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礦權有償使用費和資源稅

⑴ 資源稅費改革的現行資源稅費

資源稅費政策是國家實施經濟調節、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目前，國家在朔州市開征的資源稅（費）主要有「一稅、四費、一基金」，即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采礦權價款、采礦權使用費收入、水資源補償費和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
2007年-2009年，朔州市資源稅完成131984萬元，年均43994萬元；礦產資源補償費完成29030萬元，年均9676萬元，年均增長13.6%；采礦權價款完成74618萬元，年均24873萬元，年均增長28.8%；水資源補償費完成57830萬元，年均增長6%；煤炭可持續發展基金完成664362萬元，年均增長28.8%。資源稅費為促進資源節約、合理開采資源、籌集財政收入等做出了積極貢獻。 1.資源稅定額徵收實際稅率偏低，不利於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資源稅是朔州市主要稅種之一，目前按照定額稅率徵收，實際稅率明顯偏低，導致稅收收入不能隨著煤價上漲、經濟快速發展同步增加,也不能有效地調節資源緊缺程度。目前煤炭資源稅定額為3.2元/噸煤，按照理論測算，2005年朔州市煤炭均價為65元/噸時，換算成比例稅率為5%；當2009年煤炭均價上漲為260元/噸時，換算成比例稅率下降為1%。煤價上漲，資源稅稅率反而下降，形成稅收逆向調節，不利於增加財政收入，也不利於地區經濟協調發展。
2.資源類專項收入徵收比例調整滯後,不能很好地滿足資源補償目的。
1994年全國開征礦產資源補償費時,國務院設定煤炭、煤層氣費率為1%。開征16年來，煤炭市場效益和行情發生了巨大變化，資源環境問題也更加突出。如果繼續維持目前1%的徵收費率，將不能很好地滿足資源保護和合理開採的目的。
采礦權價款是為了體現礦產資源的國家所有權，采礦權有償取得而收取的價款收入。按照《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使用辦法》（2006年2月28日山西省人民政府187號令）的規定，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據市場情況調整采礦權價款收取標准，但截至目前，2006年標准仍在使用。
3.現行資源稅（費）分享體制，中央、省集中收入太多，不利於均衡財力，不利於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在目前的資源稅（費）收入分享體制下:礦產資源補償費中央、省分別集中50%和22.5%；采礦權價款中央、省分別集中20%和24%或16%（因出讓方式不同省集中比例不一）；采礦權使用費收入，因中央、省負責中型以上資源類企業的采礦權登記，全部集中到中央、省級，市級只負責少許非煤小型礦山企業的采礦登記，導致市級采礦權使用費收入很少；資源稅是地方稅種，中央不集中收取，但省財政集中30%。上級集中比例過大，造成市縣財政困難，資源合理保護開發壓力巨大，不利於資源輸出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4.現行資源類專項收入資金使用范圍狹窄，不利於市縣財政統籌財力解決因資源開采造成的經濟社會問題。
礦產資源補償費和采礦權價款、采礦權使用費收入都是財政專項收入，按照《礦產資源補償費使用管理辦法》和《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及價款使用管理辦法（試行）》的規定，以上三項收入主要用於礦產資源勘查、礦產資源保護、徵收部門管理支出、地質環境治理等方面，對於縣級煤炭資源整合中關閉的礦井，也可用於關閉補償。但市縣以下很少礦產資源勘查，徵收部門的經費補助也不可能無限安排，而因資源不合理開采造成的地質、環境、交通、教育、社保等社會問題卻諸多。如果我們固守以上專項資金使用辦法，就會出現一方面專項資金結余過大，另一方面因資源不合理開采導致的社會問題卻無錢解決並存的矛盾,造成市縣財政兩難的局面。

⑵ 怎樣計算采礦權價款

計算公式為：
采礦權價款=基礎價格×資源佔用量×綜合系數

1、調整煤炭成本項目構成。

原選煤成本項目由現行的材料、提取包干工資、提取職工福利費、電力、折舊、提取井巷工程費、提取維簡費、修理費、地質塌陷補償費、應攤勞動保險費和其它支出等十一項構成。按照改革發展的需要，調整為材料、電力、職工工資及費用、修理費、折舊、維簡費、安全費用、資源費用、環境治理補償費、提取發展資金、其它支出等十一項構成。

要界定各成本項目的使用范圍。如職工工資及費用，包括職工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醫療保險費、養老保險費、失業保險費、工傷保險費和生育保險費等社會保險費；職工福利費、住房公積金；工會經費和職工教育經費；其它相關支出。把現行的提取包干工資、提取職工福利費和應攤勞動保險費合在一起，全面反映企業職工人力費用。資源費用，包括為獲得探礦權、采礦權支付的價款；支付的探礦權和采礦權使用費；資源稅、資源補償費、獲得探礦權後的資源勘探費支出等，全面反映煤炭資源成本。

2、新增成本項目的核算。

按照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制度》和《企業會計准則》，結合山西省煤炭工業可持續發展政策試點和煤炭企業會計核算的特點，慎重研究確定新增成本項目的核算辦法。如資源費用的核算，要明確各項要素費用的匯集、分配和核算。

一是礦業權價款的核算。

（1）煤炭企業不管以什麼方式有償使用探礦權、采礦權，都通過無形資產科目進行核算。在無形資產中設礦業權，在其它應交款中設應交礦業權價款，取得礦業權後作以下帳務處理：

借：無形資產—礦業權

貸：其它應交款—應交礦業權價款

（2）按照國家規定煤炭企業對無償佔用的煤炭資源可以採取貨幣支付價款，也可以轉增資本金或以股權形式取得。支付礦業權價款時，按價款支付方式做以下帳務處理：

借：其它應交款—應交礦業權價款

貸：銀行存款

實收資本

實收股本

（3）礦業權價款的攤銷，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結合煤炭企業實際制訂幾種攤銷辦法，企業選擇適當的方法規范的進行攤銷，攤銷價款時做以下帳務處理：

借：管理費用—煤炭資源價款

貸：無形資產—礦業權

二是礦業權使用費的核算。

企業按規定繳納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時

借：製造費用—煤炭礦權使用費

貸：銀行存款

三是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的核算：

企業按規定繳納煤炭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時

借：管理費用—煤炭資源稅

煤炭資源補償費

貸：銀行存款

四是取得礦業權後發生的煤炭資源勘探費用的核算：

發生的勘探費用要通過長期待攤費用匯集，視煤炭成本承受能力確定攤銷辦法，規范的攤銷費用。

發生勘探費用時

借：長期待攤費用—煤炭資源費

貸：銀行存款

攤銷勘探費用時：

借：製造費用—煤炭資源費

貸：長期待攤費用—煤炭資源費

3、原選煤製造成本的計算。

⑶ 礦產資源稅費制度改革研究

縱觀世界各國,各國資源稅費制度體系的設置存在一定差異,但主要實行的是權利金(Royalty)制度^[25]。根據國土資源部信息院對世界上81個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礦產資源稅費制度的調查,這些國家主要實行的基本上都是權利金(Royalty)制度。國家一般主要通過權利金制度體現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通過礦床佔用費調節資源開發對資源的佔用,通過環保補償來治理對環境的損害,通過紅利制度調節收益。權利金制度是市場經濟國家礦產資源財產權制度的核心^[26]。除個別國家外,幾乎所有國家均徵收權利金。對於權利金的徵收,大多數國家採取從價計征或從量計征。但權利金費率標准相距甚遠,就是在同一國家內不同礦產資源的權利金費率也存在很大差別,但多數國家、多數礦產資源的權利金費率都保持在2%~8%之間^[27]。例如,美國聯邦政府通常規定最低的權利金徵收比率,油氣權利金徵收比率為井口價值的12.5%;對於煤炭,露采者12.5%,坑采者8%;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的權利金費率為10%;納米比亞為5%;巴西煤炭權利金費率為3%;南非分稅種徵收權利金,徵收的費率為深水石油1%,陸上石油3%^[28]。

對於國家所徵收的權利金的使用,不同的國家也不盡相同。一般情況下,除一部分作為國家財政收入外,還分給礦產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一部分,還有較大一部分作為礦產資源勘察、開發管理以及環境保護、資源保護等活動的基金^[29]。例如,在美國,來自於礦產開採的國家收入中權利金是大頭,每年約40億美元,這筆收入全部上繳國庫,但對其使用和分配上法律有明確規定。美國對聯邦公有土地上權利金的分配是:50%返還到礦產所在地的州政府,只能用於本州當地教育及其公共設施、民眾福利事業的建設;另外50%上繳國庫,其中40%作為國家的土地和水資源保護基金,10%交國庫大財政。在州政府所屬土地和印第安人土地上開采礦產資源所收取的權利金,全部留在當地,無須返還,這是聯邦政府扶持地區經濟發展的措施之一^[30]。巴西徵收的權利金在地方、州和聯邦政府之間分配,作為資源開採的財政補償。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資源稅為核心的稅費政策。在礦業權取得環節,收取探礦權、采礦權價款。在礦業權佔有環節,收取探礦權、采礦權使用費^[31]。在礦產資源開采、銷售環節,主要收取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費和礦區使用費。我國分別於1993年和1994年開征了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於1999年開始徵收探礦權價款、采礦權價款、探礦權使用費和采礦權使用費等。其中,資源補償費體現的是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資源稅調節級差收益;後四種費用則是為了控制探礦和采礦佔地,是資源財產權的延伸,體現的仍然是國家對資源所有權的財產權益^[32]。

按照《礦產資源補償費使用管理辦法》規定,我國目前的礦產資源補償費「主要用於礦產資源勘探支出、礦產資源保護支出及礦產資源補償費徵收部門經費補助」,但是,我國目前的資源開發補償費根本不足以支持勘探支出以補償開採的儲量。用於徵收部門經費補助的部分幾乎全部分光,成為地方一種自收自支的財源。由於礦產開發生態補償的資金來源欠缺,我國陳洲其教授曾經提出應該將權利金的大部分用於生態補償。

資源稅的徵收目的是為了調節不同礦質的收益,但是由於現行資源稅以銷售量或自用量為計稅依據,而且只對已開采銷售或自用的資源征稅,對那些開采後暫未銷售或未使用的不征稅,造成資源利用上的逆向調節和企業在開采礦產時「采富棄貧」現象,與開征目標背道而馳。

與國外相比,我國的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非常低,大部分國家資源稅費率高於我國。在我國,各種礦產資源平均起來的稅費相加只有1.18%,基本相當於無價或低價使用^[33]。我國的礦產資源補償費相當於國外的權利金,但目前的費率只有1%。同時,探礦權使用費、采礦權使用費、探礦權價款和采礦權價款收費標准也偏低,只是國外平均標準的1/7左右,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34]。我國資源稅和補償費徵收標准過低意味著礦產資源的廉價或無償使用,這是資源型產品價格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導致了企業和社會缺乏珍惜資源的動力,資源投入方式粗放。從另一個層面看,資源稅和補償費都是針對企業產品銷售收入計征,一個是從量計征,一個是從價計征,有重復征稅的嫌疑。

在我國,資源稅費的征管和分配在實踐中也存在一些問題。資源稅是地方稅,資源補償費是分享稅。資源補償費作為分享稅,在資源型城市的分享比例較低,資源型城市每年都要上繳大量的礦產資源補償費,但是地方分成後獲得的收入均留在省、自治區一級,地州、縣作為資源補償上繳地分文不留,有悖於礦產資源補償費的初衷^[35]。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外資源稅費研究比較成熟,但其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為背景進行研究的,對於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考慮較少,限制了其應用范圍。雖然我國對資源稅費制度進行了改革,對維護國家的礦產資源財產收益,促進礦產資源的有序、合理開發利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無論是與國際通行做法相比,還是從市場經濟體制對新稅制的要求看,現行的資源稅費的設置、性質、作用等方面還存在許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