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成果

㈠ 简政放权：高校缺哪些自主权

办学自主权是指学校为实现其办学目标依法享有的独立自主地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学科研等活动的资格和能力。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主要有：
1．招生自主权。高等学校可以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包括自主确定招生来源和具体的招生人数；自主决定系科招生比例；根据专业特点对所招学生设置特殊规定的条件；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学生的收费标准等等。
2．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的自主权。高等学校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为目的，在国家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内合理选择，设置或者调整本校的学科、专业，使学科和专业的设置更加体现效能的原则，符合时代的需要。
3．教学自主权。高等学校可以自主地根据本学校的培养目标、任务以及不同专业和师生的特点，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办出各自的特色。
4．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的自主权。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5．开展对境外科技文化交流的自主权。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这可以使我国的高等学校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吸引国外资金和优秀文化成果，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
6．进行内部机构设置、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调整津贴和工资分配的自主权。高等学校有权根据自己的教学任务、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需要，本着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设立、调整学校内部的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有权根据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表现，对他们进行评定和聘任，并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为原则，调整教师和其他员工的津贴和工资。
7．财产管理和使用的自主权。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但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他用，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㈡ 简政放权有效果吗效果大吗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当下，中央政府将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行棋，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 初尝成果 简政放权成为本届政府开门的第一件大事。去年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去年，我国扩大了“营改增”试点，取消了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 这一系列改革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去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表示，政府简政放权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更加轻松，也更加放松。“对企业来说，简政放权能够提高企业的办事效率，尤其是现在行政审批的减少，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 孙丕恕举例说，浪潮承建广州市政务服务工程，项目联合审批原来办理需要799个工作日，现在只需要37个工作日。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集团董事长肖伟也有同感。在过去一年里，无论是保健品备案、药品批准文号转移，还是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方面，他都感受到了政府简政放权的脉搏，制约医药等行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仍有期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进一步简政放权视为政府的自我革命，体现了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中央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同时，还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坚持放管并重，建立纵横联动协调管理机制，实现责任和权利的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 对此，一些企业反映，尽管简政放权已使其受益，但在地方上仍存在落实不到位、变相保留的问题，因此，企业对政策仍有期待。 全国政协委员、百步亭集团董事长茅永红表示，审批权应进一步下放，采取属地原则，谁审批谁负责。同时，在深化改革中，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多予少取。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也表示，希望增发审核的时间能够缩短。“我觉得要相信市场，比如说我的定向增发或者非定向增发，只要有人出钱，我又需要，资本市场也认可，证监会就不用审了，能交给市场就交给市场。” 已做了十多年餐饮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集团董事长严琦，对简政放权也有期待。她表示，希望各级政府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动真格”简政放权，“求实效”转变职能，审批“瘦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真正为企业“减负松绑”，调动全民积极性，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自豪感、生活优越感、精神幸福感的国家。

㈢ 简政放权的成效

权责清单加快“落地”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
双清单给政府套上“紧箍咒”不可“乱作为”更不能“不作为”；
权力不能再任性百姓才会更放心。

㈣ 政府与人大应该怎样更好的实现简政放权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两个方面。简政放权，目的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加强管理和服务，目的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工作的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强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
为了增强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激发发展动力，政府就要把该放的权力坚决放开、放到位、放彻底，不能因为担心放了容易乱就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决定》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把该由企业决策的事交还给企业，把该由市场决定的事交还给市场，打破各种影响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保证各类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处理好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发挥各个层面的积极性
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整体构思、通盘考虑、上下贯通，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整篇文章做好。既维护中央的权威、上级的政令，也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既防止一统就死，也防止一放就乱；既坚持上下一盘棋，又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职能配置，应根据实际需要，遵循权力和责任同步的原则，该上收的上收，该下放的下放，形成权责一致、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避免因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而产生权、责、利不对称分布，强化下级地方政府履行职能、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
要“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这是因为宏观调控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中央政府在发展趋势研判，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统筹当前与长远、发展与改革、经济与社会、各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必须确保中央政令畅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体制。对中央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必须统一步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不能撒手不管，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督促地方、基层和社会组织切实接住、管好。

处理好“瘦身”与“强身”的关系，优化政府组织机构
《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现在机构编制总量已经很大，叠床架屋，效率低下，结构不合理，机构编制资源没有配置好。一方面，已经弱化的领域没有及时“瘦身”，闲职太多，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只瘦身不强身”，需要加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的人手不够，该管的管不过来，甚至没人管。对这个问题，各级政府都应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强身”。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有些机关上面很大、下面很细，成了鸵鸟。各级地方政府都应狠下决心，该加强的加强，该弱化的弱化，特别要加强基层、加强一线，将上级机关“瘦身”与基层一线“强身”统筹考虑，把编制结构调整好，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切实保障。适应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要求，把市场监管重心下移，加强市县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人员力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网络，逐步做到疏而不漏、管住管到位。

处理好合理赋权与有效制衡的关系，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权力配置是否科学、运转是否协调、监督是否有效，是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现行权力结构，既有职能分散、“九龙治水”的问题，也有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倾向；既有程序繁琐、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有公开透明程度不够、监督不力的问题。《决定》指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在促进权力运行的规范有序和活力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既避免权力因过分集中而失去控制，又保障权力正当行使，防止束手束脚、裹足不前。
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应深入把握权力运行基本规律，以科学的制度设计为支撑，以分权制约为核心，以公开问责为保障，促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科学配置权力，按照职责、权力、责任相对应的原则，优化上下级之间、同级部门之间、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之间的权力配置，该强化的强化，该分解的分解，该限制的限制，该下放的下放，明确权力运行的方式、范围、责任，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揽权、争权、让权、越权等问题发生。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听证咨询、实施效果评估制度，借助网络技术手段，规范运行流程，提升执行刚性。推进政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健全行政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和支持审计、监察等部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权。加强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重视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建立“权利制约权力”的倒逼机制。

处理好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关系，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
《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到政府工作中，就是推进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水平、方式手段的现代化，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思维惯性影响，在不少地方和部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有效宏观调节较少；运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较多，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的间接调节较少；各项职能大包大揽的多，转移外包出去的少。这不仅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必须切实予以纠正和改变。
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变革的方向，是从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转变，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注重权威管制向注重柔性疏导转变。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着重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节，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通过各种手段的协同配合，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推进社会共同治理，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鼓励和支持各方面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按照《决定》要求，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给群众提供更多便利和实惠。

处理好改革创新与依法行政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在职能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转型，一方面需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革故鼎新的勇气，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习惯模式，清除体制机制和部门利益的障碍，探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新机制；另一方面，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准则和基本要求，本身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之一，任何改革创新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在制度约束下进行，才不会跑偏、出位。
改革创新是法治进步的实践基础，法治是推进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手段，二者并非非此即彼、不可调和，可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这就要求我们摒弃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应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的内部空间，盘活存量资源，为改革创新提供支持，确保行政决策依法作出、行政权力依法行使、行政过错和违法行为依法得到追究。对在法律框架和职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定的改革事项，应精心谋划、积极推进；对法律法规不允许、工作中又确需探索的重大改革，涉及国家事权的，要申请国家授权试点，为全面推行做好探索、积累经验。实践证明，有益可行的，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在全国推行，通过行政改革推动法律变革。应出台制度办法，在法律框架内为改革“试错”护航，保障改革者披荆棘、闯雷阵、涉险滩，营造支持改革、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

㈤ 山西省行政审批简政放权有哪些

“并联办理、限时办结”指的是同一个审批事项，过去由多个部门依次串联办理的，现在多个部门同时办理，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目前，以简政放权为目的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在全国拉开序幕，处于中部省份的山西，加入了这场改革竞赛。9月初，2012年曾消失的“人口调控”被重提，批发市场的外迁被认为是调控的新招。
“首席代表”
太原市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12年正式推进，而流程的顶层设计从2011年就开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美国埃森哲公司获邀参与了流程设计。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审批事项由原来838件减少到目前的168件，并且通过做实政务服务中心、引入首席代表制的方式促进审批效率的提高。
这是一次对权力的重新洗牌。改革之后，太原市各委办局的行政审批处正式出现，审批处处长同时是各部门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的首席代表。行政审批处或由其他处室归并而成，或重新挂牌，总揽各委办局的审批权限，例如，太原市发改委原来分散在14个处室的审批权，被归集到这一个处。
而整个太原市，34个部门分散在106个处室的审批职能，全部集中在了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
要审批，前提是赋权到位，首席代表们要有签字权。以发改委为例，从2012年1月开始，改革初期，作为首席代表，拥有的只是备案权。涉及到项目核准权和审批权，仍需要对接各个处室。
权力的下放，并非易事。从被任命为审批处处长，到拿到正式的书面授权，这些首席代表们一度难以展开手脚，频繁地打电话请示局长或副局长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太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树忠说，在那个阶段，好多局委办心存疑虑，都在观望和徘徊。
在山西省百强县柳林，这项改革也在推进中。柳林县纪委副书记李永鑫发现，仅仅是给政务大厅的审批股长们发任命书还不够，尽管任命书明确了审批权，这些股长们仍然不敢签字，还是要等局长们的指示。直至要求各个局以书面形式，将审批股长们具体行使的权力一一列出，甚至推出专用的审批公章，明确这些审批公章和原有公章具有同样的效力，股长们的权力才算做实。
到2012年7月，新一轮的赋权之后，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的首席代表们才逐渐进入角色，太原市发改委的核准权和审批权，才逐步下放到中心。到11月，又经过几轮的督促，才将所有的权限，诸如招投标、环境审查，逐步下放。
期间，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放下狠话，哪些局不让审批权力进来，有一个撤一个，有十个撤五双。作为推进措施，太原市市长耿彦波每月到中心一次，常务副市长每周到中心一次。
与此同时，太原市纪委监察局也进驻了政务服务中心。监察局副局长常继德说，去年共进行了五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能查出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首席代表们进来了，权力进不来。从去年到今年年初，常继德曾经把12个局长叫到办公室，一个一个谈话，各单位都努力陈情某项工作审批的复杂性，称无法进驻到政务服务中心，一签了事。“不是怕出事，实际是不想放权，这不仅是权力的调整，也是利益的调整，有签字权，就有利益。”常继德说。
已经养成习惯的审批低效率，一时难以扭转。去年，对于超过审批时限的部门，监察局共下达督办单40份，发黄牌警告20个。常继德回忆说，一个局，名义上在大厅办公，实则暗自在局里审批，一查处，原来审批权拿回去后，副处长和处长均受贿了。而今年1月份，又有一个局，利用审批处长调职的机会，悄悄把审批权拿回去了。
另一项重大的改革，则是涉及审批的专家论证会、联审会被要求在政务中心现场召开。为此，在政务大厅的二楼，专门开辟了几个大会议室。
经统计，首席代表可以直接审批的事项，已经占到52%。剩下的其难以决断的事项，批件不能拿回去，须马上上报，召集联审会议，局长或副局长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由政务中心派人记录，在24小时之内形成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纪要，由首席代表签字审批。
首席代表的权力和作用由此凸显，私下里，被称为“二局长”。
太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树忠说，实际上，上头不给压力，改革目的不会轻易达到。在山西省，这项改革得到了省委书记袁纯清的高度关注，他给太原设定的目标是：2014年，建成全国一流的服务型政府。
政务大厅曾虚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于山西，有着特殊的意义。2012年，山西召开了世界首届晋商大会，以此为契机，山西谋求经济结构转型，展开了万亿大招商。但彼时山西的投资环境，被众多晋商所诟病。长期以来，山西单一的经济结构，养成了山西省各级政府重审批、轻服务的体制沉疴。
吃拿卡要的官僚作风，在山西颇为普遍。山西省政协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友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山西各部门，已经习惯了抓权不放。政务服务中心虽然早已成立，但长期沦为摆设。
政务服务中心也被称之为“政务超市”，即把各个政府部门对外审批集中到一块，进行一站式办理。这种模式肇始于浙江和广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被全国各省纷纷效仿。
2003年，太原市正式建起政务服务中心。那时，郑润林被调到这里，担任政务服务中心的主任。10年之后，在山西省，从地级市政府到县级政府，各级政务大厅纷纷成立。
物理式集中解决了门难进的问题，脸色态度好了一些，因为毕竟是公开透明的窗口，互相之间有比较。但物理式集中办公之后，政务服务中心应承担什么功能，定位依然模糊。“这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郑润林说。一些规定，在制定之初就互相打架，互相牵制。最为普遍的是互为前置条件，办一件事，甲部门让乙部门先盖章，乙部门让甲部门先盖章。各个委办局的办事流程虽然都实现了信息化，但往往只是部门内部的信息化，在部门与部门之间，还存在一堵看不见的墙。虽然同在一个大厅，但大家还会推来推去。
所以，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并不好办。即便是单个部门内部，涉及同一项目的审批，往往因人设事，审批流程被肢解分散在每个处室，人人都把握一个审批的环节，人人都拥有了签字的权力。被派驻到政务大厅的人，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其他的管不了。所以，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功能，成了“只挂号不看病”的收发室，逐渐变得可有可无了。
到了后期，因为政务大厅是个窗口，对公务人员的行为约束更严，起码不能随便脱岗。所以，官员们都不愿意来，就派驻一些居于闲职、甚至下属事业单位的人来值班，政务中心逐渐成了空架子。“你不给我权力，我没法儿干，也没事儿干。”郑润林说，一段时间，政务大厅成为被人嘲讽的对象，来办事儿的人很少，公务人员们常常扎堆聊天或者上网娱乐。
“二局长”的尴尬
经过2012年一年的改革，太原市初步看到了改革的成果。据统计，2012年，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共受理了行政审批事项100342件，较2011年增长75%；在时限内办结99059件，较2011年增长68%。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太原市政务服务大厅随机采访，来办事的人多数表示，审批的速度明显变快了。
如今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流密集，各个办事窗口前都排着队。
审批一个项目，要吃透所有的相关政策，“动辄就是一本厚厚的材料，你全部翻一遍得多少时间？”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首席代表反问，“签了字，就得对一个项目终身负责，怎么敢轻易就签？”现在，除了规定的论证会、联审会，首席代表们召开得最频繁的就是业务会，向负责项目前期调查的人了解情况，掌握项目的来龙去脉。
整个规划局的审批，可以说是围绕着自己来运转的，原来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现在他不得不通晓规划局的全部业务，工作的繁忙程度大大增加。而对于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因为是多个部门并联审批，还得积极联系其他部门，以免超过时限。

㈥ 人才管理部门简政放权下放哪些权力

中国人才完善创新成果收益分配政策，提高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入股或转让所得收益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或转化人员的比例，科技奖励不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基数。对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科技人员从事或兼职转化推广科技成果，放宽身份限制。改革完善各类科技、人才项目经费预算方式，适度扩大经费自主支配权，调整项目经费支出结构，增加科技人员绩效支出比例，进一步简化各类科技、人才项目经费使用及报销流程。构建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市场化薪酬机制。以市场薪酬为主要参照，科技人才工资结构，打破绩效工资总额限制，为科技人才提供公平有竞争力的报酬。推动岗位津贴和考核奖励制度相结合，建立科技骨干人才双向协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
推动管理部门简政放权
进一步完善政府人才管理制度。推动人才管理部门简政放权，建立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事项。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类学会、协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承担起管理、推动各类专业人才职业发展的职责。切实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加快取消高校、科研院所的行政级别，减少对高校、科研院所人才招聘、岗位设置、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工资总额、绩效总额等的计划控制，逐步弱化并取消编制管理。实现高校和科研机构“按需设岗，竞争择优，自主聘用”，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体制。进一步整合国家科技人才工程计划体系。明确、理顺各地各系统科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功能、定位，解决各类人才工程项目过多、过滥，重复资助、集中少数、效率不足的问题，形成全国上下衔接、系统有序的国家人才工程支持体系，有力支持各领域、各层次科技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放宽使用国外高端人才智力的范围。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吸引国外各层次人才，增加外籍科研人员比例，允许国外高端人才担任重大项目主持人或首席科学家。在安全保障前提下，设立国家科技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专项项目对外国人才开放制度，吸引全球人才广泛参与、平等竞争。推动国际间政府、工商界、产业界、教育界、学术界广泛交流、合作，构建跨国界人才开发体系。

㈦ 广东强市放权改革取得什么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敢于先行先试、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正谋求在新时代下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

截至2017年底，广东市场主体已突破1000万家。在广东官方看来，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是新时代广东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集成工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该省正加快建设服务效率最高、管理最规范、综合成本最低的营商环境高地，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广东省司法厅在2017年7月将9项行政许可、6项其他事项委托广州、深圳实施，3项行政处罚下放到广州、深圳两市实施。委托实施的9项行政许可涉及律师事务所(分所)、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以及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等事项；下放的3项行政处罚主要集中在司法鉴定领域。

强市放权也体现在《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之中，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该措施对省权限范围内的12类工业产品实行“先证后核”审批模式、4类工业产品实行“承诺许可”审批模式。相关8项行政审批和14项服务事项下放委托广州、深圳等市实施。

经充分研究论证，广东省政府于2018年1月决定将78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各地级以上市实施，赋予各市政府更多自主权。其中，行政许可35项、行政处罚6项、行政征收1项、行政检查5项、行政确认4项、行政裁决1项，其他职权26项。23项采取依法下放实施，55项采取委托实施。

至此，广东强市放权改革将202项省级政府部门微观审批管理职权，下放为由地市实施，涵盖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科教文卫、生态环境等领域。

得益于放权，中国制造业大市佛山近两年累计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超630亿元。佛山官方更提出2018年力争在此基础上再减负不少于100亿元，把佛山打造成为全国制造业的成本洼地。

㈧ 谈谈对当前‘’简政放权‘’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系的理解

这两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热词。这件自下而上的“创举”得到自上而下的空前关注，其实水到渠成，因为这本就是我们每个人所思、所盼、所为，是我们自己的事。最近，又听到一些人议论，谓之创业创新乃“小众”之事，笔者也想谈点看法。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调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贡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任何时候，推动生产力解放和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还得靠人民群众，靠无数默默耕耘的个体。个人英雄主义和少数人的单打独斗，终究只是某个时间片段的个别表象，难以反映社会全貌。从筷子、车轮的点子到“四大发明”，从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尖端科技，人类绵延数千年的辉煌文明与创造，凝聚的是多少代多少人的智慧与心血。与过去相比，当今人民群众的知识程度、文化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要使科技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度融合，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为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提供条件，开辟广阔空间，让大家都有用双手创造历史的舞台和机会。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诞生于改革之中，与改革相生相伴。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就是在不断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干到户”试点，群众创新迈出的一小步，让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管制束缚创新，竞争产生繁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尽可能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审批和限制，打破对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束缚，放手让人民群众去拼搏，为创客、极客们的成长创造宽松、公平的环境，把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人的创造力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尽情挥洒。我国有13亿多人口、9亿多劳动力、7000多万市场主体，每年还有700多万大学毕业生、600多万职业院校毕业生、30多万海归，这是多么雄厚的“本钱”。把大家的智慧充分激发出来，我们就拥有了富国强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从世界科技进步的趋势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有了极为丰富的“工具箱”。当前全球范围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新业态风起云涌，形成了全新的社会图景。网络社区、即时通讯、自媒体等的迅速发展，使社会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紧密、便捷，信息、知识等各种创新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对接、协同和集成，“互联网+”、大数据等不断渗透，也使创业创新更加开放共享，个人化创造和社会化生产高度统一。比如说，要进行研发设计，现在有众创，让大家一起来研究和创造；要完成资金筹集，现在有众筹，把大家的小钱汇成干大事的资本；要开发产品项目，现在有众包，可以让大家自由组合、统筹配合、协同工作。在“三众”等模式下，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创业创新，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享受过程、分享成果、从中受益。
从社会分工的发展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分离的，很多人与知识文化无缘，被排斥在脑力劳动之外，排斥在创业创新之外。随着教育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新经济的崛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再泾渭分明，分工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很多创意、研发等工作，不再像以往是少数人的专利，“草根”创业创新应运而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纵观近些年新开的公司，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草根”创业创新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盛大中文网在很短时间内就催生了一大批原创文学作品，这是过去靠作协、出版社无法做到的。网络电商的兴起，为数以千万计的个人创业提供了方便、廉价的平台，这是过去靠门面、商场无法实现的。中国好声音、无人机大赛等诞生了多少新秀、涌现出了多少好点子？“草根”创业创新潜力无穷，理当为他们加油喝彩！
当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成功，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想法不现实，甚至是幻想。创业创新切忌浮躁。但浮躁不浮躁，与一定范围的失败、试错不一样。创业创新就是要在千百次失败、试错中逐步走向成功。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哪怕是失误都得扎扎实实，决不能弄虚作假，更不能吹牛、说大话。大多数的成功都要经历摔倒再爬起来的辛酸和付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虽有摔倒的可能，但大家都有爬起来继续大步向前的机会和权利。电灯不是爱迪生凭空想出来的，地球重力的发现也不是牛顿一个人的贡献，“小众”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的，离不开“大众”的不懈尝试和努力。国务院多次强调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当头炮，就是要规范政府权力，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充分激发民智、保护民权、发挥民力。只有把创业创新的“底盘”做得更大、主体更多，成功的概率和数量才会更大。社会基础更雄厚，就能有更丰富的创业创新成果。
创业创新既是经济权利，也是政治权利，连着普通如斯的你和我，给每一个有梦的人以希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人人参与、大家出手，才能实现更加公平、高效的“一次分配”，让更多的人靠勤劳和智慧富裕起来，共享改革发展“大蛋糕”。（众言）

㈨ 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

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近40年来，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改革开放中深入推进，政府治理不断创新、效能持续提升，使人民群众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政府职能加速向服务型转变，大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更加注重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建设，有力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9)简政放权成果扩展阅读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容具体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进入全面深化的崭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这个阶段，各级政府牢牢抓住简政放权这个“牛鼻子”，以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引领，加强监管创新，优化政府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各类公共服务供给。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了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极大提高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