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發明原型

A. 為什麼四大發明是四大發明，而不是其他

這是根據影響力決定的，這四項發明對人類的文明傳播，科技的進步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指南針用於航海，發現新大陸，沒有它可不行，
造紙和活字印刷術，對文明，文化的傳播，傳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火葯，在科技，邊防，戰爭等領域也是意義重大

B. 中國四大發明的演變過程。。。。列：

指南針的發明並無確切的時間及發明者出現,在北宋曾公亮的《武經總要》中曾提及在行軍時用「指南魚」來幫助辨別方向,至於「指南魚」則是一片薄如魚狀的鋼片,五分寬,兩寸長,肚皮處有下凹,形狀有如小船般,在經過磁化的步驟後,浮於水面！
指南針
談到指南針，許多人都會聯想到黃帝大戰蚩尤的故事。
但是實際上故事中所提到的指南器具並非指南針，當然黃帝更非指南針的發明者。傳說中的指南器具是指南車，並非指南針。
指南車是利用齒輪讓木車上的木人手指永遠指向南方，完全和磁性無關，而指南針卻得利用磁體的指極性製作，兩者是截然不同的事物。
指南針的起源
談到指南針的起源就得上推至戰國時代，當時有一種稱為「司南」的指南器具，那就是指南針的雛形。
在戰國時代，采玉的工人四處去采玉時，往往需要帶著「司南」以幫忙指引方向。至於「司南」究竟形狀、使用方法為何，依據東漢王充在《論衡》一書中的敘述，它應該是以一塊天然的磁石仔細雕琢成勺子的形狀，南極位在勺子的長柄，在雕琢過程中還需使勺子的重心位在底部中心，再加上由「四維」（即乾、坤、巽、艮）、「八干」（即今之天干）、「十二支」（即今之地支）組成二十四向而雕刻其上的底盤。
其使用方法，則是先把底盤放正，再把「司南」放上讓其旋轉，一旦「司南」停止，長柄所指之處就是南方。
指南針的發明
指南針的發明並無確切的時間及發明者出現，在北宋曾公亮的《武經總要》中曾提及在行軍時用「指南魚」來幫助辨別方向，至於「指南魚」則是一片薄如魚狀的鋼片，五分寬，兩寸長，肚皮處有下凹，形狀有如小船般，在經過磁化的步驟後，浮在水面就能辨別南北。
北宋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更記載往後對於指南針的製作方法、及世上最早發現磁偏角、人工磁化製作指南針這三件關於指南針的相關記載，除了記錄下當時發展，沈括更把製作方法加以比較出優劣，成為了解當時指南針發明的最佳參考資料。
指南針的發展
一般談到指南針的發展，就讓人立刻聯想到「羅盤」。
所謂的「羅盤」指得是磁針和方位盤的相結合，它又稱為「羅經盤」，我國在南宋時代就出現了，當時稱為「地螺」。
「羅盤」依照磁針在方位盤的放置方法而分為水針和旱針兩種，兩者分述如下：
水針
出現年代：宋代
製作方式：磁針用水浮法放在方位盤上
史書證明：1、徐競所著之《宣和奉使高麗田經》
2、《事林廣記》中所稱之指南魚
旱針
出現年代：宋末元初
製作方式：不用水浮法者即是
史書證明：1、於《事林廣記》中所稱之指南龜│
外傳與影響
指南針大約在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之際，傳到阿拉伯，然後又由阿拉伯傳入歐洲，後來歐洲演變出旱羅盤，再於明代時經日本傳回我國。
指南針對西方最大的影響莫過於西方開始海外大探險。
結合當時國家有計畫的海外探險，以及天文、地理、造船、航海技術的配合，再加上羅盤的使用，因而造成西方一連串的海外探險。
在各國相競的向外發展下，新航線、新大陸逐一被發現，讓歐洲人在短時間內看到更多不同的事物與民族，進而促使歐洲人以客觀的觀察和比較的眼光來看待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是為指南針的另外更深遠的影響。

C. 中國四大發明都是什麼

不得不佩服古代人的智慧，現在很多科技設備都離不開之前古代人的發明創造，在中國的四大發明分別是指南針、造紙術、火葯、印刷術。這些發明都為當時古代的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貢獻了許多。

印刷書的發明為古代文化的傳播影響巨大，最早期的印刷術是雕刻成非常多的小木塊，根據文章的內容將木塊排列起來，然後刷上墨水，在印在紙上。到後來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大大提高了效率。

D.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及發明人

指南針的發明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利用磁鐵在地球磁場中的南北指極性而製成的一種指向儀器，有多種形體。戰國時期，已發現磁石吸鐵的現象，並用天然磁石製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後,經過長時期的實踐,發現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更高一級的磁性指向儀器。宋代科學家沈括首先記載了地磁偏角，說用天然磁石摩擦鋼針，使之磁化成為磁針，可以指南，而常微偏東，並介紹了四種支掛磁針的方法：一是浮於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線縷懸掛（見彩圖縷懸法指南針 據沈括記載復制模型）。宋軍中配備指南魚，是將薄鐵葉剪成魚形而磁化，用於陰天和黑夜判斷行軍方向。後來又發展成磁針和方位盤聯成一體的羅經盤,即羅盤。曾三異在《因話錄》中記載當時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這種地羅還是一種水羅盤。當時，陰陽家用地羅看風水。在清丈田地和判決土地訴訟時,也使用地羅。據《萍洲可談》、《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諸蕃志》和《夢粱錄》記載，至晚在北宋後期，指南針已用於航海，南宋時，使用「針盤」導航。這種針盤還使用「浮針」，這對於海上交通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極大作用。
火葯的發明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古代煉丹家制葯時，逐漸發現硫黃(S)、 焰硝(KN□)和木炭(C)的混合物有燃燒和爆炸能力。唐末天□年間(904～906)，在戰爭中開始出現火葯箭,還出現「發機飛火」的記載,即用拋石機投擲火葯包，作燃燒性兵器。宋朝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設廣備攻城作，其中有生產火葯的部門。《武經總要》一書記載了火葯的三種配方,生產火葯已達相當規模。盡管生產技術嚴格保密，仍傳入遼朝，故從日本大量進口硫黃的同時，又嚴禁硫黃和焰硝向遼出口。宋神宗趙頊時，邊防軍中已大量配備火葯弓箭、火葯火炮箭等兵器。遼道宗時,也已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日閱火炮」。南宋時，水軍也配備了霹靂炮、火炮、火箭等兵器，在建康府（今江蘇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等城市都設有火葯兵器製造業。早期火葯兵器威力有限，不可能取代冷兵器。但自南宋中期以後，火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顯著增大（見彩圖火箭(模型)將火葯筒縛在箭支的前部,利用火葯燃燒時產生的後推力帶動箭支前進,宋代軍隊配備的火葯武器之一）。金朝火葯製造技術來源於遼,金軍攻宋之初,已使用火炮。此後，在宋、金、元之間的戰爭中，火葯的使用愈益頻繁。金末抗擊蒙古軍時，曾使用震天雷、飛火槍等火器。宋代出現了類似近代炮彈的鐵火炮，卻仍用拋石機投射；又發明了突火槍,以巨竹為筒,發射「子窠」,類似於後世槍炮，卻尚未使用金屬發射管。這是遼、宋、 金代火葯兵器進步的極限，卻已決定了後世火葯兵器的發展方向。總之,遼、宋、金代可算是人類使用火葯的奠基時期。到元、明又發現了銅鐵鑄造的管狀火器——銃和炮。
造紙術的發明
東漢元興元年(105)，蔡倫在前人造紙術的基礎上，改革和推廣了造紙技術。新的造紙術使舊的不便書寫的麻紙變成了至今大致結構沒有改變的良紙工藝。
在蔡倫造紙術出現之前，在中國，商代用甲骨，西周用青銅器，春秋時用竹簡、木牘、縑帛作為記事材料。漢代，農業發達，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笨重的竹簡和昂貴的縑帛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尋求新的書寫材料已成為時勢所趨，造紙術就因此應運而生。
據20世紀中葉以來在新疆、陝西、甘肅等地出土的麻質古紙，專家確認為西漢麻紙的片狀纖維物，說明造紙術可能出現在蔡倫之前，而且可能與人們對紡織用麻的處理過程有關。但這些西漢麻質古紙上都沒有發現可以辨識的書寫文字，加上對化驗分析結果解釋不同，對西漢是否已出現了造紙術中術界尚有很大爭議。閃此《後漢書·蔡倫傳》對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記載，是迄今為止有時間和人物的准確記載造紙術的最早記錄，廣為人們承認。
印刷術的發明
自從有了紙以後，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讀書的人多起來了，對書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晉朝初年，官府有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時候，梁元帝在江陵有書籍七萬多卷、隋朝嘉則殿中藏書有三十七萬卷，這是我國古代國家圖書館最高的藏書記錄。
除了官府藏書，私人藏書也越來越多。比如晉朝郭太，有書五千卷；張華搬家的時候，單是搬運書籍，就用了三十輛車子。
印刷術發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張華那樣的富人才能有這么多的藏書，一般人要得到一兩本書也很不容易，因為那時的書都是手抄本。要抄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費多少人力呀！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怎麼能夠滿足社會上的需要呢？
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情況：一項科學發明，只要社會上迫切需要它，同時又有產生它的物質條件，那麼，它就會很訣出現的。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就是這樣。
在雕版印刷術出現以前，社會上已經廣泛應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陽文和陰文兩種，陽文刻的字是凸出來的，陰文刻的字是凹進去的。「如果使用陽文印章，印到紙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較小，印出來的字數畢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陰文，拓出來的是黑底白字，不夠醒目。而且拓碑的過程比較復雜，用來印製書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石碑面積比較大，一次可以拓印許多字。
如果截長補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點結合起來呢？情況當然就不一樣了。
我國勞動人民在拓碑和印章這兩種方法的啟發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這樣的：把木材鋸成一塊塊木板，把要印的字寫在薄紙上，反貼在木板上，再根據每個字的筆劃，用刀一筆一筆雕刻成陽文，使每個字的筆劃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後，就可以印書了。印書的時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著，用自紙復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凈的刷子在紙背上輕輕刷一下，把紙拿下來，一頁書就印好了。一頁一頁印好以後，裝訂成冊，一本書也就成功了。這種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稱它為「雕版印刷」。
我國的雕版印刷是在什麼時候發明的呢？對這個問題，歷史學家還沒有統一的意見，但多數人認為是在唐朝時候發明的。

E. 中國的四大發明是什麼他們怎麼想到發明這些

指南針

在發明指南針之前人類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常常會迷失方向，造成不可想像的後果,是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使人類航行有了方向。指南針是用以判別方位的一種簡單儀器。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主要組成部分是一根裝在軸上可以自由轉動的磁針。磁針在地磁場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線的切線方向上。磁針的北極指向地理的南極，利用這一性能可以辨別方向。常用於航海、大地測量、旅行及軍事等方面。

指南針的發明是我國勞動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對物體磁性認識的結果。由於生產勞動，人們接觸了磁鐵礦，開始了對磁性質的了解。人們首先發現了磁石引鐵的性質。後來又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經過多方的實驗和研究，終於發明了可以實用的指南針。

磁現象的發現

先秦時代我們的先人已經積累了許多這方面的認識，在探尋鐵礦時常會遇到磁鐵礦，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鐵）。這些發現很早就被記載下來了。《管子》的數篇中最早記載了這些發現：「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銅。」其他古籍如《山海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磁石的吸鐵特性很早就被人發現，《呂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鐵，或引之也。」那時的人稱「磁」為「慈」他們把磁石吸引鐵看作慈母對子女的吸引。並認為：「石是鐵的母親，但石有慈和不慈兩種，慈愛的石頭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頭就不能吸引了。」
漢以前人們把磁石寫做「慈石」，是慈愛石頭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鐵，那麼是否還可以吸引其他金屬呢？我們的先民做了許多嘗試，發現磁石不僅不能吸引金、銀、銅等金屬，也不能吸引磚瓦之類的物品。西漢的時候人們已經認識到磁石只能吸引鐵，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當把兩塊磁鐵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時，有時候互相吸引，有時候相互排斥。現在人們都知道磁體有兩個極，一個稱N極，一個稱S極。同性極相互排斥，異性極相互吸引。那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個道理，但對這個現象還是能夠察覺到的。
到了西漢，有一個名叫欒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這個性質做了兩個棋子般的東西，通過調整兩個棋子極性的相互位置，有時兩個棋子相互吸引，有時相互排斥。欒大稱其為「斗棋」。他把這個新奇的玩意獻給漢武帝，並當場演示。漢武帝驚奇不已，龍心大悅，竟封欒大為「五利將軍」。欒大利用磁石的性質，製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騙了漢武帝。
地球也是一個大磁體，它的兩個極分別在接近地理南極和地理北極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體，可以自由轉動時，就會因磁體同性相斥，異性相吸的性質指示南北。這個道理古人不夠明白，但這類現象他們很清楚。

指南針的始祖——司南

指南針的始祖大約出現在戰國時期。它是用天然磁石製成的。樣子象一把湯勺，圓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盤」上並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轉。當它靜止的時候，勺柄就會指向南方。古人稱它為「司南」，當時的著作《韓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穀子》中記載了司南的應用，鄭國人采玉時就帶了司南以確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時代，人們已經能夠將硬度5度至7度的軟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種形狀的器具，因此也能將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製成司南。東漢時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論衡》中對司南的形狀和用法做了明確的記錄。司南是用整塊天然磁石經過琢磨製成勺型，勺柄指南極，並使整個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於光滑的地盤之中，地盤外方內圓，四周刻有干支四維，合成二十四向。這樣的設計是古人認真觀察了許多自然界有關磁的現象，積累了大量的知識和經驗，經過長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現是人們對磁體指極性認識的實際應用。 但司南也有許多缺陷，天然磁體不易找到，在加工時容易因打擊、受熱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較弱，而且它與地盤接觸處要非常光滑，否則會因轉動摩擦阻力過大，而難於旋轉，無法達到預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體積和重量，攜帶很不方便，這可能是司南長期未得到廣泛應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銅盤和天然磁體製成的磁勺組成，青銅盤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於盤中心圓面上，靜止時，勺尾指向為南。

指南針的發明

古代民間常用薄鐵葉剪裁成魚形，魚的腹部略下凹，像一隻小船，磁化後浮在水面，就能指南北。當時以此做為一種游戲。東晉的崔豹在《古今注》中曾提到這種「指南魚」。
北宋時，曾公亮在《武經總要》載有製作和使用指南魚的的方法：「用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型，置炭火中燒之，侯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這是一種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場使鐵片磁化。即把燒紅的鐵片放置在子午線的方向上。燒紅的鐵片內部分子處於比較活動的狀態，使鐵分子順著地球磁場方向排列，達到磁化的目的。蘸入水中，可把這種排列較快地固定下來，而魚尾略向下傾斜可增大磁化程度。人工磁化方法的發明，對指南針的應用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磁學和地磁學的發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北宋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提到另一種人工磁化的方法：「方家以磁石摩針鋒，則能指南。」按沈括的說法，當時的技術人員用磁石去摩擦縫衣針，就能使針帶上磁性。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場作用，使鋼針內部磁疇的排列趨於某一方向，從而使鋼針顯示出磁性的方法。這種方法比地磁法簡單，而且磁化效果比地磁法好，摩擦法的發明不但世界最早，而且為有實用價值的磁指向器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沈括還在《夢溪筆談》的補筆談中談到了摩擦法磁化時產生的各種現象：「以磁石摩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南北相反，理應有異，未深考耳。」這是說，用磁石去摩擦縫衣針後，針鋒有時指南，也有時指北。從現在的觀點來看，磁石都有N和S兩個極，磁化時縫衣針針鋒的方位不同，則磁化後的指向也就不同。但沈括並不知道這個道理，他真實的記錄了這個現象並坦白承認自己沒有做深入思考。以期望後人能進一步探討。

關於磁針的裝置方法，沈括介紹了四種方法：
1.水浮法——將磁針上穿幾根燈心草浮在水面，就可以指示方向。
2.碗唇旋定法——將磁針擱在碗口邊緣，磁針可以旋轉，指示方向。
3.指甲旋定法——把磁針擱在手指甲上面由於指甲面光滑，磁針可以旋轉自如，指示方向。
4.縷懸法——在磁針中部塗一些蠟，粘一根蠶絲，掛在沒有風的地方，就可以指示方向了。

沈括還對四種方法做了比較，他指出，水浮法的最大缺點，水面容易晃動影響測量結果。碗唇旋定法和指甲旋定法，由於摩擦力小，轉動很靈活，但容易掉落。沈括比較推重的是縷懸法，他認為這是比較理想而又切實可行的方法。事實上沈括指出的四種方法已經歸納了迄今為止指南針裝置的兩大體系——水針和旱針。

《夢溪筆談》是沈括(1031—1095年)所著的有關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著作，書中談到磁學和指南針的一些問題。
南宋陳元靚在《事林廣記》中介紹了另一類指南魚和指南龜的製作方法。這種指南魚與《武經總要》一書記載的不一樣，是用木頭刻成魚形，有手指那麼大，木魚腹中置入一塊天然磁鐵，磁鐵的S極指向魚頭，用蠟封好後，從魚口插入一根針，就成為指南魚。將其浮於水面，魚頭指南，這也是水針的一類。
指南龜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新裝置，將一塊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龜的腹內，在木龜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對准並放置在直立於木板上的頂端尖滑的竹釘上，這樣木龜就被放置在一個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轉的支點上了。由於支點處摩擦力很小，木龜可以自由轉動指南。當時它並沒有用於航海指向，而用於幻術。但是這就是後來出現的旱羅盤的先聲。
指南龜發明年代不晚於1325年。木塊刻成龜型，龜腹部中心嵌以磁體，木龜安放在尖狀立拄上，靜止時首尾分指南北。

羅盤定位

要確定方向除了指南針之外，還需要有方位盤相配合。最初使用指南針時，可能沒有固定的方位盤，隨著測方位的需要，出現了磁針和方位盤一體的羅盤。羅盤有堪輿用的羅經盤和水羅盤、旱羅盤。
方位盤仍是二十四向，但是盤式已經由方形演變成圓形。這樣一來只要看一看磁針在方位盤上的位置，就能斷定出方位來。南宋時，曾三異在《因話錄》中記載了有關這方面的文獻：「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這是有關羅經盤最早的文獻記載。文獻中所說的「地螺」，就是地羅，也就是羅經盤。文獻中已經把磁偏角的知識應用到羅盤上。這種羅盤不僅有子午針（確定地磁場南北極方向的磁針），還有子午丙壬間縫針（用日影確定的地理南北極方向）這兩個方向之間的夾角，就是磁偏角。
盤面周圍刻二十四方位，內中盛水，磁針橫穿燈草，浮於水面。
現在人們已經知道，地球的兩個磁極和地理的南北極只是接近，並不重合。磁針指向的是地球磁極而不是地理的南北極，這樣磁針指的就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略有偏差，這個角度就叫磁偏角。又因為地球近似球形，所以磁針指向磁極時必向下傾斜，和水平方向有一個夾角，這個夾角稱為磁傾角。不同地點的磁偏角和磁傾角都不相同。成書於北宋的《武經總要》在談到用地磁法製造指南針時，就注意利用了磁傾角。沈括在《夢溪筆談》談到指南針不全指南，常微偏東。指出了磁偏角的存在。磁偏角和磁傾角的發現使指南針的指向更加准確。

磁性質的應用

指南針一經發明很快就被應用到軍事、生產、日常生活、地形測量等方面，特別是航海上。指南針在航海上的應用有一個逐漸發展過程。成書年代略晚於《夢溪筆談》的《萍洲可談》中記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記載。文中指出，當時只在日月星辰見不到的時候才使用指南針，可見指南針剛開始使用時，使用還不熟練。二十幾年後，許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有類似的記載：「惟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到了元代，指南針一躍而成海上指航的最重要的儀器了。不論晝夜晴陰都用指南針導航了。而且還編制出使用羅盤導航，在不同航行地點指南針針位的連線圖，叫做「針路」。船行到某處，採用何針位方向，一路航線都一一標識明白，作為航行的依據。

指南針的發明是古代先民對磁現象的觀察和研究的結果。古代先民對磁現象的觀察和研究的過程中，進一步了解了磁的性質，並試圖更多地應用這些性質。傳說秦始皇修建阿房宮時，有一宮門是用磁鐵製造的。如果刺客帶劍而過，立刻會被吸住，被衛兵當場捕獲。這樣的故事還很多，《晉書.馬隆傳》記載馬隆率兵西進甘、陝一帶，在敵人必經的狹窄道路兩旁，堆放磁石。穿著鐵甲的敵兵路過時，被牢牢吸住，不能動彈了。馬隆的士兵穿犀甲，磁石對他們沒有什麼作用，可自由行動。敵人以為神兵，不戰而退。東漢的《異物志》記載了在南海諸島周圍有一些暗礁淺灘含有磁石，磁石經常把「以鐵葉錮之」的船吸住，使其難以脫身。
魏晉南北朝時，我國先民對磁石的性質已有了很多認識。就連當時的詩人曹植在矯志詩中也用了「磁石引鐵，於金不連。」的句子。可見他也了解磁石的性質。南北朝梁代的陶弘景在《名醫別錄》中提出了磁力測量的方法，他指出：優良磁石出產在南方，磁性很強，能吸引三、四根鐵針，使幾根針首尾相連掛在磁石上。磁性更強的磁石，能吸引十多根鐵針，甚至能吸住一、二斤刀器。陶弘景不僅提出了磁性有強弱之分，而且指出了測量方法。這可能是世界上有關磁力測量的最早記載。
我國先民對磁石的性質的研究和認識是指南針發明和發展的基礎。
中國在北宋時期就發明了人工磁化的兩種方法：一種是沈括所說的用天然磁石摩擦鋼針的方法，另一種是利用地球磁場的作用使鋼鐵磁化。

人們把經過磁化的鋼針，穿過幾根燈草，放在一個乘滿水的碗里，它就能浮在水上為航船指明方向，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用來指示方向的儀器--指南針。而許多動物已經在我們之前就學會了利用地球磁場來辨別方向。

火葯

火葯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因為是用硝石、硫黃和木炭這三種物質混和製成的，而當時人們都把這三種東西作為治病的葯物，所以取名「火葯」，意思是「著火的葯」。

自秦漢以後，煉丹家用硫黃、硝石等物煉丹，從偶然發生爆炸的現象中得到啟示，再經過多次實踐，找到了火葯的配方。三國時有個聰明的技師馬鈞，用紙包火葯的方法做出了娛樂用的「爆仗」，開創了火葯應用的先河。

唐朝末年，火葯開始應用到軍事上。人們利用拋射石頭的拋石機，把火葯包點著以後，拋射出去，燒傷敵人，這是最原始的火炮。後來人們將球狀火葯包紮在箭桿頭附近，點著引線以以後，用弓箭將火葯射出去燒傷敵人。還有把火葯、毒葯，再加上一些瀝清、桐油等，搗在一起做成毒球，點著以後，用弓箭射出，殺傷敵人是後來的「萬人敵」。到了宋朝，人們將火葯裝填在竹筒里，火葯背後扎有細小的「定向棒」，點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筒里的火葯迅速燃燒，產生向前的推力，使之飛向敵陣爆炸，這是世界上第一種火葯火箭。以後又發明了火槍和槍，這些都是用竹管製成的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代槍炮的老祖宗。

造紙術

造紙技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出貢獻之一。

大約在3500多年前的商朝，我國就有了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稱為甲骨文。到了春秋時，用竹片和木片替代龜甲和獸骨，稱為竹簡和木牘。甲骨和簡牘都很笨重，戰國時思想家惠施外出講學，帶的書簡就裝了五車，所以有學富五車的典故。西漢時在宮廷貴族中又用縑帛或綿紙寫字。縑是細絹、帛是絲織品的總稱吏一方縑帛上寫字時，便於書寫，不但比簡牘寫得多，而且還可以在上面作畫，但是價格昂貴，只能供少數王宮貴族使用。公元前2世紀西漢初期已經有了紙。

發明人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蔡倫在總結前人製造絲織晶的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用樹皮、破漁網、破布、麻頭等作原料，製造成了適合書寫的植物纖維紙，才使紙成為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被稱為「蔡侯紙」。

蔡倫只是改進造紙術，而不是紙的發明人。

造紙術在7世紀經朝鮮傳到日本。8世紀中葉傳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到12世紀，歐洲才仿效中國的方法開始設廠造紙。

F. 中國的新四大發明與美國20世紀的新四大發明詳情

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1 雜交水稻 ：袁隆平 1973年發明
2 漢字激光照排：王選 1979年發明
3 人工合成牛胰島內素：鈕經義為首容的一大批科技人員與1964年發明
4 復方蒿甲醚：數百名科學家共同的結果 六十年代後期發明
美國20世紀的新四大發明：
1 原子能：奧本海默.等一大批美國科學家 1942年在美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裂變反應堆
2 半導體：巴丁、布萊頓和肖特萊 1947年在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
3 計算機：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毛琪利與愛克特在1946年發明
4 激光器：美國貝爾實驗室的查爾斯.湯斯與西奧多.梅曼在1960年發明

G. 中國四大發明的演變過程

指南針復是春秋戰國時期制勞動人民的發明創造，一開始是指南車，後來在戰國時期成了司南，到北宋時期才逐步形成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指南魚以及磨過磁鐵的針——指南針，明朝鄭和又用它做成羅盤在船上指引方向。
紙是西漢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8）灞橋地區人民發明的，蔡倫只是在東漢時期改良了紙，使它更易書寫。
火葯的確是在公元8-9世紀煉丹過程中發明的，唐朝末年開始有了火葯武器。
活字印刷術是北宋治平年間（公元1064-公元1067）由街頭老工匠畢升發明的，由著名政治家沈括記入《夢溪筆談》。

H. 四大發明古國的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資料 速求 謝謝

指南針，活字印刷術，火葯，造紙術 中國古代文明： 中國古代文明是個內涵極其豐富，又極其燦爛的文明，它又是地域極廣、又極統一的文明，這是它的特點，又是其奧秘所在。
伏牛山地區分布有大量的古文化遺址，它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生、成長、特色的問題上具有極端重要性，這是勿庸置疑的。
中國上古文明的研究：
關於「文明」的概念問題
研究中國古代文明涉及到許多繁難的問題，首先是個觀念問題，各種觀念問題中，首先又是「文明」的概念問題。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論述和研究所使的「文明」的概念均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國固有的。這是應當首先弄清楚的。
這要先從中西文化之根本——哲學層面談講。西方哲學物我兩分，主客對立，個人中心；中國哲學則天人合一，萬物共生，利群利物。西方是斗的哲學，與天、地、人斗，而中國是和的哲學，和合、和平、和諧。西方重物質、重金錢；中國重精神，重道義。西方過分偏陽、重理性，重武，重實力（屬暴力政治），中國則陰陽結合，理性非理性結合，先天智慧與後天智慧結合，重文輕武，重道德的力量（主張為政以德的政治）。而西方物質第一性，是重物質、重利的世界，中國以人與禽獸區別是道德，是重道德，重義的世界。這些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因而在文明的判斷上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偏觀西方人寫的世界史，皆以生產力，物質生產、物質生活的進步為文明的進步，即人們通過工具和技術創造了一個復雜環境（各種高級的人造物：城市、巨大建築物、文字以及偉大的美術作品），能越來越厲害地利用范圍廣泛的自然資源，從而將自己與野蠻人（農人、獵人）區別開來，即與在野外的其他人們以及動物的生存環境區隔開來①。在這種前提下形成的西方文明，張光直先生稱之為破裂性文明，「即與關於宇宙形成的整體論的破裂——與人類和他的自然資源之間的分割。走這條路的文明是用由生產技術革命與以貿易形式輸入新的資源這種方式積蓄起來的財富為基礎而建造起來的」②。這里突出了西方文明的物質性，及其與自然分裂，以掠奪自然資源為其生成、發展的基礎的特徵。
在古典文獻中文明一詞見於《尚書》者。《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欽明文思安安」應標點為：「欽明文，思安安」。「思」統「安安」。「安安」為重言，表思的狀態： 定、靜，故思與文應區隔開來。「欽明文」亦可說作「欽文明」，言莊敬、文德而明智。古文《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睿哲文明」⑧。《周易》有相當多的文明或相關的詞彙，如《乾》卦《文言》：「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象》曰：「見龍在田，德普施也」。）」等等。在《周易》中文明一詞除《乾》卦外，它多與別卦離和有經卦離的別卦相關。經卦離是二陽爻夾一陰爻，內柔外剛，象君子之德。離為火、為日、為明、為大明義，象太陽普照天下。別卦離，下離上離，《象》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這就是中國「文明」之本義。
因此，我們在中國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會的形成問題上文明的概念應遵循此義，方不至於落得個「東施效顰」，讓祖先不滿，讓後人笑話。
德為何物？德是道的實踐、體現。明呂坤《呻吟語》：「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自然謂之道，與自然游謂之道士，體道謂之德」。這個道，從哲學層面，在中國古文獻中，主要體現在《易經》中。《易經》是天地宇宙生成學，萬物發生的學，是陰陽之學，此即謂之道， 宇宙自然之大道。上述中國文化、文明的特徵均包括在內了。西方著名哲學家捷恩說：「談到世界人類唯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面我們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唯獨中國的《易經》，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價值，而與最新的原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⑨」。美國物理學家卡普拉，闡述了中國陰陽太極之理，認為它「是『道』的一切運動的准則」，中國人「繼續研究陰和陽的各種組合，發展而成關於宇宙原型的體系，《易經》詳細地闡述了這一體系」。他引用了威廉的一段話，其中兩句：「《易經》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中國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幾乎所有最偉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這本書的啟發？
2．中國古史的框架問題
在中國史學界自清末以來，或將東周以上稱傳疑時代（夏曾佑），或將盤庚以上稱傳說時代（徐旭生）。這些都是在西方觀念影響下產生的。自建國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又將商或夏以前稱原始氏族社會，或按西方考古的概念稱為新石器時代、舊石器時代。神話傳說、原始社會（進入國家、文明發展階段以前的社會）無疑在世界上各國家各民族的歷史上都是存在的，問題是將這些概念套在我國古人所說的「上古」「（三皇五帝）時代就成了問題。從現在所見的古文獻看[18]從春秋戰國至秦漢將其前的歷史分為上古或古、上世；中古、中世、三代；下古、當今、今世。上古等指伏犧、神農至堯舜，上可及遂人氏；中古指夏商周，或曰三王；下古指春秋戰國，或戰國往後。如《韓非子·五蠹》：「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桓譚《新論》：「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以仁義，五霸用權智」。《逸周書·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在曰王」。《禮記·禮運》引孔子語：言世道運行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之大同之世；三代之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講禮、義、信、仁的「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為私，尚智勇功利，故詐謀兵戎四起。此種分期認識延續至元明。元代有李冶《敬齋古今黃主》，明代有呂坤《呻吟語》等，盡管各書的說法略有差異但都以道與德的盛衰為准則而劃分（這主要就政治層面而言，作為一種文化基因，它會在個人和社會基層或隱或顯反映著，流傳著）。綜合各家，三大期的特點分別為：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道德漸衰，為仁義禮之世；下古或當今，道德益衰或甚衰，為勢力、欺詐，或演變為權力之世。《呻吟語》引伸為「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義世界，三王是禮義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戰國是智巧世界，漢以後是勢力世界」
老子的《道德經》即闡述自然大道，及它在人世間各方面的體現和運行變化。他以道為上，德次之，仁更次之，義、禮為末。他的「大道廢，有仁義」，「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完全是實有所指，而非純粹或抽象的理論，更非針對儒家而發。其所指，即春秋以來各家對古史分期，世道運行的認識。道與德盛在上古，仁、義、禮盛在中古。而今世則是「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道竽，非道也哉」！「民甚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如此等等，都是世道變遷，歷史與現實的寫照。
3．「上古「時代的考古學背景
古人所說的「上古」時代，我們從考古與歷史及我們所認同的年代出發，其上限暫定為距今七千年左右，約相當考古學上的仰韶及龍山文化時代。作為古代中國經經之根本，農業有了相當大的發展，根我所任式楠先生的研究，我國原始農業經歷了「從萌芽到形成階段（前12000——前7500年）」，「初步發展階段（7500——前5000年）」，「發達階段（前5000——3000年）」「興盛階段（前3000——前2000年）」[17]。「上古」時代正處於農業的發達和興盛階段，此時人口大量增加，村落遺址遍布。從村落文化講，從遺址的布局、規模、數量、文化內涵遠勝商周時代，陶器文化非常精緻而多姿多彩，為商周村落所遠不及。這是我們過去在考古調查、發掘中所感納悶的事。這反映一古社會在生活中上下差別遠不如商周那樣懸殊，「和」的氣氛遠較商周濃厚。
在距今6600年左右，已出現銅器鑄造業，此時的玉器製造較八千年為發達，進入了玉器時代。
在距今6500左右的濮陽西水坡仰韶墓中的蚌堆龍虎圖，不僅反映龍崇拜觀念的產生，更重要的是反映當時已有相當高的天文學成就，即二十八宿體系的產生。天文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門學科，它對農業生產極端重要，是指導農業的重要科學。由於中國農業產生極早，故它亦產生得極早。而中國的天文學飽含濃厚的哲學思想，即天人合的思想。中國天文學的本質特徵是以天極為中心，赤道為座標[18]。天極附近的星為天極或北極星，又稱天一、太一（隨著赤極的移動，北極星也要移換），天一即太一，太一或一即中國哲學的「道」、「太極」。二十八宿分布的赤道為以天極為軸心運轉的天球的正中地帶，為日、月五星運行的座標，它的五宮（東、南、西、北、中的劃分，四仲中星的強調，皆與陰陽、五行、八卦運行、消長有關。故其不單是個技術問題，更主要是精神、哲學問題。如四仲與中星問題，四仲，謂春夏秋冬四季之中，即二分二至。伏犧八卦中代表春秋的離坎，象徵陰陽中和，春秋二分為日夜中分；代表夏冬的乾坤，象徵陰陽兩個極端，純陽純陰。夏冬二至分別表日最長，夜最短，夜最長、日最短，為陰陽轉化之機。而冬至為中國歷法之本、之元。一元之終，終而復始。歷代帝王祭天定在此日，體現一種天人關系。
前面已雲，「上古」的皇或帝，德象或法天地，即敬天保民，保持天、地、生三者和諧。保民生，重農業，因而天文歷法就是首要的。這是是否得民心的反映，也是國家政權的標志。《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朱熹《集注》說，「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困窮者，指盡頭，極邊緣之地。終謂止，保持住也。命舜把歷法把持正中，勿有偏失，將之推向天下四方最邊遠之地，讓天降的福祿永遠給予天下百姓（非如朱熹所說：「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也，戒之也」。此是從自私而不是為公的角度出發，不合堯舜禪讓之德）。柳宗元《封建論》只是一種天才理論，並未涉及到「上古」的歷史實際。我們以為「上古」自遂人氏以來的社會應當是封建大帝國。古文獻中無人說遂人、伏羲的「天下」有多大，對神農氏的「天下《淮南子·主術》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漢書·地理志》雲黃帝「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五帝本紀》說帝顓頊射疆域：「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帝堯疆域，《堯典》記羲和四子至四方觀測天象：東陽谷南交，西昧谷北幽都。舜巡狩五嶽：東岱宗、南嶽、西嶽、北嶽。「肇十有二州」。流四凶於四裔：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南巡狩蒼梧而死。禹治洪水，定九州，方五千里，南撫交趾，北戶西戎折支，渠庾、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巡狩會稽而死。也就是自神農至禹疆域與秦漢大帝國差不太多。差不遠從考古考古遺存看，這些說法與事實相差不遠。這又涉及到一個觀念問題，即如何判別文化系統問題，目前居於主流的理論是蘇秉琦先生的區系類型理論，即將我國考古學文化分作六大區系。我們不同意北說，認為它的理論建立在日用陶器的區分的基礎地的，是為 疑古派「打破民族一元論」「打破地域一統論」之思想服務的，認為這是個「陶器誤區，日用陶器只是考古文化金字塔下的基層（主要表現為民俗、民風性），而代表一個文化系統的只能上其上層，禮制性文化，如代表精神意識、天文觀念的四象：龍、（蛇）、虎、鳳（鳥）、龜。占卜文化的龜甲、八角星圖、巫術神圖或雕像及塑像。象徵禮制或權力的特異裝柄玉或石斧（鉞）、圭璋、琮、壁、環、璜等。部分陶禮器：豆、規、禾、尊、觚、盆等（均表現為祭器祭禮為國與民之大事）。從高層文化看，中國境內的考古學文化呈現的景象則是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兩湖的石家河文化、齊家文化（包括這些文化的上源）與中原的仰韶龍山文化皆為一個統一的考古文化，可以稱之為「大中華文化」。這就跟從「區系類型」理論出發看到的滿天星斗的夜空景象就不一樣了。考古學文化反映的文化疆域與上舉文獻上的炎帝以來的疆域大體一致。從廣東珠海深圳及香港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玉或石禮器圭、鉞、璜、塊、環等，[28]反映堯時南至交趾之說亦不是憑空編造。這也是對疑古派打破古史論調及其衍生理論的一個反證。
「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存還反映出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從墓葬的規格和隨葬品看東北的紅山文化，東方的大汶口和山東龍山東及東南良渚文化有許多地位顯赫、規模巨大隨葬品豪華而豐富，中原同時期的墓葬則相形見絀。從而產生一種論點，「新石器時代」周邊的文化、文明高於中原，到三代中原才處於領先地位。此觀點仍屬西方的物質層面。看待文化與文明。如果從未中國文化文明的本義是精神層面這點來看，中原地區雖出現階級區分，但作為高層統治者還得表現一種道德制約，不敢奢侈，這正是一種文明的體現，而邊遠地區的統治者受中央的控制力較差，所謂鞭長莫及，因而表現出一種淫侈心態。文明既然是一種宇宙觀，價值觀，一種道德，是在特殊社會條件。特定的心理狀態下產生的，它對人們的心理和社會活動起著指導、調和、潤澤、感化的作用，不象物質文化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生產工藝的提高，社會需求的增長、提高而不斷提高、豐富、精緻，而精神、道德卻隨時間、地點，即環境條件個人不同而不同，它往往時隱時現，往往物質豐富多彩，道德反向滑坡。尤其是統治者，在權力和物慾的刺激下，往往會奢侈腐化。上面所講邊區與中原考古文化的差別應當以此道理去解釋。歷代統治者因奢侈腐化而不務德而亡國者比比皆是，這也可解釋考古學家們感到迷茫的問題，這些「高度的文明」如何一下就灰飛煙滅，去無蹤影了。
從上述一些考古學家對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到三代，考古學文化由落後到領先的論斷也可以證明古人對「上古」，「中古」社會性質的認識是正確的。即「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三代）是仁義禮和智謀之世，之說是歷史的真實三代時道德已衰，統治者自私，而要求人民遵守仁義禮。所以對中國文明的判斷不能著眼於物質資料的多寡、精粗、貴賤。如同一個衣著豪華的紈絝子弟與一個衣襯藍縷的窮書生，誰文明，誰不文明，是很顯然的。故今天的考古學在研究中國有關文明的問題上，須從中國文明的本義而不是從西方關於「文明的概念出發，這是十分要緊的。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國家考古學界2001年繼夏商周斷代工程後啟動的又一多學科結合、聯合攻關的國家級重大考古項目。此項工程涉及20多個自然和人文學科，旨在回答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諸多問題，如中華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黃帝和炎帝是否確有其人，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是什麼，誰在中華大地上修築了第一座城邑，又是誰建立了第一個部落等問題。通過多學科的配合，復原中華文明產生、發展的歷史。 中國古代文明探源的重點在文獻記載的「五帝」時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擬訂的課題包括：黃帝、炎帝和堯舜禹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漢字的起源、夏商周時期環境的變遷、農業和牧業起源、手工業的發展、城市起源、戰爭與文明起源及王權形成的關系、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國古代文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較等。相關課題還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時期音樂、繪畫、雕刻藝術、天文與歷法、數學和金屬礦產開采等。 考古學家將在傳說中炎黃集團主要活動區域內，提取五千年前古人類遺傳基因，將其與夏商周、秦漢以至現代中國各地人類基因對比，以研究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
編輯本段早期文明
結合中國古文明的特點和個性，有人綜合提出了中國早期文明時代5個方面標志的看法 ： ①與人民大眾分離的國家公共權力的確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態為出現了都、邑（國都、城邑），作為統治階級建立和實施政治權力的基地，有大面積夯土基址的宮殿建築等。 ②以階級對抗為核心的社會分層現象。常常從墓地布局和墓葬規格（如棺槨、隨葬品）等反映出來，並伴隨著出現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較復雜的禮儀制度和為王權服務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禮器可視為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時出現禮儀中心建築物，特別是宗廟成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標記，還產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禮場所。 ④文字系統的出現。因早期文明社會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圍甚窄，只能從散見的個別文字發現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銅鑄造和玉雕業的興盛。這在中國既代表了物質文化的時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為社會政治服務而滲透著強烈觀念形態的性質。 無論世界和中國，早期文明社會還有高低層次的差別，都經歷了由初創到繁盛的階段。最初文明的發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匯和中心崛起兩者相輔相成。 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各種觀點 根據上述理論，具體分析現有實物資料的涵義，以判明中國文明時代開端的年代和文化遺存，是考古學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課題，目前尚無定論。仰韶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已經或正在經歷著從氏族到國家演變過程中的質的轉變，為中國早期國家階段，或可稱「原始文明」時期。這相當於古史傳說的五帝時代。如公元前3500年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遼寧凌源牛河梁壇廟冢遺址，便體現了王權與神權的結合。當時為建造巨型公共建築物調動組織了很大的社會力量，採石、制玉、制陶已有相當專業化的分工，還出現了神職人員等特殊階層，表明已存在高於氏族部落的政治實體。 ②以中原龍山文化為核心，中國各大文化區進入文明時代始創期，出現早期國家。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至二里頭文化（見二里頭遺址）早期可能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後期，存在的天下萬邦局面，即是一種早期國家形態，可稱為雛形國家、方國、邦國，或前王朝時期的部落方國時代。如從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的墓地，可看出當時已形成從「王」、貴族到平民的不同階級和等級。許多地方出現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豐富）、彩繪陶器、彩繪漆木器等組成的整套禮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級制為基礎的禮制已經確立，這是中國古文明的要素和特點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後期、大汶口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良渚文化早期等為代表，約當黃帝、顓頊和帝嚳時代，原始氏族社會走向衰落，出現了貧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階級分化，中國文明起源歷程由此開始。至龍山時代，約當唐虞時代，諸考古學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會門檻，也有的或者已進入與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會。其後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則屬於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屬於原始氏族社會。龍山文化處於軍事民主制時期或稱英雄時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門檻。整個二里頭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國文明社會的開端。 ⑤二里頭文化晚期相當於夏末商初，夠得上稱為文明，肯定進入文明時代。而夏文化則屬於探索中尚未解決的問題。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這一千年中，人類在世界上的三個不同地區幾乎同時地涌現和發展出了對自身的人性精神進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學問，它們即是由古希伯來先知首創的神學、由古希臘哲人首創的哲學和由古中國聖人首創的人學。嚴格地說，它們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學，不同的是，神學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學反思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力量，人學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們雖各擅人性精神的一個側面，各自成為了一個系統的學問，但它們的目的卻都是在關心人類自身的命運。 在迄今近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上述的無論神學、哲學、人學，都曾經歷過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歷程。所謂學問的死亡，是指其對人類的命運所面臨的困境已全然喪失了任何有助於變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義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國的人學，或更具體地說主要地是指中國古代的儒學，其標志即是秦始皇一統中國之後的「焚書坑儒」。其後到了漢代，經過漢儒的再生，作為原始人學的儒學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到了宋代，經過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變而成了一種偽哲學的宋代理學或道學。此種偽哲學的宋(明)理學一直延續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中青年們喊出「砸爛孔家店」的口號為止。實際上人們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為最初人學的本真的儒學，早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不久便已經壽終正寢了。作為本真人學的儒學在兩千多年中，只不過是一具僵屍被後來的人們分別用偽神學和偽哲學的「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兩層裹屍布包裝著，一再出現在歷代中國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國之後，中國古代的人學算是連其僵屍也一起被焚燒了。以上對古代神學、哲學、人學的歷史演變的粗略敘述，既表明了關於人類對人性精神反思的大歷史觀，也說明了人性精神的三個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補性。無論神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實踐的理性)還是人學(它表現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們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學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學問，都將在其時間歷史的演變之中導致偽學問的興起，例如堅持孤立的人學——儒學的中國，相繼在漢代和宋代分別興起了偽神學的兩漢經學和偽哲學的宋明理學的演變。同樣，古希伯來的神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依然興起過偽人學(基督教的道德神學)和偽哲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在後來的歷史中也同樣興起了偽人學(斯多葛派、伊壁鳩魯派的道德哲學)和偽神學(中世紀的經院哲學)。 二、中華文明與伏牛山地區
第一,因為中國正處於現代化進程的初級階段，先不論政治結構及性質，因為在現代化的道路有徑可循的只有西方的範本，即西方的普世觀念，在這個過程中的國家追逐一致都是經濟優先，中國在自身進行探索的同時也必定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其經驗，在中國經濟能達到與之抗衡或者反制的情況前，經濟仍將是中國必須優先的模式，這個應當毫無疑問，一切的文化政治都是在經濟基礎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說文化的強弱與輸出與否是以國家文明的經濟基礎為後盾的，所以暫時的文化不對等正是經濟基礎的體現。
第二，我們明確說中華文明是傳統而有生命力的，在政治方面仍然成立。無論是誰當政，都是離不開傳統的支撐。這里說一下其中我們應該認識到的就是，中國的權利階層——即政府從古至今都是高於一切的存在的，幾千年從未允許過與其分權的存在，這也是家長制的延續。即使在商業發達的唐宋，商人也只有成為官員階層的一員才能觸碰到權利，官商結合，腐敗橫行，當然這在以經濟為中心的國情下理所當然的被擴大，只有道德自身才能約束他們，這是儒家的濟世觀念，民主與此是相反的，自上而下與自上而下考驗著政府的觀念轉變能力。所以說，現在社會是必定要沖突激烈的。
第三，無論未來中國的前景是如何，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是絕對不會完全向西方指定的方向轉變的，包括民主制度，從上一點我們可以知道，我們是有5000年文明的國度，這就是我們的自信。而西方的觀念絕對不會柔軟的接受中國的沖擊，傲慢與偏見是相互都存在的。當然，這里就不轉移您內省的主要矛盾的視線了，說國際形勢也是不得已。
我們不僅僅是民族國家，更是一個文明國家。
我們的文化特質在被經濟建設浪潮中的問題所掩蓋，當把英國150年的工業革命縮短在30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在這個規模宏大、土地廣袤的國土上，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顯奇跡。我們的文化只能植根於傳統文化，而它的建立和傳播不僅僅是內部保持的問題，更是要有宏大的經濟基礎來宣揚海外。
這樣的文化如何建立，將會如何，我還不懂，這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所以需要中西融合的人才——當然，社科在現在中國的地位遠遠高於人文的存在，這是不正常的。
總的來說，問題太多，而我還沒形成完整的指導自身人格體系。這需要一群像樓主這樣的人。量和時間，才能促進質的飛躍——不是突變。
希望樓主走向成功，僅此表達對先行者的敬意。
共勉。並不是學術性的，是實用方面，我問過許多人，有的人說美國人信仰很多，但每個人都有信仰，而中國現代就根本沒有文化可言，中國大部分人還在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發愁，能談什麼信仰，有錢就是信仰。一個民族沒有信仰是可悲的，對於我而言，接受了祖國的九年義務教育，再加上高中大學一共7年，我沒有我的信仰。我知道我是可悲的，可是我有原則，我不會去危害社會危害別人我不去違法犯罪（我也知道這是從小被老師父母嚇出來的）。我愛我的祖國，我有一顆報國心，我想進入政治圈，但是政治又是被中國幾個家族壟斷的，我想救國救民，只能自己創業，先齊家，而後平天下禍亂災難，可是我現在真的很迷茫，中國為什麼沒有自己的與時俱進的適應這個時代的文化（能讓國家人民強大，走在世界前列的文化）。不要和我說什麼韜光養晦，中庸之道，這些帶給了中國什麼？至少我生活的這個年代更多的看到的是貪污腐敗炫富無知腦殘。還有西方所謂的潮流，潮流就是西方國家少數幾個人為壓榨世界億萬人而被神化了的詞語。可是就算有人清醒可還是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為了一個比塑料袋多了一個兜的包而花去有些人一輩子也賺不到的錢，這些為什麼？中國為什麼不能領先於世界？我相信這是文化的差異，就好像唐朝引領世界文化一樣，中國這是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