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研究成果

Ⅰ 钱穆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什么

钱穆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如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任、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对晚清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等认定刘歆伪造古文经一事，钱穆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定今文经学家的观点，了结了晚清道咸以来的经学今古文争论的公案，从而在北方学术界一举成名。此外钱穆对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Ⅱ 现代新儒学双重困境的研究现状

所谓“现代新儒家”，是由一批抱持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而又具有现代经世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力图通过吸纳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学以抗拒全盘反传统思潮的攻击、寻求中国现代化理想道路的思想流派。这个思想流派是在儒学受到全面批判处于“花果飘零”时期在中国曲折成长起来的。从思想发展的背景看，现代新儒学主要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全盘反传统思潮（实质上是全盘西化思潮）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文化回应”。这一思潮大体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奠基于张君劢、熊十力，系统化于牟宗三的“新心学”和冯友兰的“新理学”，而普及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国际新儒学思潮。现代新儒家做了许多理论创新工作，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熊十力、牟宗三和冯友兰。熊、牟二氏弟子众多，在台港形成一大学派，其理论臻于精密；冯友兰则是孤将独帅，虽有弟子而未成军立派，虽有理论而未臻精密。
然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和严重的理论缺陷：第一，他们怀有过多的悲情意识，因此不能客观理性地评价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不能全面公正地认识与解释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以及西方新学的精华。第二，他们试图纯粹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或转出原本没有或极其贫乏的资源(诸如民主政治、现代科学与知识论)的努力是事倍功半的，在理论上充满矛盾与困惑。第三，他们虽然有“援西入儒”的思考，但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根本精神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现代新儒家”的困境和理论局限 阅读答案。例如牟宗三提出“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命题，仅从外王的制度之用去理解西方民主价值观，就反映了其固守传统不求变道的思想局限。第四，他们具有强烈的道统观念和卫道意识，缺乏新时代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融摄多元文化的气度，因而在理论上表现为相当程度的主观独断性和排他性。至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更是一个粗糙而非精密的、矛盾而非一贯的理论体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其人生遭遇了过多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因而干扰了他的“精神反思”，同时也由于冯氏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深受西方知识论和逻辑实证论的影响，过分注重了对理学概念的抽象分析而忽略了对儒学道德人文精神的阐发。因此，现代新儒学还只是应对型、精英型的，称不上是变革型、大众型的。

Ⅲ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怎么样

巧合之下在图书馆借的此书，早已听闻余英时先生的大名，不过还没看过先生的书，作为在一个相对西化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虽然会背诵一些论语的名句，但对儒学实在是知之甚少。余先生在论述儒家在现代遇到的困境时，首先统筹全局的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章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与保守。在这一章里，余先生提出来非常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思想的演变之问题不是出于所谓封建思想遗留，而是恰恰出现在思想激变过快。首先从源头上讲，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最先出现于英国人Edmund Bruke的书《法国大革命的反思》。而保守一词在西方社会并非是带贬义之词，无论是保守亦或是激进，都是相对于一个体系而言，比如说美国的保守与激进则是相对于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系统，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鼎的三足而并非是两个极点，conservative-------liberal-----------radical。 而近代中国我们其实没办法把我们的思想称之为保守或激进的原因便在于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现状不断在变化，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没有一个基础可以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其实也就是说没有中间的我们的“liberal” 儒学从很早开始就是成为了我们社会的基石，我们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就可以化为保守与激进，这是因为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两的主张都是相对于一个秩序，也就是以儒家为主宰的政治伦理的秩序，王安石要求大幅度的改变这个秩序，而司马光要求要保留大部分，他们两人都是肯定一个共同的秩序，没谁想要意图触动这个秩序。 而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是不断的在打破制度，并没有一个制度在中间，所以从根本上无法称之为保守或则是激进，只能说我们一直在激变，中国经过五四以后，先是否定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是负面的，是现状造成的主因，但是我们却并没有构建起一个新的体系，中国思想的激变跟现实有关，因为现实没有一个秩序可供立足，大家就不断去推翻前面的，思想停不下来，而又是这种停不下来的思想导致新的秩序迟迟无法建立，这变成了一种寻找的怪圈。 儒家作为这次激变运动的主要批评打倒对象，当然成为众矢之的。虽然激变运动在中国当时的救亡图存的现状下是具有其不可争议的必然性，但是相较近代西方与近代日本，我们的激变化走的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那时候中国主流思想要求我们彻底的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传统文化一味的批判，而极少的同情，以至于现在我们甚至对传统客观对待与冷静的研究也做不到，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对他排斥。 当然余先生并不是一味的想要“复古”，而是想要告诫当代，思想的变化不可激变，而是渐变，矫枉不能过正，虽然我们今天大量的提倡要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但可悲的是在这个已经变化了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过是用来西方的各种思想与主义来诠释。不自觉的以西方观念来做比附，中国史籍中的“本意”我们确实难以产生共鸣了。我喜欢余先生这样的劝谏，“唯有温故方能知新，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中国自己的社会不能一味的对西方进行拿来主义，外来的和尚并不一定好念经，西方的果实开在自己思想文化的土地上，而我们的果实开的丰盛不仅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这传统之壤的化学成分，不然文化殖民地的心态无法克服。

Ⅳ 现代儒家思想的发展状况

儒家思想精髓及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Ⅳ 儒家思想对当今中国现代社会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1、“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2、“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3、“人治”主义

“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

“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义)、诚(信)、弟(悌)、智(知)、忠、礼、勇、恕、廉、温、恭、宽、良、耻、让、敏、惠等项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5)现代儒学研究成果扩展阅读：

儒学思想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1、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2、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

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Ⅵ 儒学在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主要社会作用

中国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相当程度上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以至戊戌变法的志士谭嗣同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去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中国儒学的向近代转化，或者说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起来、融通起来，我以为是从康有为开始的。由于康有为始终表忠于清朝皇室，又积极支持张勋搞复辟，因而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康有为作为保皇派的形象超过了他作为一名维新改革派的形象。其实，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帜，借用儒学，特别是抬出孔、孟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的理想。他一方面在宣传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时，总要引经据典地到中国传统儒家孔、孟的学说中去寻找合适的言论，以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是完全合乎时代潮流的。
康有为对孔子学说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加以发挥说：“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害；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从这个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已经是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了。康氏注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一句说：“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论语注》卷十二《颜渊》）这里，康氏之意与上述程朱之意正好相反，而且他心目中的“博爱之谓仁”也不同于韩愈所谓的“博爱之谓仁。”他的博爱说中已含有某些近代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成分。他把“仁者爱人”和子贡所讲的“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无欲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联系在一起解释说：“岂非所谓博爱、平等、自由，而不侵犯人之自由乎！”（《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至于把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解释为“舜任官得人，故无为而治。盖民主之治，有宪法之定章，有议院之公议，行政之官，悉由师锡，公举得人，故但恭己，无为而可治。若不恭己，则恣用君权，挠犯宪法，亦不能治也。故无为之治，君无责任，而要在恭已矣。此明君主立宪，及民主责任政府之法。今欧人行之，为孔子预言之大义也。”（《论语注》卷十五《卫灵公》）以及把孟子所说的“得乎丘民为天子”，解释为“共和之民，选总统也（《救亡论》）等等，则在康有为的著作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谭嗣同受康氏的影响，专门提倡“仁学”。他也认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的体现就是“平等”。所以他说，孔子学说的根本精神是：“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仁学》）
康有为对于儒学，特别是原始儒学孔、孟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他认为，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去掉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主张变革维新的人。尽管他反对彻底取消君权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也反对固守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而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自始至终是借儒家孔、孟思想来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而不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作论证的。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说现代新儒学的概念是指把儒学与西方近代思想文化融通起来的话，那么康有为应当是第一人。
但是，康有为为儒学现代转化的探索并不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还是要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与思想修养层面的儒学捆在一起。他不仅根本没有想过要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儒学区分开来，甚至主张把儒学改造成为宗教，并在宪法上把孔教规定为国教。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为正在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奋斗的人们所接受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除了一小部分当权者继续企图把儒学与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外，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贺麟在四十年代一篇题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文章中，提出了“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新开展”的口号，并且认为：“一如印度文化的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西洋文化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发展。”（见《文化与人生》一书）这是说，传统儒学只要善于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是可以得到新发展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大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就是在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的发展。贺麟的“新心学”体系，则是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至于熊十力，从《新唯识论》文言本、白话本，一直到《原儒》《乾坤衍》，他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应当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他在这个体系中，不仅汇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玄的思想、方法，而且也广采博纳近代西方新康德主义、柏格森主义等理论内容，对于以“易”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发展。
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活跃、丰富、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很值得研究。

Ⅶ 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
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清中叶官游广西桂林，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晚年，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西方功利主义、佛学、儒学。《究元抉疑论》为其早年研究佛学的成果之一，其后他关于唯识的研究在论著《唯识述意》中有了更加详细和有力的论述。在被蔡元培先生聘请为北大哲学教授之后，基于当时北大作为中国各种文化和思潮的论战中心，他开始发起了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他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成果在当时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这本论著也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重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19）、《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建设理论》（193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等。

Ⅷ 白鹿原与儒家文化研究成果怎么样

白鹿原》写于九十年代初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沧桑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篇画卷,是当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荣获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其深沉厚重的思想，强烈鲜明的艺术特色，轰动了90年代的文坛，并赢得了广泛的称赞，被认为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家族纷争、阶级矛盾、对权利和欲望的追逐,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它着墨于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以白鹿原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舞台,把白鹿两家三代人的各自命运发展的相互间的人生纠葛作为主线,细腻地反映出白姓鹿姓两大家族及周围各色人等祖辈三代人的恩怨纷争、灵肉交缠的人性写照。”在白鹿原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潜的文化土层,那么生成于这个土层之上的白鹿两族的历史也就典型不过地积淀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秘密”作者独特地从文化的视角对白鹿原进行审视，以关中的生活为中国的历史缩影，深层挖掘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着重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精神。儒家文化所推崇的思想使“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兴衰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儒家文化的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我们获益匪浅，但其所衍生的种种不良思想如官本主义等也给中国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翳。
《白鹿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既有下层农民（鹿三、小娥），也有封建地主（鹿子霖、白嘉轩）；有共产党（鹿兆鹏、白灵），有国民党（田福贤、鹿兆海）；还有一些社会名流（朱先生、冷先生）。在这些人物形象中，作者着墨最多、塑造的最为成功的，当属白嘉轩这个人物。白嘉轩出生在清朝末年，是接受过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教育的近似于“地主”的农民。他是儒家文化渗透到旧乡村伦理道德的化身，儒家文化的两面性在白嘉轩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其中，不乏优秀的因素，促人正直向上；又存在不少消极落后的东西，如根深蒂固的封建性，自我封闭，保守狭隘，虚伪冷酷等。"生存状况的无奈使他不能成为独立于环境之外的理想范畴的仁义圣人。儒家文化使他身上交织着美与丑、善与恶, 他既美丽又丑陋, 既崇高又渺小。"
一
数千年来，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官方文化形态，也是一种民间文化形态，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物质和精神的每一个细部，影响着每一个人。“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这一方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仁义”是儒学的核心要旨，在《白鹿原》中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精神贯穿始终，“仁义”是白鹿原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孕育了白鹿原淳厚的民风。作品中是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是儒家文化正面价值的象征。如果说朱先生是儒家性理文学的集大成者，那么白嘉轩则是最忠实的实践者。
白嘉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关中汉子，是“爱人”的仁者。他恪守祖宗遗训，崇尚道德风尚，尊重君子，重视教育，视“耕读传家”为行为指南，以“仁义”修身养性。他人品正直，宽厚仁慈，面对命运，泰然处之，百折不挠，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人格的魅力。在他身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透射出巨大的力量。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满足之后，恪守仁义成为他对儒家文化把握和实践的一种潜意识的自觉、本能的行为。白嘉轩做人的品格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仁、爱”，他是“爱人”的“仁者”。他与鹿三是雇佣的关系，但他们之间超越了主奴关系，表现出相互间的理解、支持，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他与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以手足相待，从不克扣鹿三的工钱，麦收打下的头一场麦子，秋收后的头一茬棉花，都是鹿三的。遇上好年景，还要多加两斗麦，让鹿三过个好年。特别是在饥馑之年，他宁肯挨饿也不赶走鹿三。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进学堂读书，也同样把鹿三的儿子黑娃亲手送进学堂。既使后来黑娃打断了他的腰骨，但当黑娃重新学好为人时，他不计前嫌，以豁达而宽容的态度让他回祠堂祭祖。之后，黑娃被陷害锒铛入狱，他亲自到自己的县长儿子面前为黑娃求情。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是儒家文化通过民间形式对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重利轻义的“仁义”精神在他身上实现了较完美的体现。
他六娶六丧，加之冷言讽语，对常人来说也许是致命的打击，会精神崩溃，但白嘉轩挺直腰板闯了过来。随后而来的孝文堕落、白灵出走、拆房失地、祠堂被砸、瘟疫席卷、妻子去世、家庭遭劫等一系列天灾人祸都没使他垮下来，他一直直直地挺着腰板面对一切。即使后来腰骨被黑娃打断，他仍高高地昂着头，显示出他被儒家文化熏陶下的顽强人格、坚韧精神。他一生都踏实奋斗。他的人生观是乐观的，他从不绝望，他相信人定胜天，“天杀人人不能自杀。”他的个人奋斗行为阐释了传统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条。
二
在白鹿原上，白嘉轩是一个建设者，一个改革家，是白鹿原村民的保护人。然而，他身上一方面体现着刚直的硬汉精神，正直、仁义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反动和保守。,“例如其儒家文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其亲情的遮蔽, 其对于族权的极度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拆解’ 了‘ 仁义’等等, 因而‘建构’ 与‘解构’之间存在着些微裂隙。透过这些裂隙, 我们可以洞见文本在对白嘉轩这个“ 白鹿原上最后的男子汉” 热情言说的同时又隐含着无奈的消解, 因而呈现出一个悖论。而政治时世的挤压、儒家文化的规约与白嘉轩在磨难面前自然人性的不自觉流露等一起构成了巨大的张力, 形成了对读者的强大的冲击。”
小说开始不久,就以大篇幅描写了他精心策划、自导自演的一场“买地戏”,将他狡黠、迷信的“小农意识”表现地淋漓尽致。“内心欲火中烧，外表上显出可怜和无奈，可谓深谙人心之道，目的则在把鹿家的风水宝地弄到手，保佑白家福运绵长。”在这场戏中，说白嘉轩是一个阴谋家，也许并不过分。他的手段和智谋为人叹服。为了牟取暴利，他又第一个在白鹿原种植起鸦片，他并不考虑种植鸦片带来的后果，虽然他深知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吸食鸦片的人，他身上人格的两种表现。实际上正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两个方面。
“族长的地位，他所维护的礼教，他所秉持的传统观念，既铸造了他人格中的刚直、正义、仁爱，也凝聚了他人性中的僵硬和冷酷。”白嘉轩明知李家寡妇是“ 真正的婆娘见识” , 但他却“ 无法宽容鹿子霖” , 因为这是白鹿村上第一个敢向他说不、挑战他族长的尊严、并可能威胁他族长地位的人, 他不能向他低头。黑娃与田小娥相爱，白嘉轩却决不允许两人走进祠堂祭拜祖宗，以此否定他们的正常结合，甚至视田小娥为烂货、祸害，可以说田小娥的堕落、惨死是白嘉轩一手造成的。在发现孝文与小娥的所谓“奸情”后，对他们二人进行了一场令人心惊的“刺刷”，并与儿子断然分家。白嘉轩在维护传统道德，“挺正、挺硬自己腰板”时，是以牺牲人情和人性为代价的。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对于自己的叛逆的亲生儿女，同样也不手软，暴露了他的残酷和冷漠。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忠实的拥挤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他不允许在自己的家庭中出现像白灵、孝文违背祖宗遗训的人物，这样的行为在他看来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更是不能宽恕的，于是冷漠地置妻子临终前再见孝文和白灵一面的要求而不顾，表现出毫无人情的铁石心肠。对于鹿三，白嘉轩看似将其当做兄弟，但却“一直并未忘记两人身份的差异, 因此他才一再地在家人面前重申‘ 不许将三伯当外人’ 。在我看来, 这种强调本身其实也就是一种身份的暗示, 他们并没有从骨子里、血缘里融合, 所以需要不断地提醒家人、提醒自己。”他的人性在封建礼教的浸泡中已经走向变形，他的“仁义”之举和其权威的不可抵抗性，折射出一种虚伪的状态和无情的冷酷。

他既自尊自信、律人律己、顽强、坚毅，又顽固、守旧、冷酷无情，正如作者所说：“他背负的精神封建道德负面有' 吃人' 的东西在里面。”孝文借粮他不给，导致大儿媳饿死，为“仁义”能大义灭亲，不念骨肉，可以将父道弃之不顾，这样的“仁义”与灭绝人性有何区别？“白嘉轩身上负载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了封建文明的全部糟粕和必须打破、消失的东西。否则这个民族就会毁灭。这些东西部分集中在他身上有时就变成非常残忍的一面吃人的一面。”在他身上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体现了封建文化的反动与保守。“白嘉轩，他身处于封建社会政权形式已经解体，但他的心态仍然在延续着封建文明和封建糟粕，他的身上具有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封建人格力量，他的硬汉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封建文明制造出的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封建性人物，虽然到了反封建的历史时代，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仍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却要为时代所革除，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出浓厚的悲剧性。”
陈忠实曾说：“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的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其思想影响力永远不会消失,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应该采取“ 扬弃” 的态度, 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Ⅸ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儒学在东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环境，直至先秦经过孔孟荀等的大力发展形成了先秦原始儒学，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得到统治者汉武帝的大力支持，至此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宋明程朱理学、清末现代儒学，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儒家思想已经影响了我们2500多年。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道德价值、教育价值、科学、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四个大方面。
一、道德价值
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渊》）。这就表明，“仁爱”是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推己为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善的精神，要求人们做到“互利互惠”。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争取个人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儒家的众多关于“孝”的论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社会更应该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孟子的性善论提出四种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信义”作为它的重要体现，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身求道，舍生取义。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激励了一代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舍身为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的道德伦理学说是儒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及发展有其深远影响。在上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儒家道德伦理学说促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人思想为历朝历代所倡导。批判的继承其思想，对于个人德行修养有其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二、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经影响了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孔子的教育思想还具有很大的终身性，即提倡“学不可以已”。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这是他对自己学思历程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一生中，由十五岁“志于学”开始，到七十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距”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而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其后，宋明理学将儒学的教育思想继承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终身性，如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应当有借鉴意义。
儒家的教育思想更多的是一种道德教育，对当代人的价值在于思想价值观的修正。比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人文主义精神，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存高远……这些都对现代教育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三、政治价值
儒家的思想，不仅是道德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当然还是政治哲学。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孟子的“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主张“德治”“轻刑薄税”“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儒家还提出廉政的思想，孟子提出了要“仁民”的政德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为政清廉不仅自身廉洁，还要关心老百姓疾苦，为民兴利等。现代的廉政建设也不妨借鉴一二。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思是说，政府官员的伦理行为，昭示着社会的伦理导向，是整个社会道德的表率，官位不是为自己牟利的机器，而是为百姓造福的手段。
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对于霸权主义横行的时代，儒家“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可以起到抵制作用，以“王道”对抗“霸道”，也正是儒家文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思想，闪烁着民主、民生的光芒，在历史的变迁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四、科学、经济价值
儒家文化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不是几句话、几本书可以完全概括的了。从儒家文化经典到儒家文化遗址，这些物质文化范畴的东西是我们现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工具，科学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一些文化遗址，如孔府、孔庙、孔林等的开发还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推动了一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而应该批判的继承加以吸收，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发挥儒家文化应有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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