 -- 授权和变革管理的先驱
罗伯特·欧文 -- 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驱
拉姆·查兰 -- 排名世界第一的管理咨询大师
林德尔·厄威克 -- 古典管理理论的集大成者
梅雷迪思·贝尔宾 -- 团队角色理论之父
罗伯特·奎恩 -- 竞争价值理论模型的提出者
罗伯特·坦南鲍姆 -- 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家，领导行为连续体理论的提出者
沃伦·施密特 -- 领导行为连续体理论的提出者
迈克尔·哈默 -- 企业再造之父，20世纪90年代四位最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之一
梅雷迪思·贝尔宾 -- 团队角色理论之父
诺尔·迪奇 -- 世界知名的领导力变革专家，世界最有才华的十个管理大师之一
欧内斯特·戴尔 -- 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乔治·埃尔顿·梅奥 --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
弗里茨·朱利斯·罗特利斯伯格 -- 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早期人际关系理论的归纳总结者
切斯特·巴纳德 -- 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
伦西斯·利克特 -- 支持关系理论的创始人
罗伯特·沃特曼 -- 美国管理学家，《追寻卓越》作者之一
弗雷德·菲德勒 -- 权变管理创始人,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和管理专家
卢瑟·古利克 --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
斯蒂芬·罗宾斯 -- 组织行为学的权威，世界上管理学与组织行为学领域最畅销教材的作者
斯蒂芬·科维 -- 《时代》周刊25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之一，最有影响力的高效率思想大师
汤姆·彼得斯 -- 享誉世界的经营管理大师，商界教皇，管理领袖中的领袖，后现代企业之父
沃伦·本尼斯 -- 组织发展理论创始人，领导学大师们的院长
约翰·科特 -- 领导变革之父
野中郁次郎 -- 知识创造理论之父，知识管理的拓荒者
约翰·阿戴尔 -- 世界上第一个领导力专业的教授，世界管理思想和实践作出最多贡献的40位人物之一
詹姆斯·赫斯克特 -- 哈佛商学院UPS基金企业物流教授，《公司文化与经营业绩》合著者之一
斯塔西·亚当斯 -- 美国管理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公平理论的创始人
戴维·麦克利兰 -- 激励理论的巨匠
斯金纳 -- 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
阿尔伯特·班杜拉 -- 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认知理论之父
亚伯拉罕·马斯洛 -- 需求层次理论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克雷顿·奥尔德弗 -- ERG需要理论的创始人
阿曼德·费根堡姆 -- 全面质量控制之父
比尔·史密斯 -- 六西格玛之父
菲利浦·克劳士比 -- 零缺陷之父、世界质量先生、伟大的管理思想家
石川馨 -- QCC之父、日本式质量管理的集大成者
田口玄一 -- 享誉全球的质量大师，田口方法的创始人
埃尔伍德·斯潘塞·伯法 -- 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高登·唐诺森 -- 世界最具影响力十大管理大师之一
保罗·赫希 -- 全球排名第一的凯洛格商学院管理学大师
沃特·阿曼德·休哈特 -- 统计质量控制 (SQC) 之父
斯坦利·西肖尔 -- 现代管理学的大师之一，组织有效性评价标准的提出者
弗里蒙特·卡斯特 -- 著名的管理学家,系统管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克里斯托弗·A·巴特利特 -- 国际企业领域里的泰斗
苏曼特拉·戈沙尔 -- 国际知名的管理学权威之一，对欧洲管理思想体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仕强 -- 中国式管理之父
丹尼尔·雷恩 -- 管理思想演变研究方面的权威
陈明哲 -- 美国管理学会战略分会主席
㈥ 请介绍几个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
一)经济学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 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二)管理学
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核心竞争力”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因为核心竞争力具有稀缺难以模仿这些的资源特征，对核心竞争力的重视和研究，实际上是将企业竞争优势的生成问题转化为维系竞争优势的问题，进而赋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认清、维护和加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是“性命攸关”的。
过去，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可以简单地指示下属的各业务单元进入某个特定的终端产品市场，并要求这些业务单元能成为世界领先者。但是，随着市场边界迅速变化，目标市场往往变得飘忽不定，大公司如再沿用这一简单做法，则难以创造新市场，也难以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或在成熟市场戏剧性地改变客户选择的模式。
竞争优势的真正根源是管理层整合整个公司的技术及生产技能而形成的公司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各项经营业务能够迅速捕获不断变化的机会。多元化大公司好比一颗大树，树干和主要枝杈是核心产品，较小的枝杈是些业务单元，树叶、花朵和果实是终端产品，而提供滋润、营养和稳定的根系则是核心竞争力。比如，索尼公司的缩微（Miniaturization）能力，就是核心竞争力。
我们可以把核心竞争力视为组织内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不仅涉及技术体系的协调一致，还与工作的组织、价值观的传递有关。核心竞争力还是沟通、参与，以及对跨组织边界工作的深刻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并不意味着比竞争对手更多的研发投资，也不意味着垂直整合。
核心竞争力的独特之处在于，越是使用，越是分享，它就越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不仅是把已有的业务抱成一团的粘结剂，而且还是新业务开发的引擎。象佳能公司一系列不同产品背后是几个共享的核心竞争力。各种各样的业务从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往深处的核心竞争力看，不同的业务恰恰是脉络分明的。比如，正是佳能在光学、成像技术和微处理器控制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使它得以在复印机、激光打印机、相机和扫描仪这些看起来不同的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代表性文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罗伯特·海斯（Robert H. Hayes）威廉·阿伯内西（William J. Abernathy）：关注企业长远发展
过去20年间，因美国的经济层越来越依赖一些几近教条的管理原则。这些管理教条倚重冷冰冰的分析和华而不实的方法，轻视基于经验的洞察力，因而无法把握战略决策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结果，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最大化成为许多公司压倒一切的准则。
当今世界，大多数行业的成功都要求企业重视长远发展，从而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美国管理者却沉迷于那些看似实用的“管理教条”：鼓励管理者重分析，轻洞察；鼓励管理者追求短期的成本削减，放弃长远的企业发展。事实上，恰恰是这些被管理者视为福音的管理教条在美国经济日落西山的大潮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些风靡全美的管理教条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财务控制管理。随着企业的组织结构日益分散化，企业倾向于把利润中心作为衡量管理者成败的基本标准。这必然导致企业更依赖于投资回报率这样的短期财务指标，并以此来评估管理者的业绩。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失败带来的后果。
企业组合管理。企业组合管理是“投资组合管理”概念在企业中的运用，即多元化经营。但是，假如运用这一理论的管理团队缺乏实际经验，只关注财务和控制，那就会把管理者推向一个极端：在安排资源时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不愿冒风险。
市场驱动管理。1960年以来，美国公司把一个它们原本忽视的原则用得过于到家了：经营以客户为导向。问题在于，运用市场驱动企业发展的战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客户往往只看得到现有的产品，企业仅仅关注当前的客户满意度有可能会错过未来的卓越产品。
事实上，企业得以生存和经久不衰的命门历来如此：投资、创新、领先、创造从未有过的价值。只有如此，而不仅仅是充当控制者、市场分析家、企业组合管理者，才能造就市场先驱。
代表性文章：《管理教条：经济下滑之罪魁》
亚伯拉罕·扎莱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管理者 ≠ 领导者
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人。在动机、成长历程以及如何思考和行动方面，两者都截然不同。
什么是培养领导者的最佳方法？各个社会各有其答案，而商界的答案是培养管理者就是培养领导者。但是这种机制虽然能够保证控制得法、各方权力平衡和管理者胜任其职，却不能保证组织富有想像力、创造性或者在道德上不偏离正轨。而且，管理者倾向于集体领导
㈦ 经济学的创始人是谁
亚当斯密
现代经济学之父是保罗·萨谬尔森
㈧ 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谁请附理由
不能笼统的说谁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就像不能说谁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一样。
在不同时期，出现的经济学家有其知识背景，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他们产生的影响和所提出理论的作用也都不尽相同。
可以说，亚当斯密是经济学鼻祖，他开创了经济学的学科，让大家认识到经济学在生活和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学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主张政府应该给市场经济最大的自由度，所以才有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积极蓬勃发展的局面。
凯恩斯，跟亚当斯密不同的是，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因为当时美国和世界正处于经济不景气时期。他的政府干预论一定程度上为经济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后来出现的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等都在不同的领域有独到的研究和观点，为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我觉得，只有对当今时代有最敏锐洞察力的经济学家，而没有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一说。
㈨ 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应具备哪些条件
要想成为一个经济学家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比如要看哪些方面的书籍，要加强会计及审计，银行及金融，生产及物流，市场营销，精算，税务，经济法等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