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期限利差

Ⅰ 美聯儲降息意味著什麼

美聯儲的降息的息是聯邦基準利率。是美聯儲對商業銀行的再貼現利率，聯儲利率直接關繫到銀行的融資成本，對於美國銀行的利率有很強的指導作用，因此間接的影響了整個美國銀行業的利率水平。

美聯儲降息會帶來的影響：

1、美聯儲降息的話，儲戶利益減少，於是將存款作其他投資，以填補原本應得的利益。貸款者增多，數額增加。也就是通過這樣來拉動經濟增長，以及國內內需。

(1)什麼是期限利差擴展閱讀：

存款利率降低，民眾會適當增加生活消費支出，對提振內需起到一定作用，且也會使民眾將更多的銀行存款用於消費和投資。

對於房地產行業來說，貨幣價格高和資金壓力大是兩個主要矛盾，降息會促進購房者購房，尤其對買房個人和家庭來說，房貸壓力變小了，市場有可能迎來新一輪購房潮，房地產企業資金面壓力有所緩解。

此外，降息可能會投放更多資金，在一定程度上會引起人民幣貶值預期，有利於外貿企業出口，特別是對於中高端產品企業來說更是重大利好。

同時，貨幣價格下降，使得企業運營成本降低，也使得股市融資成本降低，這都會刺激更多資金向股市流動，為持續的牛市做貢獻。

Ⅱ 中國影子銀行生存發展的基礎是什麼

影子銀行的含義及產生背景
綜合2007年以來的各項研究，國外對影子銀行的定義可以歸結為：在傳統商業銀行體系之外，從事資產證券化活動，進行期限、信用或流動性轉化的金融中介機構，它們不受巴塞爾III或同等程度監管，也得不到央行的流動性支持或公共部門的信貸擔保。這些金融機構可以包括投資銀行、結構性投資載體、資產支持商業票據、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保險公司、財務公司等等。傳統渠道（商業銀行、評級機構等）為影子銀行提供的一切支持，也屬於影子銀行活動。
過去數年時間里，中國商業銀行主動地將資產和負債從表內轉移到表外以規避監管約束，本文認為，這一由商業銀行主導的表外融資業務，構成中國影子銀行的主體。在這一過程中，其他金融機構多是通過向商業銀行提供通道等方式，廣泛地參與到影子銀行的發展中。從這一層面來說，中國影子銀行業務究其實質，是商業銀行的影子業務，在具體實踐中表現為商業銀行通過信貸類理財產品實現資產負債表外化。
中國主要口徑的貨幣信用總量指標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例如觀察M2同比增速，2011、2012年分別為13.6%、13.8%，較2000-2010年平均增速17.8%、2000-2008年平均增速16.5%顯著地低。再比如觀察社會融資規模指標，計算顯示，2011、2012年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同比增長18.5%、19%，低於2002-2010年平均增速21%，略低於
2002-2008年平均增速19.3%。計算社會融資規模和外匯占款總和的余額同比增速，2011、2012年分別為17%、15%，低於2002-2010年均值23%、2002-2008年均值22%，為近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下降幅度顯著。
盡管在過去兩年，經濟急速下滑確實可能使得貨幣信用的需求有所下降，然而貨幣信用供應的收縮，可能是更為基本的原因。識別這一點，關鍵的證據是，在貨幣信用供應增速下降的同時，各個市場利率中樞水平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抬升。
國債市場上，2012年在經濟減速和貨幣緊縮結束背景下，各期限國債收益率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然而非常顯著的是，此輪國債收益率下降的底部水平比其他時期（例如2002、2005和2009年）顯著地高，1年期國債收益率的表現尤為突出。
在信貸市場上，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顯示出與國債市場相似的結果。盡管直接融資規模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重要，但目前在實體經濟融資總量當中，通過信貸市場實現的資金融通佔比，仍然超過50%，因此，信貸市場利率水平，依然是全社會資金松緊情況的一個很好的衡量；另外，2003年到2004年底的時間里，貸款利率上浮限制越來越少，最終在2004年以後實現自由上浮，這使得銀行體系信貸利率指標能夠比較真實地衡量信貸市場資金供求狀況。2011、2012年，貸款加權利率年均水平分別為7.6%、7.1%，下行十分有限，與過去十年的歷史情況相比明顯地偏高。
觀察其他類型利率指標，比如6個月SHIBOR、6個月票據直貼價格等，大體指向了相同的結果。各市場利率中樞的抬升暗示，貨幣信用總量的下降，主要受到了供應收縮的影響。
貨幣信用供應收縮的原因是什麼？過去兩三年時間里，從總量層面來看，中國貨幣信用供應領域發生了兩個影響深遠的變化，這兩種變化同時發生，使得金融體系貨幣供應能力受到了系統性的抑制，並構成了影子銀行業務興起的宏觀背景。
首先，基礎貨幣供應的變化。在《中國人民銀行法》頒布以後非常長的時間里，中國基礎貨幣供應幾乎唯一的渠道，就是外匯占款的高速投放。然而，自2010年以來，這一局面發生了系統性變化，外匯占款增速較大幅度下滑，2012年更是下降至2%，顯著地低於名義GDP增速。在沒有其他渠道供應基礎貨幣、貨幣乘數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外匯占款增速的下降必然使得貨幣信用的供應無法滿足經濟對其合理的需求。
其次，商業銀行信用創造能力的變化。此前幾年貸款規模的高速擴張，使得商業銀行存貸比接近監管法規要求的上限，這在股份制及中小銀行領域表現得尤其突出。進一步考慮到比較高的存款准備金率限制和監管當局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商業銀行通過提高貸款傾向（貸款占總資產比例）來提升貨幣乘數的能力受到了比較嚴重的制約。簡單地，可以合並貸款和法定準備金，計算其占商業銀行存款的比例。近兩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至85%附近，為過去十年來的最高水平。
在基礎貨幣供應放緩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本可以通過提升貸款傾向調節貨幣信用供應；然而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基礎貨幣供應的放緩與商業銀行信用創造能力受約束同時發生，最終使得金融體系的貨幣信用供應能力受到系統性抑制。
影子銀行的發展與規模評估
在信用供應受抑制、對信用需求仍然比較旺盛的情況下，商業銀行通過主動發展表外融資體系，以規避存貸比、資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備金等監管約束，從而提升其貸款傾向。近年來以理財產品為代表的表外融資業務規模迅速膨脹。
名義上，多數理財產品投資風險由客戶自擔，但實際上，商業銀行表外業務的大多數風險，特別是其中的系統性風險，最終都要回到商業銀行表內。在此意義上，影子銀行業務也許會成為未來金融風險的策源地。
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中，與其他類型的金融機構相比，商業銀行擁有無可比擬的龐大的客戶基礎，這使得股票、債券、信託、保險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產品，在許多時候需要借用商業銀行的渠道和網路來銷售。因此，在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以理財產品為形式，促成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完成融資過程，實現商業銀行的渠道價值，本來是順理成章和十分自然的。
這一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帶來中間業務收入）的快速發展，也已經有比較長的時間了。本文所試圖強調的是，由於前面討論的宏觀經濟背景，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為了規避監管約束並提升信用供應能力，商業銀行開始主動地把越來越多的資產和負債轉移到表外。這一過程已經脫離了商業銀行對渠道價值的追求，成為本文所討論的「影子銀行」的主要內容。
一個值得考慮的角度，是觀察保本型理財產品收益率與同期限銀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差值。2004年以來理財產品市場逐步發展，但到2010年之前，銀行體系理財產品的發行數量仍然較少，其中保本型理財產品與同期限存款利率之差大約穩定在70個基點附近波動；而2010年以後，理財產品數量迅速膨脹，同時利差擴大到110個基點以上，並在2011年和2012年繼續爬升。
從商業銀行的角度看問題，理財產品形成了對定期存款的替代，但成本更高，為什麼商業銀行願意這一替代過程發生？關鍵原因在於理財產品節約了商業銀行的資本消耗。
在均衡條件下，定期存款在表內對商業銀行形成的凈利益（利差收入扣除撥備和資本成本）與理財產品在表外形成的凈利益（中介業務凈收入）應該是相同的。因此，前述利差與商業銀行的資本成本密切相關，利差在2010年以來的顯著上升可以大體解讀為商業銀行資本成本的增長，其中主要的原因顯然是貸存比、資本充足率的約束以及准備金率形成的限制。這也從另外一個層面說明，過去幾年貨幣信用供應能力受限，加速了影子銀行業務的興起。
央行統計和發布的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是對傳統貨幣信貸統計的一個有益補充，以此為基礎，可以對影子銀行規模作一個粗略的估算。在社會融資規模結構中，商業銀行發展的影子銀行產品通過委託貸款、信託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和企業債券等渠道，進入實體經濟部門的負債或權益方，因此，對四類業務中直接融資業務和表外融資業務佔比的假設不同，影響著對影子銀行規模的測算。
假設1：假定四類融資業務中直接融資業務佔比為0，假定2002年底四類融資業務規模為0。可以計算，2012年底四類融資業務規模為21.9萬億元人民幣。顯然，21.9萬億是對影子銀行規模的偏高的估計。
假設2：假定2005年以前、2005年以及2009年，四類融資業務中影子銀行業務佔比為0。設定2005年以前為0，主要考慮其發展尚不成熟，2005年以前銀行理財產品的發行規模比較小。另外，按照本文的理解，在實體經
濟流動性寬松時期，商業銀行表內信貸的投放相當通暢，發展表外業務的動力並不強。從各市場利率情況來看，2005、2009年，實體經濟資金成本較低，流動性比較寬松。如此計算的2005年和2009年四類融資占本外幣融資的比例，完全代表著四類業務中直接融資業務的佔比，再假定這一佔比自2005年以來勻速提升，這便可以剔除歷年四類業務中直接融資業務的數額，留下影子銀行業務規模。這一假設背景下，2012年底影子銀行規模為7.1萬億。我們懷疑，這一估算對直接融資業務的發展過於樂觀，從而低估了銀子銀行的規模。
假設3：設定2005年以前、2005年影子銀行規模為0；2009年四類業務中，直接融資比例與影子銀行業務比例為1∶1；另外，由於2009年以後，商業銀行越來越多地參與到表外融資的競爭中，在其擠壓下，其他非銀行機構自發開展的直接融資業務佔比難以顯著提升，轉而通過向商業銀行提供通道等服務從中獲益，因此假定，2009年以後，四類業務中直接融資比例恆定不變，四類業務規模占本外幣貸款規模比例的擴張，完全來源於商業銀行推動的影子銀行業務的擴容。在此假定下，2012年底影子銀行的規模為10.8萬億，這可能比假設1與假設2更為接近影子銀行的真實規模數據。
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期限失配及其風險
影子銀行體系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彌補了貨幣信用供求的裂口，也引起各方對其蘊含風險的擔憂。首先從企業資產負債表角度考慮問題，可以用企業短期貸款和短期信用債的供應來衡量企業部門短期資金融入，用企業活期存款來衡量企業部門短期資金融出。2011年之前，企業部門短期資金融入增速系統性地低於融出增速，2011年之後，這一關系出現反轉，短端資金融入增速超越了融出增速，迄今已維持了兩年多的時間。
更直觀地，可以對數據進一步加工，計算企業部門短期資金的凈融入，考察其同名義GDP之比的變動。正常情況下，企業部門從銀行獲得大量的長期貸款，這些長期資金一部分用於固定資產投資，另一部分則用於滿足企業的支付需求從而表現為活期存款的增長，這意味著，企業部門是長端資金的凈融入方，是短端資金的凈融出方。計算結果也顯示，在絕大多數年份，企業部門全年短期資金凈融入額是負值，而2011年以來，企業部門開始呈現短端資金的凈融入。
實際上，考慮到銀行理財產品為企業部門提供的大量短期資金融入並沒有在計算中表現出來，真實的企業短期資金凈融入規模可能要更為龐大。企業部門從短端資金凈融出方變為凈融入方的原因是什麼呢？
通常來說，一段時間里企業部門快速增長的短期資金凈融入，有三個可供配置的方向：應收賬款的增長、存貨的累積、以及在建工程量的擴張。
1990年代中後期，企業部門也曾出現過短期資金的大量凈融入。當時這一狀況的出現，可能主要源於三角債規模的擴張，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貨款，迫使它們大量融入短期資金來維持日常經營。此輪經濟下滑的過程中，三角債大規模增加的可能性無疑很難排除，但從工業企業效益統計數據來看，應收賬款並沒有出現比較明顯的增長，2012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賬款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為9.0%，較2011年僅上升0.6個百分點。上市公司層面數據顯示的情況是類似的。
一般來說，企業存貨調整周期大約為2-3個季度，很難超過1年的時間，因此，可以合理地認為，存貨變動不太可能是企業大量短期資金凈融入的主要去向。計算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存貨佔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2012年為3.3%，較2011年的3.4%小幅回落了0.1個百分點，反映工業企業實際上出現了去存貨行為。
因此，對於企業部門的短端資金凈融入，本文傾向於接受的解釋，是近幾年來企業部門運用大量的短期借款來支持在建工程，或者說，在資金運用層面，企業短貸長用，正在積累明顯的期限失配。
實際上從不同期限資金價格波動層面，也能夠發現短端資金需求的異常。觀察國債市場，本輪期限利差的底部水平，要比過去（2005、2009年等）更低，特別是在2011年下半年，收益率曲線異常平坦、近乎出現倒掛；而在貨幣緊縮結束、經濟企穩恢復的背景下，期限利差的恢復比歷史上其他時期要慢得多。在企業資產負債表期限失配的背景下，企業的短貸長用意味著短期資金價格的標桿是投資的長期回報，大量的資金需求轉向短期市場自然推升了短期資金的價格，並使得期限利差收窄。此外，資金運用期限嚴重失配的企業，其信用風險更高，可能也對收益率曲線平坦化有貢獻。
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期限失配是怎樣產生的？2009年短端資金供應寬松、短端利率很低，這可能很大程度上促發了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期限失配，通過短貸長用，企業部門降低了融資成本。然而在隨後幾年時間里，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的期限失配並沒有解決，相反可能變得更為嚴重，並與加速興起的影子銀行業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造成這一後果的原因，可能來源於以下方面：一是由於風險監管、行業調控和貨幣緊縮等原因，商業銀行傳統業務對地方政府基建投資、房地產開發投資、房地產按揭等領域的長期資金供應受到抑制，引發融資平台企業和房地產開發企業的長期資金需求轉向影子銀行體系；二是大量中小企業因無法提供合適的抵押品，其長期資金需求轉向影子銀行體系，而利率市場化以及直接融資方式的競爭，也迫使商業銀行較以前更加關注中小企業融資。
從產品統計來看，銀行理財產品期限大多在6個月以內，這意味著，影子銀行業務在彌補實體經濟貨幣信用供求裂口的同時，加劇了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的期限失配。
企業和影子銀行資金運用層面的期限失配，蘊含什麼樣的經濟和金融層面的風險？
我們首先可以留意一下歷史上美國儲貸協會的經驗。儲貸協會的模式是通過吸引低成本短期資金用於支持長期住房按揭貸款。由於短期資金通常更便宜，在1960年代之前這一經營模式為行業帶來了合理的回報。而在1970年代隨著美國通貨膨脹的高企、利率水平的上升，儲貸協會的資金成本迅速攀升，然而其大部分資產的回報水平卻在更早一些時候被鎖定，這給行業帶來了致命的打擊。

Ⅲ 什麼是靜態利差

靜態利差法以國債到期收益率曲線上各不同期限的收益率加上一固定利差作為定價的貼現率，再將未來各期現金流進行貼現以計算資產證券化產品的價格。這種定價方式考慮到了不同期限的貼現率的不同，即反映了證券化產品與國債之間的風險貼水差異。因此，靜態現金流量報酬率法是以債券的平均報酬率來確定債券價格，而靜態利差法則是以整條到期收益率曲線來確定證券化債券的價格。
靜態利差法和靜態現金流量報酬率法在現金流量比較集中的情況下，差異不大，但在現金流量分散的情況下，就會有較大差異。一般的公司債其最大現金流量集中在到期日，因此靜態利差法和靜態現金流量報酬率法的定價方式對於公司債的價格而言差別不大，但對於證券化產品來說卻不一定。證券化所產生的許多債券中有很多是還本型債券，其特點是現金流量的流入比較平均地分布於各期而非集中於某一期，以靜態利差法來評估就會較為准確。
一般而言，平坦的到期收益率曲線較為少見，即期到期收益率都是隨著期限的延長而提高，反映了針對長期而言不確定的風險溢價。因此，靜態現金流量報酬率法只適用於短期的、現金流較為集中的證券化產品的定價；而靜態利差法則適用於長期的、現金流入較為均勻的證券化產品的定價。但是不論何種方式，一個成熟的、能提供不同期限即期收益率曲線的國債市場是其能正確定價的前提條件。

Ⅳ 中國新常態對中國匯率運行有什麼影響

國際貨幣政策分化，美元持續走強
後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經濟表現不一。雖說全球各大經濟體時不時都有亮點出現，但不少都是「曇花一現」，與美國經濟的穩定發揮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於各國經濟復甦步伐不一致，全球貨幣政策出現了分化。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各個央行都在考慮用非常規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聯儲卻在考慮合適時機進行加息。再加上地緣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瀾」，市場避險情緒升溫，大量資本湧入美國尋求保值增值，導致美元持續走強，而非美元貨幣則普遍面臨貶值壓力。
首先，全球經濟復甦分化，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強。美國經濟自2014年二季度以來出現強勁反彈，三季度GDP增速進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創下過去11年以來最高。此外，美國通過「再工業化」和「頁岩氣革命」顯著增強了內生增長動力，擺脫了能源條件約束，復甦步伐將穩步加快。而歐洲經濟復甦力度依然疲軟，日本經濟仍將在低位徘徊，新興經濟體風險增大，可謂「東邊日出西邊雨」，主要發達經濟體與美國經濟冰火兩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持美元走強。
其次，全球貨幣政策分化，進一步推動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貨幣貶值壓力加大。隨著美國經濟強勢復甦，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聯儲剛剛公布1月FOMC 會議紀要對勞動力市場的改善情況更有信心，同時認為通脹短期雖然會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漲以及長期持穩卻是明顯的趨勢，並取消了保持當前低利率「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措辭。可以看出，美聯儲正按部就班，穩步、謹慎地改變加息前瞻指導，此次的FOMC會議聲明顯示美聯儲又向加息邁進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話，美聯儲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較大。
與此同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卻在持續大規模放水。歐元區再次接近衰退邊緣，且面臨較大通縮風險。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再一次重磅出擊，並於1月22日宣布了擴大資產購買項目，規模之大，甚至超過市場主流預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擴大資產購買規模，貨幣基礎年增幅目標擴大至 80萬億日元。受歐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歐元貶值預期加大的帶動，各主要貨幣有競相貶值之勢。
再次，地緣政治因素導致避險情緒升溫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2014年以來，國際地緣局勢持續緊張。敘利亞、加沙、伊拉克局勢升級，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爭端更是無休無止，近期歐美日各國與俄羅斯相互制裁升級，希臘退出歐洲風險加大，一系列因素進一步提升了美元作為避險資產的吸引力。未來國際地緣局勢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出現局部地區爭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險情緒升溫狀況下，資金將再一次迴流美國，從而支持美元走強，加大非美元貨幣的貶值壓力。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美國經濟強勢復甦趨勢不會改變，但美國經濟仍存在不少深層次問題，包括勞動參與率仍低, 通脹率持續處於較低水平。而歐洲、日本等外圍經濟依然疲弱，世界經濟復甦進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國經濟，因此，美元走強可能並非一帆風順。同時還應辯證認識美國貨幣政策收緊的影響。在美國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資本將大規模迴流美國，從而引發資本流出，美元走強。但美國經濟復甦加快不僅會帶動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增長，還會導致全球資本的風險偏好回升。因此，隨著對美國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不斷提升，並帶動世界經濟向好，美國進口增多，貿易逆差增加，以及風險偏好回升帶動資本重新進入新興市場，美元很可能又將面臨貶值壓力，出現震盪和反復。
人民幣面臨較大階段性貶值壓力
全球復甦差異和貨幣政策分化推動美元走強，進而也帶來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的壓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波動中走貶，2014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小幅貶值0.36%，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更是貶值2.7%，這是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匯改以來首次出現的真正意義上的年度貶值。進入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再度出現罕見貶值壓力，近期更是連續幾日幾乎逼近跌停線。
從國際上看，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美元走強可能引發資本流出,帶來國內流動性緊縮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歐洲和日本經濟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國際金融市場仍將處於動盪之中，美元升值會導致部分資金持續撤離中國而買入美元及美元資產，中國面臨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事實上，2014年以來的外匯占款運行變化已經對此有所反映，新增外匯占款從5月份開始急劇下降，隨後一直在低位徘徊，個別月份甚至出現負增長，全年來看，2014年金融機構外匯占款累計增加7786.6億元，同比大幅下降72%。預計在美聯儲加息初期中國將再一次面臨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復雜時期，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壓力較大。2015年1月製造業PMI為49.8%，連續5個月下跌，近28個月首次跌入收縮區間。在宏觀經濟的增速換擋與行業內部深刻變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業集聚的風險和問題有集中暴露的危險，導致市場情緒處於較大波動期。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貨幣政策中性寬松的預期加強，且近期進一步降息、降準的市場預期加大，從而進一步導致資本流出壓力加大，人民幣匯率面臨下行壓力。與此同時，我國已成為資本輸出大國。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動資本外流，增加市場外匯需求。
在美元走強，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強等因素的影響下，市場主體結匯意願下降，購匯動機增強，進一步加大了市場上的外匯需求。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衡量企業和個人結匯意願的銀行代客結匯占涉外外匯收入的比重（即結匯率）總體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為71%，結匯率比上年回落了1個百分點；而衡量購匯動機的銀行代客售匯占涉外外匯支付的比重（即售匯率）則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為69%，售匯率比上年上升了6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支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首先，中國經濟將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雖然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內外部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還要看到一系列積極因素正在積累，宏觀調控政策仍有較大操作空間，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等戰略的穩步推進，將在拓展新外部空間的同時，盤活中國部分過剩產能的存量，化解產能過剩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改革的穩步推進，經濟結構將不斷優化，發展質量和效率將不斷提高，新的增長點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來3-5年中國經濟仍有望繼續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穩定的經濟增長是支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基礎，很難想像一個保持中高速增長國家的貨幣會出現趨勢性的大幅貶值。
其次，中國仍有望保持一定規模的國際收支順差。近年來，在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平衡的政策推動下，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有所收窄，但仍將維持一定的規模，順差的格局短期內不會改變。盡管人口紅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國際市場，中國勞動力價格的相對優勢狀態仍有可能維持一段時間。據統計，2014年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仍達1000多億美元。而隨著美國經濟強勢復甦，世界經濟回暖，中國出口有望好轉，進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趨勢，未來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規模將保持穩步增長，國際收支仍將保持一定規模的順差。國際收支狀況的穩定，將使外匯儲備規模基本保持穩定，這將使人民幣缺乏趨勢性貶值的基礎。
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中國貿易收支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結構性問題，即一方面對歐盟和東盟等主要經濟體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獨對美國存在巨額順差，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波動，但同時也制約了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可能。據統計，前些年對美順差占整個順差之比重曾高達100%以上，2013年雖有改善，但也達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鑒於貿易結構存在問題，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在短期內難以迅速改變。順差國貨幣升值、逆差國貨幣貶值的國際經濟學原理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未來仍存在升值壓力。因此，可以說，目前中美之間貿易的較大不平衡基本封殺了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保障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引導市場預期的重要基礎。中國擁有近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位列全球第一，這是防止人民幣出現持續顯著貶值預期、陷入「預期貨幣貶值→資本流出→貶值預期增強……」惡性循環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匯儲備，匯率中間價就可以充分發揮對市場預期的有效引導作用，市場對中間價不會「無動於衷」，從而確保匯率保持基本穩定。
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與「新常態」的
內在要求南轅北轍
在「新常態」下，投資將繼續發揮關鍵作用，消費將繼續發揮基礎作用，出口將繼續發揮支撐作用，但經濟將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內需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常態」下深入推進的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及經濟提質增效等戰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幣值提升出口競爭力，靠貶值促進出口。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匯率是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變數，作為重要的相對價格水平變數，匯率影響著國際分工的成本，對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幣貶值對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出口有較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對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卻有一定的抑製作用。人民幣貶值可能減弱低端製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動力，同時也可能減弱其通過自身創新、求變，從而實現自身產業升級的動力。
此外，人民幣持續大幅度貶值也會導致國內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成本提高，不利於產業技術的升級和出口產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而會影響到經濟的提質增效。因此，經濟新常態的內在要求不支持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政策導向。
企業「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要求幣值堅挺
中國目前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大國，人民幣國際化正在穩步推進。從國際化戰略的角度來看，人民幣不宜持續大幅貶值。
當前，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不利於企業「走出去」。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成為近幾年中國對外經濟的一個新亮點，中國已逐漸成為一個資本的輸出大國，而且正在持續擴大對外投資規模。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達1400億美元，而且實際對外投資額首次超過吸引外資額約200億美元，成為對外凈輸出國，而且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潛力還很大。國際經驗表明，擴大資本輸出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本幣的升值，英鎊、美元、馬克和日元所走過的路程無一不是如此。貶值與擴大資本輸出背道而馳。人民幣出現持續大幅貶值，企業有可能出現匯兌損失，外債成本增加，加劇企業財務風險，不利於企業 「走出去」。
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求人民幣幣值穩定且相對堅挺。對於國際貨幣而言，價值的穩定性是作為交易媒介、計價尺度和儲藏職能的基礎。無論是貿易領域的人民幣結算、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發行都需要以匯率穩定為基礎。很難想像，一個持續疲弱的貨幣會為全球投資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不僅不利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出現倒退。因此，持續大幅度貶值的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國際化顯然是背道而馳。
人民幣持續大幅度貶值可能催生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人民幣持續大規模貶值可能加劇資本外逃風險，使經濟面臨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當前，中國資本項目規模已不小，持續大幅貶值可能引發短期資本大規模外逃。理論和實踐均表明，資本管制不僅代價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來越打折扣，一旦資本加快流出形成趨勢，將很難能被有效阻擋住，更何況當前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資本大規模外逃與本幣迅速貶值等可能相互影響、循環聯動，並通過流動性效應、逆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沖擊人民幣資產價格和國內金融市場。
從流動性效應看，人民幣貶值將壓縮投機資本的獲利空間，促使資本流出，導致國內流向房地產、股票等市場的資金緊張，進而影響房地產和股票價格。從逆財富效應看，人民幣貶值將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減少，造成國內商品價格上升，使得社會購買力不足，造成國內房地產、股票等金融資產需求降低，最終帶來金融資產價格的下跌壓力。
從替代效應看，在人民幣貶值或者具有貶值預期條件下，政府為保持匯率穩定將進行市場干預，可能造成流動性不足，抑制房地產、股票等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當前中國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復甦進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反復和波折，加之國內股市較長時間處於熊市，房地產泡沫風險也在潛藏暗長。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若聽任人民幣趨勢性貶值，令市場形成錯誤預期，不僅不利於穩增長，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長類似的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熱錢」在經濟形勢較好、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時期進入中國，「蟄伏」在股市和樓市等金融市場上。在美國經濟向好、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別提防這些「熱錢」因某些事件觸發（比如美聯儲提前加息、地緣政治緊張）而大規模、迅速撤出，並引發股價、樓價迅速下跌，人民幣面臨較大貶值壓力，甚至對國內金融體系穩定構成威脅。歷史上看，不乏一些國家在強勢美元期間股市和樓市泡沫破裂、本幣急劇貶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國菲律賓等國、1998 年俄羅斯、1999 年巴西等。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階段性升貶值交替
可能成為常態
應當注意的是，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主要是相對美元，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貨幣甚至還有升值壓力，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貶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況為例，美元指數從7月份開始穩步上升，從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漲幅接近 20%。人民幣有效匯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貶值態勢，從8月份開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環比續升1.23%，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環比續升0.75%，均為連續第七個月回升並刷新歷史新高。
在國外及國內兩方面因素影響下，2015年跨境資本流動將出現階段性流出與流入交替進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更趨頻繁，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可能成為常態。
一方面，美聯儲加息預期提升期限利差進而影響境內外利差的縮小，可能導致階段性的資本外流，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然而歐元區和日本的超寬松貨幣政策可能在特定時間段產生對沖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國內房地產市場有可能止跌企穩、股市逐漸回暖、金融及資本市場改革釋放活力，不排除國際資本可能出現階段性流入、從而形成升值壓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逐步擺脫依靠外匯占款供應基礎貨幣的模式，允許匯率根據市場供求雙向波動成為常態，不但能有效防範跨境套利和套匯行為，而且能夠提升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應在四重目標間尋求平衡
盡管也存在有利影響，但美元走強對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更應引起重視。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經濟正處在下行周期，PPI持續負增長，內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強使得我國宏觀調控面臨兩難的處境。為了緩解企業融資成本壓力、促進融資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準利率，但降息可能會進一步縮小中美利差，加大資本流出壓力，從而增加市場風險和貶值壓力。
為了保持中國出口競爭力，需要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但貶值又不利於開展對外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過度貶值又與新常態的要求背道而馳。因此，政策選擇有必要在穩增長、調結構、控風險和國際化四重目標間尋求平衡。在此復雜局面下，建議採取允許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的總體策略，當然這只是一種次優的選擇；同時積極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並輔以合適的貨幣金融政策。
一是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寬松，謹慎下調基準利率，適度下調准備金率。未來貨幣政策主要在穩增長、防風險和去杠桿之間進行權衡，考慮到短期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貨幣政策總體應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貸供需偏緊的形勢下，降息對新增貸款利率的影響有限，而且在美國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國降息可能會加劇資本流出，引發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有鑒於此，建議在近期利率已經調整的情況下，進一步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需要謹慎，不建議通過大幅降息來促進融資成本下降。而存款准備金雖然也有寬松作用，但畢竟是對銀行體系的負債產生直接影響，而對幣值的影響則相對間接。從應對外匯占款大幅減少和提升基礎貨幣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慮適度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同時繼續使用SLF、MLF等創新工具。這樣既可以有效減緩資本流出造成的流動性收縮壓力，又可以通過保持流動性合理寬裕、改善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來帶動市場利率和融資成本下降。
二是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保持有效匯率基本穩定。建議利用美元走強下人民幣升值壓力減緩的契機，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可以從現行的2%進一步擴大到3-4%，並著力用好匯率中間價的調節功能。在人民幣呈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的格局下，匯率彈性增強有利於降低「熱錢」大規模進出套利，減小跨境資金頻繁進出對國內金融體系的不利影響，匯率機制可以成為調節資本流動的有效手段。
與此同時，建議擇機增加貨幣籃子中其他主要貨幣的比重，減低美元佔比，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在降低籃子中美元權重後，應允許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以減緩對出口的不利影響。在對美元適度貶值的同時，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特別是盡量保持人民幣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對外投資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或略有升值，為人民幣國際化和開展對外投資提供良好的匯率環境。
三是積極穩妥地實施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不應操之過急。美元走強加上國內經濟下行及影子銀行、融資平台等領域的風險積累，中國在一定階段可能面臨較大的資本流出壓力。2013年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仍高達3262億美元，而2014年則迅速轉變為960億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有必要堅持穩妥審慎的原則，合理設計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相關制度安排，尤其是審慎、穩妥放開金融賬戶中證券投資流出入的限制。
應關注銀行體系相關管理制度的設計和安排，因為跨境資本流動和貨幣兌換活動基本都通過銀行來展開。堅持對跨境資金流動進行持續密切跟蹤和監測，並做好資金大規模流出下的應急預案准備。從保證有足夠的干預能力看，未來中國仍應擁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匯儲備。
四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與資本輸出。在美元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來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單靠貿易結算，而應該發揮好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輸出的推動作用。當以本國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建立起來，本國企業掌握了從資源採集到中間品分包、再到最終產品銷售的生產鏈條時，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接受程度自然就會隨之提高。
在重點領域上，應以基建投資、資源開采以及戰略新興產業為主；在具體策略上，應積極推進合資並購，並積極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境外人民幣債券融資、權益類融資，以支持本土企業「走出去」，必要時可以限定這些融資專門用於對外投資。
五是大力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降低企業避險成本。未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升貶值交替出現將成為常態，這意味著企業有效應對匯率風險將至關重要。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習慣了人民幣的單邊升值和小幅波動的狀況，很大程度上缺乏匯率風險意識。而一些大企業在離岸市場使用衍生品多數出於對賭心理用其進行套利，因此對規避外匯風險的工具使用並不充分。未來，隨著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幅度的不斷擴大，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不可小覷。
當前中國的衍生品市場發展相對滯後，市場容量小，產品種類較為單一，企業避險的成本比較高，不利於企業進行風險應對。因此，應加快發展匯率期貨、期權等在全球市場上比較基礎且成熟的衍生產品，並進行適當創新。大力發展匯率衍生品市場，從而為企業提供多樣化的匯率避險工具，降低企業避險成本。

Ⅳ 債券的定價模型有哪些各有什麼優缺點

就理論上來說抄，主要有兩個襲方向，一個是定價角度，一個從公司結構角度

定價角度就是先從現金流角度折現可以算出一個無違約的價格

然後加入違約概率和違約後回收比例，然後用期望來算

由於現實情況按這個算出來都是高估的，可以通過市場價格和中性風險去做系數調整把這個溢價去掉

然後再優化就是可以引入宏觀經濟和行業的系數，把利率和風險中性表述成這些的系數相關的線性函數，考慮到宏觀經濟和行業的系數一般不獨立，要再做一個仿射

一般做到這里就差不多了，再優化就是加入流動性還有目前期限利差結構，再用實證去調整。

這個模型的問題主要是風險中性很可能（尤其在國內）是被大幅低估的，和市場上的結果比較難對上

公司結構角度就是從公司資產負債的出發，從bsm模型開始建模，認為資產首次下穿過負債就是違約。這個模型問題主要一個是模型違約的閾值比較難確定，第二個是杠桿率很高的企業往往在違約邊緣資產負債表的噪音可能會很大。優化的方法就比較開放了，可以通過從股票和債券市場上取得額外信息加入模型，也可以通過可類比企業的數據獲得額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