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鞍山的馬鐙

Ⅰ 馬鐙與雙馬鐙的出現時間

馬鐙的起源至今仍無定論。有人認為馬鐙的原始形式腳扣（環形物，可以塞入大腳趾）可能在公元前5世紀的印度就已經出現，適合較熱氣候下光腳的騎者，但腳扣是否馬鐙的前身存在爭議，還有趾鐙、單鐙等類似馬鐙的物品，是否馬鐙的前身，也有爭議。目前世界上存世最早的單馬鐙實物，是1973年湖北省洪湖市烏林出土的東漢晚期銅單馬鐙一件，一同出土的有印有東漢獻帝「建安八年」（203年）的瓦硯一台，並有東漢銅鏡、陶瓷器和箭鏃等。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琅琊王氏族墓群，7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322）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雙馬鐙的最早形象。存世最早的雙馬鐙實物是1965年出土於遼寧省北票市馮素弗石槨墓中一副鎏金木芯銅馬鐙，馮為十六國時期北燕鮮卑化的漢人貴族，死於公元415年。

Ⅱ 中國的馬鐙的出現時期

西漢

漢代是中國古代歷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國後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從此使「天下一統」的觀念深入漢民族的內心深處，並且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對周邊地區甚至遠至中西亞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一次使中國作為一個穩固強大的帝國登上世界歷史的一級競爭舞台。漢朝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於其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這一力量的最重要來源就是它能征善戰的騎兵部隊。而對於騎兵來講非常重要的馬具，其最關鍵的馬鞍和馬鐙在兩漢時代、尤其是西漢是否存在的問題也就成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事情。

對於這一問題，由於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在考古中發現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實物和雕塑、繪畫等方面的證據，傳統觀點是這樣認為的：「西漢時，馬鞍、馬鐙仍未出現，多少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⑴、「……（西漢）但馬鐙仍未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騎兵的戰鬥力。」⑵ 而需要強調的是，這里及本文所說的「馬鞍」並非指其廣義上所含概的所有用於隔開人體和馬背的物體，而是指其狹義，即兩端上翹的「高橋馬鞍」。那麼事實真的如上面所說嗎？這里就要對此進行一下粗淺的討論。

馬鞍和馬鐙是全套馬具中繼馬嚼和韁繩之後最重要的發明。在沒有鞍鐙的時代，人們需要騎跨於裸馬的背上，僅靠抓住韁繩或馬鬃並用腿夾緊馬腹使自己在馬匹飛馳的時候不致摔落。但這種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長時間騎馬容易疲勞，同時在奔跑的馬背上也難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戰中，騎手無法隨心所欲地使用刀劍和長矛，劈砍或刺殺落空、雙方兵刃的撞擊等都隨時會令騎手從馬上滑下。因此這一時期騎兵除速度占優外，其戰鬥力是遠不如腳踏實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騎兵到達目的地後，往往下馬作為步兵投入戰場，亞歷山大時代的馬其頓騎兵就是如此。

第一個革新（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實際的發明順序不一定是這樣）是高橋馬鞍的出現，馬鞍兩端從平坦轉為高翹，限制了騎手身體的前後滑動趨勢，提供了縱向的穩定性。第二個則是馬鐙的使用，它通過固定雙腳提供橫向穩定性，同時在馬鞍的協助下將人和馬結為一個整體，使騎兵利用馬匹的速度進行正面沖擊成為可能。西方學者這樣評論進入歐洲的匈奴人攜帶的新裝備：「馬鞍是人與馬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關鍵。匈奴人獨特的馬鞍引起了羅馬人的驚奇。他們的馬鞍不像羅馬人的那樣由裹住馬肚子的皮革製成，匈奴人的馬鞍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有一個兩頭高的木製托架。這樣不論馬怎麼跑，騎士們都能穩穩地坐在馬背上。……相反，羅馬人笨拙的騎術使不少騎手經常在戰斗中失去平衡，而從馬上掉下來，這通常很危險，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馬鞍，匈奴人還從亞洲帶來了一項在當時具有革命性的創新：歐洲人從未見過的馬鐙。為了防止腿在長距離的騎馬後會疲勞，人們在馬鞍上繫上了綳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這樣，腳就有了可踏的地方。……盡管當時這種馬鐙還不完善，但它給騎手們一種安全感，同時也能讓他們在馬上站起來向各個方向轉身。由於有了木馬鞍和馬鐙，匈奴騎手們能在騎馬的過程中朝每個方向射箭。」⑶ 鞍鐙的引進，在歐洲來講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騎兵取代步兵成為中世紀戰爭的主力，「一旦馬鐙成為8世紀的法蘭克人通用之物，馬匹不僅能用於迅速集中力量，並且也能用來作戰了。速度可以轉化為突擊。」⑷「馬鐙使中世紀穿戴沉重的鎧甲的封建騎士得以產生。」⑸ 由此可見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馬鞍和馬鐙是以騎兵為主力的作戰方式產生的前提，從中國古代騎兵運用的情況中就大致可以發現一些端倪了。可以認為，在中國至遲到秦代，馬鞍和馬鐙仍未產生。作出這一判斷不僅是由於始皇陵兵馬俑中具有表現細致的馬具，卻惟獨沒有高橋馬鞍與馬鐙（圖1），而且還因為在兵馬俑戰陣的布局上，騎兵數量相對很少，且被布置在遠離主陣的側面角落裡，這說明在秦代以前，騎兵的作用只是偵察、側翼包抄、騷擾遮斷、偷襲和追擊，並不能成為作戰主力，更不用提獨立承擔整個戰役了。

能夠為此提供佐證的是孫臏對騎兵作戰的敘述：「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虛背敵；三曰追散擊亂；四曰迎敵擊後；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關津，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蓄，虛其市裡；十曰掠其田野，繫纍其子弟。此十者，騎戰之利也。」⑹ 可見這一時期騎兵擔任的只是輔助任務，擁有鞍鐙的可能性不大。

那麼歷史記載中漢朝騎兵的作戰情況又是如何呢？

文帝時，「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威侯赤為內使，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⑺ 可以看出，此時漢軍的騎兵在單場戰役中的參戰規模和所佔兵力比例明顯增大，已經不再僅僅擔任輔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後，騎兵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⑻「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⑼「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⑽「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里，擊匈奴，過屠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出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⑿「秋，蝗。遣浚稽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⒀「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與天山，斬首虜萬余級。」⒁「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杼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⒂「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⒃ 在這些戰例中，可以看到兩個趨勢。一是騎兵在總兵力中所佔份額不斷增大，隨著車兵的逐漸退出戰場，騎步兩兵種在數量上的比率關系從十萬比數十萬，上升到七萬比十四萬，騎兵明顯已經取代步兵而成為戰斗主力，相反步兵則下降到「踵軍」即跟隨在後助戰的地位，致於只由騎兵獨立參加的戰役更是屢見不鮮。二是往往一次戰役就長驅奔襲數百里乃至一兩千里進行會戰，長時間騎馬帶來的疲勞問題愈發突出，如果騎手不能以充沛的體力投入戰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規模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沒有鞍鐙的情況下，這樣的戰役幾乎無法想像。

另一方面，從具體的戰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漢戰爭時期，「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⒄ 能夠採用此種在敵陣之中沖突的戰斗方式，說明騎者在馬上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穩性，否則極易摔下。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製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為困難，因為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並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並盡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標，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這一作戰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於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乾脆下馬發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後，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於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後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⒅ 這種轉身後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鐙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別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鐙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還受到天氣影響，弓弦如果被雨水澆濕，作用將會大減，而假若遇上嚴寒天氣，威力也會嚴重下降。宋人就曾記載：「契丹將耶律遜寧號於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矢，敵圍廷讓數重。」⒆ 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圍中，「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⒇「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21) 在如此寒冷的境況下，匈奴和漢軍的弓箭很難說還會保持威力，雙方一旦接陣就會爆發激烈的白刃戰。在短兵相接的戰斗中，沒有鞍鐙的騎兵戰鬥力不可能趕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馬迎擊，也不會是歷來擅長步戰的漢軍的對手，要阻止漢軍突圍便是件困難的事情，那麼長達七天的輕松圍困就變得難以解釋了。更何況此戰匈奴的兵力雖據《史記》所稱有四十萬，卻很可能是個虛數，因為在《史記》中原本就提到冒頓時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餘萬」(22)， 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人馬？再說縱使「四十萬」之數是准確的，由於游牧民族參加出征的人數中經常要包括大量婦女、老人、兒童等非戰斗人員，其真正的作戰兵力也遠不會有那麼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戰中的質量劣勢，應付起漢軍的突圍來更加捉襟見肘了。既然如此，不懼戎馬的劉邦為什麼還遲遲不敢突圍呢？對此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匈奴騎兵已經裝備了馬鞍和馬鐙，對步兵具有強大的近戰優勢和沖擊力，冒險突圍只會導致全軍覆沒。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23)「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24)「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25) 對於《漢書》中「突騎」一詞的含義，顏師古注為：「突騎，其言驍銳可用沖突敵人也。」(26) 顏師古是唐人，其注釋未必就能代表漢代「突騎」的真正意義，那麼在漢代史料記載中它的作用又是什麼呢？「光武北擊群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27)「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28) 可見至少在東漢初年，騎兵已經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沖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沖擊力沖垮敵陣、步兵隨後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方式已經確立。如果說在同匈奴的近戰中僅僅是用騎兵對抗騎兵，雙方彼此處境相同，對騎手穩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話，那麼在此要面對的則是以步兵為主力的敵軍，若想正面沖擊其陣，只有同時裝備了馬鞍和馬鐙才有可能辦到。

盡管有這么多的文獻證據證明漢代鞍鐙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實證卻是不爭的事實。在中國所發現的最早表現高橋馬鞍的文物是東漢末年作品，如雷台漢墓出土的騎俑（圖2）和鞍馬彩繪木雕；而最早具備馬鐙的雕塑作品是長沙西晉永寧二年墓中的騎馬樂俑（圖3），因這批俑中有馬鐙者只是在馬身左側鞍下有一個三角型鐙具，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側則沒有，且騎者的腳也未踏於其中，所以被認為是馬鐙的雛形，即用於上馬的器具；致於最早的實物雙馬鐙，則是遼寧北票十六國時期北燕馮素弗墓的鎏金銅裹木質馬鐙（圖4）。但迄今為止，對於西漢和東漢初年的高橋馬鞍及兩漢馬鐙，卻始終沒有發現其實物和能夠證明它們存在的藝術作品。

未發現不等於沒有。既然通過史書可以推測出它們的存在，就應該從「為什麼這些東西沒有出現」的方面去思考。

鞍鐙產生於東亞是肯定的，但它們的發明是否來自中原漢地呢？從需求促成發明的角度上講，很難想像一個以稼穡為生的農耕民族會比終年騎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對此有更急切的需求。從而可以推斷，最早發明鞍鐙的榮譽更應該屬於匈奴等北方民族。這樣，尋找其實物證據為何不存的方向就應轉向匈奴。

如前面所說，公元4世紀入侵歐洲的匈奴人使用木製的馬鞍，而他們所使用的原始馬鐙也只不過是綳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由於無論是原來居住還是西遷途中經過的地域，多半是稀樹草原和沙漠，缺乏樹木，這必定會限制製作高橋馬鞍的數量而僅供貴族和作戰士兵使用；同時在需要將供應不足的木材用於製造馬鞍和弓的情況下，也不大可能再改進製造木質馬鐙，致於主要用於打造武器的金屬則更加缺乏，用其製造馬鐙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紀時的軟式原始馬鐙應與兩漢時代的匈奴馬鐙無大差別。反觀馮素弗墓的雙馬鐙，已經是很成型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後世馬鐙的祖先。那麼在此之前，必定經歷過一個相當長階段的原始狀態。因為西方記載中匈奴的「綳帶」狀軟式馬鐙已具備了後世馬鐙固定雙腳的功能，因而與長沙西晉墓騎俑僅用於上馬的單鐙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馬鐙的祖先，而上馬用的鐙具只不過是為真正的馬鐙提供了外型上改進的榜樣而已，因雙鐙也有幫助上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進之後單鐙就被取代了。

說到這里，一看便知，原始純木質馬鞍和用皮革、麻纖維製作的馬鐙（或者說只是一種「綁帶」而已），甚至是後來使用木製而無金屬外皮的馬鐙，都是極易腐朽而難於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夠保留下來，那些外表僅僅是一條麻布、皮帶的物品，要准確判斷它們的用途也是難上加難。這就是為什麼始終沒有發現漢代馬鞍尤其是馬鐙的原因。

除去這些，還有一些國外考古發現和國內存在爭議的藝術作品。如上世紀初蒙古匈奴墓地的發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諾音烏拉山脈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隨葬品，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採金工程師偶然發現的，1924年對它進行了科學性發掘。……幸運的是發現了一隻中國漆杯，上有兩段銘文，因此得以確定六號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紀初左右。事實上，這是匈奴單於烏珠留的墓。……主要的運輸工具是備鞍的馬匹。馬勒、馬嚼和馬鞍類似於斯基泰時代阿爾泰地區的同類物件。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兩塊皮墊構成，不過少數馬鞍配有一個木框，前後裝有鞍頭，並且配備馬鐙。配有馬鐙的馬鞍象徵了一大進步。」(29)烏珠留單於死於東漢初年，如果能夠證實這真是烏珠留的墓，無疑是給漢代鞍鐙的存在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另外據稱大英博物館藏有一個貴霜（公元1~5世紀）銅壺，壺壁浮雕花紋上有兩個手持長矛的騎馬騎士，馬上均有繩索狀腳鐙。(30) 而雲南石寨山發現的處於西漢時期的古滇文化青銅戰爭場面貯貝器的頂部，也有一個騎無鞍馬者的鎏金塑像，其雙腳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繩圈中，起到馬鐙的作用（圖5），雖然其形制決定了只能用於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說明馬鐙的早期形態應近乎於此，而不是由上馬用具發展而來，同時也表明了高橋馬鞍的發明不一定早於馬鐙。西漢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頭橫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線刻的鞍鐙，是歐亞大陸能見到的最早騎鐙，但其製成年代受到懷疑，原因是有人認為其上騎鐙系後人所刻。而證據確鑿的反映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藝術作品一直都沒能找到。

鞍鐙的實物不易保存是客觀現實，可為何漢代的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中也沒有它們的影子？這個問題比較令人費解，但至少有一種解釋可以初步說明其緣由，那就是審美方面的原因。在歷史傳統中，一件新物品投入應用後，經常可能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在美學上被人們——尤其是藝術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製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會保留它出現前的樣子，即藝術創作上的「慣性」。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中國晉代以後也不乏表現沒有鞍鐙或有鞍無鐙之騎手和馬匹的作品。比如圖6中的持槊騎兵和圖7的披鎧騎士，皆無鞍鐙的痕跡，而使用長槊的作戰方式與加劇騎手不穩定性的重甲騎兵的產生，都是以鞍鐙的使用為基礎的。再如在唐朝，馬鐙的使用已經很普遍了，「昭陵六駿」身上的鐙具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圖8），但圖9中的騎馬隊伍卻都未裝備馬鐙，如果說是平民百姓缺乏財力倒還罷了（其實一副馬鐙也不見得是什麼很貴的東西），而這里卻是堂堂王家的盛裝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會很短，否則規模如此浩大、擎著眾多旌旗就沒有意義了，那為什麼所有的人還都讓雙腳空垂在那裡受累呢？這只能說明繪制這幅畫的人無視馬鐙的存在，也許他是感覺不美觀，或是有其他什麼原因，但終歸是未將其畫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在西方中世紀以後的美術作品中，也往往出現忽視馬鞍和馬鐙的傾向，如圖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無馬鞍又無馬鐙。眾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橋馬鞍和原始馬鐙打敗了羅馬人的大盾、投槍和短劍。此種「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難說得通。這種東西方藝術創作中共有的「慣性」對鞍鐙進入藝術作品起到了相當大的阻礙和遲滯作用。

通過對以上文獻和考古文物的資料觀察，可以看出，盡管至今為止尚沒有實物和藝術作品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高橋馬鞍和馬鐙這兩項對騎兵來講至關重要的發明，在兩漢時代仍然應該是已經投入應用的。正是它們使匈奴成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們推動了漢帝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大幅度擴張，為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固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擴散到北亞和中亞奠定了基礎。相信隨著漢代考古的進一步發展，兩漢時期的馬鞍和馬鐙最終會揭開它們朦朧的面紗。
參考資料：http://www.history-club.net/DVSYS/printpage.asp?

Ⅲ 馬鐙究竟有多重要又是哪個朝代的誰發明的

馬鐙非常重要，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改變了歷史。馬鐙是西漢前的匈奴人發明的。

騎過馬的都知道，騎馬必須有馬鞍和馬鐙，如果沒有這兩樣東西，那麼騎馬就會很不方便，容易從馬背上掉下來。我們都知道馬鞍是放在馬背上用皮及木框做成的坐位，那麼馬鐙呢，馬鐙是什麼？

然而這么重要的馬鐙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呢？又是什麼時候發明的呢？根據考古發現，中國在西漢時期就已經使用了馬鐙了，在出土的壁畫中可以發現，最早使用馬鐙的是匈奴人。在漢朝時期，馬鐙慢慢普及，很多戰車已經被馬取代，到了唐朝騎兵更是成為主戰力，由騎兵擊敗了周邊的游牧民族，因此可以發現馬鐙可能是匈奴人發明的。

Ⅳ 中國騎兵的馬鐙是何時出現的

西涼鐵騎

代表人物分為三派，董卓，張濟張綉，馬騰韓遂，這三個集團都曾經依靠強大的騎兵擁有顯赫一時的武力和名聲，如果他們的部隊僅僅能做到在馬上保持平衡……無語

並州騎兵

丁原呂布一系，呂布靠著這幾萬精銳騎兵把中原戰場掀得天翻地覆，曾經一度打得曹操灰心喪氣，憑的是什麼？若溫候的部眾僅僅能做到在馬上保持平衡……連濮陽他都拿不下來

Ⅳ 馬鞍和馬鐙是怎麼固定的，靠繩子勒在馬肚子上嗎，那樣不會往兩邊滑嗎

馬鞍是馬具之一，一種用包著皮革的木框做成的座位，內塞軟物，形狀做成適合騎者臀部，前後均凸起。馬鞍也是蒙族人代表勝利的象徵。放在騾馬背上供人騎坐的器具。兩頭高，中間低。

Ⅵ 馬鐙是何時出現的

據現代的考古學的發現，1955—1960年期間，在湖南長沙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葬中，出土的三件騎馬青瓷俑隨葬品，發現馬鞍左前側處作出三角狀鐙。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馬之右側卻沒有裝鐙，乘馬者的腳並沒有踏在鐙里，鐙在足部的前上方，並且鐙革很短，只有人腿部的一半長。由以上現象猜測，可能這是供上馬時踏足用的，騎好後就不再踏鐙了。這種小鐙，應該是馬鐙的雛型。 1965年，遼寧北票西官營子發掘了北燕馮素弗墓，獲得了馬鐙的實物資料。馮素弗死於太平七年(415年)。根據這兩條考古學上的發現，我們好像可以斷定馬鐙是出現在公元302年到公元415年之間了，但根據歷史文獻的分析卻得出了一個不同的結果。

秦朝的時候是沒有馬鐙的，從秦始皇兵馬俑裡面沒有馬鐙就可以知道，另外從兵馬俑裡面的布陣方面來看，騎兵相對而言比較少，而且處於側翼。這些都說明了秦朝的時候騎兵僅起到偵察、側翼包抄、偷襲或追擊這樣的任務，並不是作戰的主力。另外孫臏也說：「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虛背敵；三曰追散擊亂；四曰迎敵擊後；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關津，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蓄，虛其市裡；十曰掠其田野，繫纍其子弟。此十者，騎戰之利也。」可見騎兵在這一時期僅僅起到輔助的作用。那麼當歷史進入到楚漢戰爭的時代（前206—前202）。大家先來看看一場讓人瞠目結舌的以少勝多的戰役，項羽分封諸侯之後，齊地首先叛亂，項羽於是帶領軍隊去齊國平叛，這時劉邦集合了五國聯軍，共計56萬人，給項羽來了個釜底抽薪，一舉拿下了楚國的都城彭城。項羽聞訊後，帶領3萬精兵火速殺回彭城，這場戰爭就是著名的彭城之戰。戰斗的結果大出我們意料，項羽的3萬精兵殺得劉邦56萬人丟盔棄甲，殺死十幾萬人，還有十幾萬在逃跑的過程中掉進了睢水裡。當時如果不是天上突然飛沙走石，劉邦也有可能在這場戰爭中喪命。那為什麼項羽的3萬人如此厲害呢？司馬遷在《項羽本紀》裡面說了項羽帶領了3萬精兵，至於是什麼兵種，在《項羽本紀》裡面沒有介紹。但我們在讀灌嬰的列傳發現，項羽取得彭城之戰的勝利之後繼續追殺劉邦，劉邦這時逃到了軍事重鎮滎陽，看到項羽帶領來了大量的騎兵，馬上讓灌嬰成立騎兵軍團，如果不是在彭城之戰時劉邦吃了項羽騎兵的大虧，他也不會如此迫切想成立騎兵軍團了。所以在彭城之戰時騎兵已經作為一個主力軍種出現在戰場上了，而且威力巨大。通過前面分析我們知道：沒有馬鐙的騎兵是不可能成為主力的，所以推測這個時候已經有馬鐙了。

然後來看另外一場戰爭，項羽在垓下突圍之後，項羽帶領28騎被圍困在一個山丘上，項羽將28騎分成4隊，向四周沖開，項羽在沖下山的過程中，斬殺一名漢軍將領，並且砍倒了漢軍軍旗。項羽和他的士兵沖出重圍之後，來到了烏江，項羽聽了烏江亭長的話，便發出「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感嘆。漢兵追來了之後，項羽命令剩下的士兵全部下馬接戰，從這里我們可以猜想到，項羽從突圍到烏江的整個途中是沒有下馬的，至少在戰斗中沒有下過馬。如果騎兵當時打仗，沖到跟前要下馬的話，項羽也就不會特意的叫他的士兵下馬了。由此可以知道，楚漢戰爭時期士兵已經可以在馬上進行白刃戰了。當時如果沒有馬鐙，項羽怎麼能在馬上進行斬將刈旗呢？

當進入到漢朝之後，騎兵作為主力的戰爭就屢見不鮮了，漢七年（前200），冒頓指揮他的四十萬騎兵，在白登山把劉邦的32萬步兵圍困了七日。元光六年（前129年）公孫賀，公孫敖，李廣，衛青分別帶領1萬騎兵出動出擊攻擊匈奴。元朔六年 (前123)，霍去病隨大將軍衛青參加漠南之戰，他率800輕騎遠離大軍數百里尋殲匈奴，斬獲2000餘人。元狩四年（前119）武帝以衛青、霍去病二人各帶五萬騎從襄郡和代郡出擊，深入匈奴腹地，輾轉兩千餘里，大破敵軍計10萬余。這些都說明了騎兵已經是作戰主力了，當時的騎兵也應該有馬鐙了。

通過分析知道在楚漢戰爭時期就應該有馬鐙了，為什麼考古學上卻說馬鐙出現在晉朝呢。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文物它表現的當代的或者以前的文化，從出土的晉朝文物知道有馬鐙或者只有上馬的工具，並不能代表馬鐙就是出現在那個時代，它只是說明那個時代已經有馬鐙了。其二：藝術審美也有一定的延後性的，即使在唐朝時的繪畫裡面描繪的皇家盛裝出行的畫面，裡面的騎兵也沒有馬鐙。這可能是藝術家覺得馬鐙在美學上不容易被接受的緣故吧，所以在一些作品上並沒有畫上馬鐙。

Ⅶ 馬均發明的馬鐙是世界上最早的馬鐙嗎

馬鐙不是馬鈞發明的。
馬鈞（生卒年不詳），字德衡，三國時期魏國扶風（今陝西省興平縣）人，是中國古代科技史上最負盛名的機械發明家之一。馬鈞最突出的表現有還原指南車；改進當時操作笨重的織綾機；發明一種由低處向高地引水的龍骨水車；製作出一種輪轉式發石機，能連續發射石塊，遠至數百步；把木製原動輪裝於木偶下面，叫做「水轉百戲圖」。此後，馬鈞還改制了諸葛連弩，對科學發展和技術進步做出了貢獻。
馬鐙被西方馬文化研究界稱為「中國靴子」。考古發現表明：馬鐙是中國北方游牧民族鮮卑人約在距今1700多年前發明的。最早的馬鐙實物發現於公元3世紀中葉到4世紀初的中國東北的鮮卑人活動的區域，出土地點在遼寧省西部與內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縣。1965年，考古人員在北票縣北燕貴族馮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對鎏金木芯直柄銅馬鐙。這對馬鐙長24.5厘米，寬16.7厘米，是世界上現存時代最早的馬鐙實物。
這種馬鐙是木芯長直柄包銅皮的掛式馬鐙。其後。這種馬鐙通過高句麗向東傳播，擴散到朝鮮半島和日本，繼而出現了窄踏板金屬馬鐙在歐亞大草原上的廣泛傳播。在中國南方地區，約在公元4世紀也已出現了馬鐙。總之，木芯長直柄馬鐙是東西方各類馬鐙的源頭。
歐洲最早出現的馬鐙出土於公元6世紀的匈牙利阿瓦人的墓群中，以窄踏板直柄金屬馬鐙為主。阿瓦人是來自內蒙古高原的柔然人的後代。柔然人活動重點區域是陰山以北的草原，與鮮卑人及北魏王朝發生多次戰爭。柔然人於公元6世紀戰敗後，沿歐亞草原之路西遷到匈牙利定居。因此，有西方考古學者認為：是柔然人從中國北方把馬鐙傳播到歐洲，阿瓦人的馬鐙就是中國傳統的直柄橫穿金屬馬鐙。這進一步證明馬鐙是中國北方游牧民族鮮卑人在距今1700多年前發明的。

Ⅷ 「馬鐙」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

馬鐙的起源

馬在我國被馴養，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溫良的優點，很早就被人類所認識。早期馬多被用來駕車，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軍隊最初都是以步兵和兵車混合為主，動輒都是幾十萬，而騎兵最多不過五六千騎。直至趙武靈王提倡「胡服騎射」，才為趙國訓練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改變了原來的軍隊裝備，這是軍事史上一項偉大的變革。此後，各諸侯國都非常重視發展騎兵。

但是，在當時騎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因為還沒有發明馬鐙。馬鐙是騎馬時踏腳的裝置，沒有它，當馬飛奔或騰越時，騎士們只能用雙腿夾緊馬身，同時用手緊抓馬鬃才能避免摔下馬來。陝西臨潼秦始皇兵馬俑的出土是我國考古的重大發現。在秦始皇兵馬俑二號坑中出土了許多與真馬大小相似的陶馬。馬身上馬具齊備，但就是沒有發現馬鐙。

馬鐙雖然很小，作用卻很大，它可以使騎士和戰馬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把人和馬的力量合在一起，發揮出最大效力。馬鐙最早是由中國人發明的，但准確的時間目前學界尚無定論。

吉林市郊帽兒山墓地是20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其年代大致相當於西漢中晚期至南北朝。1993年在帽兒山墓地18號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用銅片夾裹木芯，以鉚釘綴合加固。這是我國出土年代較早的馬鐙。

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琅琊王氏族墓群，7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322）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馬鐙的較早實例。

1965年在遼寧北票西官營子發掘了北燕馮素弗墓。北燕是公元四世紀初遷至遼西的漢族統治者馮氏在前燕、後燕基礎上建立的鮮卑族國家，馮素弗是北燕王馮跋的弟弟。這是一座時代明確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了一副馬鐙，形狀近似三角形，角部渾圓，在木芯外麵包鑲著鎏金的銅片。

馬鐙發明後，很快就由中國傳到朝鮮，在公元五世紀的朝鮮古墓中已有了馬鐙的繪畫。至於流傳到西方的馬鐙，是首先由中國傳到土耳其，然後傳到古羅馬帝國，最後傳播到歐洲大陸的。

英國著名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對中國發明的馬鐙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關於腳鐙曾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優勢的是中國。直到8世紀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現腳鐙，但是它們 2008/10/11

Ⅸ 馬鞍和馬鐙是什麼時期發明的

漢代。

漢代是中國古代歷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國後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從此使「天下一統」的觀念深入漢民族的內心深處，並且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對周邊地區甚至遠至中西亞都產生了巨大影響，第一次使中國作為一個穩固強大的帝國登上世界歷史的一級競爭舞台。

漢朝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於其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這一力量的最重要來源就是它能征善戰的騎兵部隊。

(9)馬鞍山的馬鐙擴展閱讀：

馬鞍和馬鐙是全套馬具中繼馬嚼和韁繩之後最重要的發明。在沒有鞍鐙的時代，人們需要騎跨於裸馬的背上，僅靠抓住韁繩或馬鬃並用腿夾緊馬腹使自己在馬匹飛馳的時候不致摔落。

但這種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長時間騎馬容易疲勞，同時在奔跑的馬背上也難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戰中，騎手無法隨心所欲地使用刀劍和長矛，劈砍或刺殺落空、雙方兵刃的撞擊等都隨時會令騎手從馬上滑下。因此的訓練難度極大，規模難以成型，戰鬥力也不及後世。

第一個革新（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實際的發明順序不一定是這樣）是高橋馬鞍的出現，馬鞍兩端從平坦轉為高翹，限制了騎手身體的前後滑動趨勢，提供了縱向的穩定性。

第二個則是馬鐙的使用，它通過固定雙腳提供橫向穩定性，同時在馬鞍的協助下將人和馬結為一個整體，使騎兵利用馬匹的速度進行正面沖擊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