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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發展過程
1.解放前的物探工作
我國金屬礦的物探始於1936年丁毅在安徽當塗鐵礦上做的電法試驗，而後李善邦、秦馨菱、顧功敘等在我國南方的鉛鋅礦、鐵礦、銅礦等近20個礦區用磁法、扭稱、電法開展了以試驗為主的工作，在湖南水口山外圍新沖、四川攀枝花等地還取得了找礦效果。
外國人在我國金屬礦上開展的物探工作最早是1933年日本人松源厚在遼寧弓長嶺鐵礦開展了電法工作；1936年，日本人還在山東玲瓏金礦開展了電法工作。自1937年到1945年，日本為了掠奪我國資源曾在東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地用磁法、電法、地震、重力開展了找鐵礦、鉛鋅礦等礦的物探工作。
這些工作多屬解決追索礦體和了解礦體相連狀況等礦區詳查、勘探中的地質問題，並為此進行方法試驗[1,2]。
2.1949～195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年（1950年），東北地質調查所就在鞍山鐵礦用磁法和電阻率法開展找礦工作，同時還在遼寧清原等地開展過自電找礦工作。1951年，重工業部的有關單位在雲南會澤和易門等礦上開展了物探工作。1952年，東北地質調查所等單位分別在鞍山等地繼續工作，重工業部及國家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等單位組織了一部分力量在湖北大冶、安徽銅官山等地區開展了物探工作。
因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需要，亟待找到並勘探一批鐵礦、銅礦等重工業所需的礦產資源。自1952年地質部成立起，地質部有計劃地組織力量在這些礦種開展地質工作，物探也圍繞這些礦進行。例如，1953年，地質部組成了12個分隊分赴大冶、銅官山、白銀廠、白雲鄂博等12個已知礦區用磁法、自電、電阻率、重力（扭稱）等方法直接找盲礦或了解礦體產狀、追索礦體、解決礦床勘探中的問題；個別地區還在礦區外圍找新的礦床，實現開辟新區的工作。重工業部和後來的冶金工業部的物探工作主要在鞍山、大冶及銅官山等地開展類似工作。主要成果有內蒙古白雲鄂博稀土-鐵礦西礦的發現，湖南黃沙坪鉛鋅礦的發現。
1955年後，根據原蘇聯專家關於「物探要遠遠走在地質前面」的建議，地質部的物探工作的重點轉向了普查。當時採用的方法中增加了等位線法、聯合剖面法、充電法等電法，成為尋找良導性含銅黃鐵礦等有色金屬礦的主要方法。開展面積普查最重要的成果是地面磁法在四川西昌地區陸續發現了紅格、白馬及太和大型—特大型釩鈦磁鐵礦床。隨著航空磁測和放射性測量工作的投入使用，物探的大面積普查成為可能，真正實現了物探先行，並在最初的使用中就找到一批礦床，例如河南舞陽、江西新余鐵礦。
為了綜合普查、綜合找礦的需要和區分異常、減少多解性，1956年以後在物探普查中已基本形成採用磁法、自電、聯合剖面等多種方法進行工作的模式，一些礦種（如鐵礦、鉻礦）還用重力、扭稱、電測深方法[1]。
3.1958～1978年
從1958年開始，地質部在各省區相繼組建了物探隊伍，工業部門也建立了地區的物探隊伍。
基於國家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特別是「大躍進」及「大煉鋼鐵」的需要，從1958年起，磁法找鐵礦的工作形成高潮。檢查航磁異常成為找鐵礦、其他磁性礦產、超基性岩的主要工作模式，成效顯著。截止1965年，為找鐵礦檢查磁異常入手，發現了一大批礦產地，例如，江蘇梅山、安徽羅河和霍邱、山西五台地區的鐵礦和內蒙古黃崗鐵、錫礦均系由航磁異常發現；福建馬坑、河北武安-邢台地區、山東蒼嶧及淄河、湖南祁東等鐵礦系由地面磁法發現。另外還發現了新疆鯨魚鉻礦，安徽獅子山及安慶（西馬鞍山）、遼寧紅透山、江西武山、湖北銅綠山、湖南七寶山、廣東陽春石錄、青海銅峪溝及德爾尼銅礦或銅鈷礦，吉林紅旗嶺銅鎳礦，江西橫峰黃山鈮、鉭礦，雲南勐野井鉀鹽礦。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物探方法技術有了很大進步。重磁測量精度提高，特別是為找鉻礦高精度重力測量技術不斷改進，研究重磁弱異常、復雜異常及斜磁化異常技術的成熟，大功率短導線激電等技術的推廣，電磁感應法、井中無線電波法、井中三分量磁測以及金屬礦測井（主要是磁化率測井）等方法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推廣應用，使物探的找礦手段日趨完善，為迎接新的技術挑戰提供了技術可能。
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國民經濟調整方針的指導下，物探的固體礦產找礦任務一度由主要找鐵礦轉向其他礦產，特別是某些有色金屬礦、稀有金屬礦及壓電石英、金剛石等非金屬礦，這對常規物探方法直接找礦提出了挑戰。為此，物探工作者進行了相應的試驗研究，積累了一些經驗。
1965年後，隨著建設大三線的需要，物探的找礦任務又主要圍繞基礎工業所需的鐵、銅、鉻等礦種，同時在金礦和一些非金屬礦方面也進行了系統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金屬、非金屬礦物探工作受到極大沖擊；自20世紀70年代後，野外工作逐步恢復。1976年後，還組織了12個地區的鐵礦會戰。自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以來，物探取得的主要成果較多。例如，河北邯邢地區中關、雲南大紅山、安徽大鮑庄、吉林老牛溝、山東萊蕪張家窪、河南許昌、新疆磁海、湖南江口等鐵礦床的發現；物探還發現了甘肅大道爾吉、西藏依拉山及羅布莎鉻礦，西藏玉龍等地的銅礦床的主盲礦體，甘肅金川銅鎳礦床三和四號盲礦，黑龍江翠宏山鐵多金屬礦，內蒙古甲生盤和謝爾塔拉鉛鋅及鋅鐵礦，湖南曹家壩鎢礦等多種礦床。與化探結合發現了江西陽儲嶺鎢鉬礦及曾家壠錫礦，河南夜長坪鉬鎢礦。放射性方法發現了內蒙古「801」稀有、稀土礦和湖北廟埡鈮、稀土礦。物探還追索和發現了山東膠東地區的新城、馬塘、河東寺庄、東季等金礦帶。在黑龍江、河南、雲南等地還圈出了含鉑、鈀礦的岩體。在山東、遼寧圈出了金伯利岩筒[1,2,10]。
4.1978～1990年
這一時期地質找礦進入一個新階段，物探面臨找各類深部礦、物性差異較小的礦、難識別礦及新類型礦的任務，同時也面臨在中高山區及荒漠戈壁地區、交通條件差的地區開展面積性普查的任務，以及檢查、評價水系化探異常的任務。這些新形勢和新任務的出現向物探提出了挑戰。
在總結我國金屬礦找礦經驗和吸收原蘇聯等國外經驗基礎上，認識到物探在研究控礦條件、礦化蝕變帶等方面的優勢。自20世紀80年代初，地質部與其他部門的金屬礦物探界逐步提出了「在直接找礦不完全有效時，採用間接找礦的辦法」，進而發展為「直接找礦與間接找礦並舉」的物探找礦思路[3,4,6]。由於各類電測深法、高精度磁測和井中物探方法技術的完善，更有利於立體填圖、間接找礦和找深部礦的目標實現。與此同時提出了運用地質-地球物理模型指導找礦的思路[3,4,5]。
隨著地質找礦工作在全國的系統展開及優化找礦的戰略部署，自1979年起地質界擬開展成礦區帶的劃分，地質部物探界及時提出了用物探、化探和地質的綜合信息開展成礦預測，並進行了一些試點摸索經驗。1983年，地礦部印發的「成礦遠景區劃基本要求試行」中反映了這些做法及經驗，並提出物探普查選區應在綜合信息的預測區中優選，避免僅憑少數地質資料確定。
自1979年開始，系統部署了的區域重力調查及中小比例尺航空磁測。自1985年起，又逐步開展的1:5萬物探（主要是重力、地面磁測）均使得區域性物探資料日漸增多，為開展中大比例尺成礦預測提供了信息源。
20世紀80年代中，地礦部提出了在選出的普查區有計劃開展第二代物探化探綜合普查的思想及工作要求，地礦部物探界進一步提出了第二代物探的概念及工作方向[3,7]。
在總結多年工作經驗基礎上，1989年地礦部頒發了《固體礦產普查物探化探工作要求》，其中規定了普查中物探階段的劃分、工作任務、工作流程及一些具體要求。
在這一階段引進和自行研製了大量新技術、新儀器，例如，頻率域激電儀、多功能電法儀、航空伽馬能譜儀、井中無線電波、井中激電、井中聲波、地面和航空光泵磁力儀、高精度重力儀等等，在方法技術方面逐步形成系列。計算機的逐步推廣應用使得重、磁的數據處理、解釋上了一個台階。
在這一時期，物探在許多有色金屬礦區外圍開展工作效果很好，發現一批礦床特別是盲礦，同時還在金、銀礦和鉀鹽、各種粘土類礦等非金屬礦方面取得了找礦效果。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鐵礦任務已減少很多，一些省區已無找鐵礦任務。
這一階段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安徽龍橋鐵礦的發現；內蒙古烏奴格吐山銅鉬礦、大井錫銀多金屬礦、浩布高和白音諾鉛鋅礦及額仁陶勒蓋銀礦的發現（或擴大）；新疆阿舍勒銅礦、索爾庫都克銅鉬礦、喀拉通克和哈密黃山銅鎳礦、可可塔勒鉛鋅礦（該礦系與化探相結合）發現；河北蔡家營鉛鋅礦及大灣鋅鉬礦、福建梅仙及水吉鉛鋅礦、廣西芒場錫多金屬礦、山東倉上金礦、青海金龍溝金礦等的發現。與化探結合還發現了一批金、銀礦，例如吉林山門、河南破山銀礦。另外，物探還圈定或研究了河北雙碑、湖北高店子、湖南歇架山石膏礦的含礦層位或構造[1,10]。
5.1990～2000年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地質找礦任務逐步按市場的需求而調整，金屬與非金屬礦物探任務減少；特別是前五年礦產物探大量轉向配合化探找金礦，在一些銅等有色金屬礦的礦區開展了深部找礦。後五年礦產物探主要在中、西部進行的找銅、鉛鋅和銀礦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例如，雲南思茅大平掌銅礦、新疆哈密小熱泉子及土屋銅礦、四川鹽源西苑坪銅礦、甘肅肅北黑山銅鎳礦、河北隆化北岔溝門鉛鋅礦的發現以及在甘肅白銀廠小鐵山深部發現了多金屬礦等。另外在新疆羅布泊北凹地發現鉀鹽礦。這一時間純鐵礦工作已少有，非金屬礦物探工作也較少。
20世紀90年代初，地礦部組織了華北地台北緣等七個片區跨省綜合方法編圖及綜合解釋，面積總計280萬km2。除研究構造外，重點進行了成礦區帶劃分，提出了一系列遠景區。各省區也進行了全省、區的綜合編圖及解釋，為地質部署找礦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這一時期，一些新的電法儀器研製成功，為開展一定面積的電法普查和深部找礦提供了有效手段。重磁三維解釋軟體（工作站）和常規電法二維解釋軟體（工作站）的研製和初步推廣，為物探資料的解釋提供了有效手段。井中物探方法的數字化及解釋系統的實現也為找盲礦提供了可選的方法技術。地礦部等有關單位還組織了金屬礦地震的試驗研究，並取得了一些進展，在一些地區還解決了相應的地質構造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地礦部門、有色部門以及其他單位分別組織力量研究和建立我國主要礦床（特別是長江中下游鐵銅礦床，南嶺多金屬礦床，新疆銅鎳礦床，膠東金礦床等）的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模型[8]，為指導找礦提供了科學依據。專門設立了「我國主要類型金礦床綜合方法找礦模型研究」的課題，開展了找礦模型研究[1,7,9]。
㈢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怎麼樣
簡介：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被國家列為首批在境外上市的九家股份制規范專化試點企屬業之一.公司主營業務為鋼鐵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是中國最大鋼鐵生產和銷售商之一,生產過程主要有煉鐵、煉鋼、軋鋼等.本公司主要產品是鋼材,大致可分為板材、型鋼、線棒、車輪四大類。
法定代表人：丁毅
成立時間：1993-09-01
注冊資本：770068.1186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340000400002545
企業類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與境內合資、上市)
公司地址：安徽省馬鞍山市九華西路8號
㈣ 安徽省近代百年地質學史回顧(～)
吳昭謙
(安徽省地質學會)
近代地質科學在我國的創建，約在19世紀中葉之後。近代以來在我國進行地理地質考察的外國科學家約在100人次以上。最早來安徽開展地質調查的要算一位英國園藝學家Robert Foutune，他於1848年11月曾到皖南休寧縣松蘿山茶區考察土壤、地質。在新中國成立前1848～1948年的100年中，來安徽省的中外地質學者，共留下近百份地質調查報告和120多篇地質文獻。
一、安徽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
安徽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可以劃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自1848～1926年，第二階段1927～1937年，第二階段自1938～1945年，第四階段自1946～1948年。
1.第一階段(1848～1926)
開始以外國(美、英、德、日)地質學家為主，繼之為中國地質學家為主，對省內進行路線地質調查。對地層古生物作了初步劃分，對銅陵、當塗、繁昌鐵礦、淮南、淮北煤礦開始調查。
早期涉及安徽省境內地質調查的有美國地質學家龐培利(Raphael Pumpelly)、英國地質學家金斯密爾(T.W.Kingsmill)，他們分別在1863年和1869年考察揚子江下游時，涉足省內。
留存在安徽省地質文獻的外國地質學家，應為德國著名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名著《中國》中，記述了他在1869年2月至1871年7月三次對安徽沿江及南部地區進行地理地質考察的成果。李氏第一次於1869年2月份自九江乘船至南京，途經安徽沿江兩岸，對沿途所經之地均作了考察記錄。第二次於同年10月自景德鎮至祁門，第三次於1871年7月沿東津河、青弋江至蕪湖，途經寧國、涇縣。同時調查了宣城水東、貴池饅頭山等4處煤礦。李氏之調查記錄約一半為地質，如岩層之岩性產狀、構造等，並繪制有剖面圖、目視草測圖；另一半為地理、風土、人情、旅途見聞。當時描述地層僅為岩性(岩石名稱)，未劃分地質時代。如銅陵大通層則泛指皖南所有的紅色砂礫岩層。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他當時就曾推測過：「揚子江可能沿一條重要斷裂線通過。」
日木人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最早為野田氏(野田勢次郎)。他在安徽省有兩次路線調查：第一次1915年4月26日至5月6日由武漢至安慶。所編繪之湖北安徽省界地方地質圖(1/100萬)僅分變質岩、水成岩、火成岩。其所定安慶層由石灰岩、黏板岩、砂岩等組成，並記述了安慶洪鎮為花崗岩。第二次橫穿皖南，調查了貴池、東至等縣。他將水成岩分為：祁門、歷口、櫸根岑(貴池祁門之間)、建德(葛公鎮一帶)四層。
當塗、繁昌、銅陵鐵礦是安徽省最早開展地質調查的幾個礦區。1912年，章鴻釗(我國地質學創始人之一)、梭爾格(德國礦師)即調查了馬鞍山南山鐵礦。1913年，虞和寅調查繁昌鐵礦。1913～1915年，張景光、梭爾格、章鴻釗等先後來銅官山調查鐵礦。1917年2月，國家礦業顧問英國人丁格蘭(F.R.Tegengren)到銅官山調查鐵礦。他根據章氏等前人調查的資料結合自己的考察，估算出銅官山鐵礦儲量為319.29萬t。同年，丁格蘭又調查了當塗大凹山鐵礦。兩次調查結果均刊載於《揚子江下游鐵礦志》等地質文獻中。1918年，德人畢象賢於當塗一帶調查發現姥姥山、黃梅山、龍家山等6處鐵礦，估計鐵礦儲量不到200萬t。
我國地質學家最早調查皖北地區始於1917年。劉季辰、趙汝鈞被派往皖北調查地質礦產，首次劃分了寒武紀地層。他們在調查宿縣烈山、懷遠縣舜耕山、懷寧縣集賢關煤田時，測制有1/15萬礦區地質圖。在所測制六安霍山間地質草圖(1/20萬)中，將岩層分沖積層、紅砂岩、斑岩砂岩、結晶片岩四種。
劉、趙二君在《蘇北皖北地質報告》中還對皖西大別山的變質岩進行了研究，指出「霍山南及黑石渡西」有結晶片岩系，自龍井沖而南，為「正片麻岩」。
1922年，李捷奉派到皖北淮河流域(北緯22°以北)調查地質與礦產。1923年後，趙國賓(陝西藍田人，1898～1934)，也來我省考察，著有《風陽、懷遠地質概況》。皖北的地質調查結果，後來被編入南京開封幅地質圖(李捷編1/100萬，1929年出版。)1923年(民國十二年)，安徽實業廳借用農礦部地質調查所技士葉良輔、調查員李捷，計劃在全省開展地質調查，1926年增派田奇瓗參加。1923～1926年期間，他三人先後完成秋浦、貴池、祁門、黟縣、太平、歙縣、績溪、休寧、婺源、石埭、宣城、涇縣、南陵、銅陵、蕪湖、繁昌、郎溪、廣德、當塗、和縣、巢縣、無為、青陽、旌德、寧國、懷寧、東流、望江、宿松、太湖、潛山、桐城、廬江33個縣(其中江南26縣、江北7縣)的地質調查。其著述《調查安徽全省地質日記》以簡報形式刊於《安徽實業雜志》。調查內容分地質概況與礦產兩部分。在地質部分中地層劃分至紀，如泥盆紀層、石炭紀灰岩層。當時劃分地層主要以岩性為依據，所采化石經古生物專家鑒定後時有變動。對於未能確定地質時代的地層有時即以地名命名，如祁山層包括黟縣漁亭、休寧齊雲山大面積(5400km2)之紅色砂岩及砂質頁岩。簡報中礦產部分包括交通位置、地形、礦體形態、規模、圍岩及開采利用情況。
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國內地質學家主要還有：丁文江、李四光、葉良輔、王竹泉。1916年初，丁文江曾在皖南浙西一帶作過地質考察。1919年丁文江、葉良輔曾調查了蕪湖以東長江下游地質，編寫有專題報告。1922年，李四光在淮南研究了安徽北部寒武奧陶紀石灰岩之不整合接觸關系。1923年，劉季辰等再赴烈山、施工鑽探13孔，計算3500萬t煤。1924年，王竹泉調查了懷遠縣西南部及宿松、太湖、安慶集賢關煤田地質。他在懷遠縣西南調查，估算含煤7層，全區煤藏量約6020萬t。葉良輔1925年發表之《中國接觸鐵礦帶閃長岩之研究》、1926年發表之《安徽南部鐵礦之類別及成因》均曾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四屆年會宣讀，顯示當時研究水平較高之成果。
2.第二階段(1927～1937)
國內知名地質學家繼續在沿江、皖南地區開展基礎地質調查及礦產勘查工作。這一時期地質科學水平明顯提高，方法手段也有更新，出現了一些科研成果，重點是在皖南的冰川和造山運動。
可以說明安徽地質調查工作興盛的是：在當時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19年度20篇報告中，竟有6篇是在安徽境內的調查成果。如孟憲民、張更對蕪湖、繁昌、銅陵的調查，劉祖彝對貴池的調查，孟憲民對宣城水東的調查。李毓堯、李捷的《皖南地質志略》則總結了銅陵、青陽、石埭、太平、歙縣、休寧、黟縣等7縣的地質成果。此外，1929年，朱森、李捷調查了和縣、含山，王恆升調查了宣城水東煤田。
在基礎地質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如李毓堯、許傑對皖南地史及造山運動之研究。朱森於1931年對安徽南部古生代後期造山運動的研究表現為：在貴池曾發現二疊系龍潭組與孤峰層有明顯的不整合。阮維周(1937)研究安徽南部海西運動。許傑(1930)發表長江下游各省筆石化石之初步研究。他在太平縣內發現中國最高筆石層以Monograptus sinicus為主，其地層定名為太平頁岩，屬中志留世。徐克勤(1934)調查了巢縣北部地質。李四光考察了九華山(1934)、黃山(1936)第四紀冰川遺跡，對論證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證。九華山一帶之地質也由王恆升、孫健初(1937)作過調查。
這段時期基礎地質方面的成就突出的表現在地層方面。如l935年李毓堯、許傑在皖南創立了「休寧砂岩」並確定了冰磧岩的存在。同年，丁毅在調查銅陵、休寧間地質時，又將震旦系作了三分(上、中、下)。隨後，李毓堯、許傑又正式將冰磧岩命名為藍田冰磧層，同時把原稱的「頁岩灰岩系」命名為「休寧系」，歸屬震旦寒武紀。藍田冰磧層更名藍田組，並一直沿用至今。
礦產地質勘查工作也有很多成果。1931～1933年，中央地質調查所謝家榮、孫健初、陳愷、程裕淇、孟憲民、張更等先後來當塗、銅官山調查鐵礦。1928年、1933年，翁文灝兩次對宿縣烈山煤礦進行地質調查，並進行鑽探普查。1933年，計榮森調查廣德大、小牛頭山煤礦。1935年，計榮森匯編了皖浙間之地質礦產。同年，程裕淇調查了廬江明礬石礦。1936年，南延宗調查休寧縣里廣山銻礦。1927～1930年間，安徽省建設廳為加強礦業開發，曾修訂官礦章程，制定采礦、探礦辦法。1928年成立礦質探驗處，購買M-3式Calyx鑽機一台，在宣城水東煤田鑽探。1929年成立礦業調查團，到宣城、涇縣、寧國、蕪湖、當塗、繁昌、銅陵、青陽等8縣調查礦業，為皖省地方力量正式進行礦產勘查之始。
地質勘查的新技術、新領域也在這時期有所應用。1936年發表的丁毅的《電力探礦在當塗之初步試驗》，為我國最早開始應用物理探礦之文獻。張文佑於1937年調查研究發表了《安徽盱眙縣女山火山口》，為省內開創了研究古火山之端倪。
3.第三階段(1938～1945)
抗日戰爭時期，國內僅個別地質學者曾來本省調查過，省內淪陷區日本侵略者為掠奪礦產資源在沿江、皖北某些地區開展地質調查，使用鑽探和物理探礦手段，留下了一些殘缺不全的地質資料。但這期間發生了兩件震驚中外的地質找礦事件。
安徽自1938年開始淪陷。省內所知的地質調查活動的有三次：1938年，黃汲清曾來寧國港口調查煤礦。1940年，邊兆祥在宣城水東調查煤礦。1945年，喻德淵發表了《淮陽山脈之主要造山運動——淮陽運動》。
侵華戰爭後，日本人為了掠奪開采礦產，派來我省進行地質調查的主要單位有：滿鐵調查部、興亞院、華中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主要地質人員有：神山昌毅、金鍾遠、小林冶夫、室木隆三郎、福島時雄、筱田恭三等。他們遺留下的礦產調查報告資料約有80多份。主要調查了銅陵、當塗、繁昌、宿縣、滁縣、全椒、安慶、貴池、淮南、懷遠等地的鐵、銅、煤、金、銀、鉛等礦產。重點是銅官山鐵銅礦、馬鞍山、當塗、繁昌的鐵礦、淮南煤礦。在這些礦區，除了進行較大比例尺的礦區地質填圖方法外，還使用鑽探手段，並根據鑽探結果計算儲量。另外，還在銅陵、當塗及滁縣破山口銅礦區開展物理探礦(主要是電法)探測硫化銅銅礦床。現在留存下的日文地質資料一百零幾篇，礦種包括鐵、煤、銅、鉛、鋅、金、錳、磷、硫鐵礦、重晶石等10 種。
1939年秋，日本人神山昌毅隨侵略軍到銅官山地表調查，一直將銅官山作為鐵礦開采。後來在運送回國的礦石樣品中發現含銅量高(0.5%)，引起了注意，又掠奪開采銅礦。「銅官山復活」傳聞於此事。
4.第四階段(1946～1948)
此時期僅有幾位地質學家來皖工作，突出的成果是淮南八公山煤田和鳳台磷礦的新發現。地質力學在我省開始應用。
抗日勝利後，原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謝家榮根據1926年李捷等編制的中國百萬分之一地質圖南京開封幅，推測淮南八公山前坡平原之下可能有煤層。後來，謝家榮、燕樹檀、柴登榜在八公山麓發現了石炭系太原群的石灰岩，進一步推測應有煤層。1946年，經鑽探證實共發現24層煤，可採煤層厚達25m。經過「慧眼識寶」的淮南新煤田，傳頌一時，開采至今，成為國內找礦史的佳話。
早在1939年夏，日本地質學家班德田員一等在《安徽省懷遠縣舜耕山煤田調查報告》中，即提出了「大淮南盆地」詞語，並劃定了大體區域。1942年9月，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島倉已三郎在《淮南煤田洞山地區調查概要》中也認為「大淮南煤田之向斜構造，益趨明顯。」但當時日本人把找煤的注意力過於集中在舜耕山至上窯間，而對洞山以西地區，以及更大的范圍，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1946年下半年，謝家榮在八公山發現了新煤田後，次年7月，他很快地提交了煤礦勘查臨時報告後，又專門寫了一篇《如何發現新煤田》的文章。1947年，在台灣舉行的中國地質學會第23屆學術年會上，謝家榮理事長又作了《古地理研究為探礦指南針》的專題報告。在前一報告(後刊入《地質論評》第十二卷第五期)中，「大淮南盆地」一詞已出現於文章的標題中。並劃定其范圍為：「指懷遠鳳台縣境內，南為舜耕山、八公山，北為明龍山，東為上窯武店所包限之淮河平原也。」「大致言之，此盆地為西西北東東南之長方形，南北相距自10～20km，東西兩方，山形湮沒，構造上是否環抱之勢，尚難斷定，倘以鳳台至九龍崗之距離，為此盆地之長度，則至少在50km以上」。
「大淮南盆地」作為一個煤田地質區域構造單元概念的明確樹立，無疑是淮南煤田認識過程的飛躍，有著重大貢獻。1952年後，煤田專業地質隊伍建立後，煤田普查勘探主要沿著證實、擴大「大淮南盆地」的格架進行。幾十年來，「大淮南盆地」的外延在不斷擴大延伸，現已擴展到東起定遠，西過阜陽的廣大地域，新找出的十幾個大型井田都在其內，可知它是何等大的聚煤盆地了。
1947～1948年，謝家榮、趙家驤、車樹政等發現了鳳台寒武系底部之磷礦層，並於1948年進行鑽探。此外，尚有申慶榮、楊博泉、董南庭、劉之遠對懷遠大通、宣城、寧國、涇縣煤田繼續調查。1947年，韓金桂曾對懷遠、鳳陽間開展地質礦產調查。
此時期在基礎地質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孫殿卿、徐煜堅於1948年發表兩篇文章論述皖西長山一帶淮陽弧之脊柱與東西向構造帶之反接現象，開始了用李四光地質力學觀點具體研究我省地質構造的先導。此外，喻德淵1948年發表了《大別山南麓的冰礫泥及其地形》(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叢刊8號)，發現論證了大別山第四紀冰川遺跡。
二、安徽省近現代地質工作歷史特點
縱觀安徽省近現代100年地質工作的歷史，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特點：
1)地質工作史的過程，反映出安徽省地質科學技術水平由初級到高級、由粗略到詳細，不斷深化和提高發展的過程。
中外地質學者在安徽省的地質調查，開始都是地理-地質調查，其內容常約有一半為地理(含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地貌)部分，後來才逐漸減去地理部分，成為真正的地質調查。開始多為大面積、跨省際的路線調查，比例尺都很小(1/100萬～1/200萬)。所填地質圖只有岩性(岩石)的粗略劃分，以後才有地層的劃分、地質構造的標志，文字的描述記錄也較為簡單。後來的礦區地質調查，比例尺大，內容也較細，地層按紀(系)劃分，岩石名稱及地質構造形跡也分別劃分。
在方法手段方面，開始都是肉眼、望遠鏡、放大鏡、羅盤等觀察、測量，作目視草圖、剖面圖；後來才用顯微鏡、化學分析、鑽探機、物理探礦儀器。礦產勘查的方法手段也是由地表觀察、揀塊取樣、實測或估計礦體形態計算儲量，發展到後來根據鑽探圈定礦體計算儲量。
2)在地質工作中，礦產資源的調查與勘查佔有很大比重，顯示其實用性及與經濟建設關系的密切性。
新中國成立前的地質工作，通稱地質調查。它包括區域地質調查和礦區地質調查兩大類。即使在區域地質調查報告中，也有相當的內容是關於礦產的調查。至於礦區地質調查更是為了礦區的開發生產所需，直接與經濟建設有關。只是由於當時技術方法和設備條件的限制，在地質報告(資料)中對礦產的分布、礦石質量、礦床成因等，都敘述得很少。對礦區的儲藏量有的未能計算，有的雖計算，但數字都偏低。如銅官山鐵礦，多次計算，都不超過500萬t，日本人後來雖發現了銅礦，估算的銅礦石也不過508萬t(按銅品位1%～2%算)。馬鞍山地區鐵礦、淮南煤礦的儲量都算得很少，與新中國成立後探明的巨大儲量數字不能相比。
現在留存的200多份(篇)地質報告、論文、專著中，有140多份(篇)都是礦產方面的調查研究成果，約佔新中國成立前全部地質文獻資料的70%，可以說明當時地質工作的重點還是礦產。
在留存的100多篇地質文獻中，目錄名稱中可見礦產的就有100多篇，中文與日文的各佔一半。另外20多篇區域地質文獻資料中也有礦產部分。當然，日本人的資源調查是為了掠奪和戰爭的需要，但有些資料又為我們利用。
3)在第二階段的興盛時期，劃分了很多地層時代，並出現一批科研成果，在國內外產生過深遠影響。
地層劃分是地質調查中最基本而又重要的工作。20世紀30年代前後，國內知名地質學家來安徽省調查定名或重新劃分的地層最多。
此時期李毓堯、許傑對皖南震旦系層序與冰磧層、皖南造山運動，許傑對奧陶系地層的劃分與命名等，都是國內較重大的科研成果，並對後來產生了較深遠的影響。
此外，如孟憲民、謝家榮等對銅官山鐵礦床的研究，(收輯於《揚子江下游鐵礦志》等專輯中)，以及李四光對黃山、九華山第四紀古冰川的研究，都顯示了當時國內的最高水平，對後來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4)新中國成立前積累的地質資料文獻，盡管為數很少，也為後來的地質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基礎，佐證了地質工作和地質科學繼承性的重要作用。
地質工作和地質科學的特點之一是繼承性，即重視繼承前人的工作成果。新中國成立前，留存下的地質報告、論文、資料共200多份，有的還有些殘缺。但對於新中國成立後，特別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展地質勘查時仍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銅陵地區銅礦、馬鞍山地區鐵礦、皖北閘河煤田、淮南大煤田的巨大儲量，都是新中國成立後探明的。但這些礦區的地質工作歷史悠久，資料不斷積累，認識不斷深化和飛躍，才能產生突變。謝家榮1946年發現淮南八公山新煤田，1947年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新概念，新中國成立後在他的新概念基礎上不斷擴大淮南煤田的范圍和儲量。皖北閘河煤田的發現全過程，也可上溯到1917年劉季辰、趙汝鈞對烈山煤礦的調查(報告刊《地質匯報》第1號)和翁文灝1928年再次調查，並繪制1/100萬地形地質圖(報告刊《地質匯報》18號)。據原省地質局嚴坤元總工程師回憶，1955年布置325隊普查找煤時，即主要根據翁氏的地質資料作出推測，後來則發現了閘河大煤田。省內這四個大成礦區，過去都只有「點」的資料，後來由「點」發展到「面」，從已知到未知，不斷擴大礦區范圍，並在外圍發現新礦區(表1)。
表1 1948年前安徽地層命名簡史表
續表
註：①省內外沿用至今的地層名稱。
劉季辰、趙汝鈞(1919)對宿州市烈山及淮南舜耕山進行過煤田地質調查，將含煤層劃歸石炭紀，並歸屬「北系」。
王竹泉(1924)和翁文灝、計榮森(1923)分別在上述地區尋找到植物化石，證實煤系時代屬石炭二疊紀。
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
（一）古代礦業簡史
古代礦業史，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三個歷史時期的采礦業。
（1）原始社會時期 根據我國古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最新發現，原始社會初期的「元謀人」，約在170萬年以前，已經開始使用石器。生活在安徽省的「和縣人」，同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山頂洞人一樣，也是使用石器的人類。石片和石塊是他們唯一能夠開發利用的礦物原料。
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我們的祖先不僅在石料的採集、利用和加工技術方面，遠遠超過了舊石器時代，而且能利用粘土來燒制精美的陶器，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彩陶文化。安徽省合肥市肥東出土的石斧，為距今1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的產物。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開始用自然銅製造簡單的紅銅器。
（2）奴隸社會時期 夏代，為由石器到銅器的過渡時代。合肥市曾有商代陶器出土，說明安徽省合肥市一帶粘土礦的利用至少有3000多年歷史。
最近的考古發掘認為，銅陵、南陵的采銅遺址的時代可以上溯到西周。西周前期青銅器發現地點有安徽的屯溪。
春秋時代為由銅器到鐵器的過渡時期，那時已有銅礦和鐵礦的開發，安徽省銅陵等地區已采冶銅礦。
（3）封建社會時期 戰國時期已向鐵器時代邁進。銅陵、南陵仍有銅礦開采。省內發現戰國時期楚幣有銅幣，也有黃金製成的金幣，說明當時已有銅礦、金礦的采冶業。靈璧也已開采大理石礦。
西漢時期，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政策，據《漢書·地理志》，在丹陽郡（今宣城）設有銅官，廬江郡皖（今潛山），設有鐵官。開采大別山史河、淠河的砂鐵礦，還有銅陵銅官山及當塗境內銅礦，青陽縣小陵陽黃金礦，鳳陽石膏礦等也在開采。淮河流域人民用石膏做出的八公山豆腐聞名中外。
東漢時期據《後漢書·郡國志》，「廬江郡皖有鐵」。仍開采大別山區砂鐵礦。三國時代，吳國統一江南，江南諸郡有鐵者或置冶令或丞，對礦產資源開發仍較重視，繼續開采丹陽郡宛陵所轄區內的銅、鐵礦產。
南朝，發現當塗鐵硯山產鐵。據宋《太平寰宇記》銅陵縣本漢南陵縣，自齊梁之代，為梅根冶以烹銅鐵。在銅官山設有煉銅場，說明那時銅官山就有銅礦的采冶業。
隋、唐為古代礦業的繁榮時期。安徽省開採的金屬礦產，有當塗、南陵（含今銅陵、繁昌一帶）的鐵礦，全椒、天長、滁州、廬江、當塗、南陵、秋浦（今貴池）、青陽、泗縣的銅礦，宣州的鉛礦，南陵、寧國、績溪、秋浦、青陽的銀礦。唐代詩人李白於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曾作《秋浦歌》17首。其中第14首「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生動地描寫了煉銅場月夜景色，為秋浦銅礦留下了可貴的歷史見證。南陵縣鳳凰山和寧國縣銀山，為唐代重要銀礦區。傳說，公元808年，唐憲宗在相地設宿州，築城挖土，無意中發現了煤礦，說明在淮北相山一帶發現煤礦。唐代安徽省非金屬礦的開采，有廬江縣大礬山的明礬石礦，在皖南開采板岩加工的歙硯，還有多處瓷石在開采。唐代著名的瓷窯有壽州窯（今淮南）、白土窯（今肖縣白土寨）、繁昌窯等。
北宋初期，在歙縣有金礦場，涇縣銅山有銅礦開采。南宋時，舒州懷寧縣、池州貴池縣和銅陵縣開采鐵礦。宋代冶鐵遺址發現在繁昌縣，說明當地有鐵礦開采。池州銅陵縣開采銅礦，並在銅官山置「利國監」，山改為利國山。舒州懷寧縣開采鉛礦，無為三公山開采明礬石，宋代仍有著名的瓷窯壽州窯、白土窯、繁昌窯等，說明仍有瓷石開采。北宋元豐元年（1078）十二月，蘇軾（1037—1101）派人在宿州之西南肖縣白土鎮之北發現了煤礦，並寫下了著名的《石炭行》，稱贊發現的石炭（煤）是「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石流金見精悍。」
元代和宋代一樣，是古代礦業的繼續發展時期。在銅陵銅官山置「梅根監」開采銅礦。阜陽、歙縣、宣州有鐵礦開采，金寨縣銀水寺有銀礦開采，徽州、貴池有金礦開采。
明代和清代，為封建社會古代礦業繼續發展時期，並出現了資本主義礦業的萌芽。
明代的礦業，有銅陵開採的鐵礦，懷寧、貴池一帶的古采坑與開采（銅）有關。據傳廬江縣沙溪銅泉山古采坑為明朝所掘。貴池有銀礦的開采，銅陵、貴池、績溪一帶產鉛，含山縣牛頭山有煤礦開采。明萬曆年間廣德縣產煤。明朝開始，淮北烈山及沿江一帶的露頭煤，民間已少量開採用作燃料。淮南煤礦在明神宗萬曆年以前已開始採煤，明末淮南大通也已開採煤礦。銅陵大通、涇縣東北鄉鼓樓鋪和晏公堂也有煤礦的開采。明代還開采了安慶市集賢關大理石用以修建安慶振風塔，在靈璧縣也有大理石的開采。明末宋應星著《天工開物·陶誕》雲：祁門出瓷器。說明已有瓷石的開采。
清代初期，在銅陵銅官山設置「銅官督」，負責銅礦的開采。清代，銅陵、貴池、績溪一帶產鉛，還開采了貴池安子山硫鐵礦。淮北市烈山土法開採煤礦，貴池市殷家匯五凸凹、寧國港口灰山、宣州市水東大汪村項村、廣德、貴池瀆山等地也有煤礦開采。靈璧縣有開采大理石的記載。
另外，省內古礦的開采還有鳳陽的雲母、石膏，當塗、黟縣、巢縣的煤，休寧的白石英，滁縣的長石，以及太湖的瑪瑙、南陵的石綠（孔雀石）等。
（二）近代礦業及礦產調查史略
近代礦業及礦產調查史，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爭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跨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整個歷史階段。安徽省的采礦業有進一步發展，並開始了對礦產資源的地質調查工作。
1.近代礦業史 安徽省近代的采礦業，主要為淮北、淮南和沿江一帶煤礦，以及明礬石、瓷石、陶瓷土、硯石、硫鐵礦、石棉、玻璃砂等非金屬礦產的開采。
1894—1936年，淮南從地方鄉民採煤至官商聯辦煤礦，先後成立過大通煤礦公司、大通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大通煤礦保紀實業有限公司、華商大通煤礦股份有限公司等，日產原煤200—300噸。淮北烈山一帶採煤業也開始興起，1904年，當地鄉民組辦煤礦公司，並初步形成一定規模，日產原煤300噸左右，至1916年，普益公司成立，繼續開采烈山煤礦。
1902年，銅陵大通煤礦在開采。清初貴池瀆山開採的煤礦於1924年閉坑。清末至民國初期，安慶集賢關煤礦在開采。
20世紀初葉，新安江流域有人淘砂金，銅官山有人開采鐵礦。1912年，採石人張某發現平峴崗鐵礦（今黃梅山鐵礦戚山礦段），由寶興鐵礦公司開發。1913—1935年，沿江一帶鐵礦開采日盛，相繼成立了繁裕、福民、利民、振冶、益華、寶興等公司，在馬鞍山至銅陵一帶開采鐵礦。
日本侵華時期，對沿江的鐵礦、銅礦、硫鐵礦及淮北、淮南的煤礦，進行掠奪性開采。其中，華中礦業公司開采銅陵銅官山銅礦，日產銅礦石400噸，馬鞍山鐵礦至少被開采1000萬噸礦石，並在馬鞍山的向山開采硫鐵礦礦石98萬噸。
抗日戰爭勝利後，淮南煤礦恢復生產，成立了淮南礦務局。1947年5月，在八公山西區建井，並在新莊孜開鑿斜井採煤。淮北烈山煤礦最初由礦區鄉民集股開采，後由國民政府接管。沿江一帶進行了鐵礦、銅礦的開采。馬鞍山向山硫鐵礦，1948年4月停產，1949年6月又恢復生產。其它開採的非金屬礦有：廬江的明礬石，祁門的瓷石、瓷土，歙縣的硯石，寧國的石棉，懷遠的玻璃砂等。
2.礦產調查史 安徽省礦產調查工作始於19世紀60年代。早期為英、德等國之人擅入所做。我國地質工作者自1911年才開始做礦產調查。當時調查的主要礦種為煤礦和鐵礦。近代煤田地質工作者，共留下51份煤田地質資料和少量鐵礦、硫鐵礦地質資料，並且發現了馬鞍山地區的鐵礦和硫鐵礦，重新發現了銅陵銅官山銅礦。對省內粘土、瓷土、明礬石、石棉、玻璃砂、石灰岩等非金屬礦產做了調查，還發現了鳳台磷礦。
1863年，英國人金司米爾開始對我國東部和南部做地質旅行，著有《中國東南省份的邊區煤田》、《中國東部沿海地質》、《中國地質，重點在揚子江下游各省》等文，文中講到有關含煤地層和表生沉積粘土時略述及本省；1869年，他在《中國地質》一文中，也談到了本省長江流域地表沉積粘土。嗣後，德國人李希霍芬在調查皖南地質時，描述了祁門至江西婺源一帶的粘土，並將其中的一部分命為「高嶺土」。
1902年，英國人凱約翰在銅陵大通煤礦西井田用沖擊鑽找煤，並在銅陵銅官山調查鐵礦，也曾到本省沿江一帶做過其它礦產調查。1905年英國礦師麥奎來銅官山考察。
1911年，繁昌居民向漢冶萍公司報礦，職員洪受之發現了繁昌長龍山鐵礦。
1913年，章鴻釗調查沿江鐵礦，爾後張與權做了鄂皖間及皖南地質調查，並於1915年和1916年發表專文。
1917年，北洋政府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劉季辰、趙汝鈞調查淮北烈山一帶煤田地質，繪制1∶15萬地質略圖，編寫了《蘇北皖北煤礦調查報告》。當年還調查淮南和六安—霍山、潛山—懷寧一帶地質礦產。同年，虞和寅調查了宣城煤田地質。
1917年2月，北洋政府農商部又派顧問丁格蘭（瑞典人）對銅官山鐵礦詳細觀測，認為老廟基山鐵礦含銅甚高，還到本省沿江一帶調查鐵礦；後又同德國人畢象賢等先後調查了馬鞍山凹山一帶鐵礦，並測繪了地質圖，計算儲量185萬噸，調查結果載於丁格蘭著、謝家榮譯的《中國鐵礦志》中。
1921年，國民黨軍政部派德國礦師凱伯爾·羅曼斯前往淮南煤礦調查。
1922年10月，李捷曾在安徽省北部調查，編寫了《皖北淮河流域地質報告書》。
1923年，中央地質調查所王竹泉來淮南調查，編寫了《安徽省懷遠縣西南部地質》。同年，劉季辰等再赴淮北烈山調查煤礦，由普益公司鑽探，共施工13個鑽孔，計算煤炭儲量3500萬噸。1923年，農商部地質調查所葉良輔、李捷對銅官山閃長岩及其接觸帶變質鐵礦成因與類別進行了初步研究。
1927年3—4月，國民政府實業部派虞和寅、劉季辰、趙汝鈞、李春昱、計榮森等到淮南舜耕山、上窯調查，編寫了《蘇北和江淮大地地層對比》。
1928年及1933年，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兩次赴淮北烈山調查，並對淮北楊庄、淮南洞山進行鑽探普查，發表的代表作有《安徽省宿縣烈山及雷家溝煤田地質》。
1931年3月，劉季辰、計榮森編寫了《安徽省懷遠縣舜耕山及上窯煤田地質》。
1931，王恆升、孫健初調查貴池安子山硫鐵礦，著有《貴池縣黃鐵礦簡報》。同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孫健初等來銅官山調查鐵礦，測制了獅子山、雞冠山1∶2.5萬礦區地形地質圖一幅，對兩處鐵礦做過較詳細敘述。
1932年，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孟憲民、張更，在銅官山測制了1∶2.5萬地形地質圖一幅。
1933年，實業部地質研究所謝家榮在銅陵銅官山調查鐵礦，還調查了凹山一帶鐵礦，著有《揚子江下游鐵礦志》，並計算了凹山鐵礦礦石儲量398萬噸。
1933年，程裕淇、陳愷在廬江縣大、小礬山及天光山一帶，進行了8個月的地質調查，著有《安徽省廬江明礬石礦地質研究》一文，附1∶4萬地形地質圖及剖面圖、照片等，計算明礬石礦石儲量1289.28萬噸。1937年，二人又對無為三官山明礬石礦進行了調查。
1934年，南延宗、丁毅在休寧里廣山調查，在安徽省首次發現了銻礦。
1913—1935年，李四光、程裕淇、陳愷、朱森等在馬鞍山至銅陵一帶調查鐵礦，先後發現馬鞍山東山、南山、凹山、尖山、蘿卜山、龍虎山，當塗鍾山、姑山、和睦山、黃梅山、釣魚山，繁昌長龍山等鐵礦產地。1936年，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丁毅，首次在當塗縣北區進行電法探礦初步試驗。
1917—1937年，先後在本省調查煤田地質的還有葉良輔、王恆升、李毓堯、丁文江、孫健初、畢慶昌、邊兆祥、黃汲清、董南庭、楊公兆、徐克勤、劉祖彝、程義法、姜達權、王朝鈞、喻德淵等。工作地區除淮北、淮南外，還有巢湖、含山、和縣、宿松、太湖、懷寧、安慶、銅陵、涇縣、宣城、廣德、貴池等。其中除淮北烈山和淮南洞山工作較詳外，其餘均屬路線踏勘，重點調查了煤層和煤質。
日本侵華時期，曾對淮南煤礦、沿江的鐵礦和銅礦、硫鐵礦、明礬石礦做過調查。
1938年6月4日以後，日本人在淮南進行煤田地質調查，同時配合地表勘查和鑽探手段。德田貞一、山本謙吉羅編寫了《安徽省懷遠縣舜耕山煤田地質調查報告》，提出「大淮南盆地」一詞。島倉已三郎編寫了《淮南煤田洞山地區調查概要》。
1939年，日本人在淮南以西做過地震勘測。日本人東中秀雄在當塗向山實施磁力、重力探礦，在自電異常較高的向山和寨山鑽探，發現了向山硫鐵礦，並測制1∶1000地質圖，計算儲量約140萬噸。
日本侵華期間，先後派神山昌毅、楠木實隆、神永幸三、佐藤喜志雄、管原省、夏井一郎等在銅陵銅官山地區進行鐵、銅礦產調查。對銅官山黃獅澇、松樹山、小銅官山進行槽井探工作，在老廟基山等地進行鑽探。老廟基山鐵礦在日本八幡制鐵所冶煉時，發現含銅量甚高，即轉以勘探銅為主，在老廟基山發現了銅，使古代銅官山的銅礦重新「復活」。再後，又發現滁州破山口（琅琊山）和懷寧蟹子崗（月山）銅礦。貴池、蚌埠、當塗等地也有銅礦報導。
1941—1943年，日本人小林冶夫、神永幸三、田煙武一郎等在銅陵天鵝抱蛋山、當塗南山、滁縣破山口用電法和磁法物探勘查鐵礦分布情況。
1945年以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謝家榮、燕樹檀等在柴登榜配合下調查了淮南舜耕山、八公山、明龍山及山金家一帶煤田地質。謝氏提出了「大淮南盆地」的推論，經鑽探證實了淮南隱伏煤田的存在，在煤田地質工作中具有重要意義。謝家榮發表了《如何發現煤田》的文章，1947年又寫了《淮南新煤及大淮南盆地地質礦產》報告。
1945年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華中礦務局，對馬鞍山向山硫鐵礦儲量進行計算，計算結果；黃鐵礦礦石儲量為200萬噸。
1946年，謝家榮在淮南進行煤田地質工作時，發現鳳台磷礦。1947年著有《安徽鳳台磷礦之發現》。
另外，據章鴻釗的《古礦錄》，安徽省的礦產還有鳳陽的雲母、石膏，當塗、黟縣、巢縣的煤，休寧的白石英，滁縣的長石，靈璧的磬石和菜玉（大理石），太湖的瑪瑙，南陵的石綠（孔雀石）。在《中國礦產紀要》中提到，安徽省的礦產有祁門的瓷土、寧國的石棉、懷遠的玻璃砂及省內分布較廣的石灰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