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简出土成果目录

❶ 尹湾汉墓简牍的研究成果

自尹湾汉墓简牍部份资尹湾汉墓简牍料和释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五部和70多篇论文。论文的触角已接触到汉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一时间，尹湾汉墓简牍成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特别是简牍研究专家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获见国内出版的1996年8月号《文物》，1998年7月，其专论尹湾墓简牍文书考证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已经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湾简牍资料新出《秦汉史论丛》一本，约二十万字。其考证之精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从文物的抢救、保护直至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得到了市县文化局诸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保证。
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 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
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 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从《尹湾汉墓简牍》公开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
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羼入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吏员总簿》、《设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资料，时人实录，原物原貌，原字原形，无窜改之嫌，因而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阙，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
《集簿》中有关一些县的名称，可以用来校正《汉书·地理志》中一些县名的讹错。如“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
《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
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
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正如中国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库《初探》中所言：该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对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集簿中开列的是一个郡武库中珍藏车马器及与其相配应的作战武器和其它装备。其中皇室器物与库存器物分列清单。皇室器物冠以“乘舆”，库存武备以“库兵车”统称。其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
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汉书·成帝纪》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代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 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
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
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各种簿籍可谓大量发现，但还没有县、郡级上计文书的发现，因此尹湾《集簿》就更为珍贵。
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从尹湾出土的实物看，它的准确名称应为《集簿》。呈送郡国，郡国再由计吏根据各县的集簿分类统计，再编制郡国向中央上报的集簿，由上计吏专程送长安，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考核、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这种制度至西汉已十分完备，并有专门刑律《上计律》来保证上计制度的规范实施。关于上计具体内容，过去从未见过完整的范本，研究者只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几项。而尹湾汉墓中出土的 1号木牍是2000年前西汉晚期东海郡上计的原始资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计的副本，凿凿可信。《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22.7厘米，宽6厘米，厚0.25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
这 700字22项的统计，就是东海郡向中央上计的完整的内容实录。看起来是一组组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正是这一组组数字，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晚期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再现了西汉时期人民的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奇、浩叹。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获得了汉代人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汲取起无数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
4、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
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
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而且多侧目于中央政权中的职官设置，最多到郡县职官设置。自居延汉简、敦煌简牍等一些边郡档案文书出土以后，汉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成果丰硕。自 60年代始，台湾严耕望先生力致于汉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统力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将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史学界所推崇。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著作中对西汉盐铁官的设置从郡官以下即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臆测。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
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
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录，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
《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
《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它写于 21支宽简上。出土时顺序散乱，其中18支书写正文，一支书写标题，一支字迹漫漶不清，所记或为此赋的作者或为抄写者。另有一支素面简。
“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 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这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汉代俗赋，其风格和以往传世和新发现的一些属于上层文学上的汉赋相比，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乌、鸟争巢的故事，与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四言为主的写法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这在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赋的研究上，大大地丰富了古代俗赋的研究内容。
《神乌傅》的发现价值不可低估。它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的源头，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延续、变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神乌傅》源流的观察，起到举一反三，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视角。
《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补了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的一个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神乌傅》的发现与发表给文学史家一个新的反馈。研究文学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学现象，更要注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赋的残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曾出土《楚辞》及辞赋的残简以及东海尹湾《神乌傅》的发现，将把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文书档案，包括私人文书和汉赋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应该掌握占有或保管收藏的档案和资料，完全可以排除随意制作的可能性。而作为陪葬品带入地下，不仅是汉代葬俗的反映，而且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宠职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确立了这批简牍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
尹湾汉墓简牍区区 4万余字，但文献价值极高，等待专家学者的继续研究。

❷ 竹简的历史文物

1.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为战国之物。
2.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3.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简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印刷术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简牍的形式，即为卷轴
装的前身，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广泛使用。现代竹简更多的是收藏和家居
4.2001年 湖北楚天绿采用激光雕刻在优质楠竹材料上雕刻，字体隽永清晰，笔峰刚劲而富神韵 其竹简笔筒,竹简名片座更是将竹简工艺向家居装饰做得很好。
5.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❸ 湖南出土的竹简改写秦朝历史，那么记录了什么事情

2013年，在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兔子山，开发商在施工时，无意中挖出一些古迹，随后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最终发现古井16口，深度一般在9至10米，每口井中都挖掘出竹简，其中已挖掘的11口古井中出土竹简15000余枚。

通过对“兔子山遗址”竹简的解读，学者发现这15000余枚竹简是益阳县衙署档案和公私文书，涉及人口、田亩、物产、税赋、司法等方面，时代为战国楚、秦朝、张楚（陈胜政权）、两汉、三国东吴。各时期的竹简可以弥补史料文献的不足，为研究益阳在三国之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

在这些竹简中，有一枚极为珍贵，因为这一枚竹简与秦朝胡亥登基合法性有关，假若为真，那么《史记》记载将被推翻。

总之，《史记》的胡亥矫诏为帝，不仅有着详实证据链，而且秦汉相关史料也能印证，而《赵正书》的秦始皇传位胡亥之说，却只是一家之言，也缺少相关史料印证，属于证，更别说《赵正书》像小说一般描写了这段历史。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史记》就一定是真相，《赵正书》就一定是杜撰，毕竟历史真相有时候就是荒唐的、违背逻辑的！

❹ 秦汉简牍帛画的发现内容和研究成果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

《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

《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❺ 中国迄今为止有挖掘到多少的秦朝的竹简啊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简面世，震动了考古界。被历史学家、文物专家誉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与黄陂商代盘龙城、江陵西汉古尸、随州曾侯乙编钟一起，被列为湖北考古的四大发现，被列为建国50周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在它面世30周年的今天，记者来到云梦，再度叩响那扇曾经神秘的大门———古墓：埋藏稀世珍宝云梦，一个古老的名字，曾经是广阔数千里的大泽；辉煌的文明古国……数千年的岁月沧桑早已让她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但废墟里却埋藏着丰富的宝藏，那就是我们祖先创造的古老灿烂的楚文化、秦文化、汉文化。它给云梦这个虚渺梦幻的名字戴上了一道金子般的光环并载入史册。在云梦县博物馆，陈列着不少美轮美奂的出土文物，其中不少是国家一级二级文物，还有镇馆之宝、国内罕见的陶楼。馆长杨文清向记者介绍了30年前秦简发现的经过——— 1975年11月初，肖李村农民张泽栋与同伴在云梦睡虎地修建排水渠道时发现新开的渠道里有一段青黑色的泥土， 他认为这种泥土与两年前云梦大坟头出土古墓的泥土一样，初步断定睡虎地葬有古墓，于是抡起锄头挖了几下，渠道里便现出了一角椁盖板。“这里有文物！”他们顾不得回家，飞也似地跑到县文化馆去报告。 情况迅速逐级上报。接到汇报后，省博物馆专家陈振裕和陈恒树领着考古队赶到了云梦。1975年底至1976年春，湖北省地市考古工作者来到云梦楚王城西郊的睡虎地，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在30米长的地段，明显地暴露着12座古墓，发掘进展顺利，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出土的器物，以漆器、木器、铜器、陶器居多。 首次发掘出秦代木椁墓12座，共出土精美文物370余件。特别是其中11号秦墓地内，一具成人骨架的四周摆放着大量竹简，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骨架连同四周的竹简原封不动地转移到县文化馆，拍照、登记、清洗，并电告国家文物局。 很快，北京派来了重量级学者李学勤等人。经过20多个日夜，李学勤很快确定了这1155枚竹简的基本内容。 秦简的出土，似惊雷震动了全国学术界、新闻界，从此，云梦这个名字再度蜚声中外。 秦简：再现秦代社会画卷竹简即在竹片上墨书文字，用绳索将其编组而成的书。中国在没有发明纸张以前，竹片是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云梦睡虎地11号墓中出土的1155枚秦简，近4万字，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早到商鞅变法，晚到秦始皇三十年。这批秦简绝大多数保存完好，整简一般长为23.1～27.8厘米，宽为0.5～0.8厘米。简文为墨书秦隶，字迹清晰端秀，笔画浑厚朴拙。有的简两面均有墨书文字，但大部分只书于篾黄上。竹简系用细绳分上、中、下三道，将竹简按顺序编组成册的。 这批秦简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专家研究整理，共归纳为《编年纪》、《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率》、《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治狱程式》、《为吏之道》等8种。其中一部分简文上还署有标题。主要是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秦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此外，还有关于医学、哲学、“五行”学说等。 这些竹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的法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云梦秦简的出土，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历史学家对于秦朝的法律制度了解很少，因为秦朝统一以后所制定的很多法律都已散失，而现存的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只是不成体系的一些片段，无法了解全貌。云梦秦简的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于秦文化的深入研究。秦简的发现对于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是空前的。 云梦秦简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秦简文字书法承篆启隶，是我国最早的隶书。从简中可以看出其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存有大量的母体痕迹，篆隶混杂，秦隶在破坏、肢解秦篆的书写方式中，尽管仍留有大量的篆书圆笔中锋的笔法，但比《青川木牍》隶化的特征更为明显。汉代隶书中的掠笔、波挑、不同形态点的笔法等在简中都已出现，部分简上还有明显的连笔意识。与石刻文字相比，此简更直接体现了毛笔运动的丰富性。从《青川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到《云梦睡虎地秦简》之间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秦篆至古隶的演变过程。 秦简对书籍的书写顺序和装订格式也有极大影响。没有简牍，恐怕不可能有后来的竖式书写。编绳的连接作用，直接启发了后来的线装书。天地头的留空、页数字数的标明，标题、署名都为后来的版式提供了源头。由此观之，简牍的形制对后世图书出版业的影响是很大的。今天：传承过去的辉煌不论是专家，还是市民，都为湖北有这样的国宝而自豪。云梦的同志说，弘扬民族文化，就要大力宣传这些国宝，让它鞭策我们，不要躺在古代文明成果上睡大觉，从而激励我们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为后世留下历史财富。 为了开发秦简这一文化资源，去年5月，云梦县委宣传部利用这一无形资产招商引资，引进本县民营资本，成立云梦泰格文化有限公司，开发并注册了达1万字的秦代竹简字库，采用现代最先进的激光工艺，开发生产“睡虎地”仿古竹简工艺品，再现中华瑰宝的无穷魅力。并于当年年底投入大批量生产，大力拓展销售市场，使云梦竹简工艺饰品成为湖北文化精品。目前，已开发生产出书法、绘画两大系列15个竹简品种，其中《秦律杂抄》获全省首届林产品博览会金奖。云梦县开发生产的“睡虎地”竹简工艺品引起文化部领导的关注。 仿古竹简工艺品不仅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而且具有鉴赏、收藏价值，投放市场后，备受青睐，仅今年元至5月，就外销500多万元。北京、西安、武汉等地的旅游业主纷纷前来订购。 云梦县委宣传部部长何燕说，我们不仅继承了“云梦”的美名，还有大量的实物，许许多多的珍贵文化遗产，秦代竹简就是突出的代表。我们要更充分地发掘这些财富，运用好这一张文化名片，进一步推进云梦的文化建设，争取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绩来。 (完)

❻ 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竹简记录了什么

在江陵天星观楚墓也发现了很有价值的铭文以及大量的竹简。简文共计450字，字迹大部分清晰，多次记录为“邸阳君番乘力”，而且全部简文内容没有出现一处是为他人占卜的。

❼ 湖南出土的竹简，内容与《史记》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2013年，在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兔子山，开发商在施工时，无意中挖出一些古迹，随后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最终发现古井16口，深度一般在9至10米，每口井中都挖掘出竹简，其中已挖掘的11口古井中出土竹简15000余枚。

通过对“兔子山遗址”竹简的解读，学者发现这15000余枚竹简是益阳县衙署档案和公私文书，涉及人口、田亩、物产、税赋、司法等方面，时代为战国楚、秦朝、张楚（陈胜政权）、两汉、三国东吴。各时期的竹简可以弥补史料文献的不足，为研究益阳在三国之前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

在这些竹简中，有一枚极为珍贵，因为这一枚竹简与秦朝胡亥登基合法性有关，假若为真，那么《史记》记载将被推翻。

总之，《史记》的胡亥矫诏为帝，不仅有着详实证据链，而且秦汉相关史料也能印证，而《赵正书》的秦始皇传位胡亥之说，却只是一家之言，也缺少相关史料印证，属于

孤

证，更别说《赵正书》像小说一般描写了这段历史。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史记》就一定是真相，《赵正书》就一定是杜撰，毕竟历史真相有时候就是荒唐的、违背逻辑的！

❽ 近年来出土简帛的成就

近年来基本没出土什么先秦的简帛，
原有的基本是楚国和秦国的，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推翻了历史上关于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的猜想。
02年的出土的里耶秦简对研究秦国法律有很大帮助，
另外还有出土了很多先秦古迹，上面的内容与传世文本存在一定差异，有利于探询先秦文化的真相。
但现在的解读和研究成果公布的比较少，多数只是片段

❾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竹简古文字材料有哪些，列举三批，谈谈其内容和重要价值。

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 枚简牍(称为居延汉简)，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见彩图)。1973 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大批简牍,共有《论语》等8种珍贵古籍。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1155枚竹简，这是自发现简牍以来第一次出土的秦简 (称云梦秦简)。1977年在湖北隋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竹简200余枚,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号汉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10多种珍贵古籍。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号汉墓出土约400枚木简，其中有《孙子兵法》佚文。?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3座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木简千余枚,其中有《汉律》等汉代法律古籍。2010年8月6日，工作人员清理出又一片简牍。

❿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楚简成果贡献

“清华简壹”所收九篇中，《尹至》等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
《尚书》是研究先秦历史最重要的典籍，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传说孔子选编的《尚书》有百篇之多，但经秦代焚书，大多失传。汉初济南伏生只传28篇，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末（或说武帝时），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了16篇，后又佚失。又有杜林在西州得到的“漆书”本，也亡失了。从那时到现在的两千多年来，清华简是首次发现《尚书》以及类似的典籍。 《保训》一篇，简文讲述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提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富有哲学意义。 传世《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里有说是出自孔壁的《古文尚书》，经过宋代以来许多学者研究，已论定是后人伪本，但仍有争议。清华简中真古文《尚书》的出现，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纠纷。
清华简还证实了传世《逸周书》中的一些篇是可与《尚书》比肩的重要文献。如《皇门》、《祭公》两篇。《皇门》记载了周公训诫群臣献言荐贤、助己治国的相关内容，《祭公》是周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临终的嘱托。这两篇文字古奥，很多地方可以与金文相对照，将其与传世本对读，可以纠正传世本中的许多问题。 李学勤说：“《程寤》篇此次重现于世意义重大；同时，此次竹简中发现了较完整的《金縢》，亦可对现有《金縢》作重要订正。”同样具有重要订正价值的，是《皇门》与《祭公》两篇。李学勤认为：“《逸周书》在历史上未得到很好重视，20世纪以来学者们将出土的金文与其中不少篇章对读，发现许多应是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但由于流传过程中多处出错，影响了学者们对它的利用。《逸周书》中《皇门》与《祭公》两篇，目前学术界普遍相信为西周文献，但正由于上述原因，始终未能很好整理。”而在这批“清华简”中，《皇门》与《祭公》两篇均相当完整，依据竹简内容，可判定它们一定是西周作品，同时可据竹简修订传世本中大量错误。 “清华简壹”收有《楚居》一篇。体例类似传世古书《世本》中的《居篇》，详细地叙述了历代楚君的世系及居处建都之地，从传说中楚的始祖季连开始，一直讲到战国中期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列举列世建都的地点以及迁徙的原因。其中许多地名可与已发现的楚简联系对照，为楚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将推动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篇中记述楚人的居处迁徙，可以证明《史记·楚世家》所记大部分正确无误。但也有多处不合，结合其它文献记载，可据以勘正。篇首叙及楚国先祖传说，并提到楚祖与商王盘庚的后人有关，以及楚与鄀的关系等。 收入“清华简壹”的九篇竹简，都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的，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其中《金縢》、《皇门》、《祭公》等有传世本可相对照，可以新识出一系列楚文字，对于推进楚文字研究有很大帮助。 “已经公布的材料，出现了一些古文字新字形和新用法，一些词语可以与传世文献或西周金文铭辞相互发明，这些对先秦汉语史和汉字史研究都是非常珍贵的。”安徽大学教授黄德宽评价，清华简数量庞大、内容重要，对战国文字乃至整个古文字的研究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