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会议成果

A.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大使会谈的内容是什么

1955年9月1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这是长达15年之久的马拉松式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协议。由此，1955年下半年至1965年底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有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多年之后，周总理在谈到日内瓦会谈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1954年4-7月，中美苏英法五国及有关国家在日内瓦举行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周恩来率团参加了会议，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5月19日，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口头表示，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作为中、美之间的中介人。宦乡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周恩来立即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其中包括钱学森这样著名的科学家。他们对于建设新中国来说，无疑是急需的宝贵人才。于是他指示宦乡：如美方再来试探，可同意经英方中介进行直接接触，视美方态度，确定在何处举行谈判，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5月27日，宦乡根据周恩来指示，口头答复杜威廉。6月1日，杜威廉向宦乡口头转达：美国代表团希望就在华美侨和在美华侨问题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宦乡请示周恩来后，口头回答杜威廉：中国方面从不拒绝进行商谈。6月4日下午，杜威廉口头告宦乡称：美国代表团指定尤?阿?约翰逊(驻捷公使)为代表、马丁(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为助手与中方接触。建议双方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杜威廉还说，艾登外相指示他作为中介，参加中美之间的接触。宦乡请示周恩来后，口头回答杜威廉：我方由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为代表、柯百年为助手与美方接触；同意双方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不同意杜威廉作为中介，参加谈判。中美之间的首次外交接触就这样借日内瓦会议之机揭开了序幕。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从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中美双方改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前后共举行了17次。其间，美方只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只想做于他有利的事，却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设置重重障碍，执意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返回祖国。同时，美方也拒绝接受中方愿意为那些想到中国探视美犯的家属给予签证的善意，决定不发护照给任何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公民。领事级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

为了打破中美外交接触的僵局，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参加亚非会议的八国(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周恩来的声明大大将了美国一军。当然，其时美国也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需要安抚国内舆论。7月13日，美国政府即通过英国向我方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并确定我方代表是我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美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纸几乎都把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有的报纸还被抢购一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成为新闻媒介传播的热点。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内开始。

第一次会谈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也由于中方代表王炳南和约翰逊已经熟识，因此会谈气氛轻松愉快。最后双方达成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在日内瓦，1955年8月8日举行第4次会谈，当时王炳南还不知道钱学森已经得到可以回国的通知，他再次向约翰逊进行交涉。约翰逊答复说钱已被允许离开美国。这样，为钱学森回国一事所进行的斗争遂告结束。

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是艰难持久的。周恩来仍直接领导了中方的每一步骤。

1958年8月，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同时向美国15家重要新闻单位拍发电报，邀请他们的记者来华访问一个月。这一高着使顽固的杜勒斯大吃一惊，也震动了世界。美国新闻界欢呼雀跃，纷纷要求来中国访问。这便使我方在中美会谈中更有了主动权。

经过我方努力，9月10日这天，双方终于达成了两国大使的联合声明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

这个协议是双方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搞的一个各说各的杰作，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正如王炳南所言，“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我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份量”。

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在新中国诞生后五年，也是美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人的时间长达五年后，两国政府间的首次外交接触。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尚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孤立的状态。周恩来以政治家的卓越胆识和外交家的敏锐灵活，及时地捕捉到美国方面通过英国人表示想解决在华侨民及间谍归国问题的机会，使中美双方政府代表坐到了一起。无论其实质性接触的成果如何，这本身就是一次外交上的突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周思来正因为能审时度势，才在最恰当的时候抓住可以导致中美外交接触的战机而乘势引导，从而促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折冲尊俎中，周恩来处处主动，不断将美方的军，使其措手不及，每每处于下风位置。钱学森终被允回国，便是周恩来抓住时机、主动出击的一项重要成果。

B. 亚非会议有什么重要意义

出席
万隆会议
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多边国际会议，对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和推进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积极发展意义重大。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决定由
周恩来
总理亲自率团与会。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和台湾
蒋介石
集团对此非常害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克什米尔
号飞机空难事件，妄图谋害周总理，阻挠中国与会。但周总理从亚非团结反殖的大局出发，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以
大无畏
精神毅然坚持与会，并促成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
。
万隆会议
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召开的。在29个与会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参加美国拼凑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和《
巴格达条约组织
》的国家，有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有与我建交、对我友好的国家，有未与我建交、对我不友好甚至敌视的国家。这些对会议的顺利进行带来难度。尤其是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势力为维护旧的强权秩序，千万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活动。它们见阻挠会议召开不成，便改变策略，在与会国中进行挑拨离间、分化拉拢，阴谋制造分裂，挑起争吵，改变会议的反殖性质和方向。美国就为此派出了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到
万隆
活动。这些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和消极影响，使会议杂音时起，出现波折和争吵。虽然多数国家坚持反帝反殖的正义立场，但也有相当部分国家宣扬西方观点。有的代表在会上攻击共产主义是“专制”、“独裁”、是“新殖民主义”，有些国家还在会上宣读一份提案，提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说社会主义即为其中的一种；有的代表反对“和平共处”的提法，说这是“共产党的词汇；有的国家的代表甚至公开攻击中国利用华侨对邻国搞颠覆活动。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轨、步入歧途和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关头，周总理先后发表了三次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在会下广泛而深入地做工作，以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合情合理的切实主张、亲切友好的坦诚态度和妥善解决问题的客观公正立场，感动了与会者，赢得了人心，连有些对我不友好的国家的代表也为之心悦诚服。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
国际地位
、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
万隆
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在
万隆会议
上所展示的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和为会议的成功作出的巨大贡献赢得了与会的各国代表和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当面称赞周总理“在会上的每次辩论中都获得胜利”，“取得比
任可
其他与会者都要大的成功”。外电评论说“
周恩来
是
万隆会议
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周总理在
万隆
会议上卓有成效的工作和非凡的风度，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
国际地位
和影响。
万隆会议
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出。
周恩来总理
率团出席
万隆会议
并取得巨大成功，在
中国外交
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C. 请简要说说 日内瓦会议 和万隆会议 的主要内容（中国取得的成就）

在第一阶段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万隆会议（Banng Conference）是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D. 急急急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如何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 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 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 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 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 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2.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3.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4.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不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5.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你说这样的问题事先怎么准备，没有雄辩的口才和飞速的思维怎么可能做到

E. 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外交取得哪些成果

建国第一年，抄我国就与苏袭联、东欧等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7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瑞士）。作用：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F. 2015万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主题,成果是什么

今年的万隆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至24日齐聚雅加达和万隆，举行亚非峰会，并围绕“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主题，本着重振和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的精神，纪念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60周年和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成果：认可万隆市市长于2015年4月2日签署的《万隆人权城市宣言》，并宣布万隆为亚非团结的首府。
宣布4月24日为“亚非日”，以纪念亚非团结与合作，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伙伴关系的建立。
可以上有关的网站去搜查有关的资料

G. 中非合作研究取得哪些新成果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在9月举行，中国和非洲智库专家8月20号举行会议，探版讨中非互助与人类命权运的共同未来，并联合发布中非合作研究成果。

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亚非：“中非都是发展中国家，面对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要反全球化、民粹主义上升，在这样的形势下，中非如何加强合作，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现有的全球资源贸易体系，维护我们现有稳定的制度，中非的南南合作，中非之间的合作，政治上的，经济上的，都可以作出表率。”

非洲驻华使节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脱贫成就举世瞩目，非洲国家从中学习借鉴了很多经验，更期待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机制，非洲国家也能摸索出一条适合非洲自己的、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H. 第二次亚非会议为什么没能成功举行

第二次亚非会议，是一次差点开成了但最终却没能开成的国际会议。此事与中国颇有渊源。在此之前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著名的举行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那次会议发表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其中涵盖了由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笔者曾有幸到过一次印尼万隆，也专门去参观了万隆会议的旧址，这幢建筑物现如今是一个博物馆。站在当年各方云集的会场中，睹物思人，不免心生感慨：一个多么风云激荡的时代！在当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纵横捭阖，运作各方，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一次亚非会议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旗帜，宣示新独立的各国有能力主导自己的命运，从而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既然如此，那么，在万隆会议召开十周年后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似乎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由于第一次会议是在亚洲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照理应在非洲举行。各方对此均表同意。

1964年4月，二十二个亚非国家的外长齐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会议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即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举行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至于在哪个非洲国家召开，则建议由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商定。三个月后，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非洲首脑会议上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举办国时，争论很激烈。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

外交史的记载显示，中国对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一事极为重视。1964年4月9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亲往机场欢送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率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4月18日，周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举行的集会，隆重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九周年。各国使节、亚非拉友人出席了大会。4月26日，周又亲往机场迎接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后回到北京。在万隆会议后的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间的各项事务发展顺畅，关系十分良好，自然也共同成为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重要力量。

然而，1964年的亚非各国，要在次年召开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面临着的形势极其错综复杂。根据时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的曾涛忆述，有争议的问题颇为不少。

第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苏联可否与会。在雅加达外长会议上，印度就提出建议邀请苏联与会，中国等一些国家表示反对，理由是苏联为欧洲国家，第一次亚非会议没有参加，第二次也不必邀请。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中苏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公开的大论战。中印同为第一次亚非会议与会国，但中印之间在1962年发生了一场边界战争，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缝，而印度与苏联则走近。此后，印度继续坚持邀请苏联与会。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与会。阿尔及利亚有意邀请吴丹和联合国大会主席奎森萨基参加。中国坚决反对把亚非会议和联合国挂钩，指出联合国诽谤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至今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的代表是美国的代理人，不能邀请他们参加。

第三是关于是否邀请马来西亚的问题。当时印尼与马来西亚严重不和，印尼代表认为马来西亚是英国新殖民主义的人为产物，不同意邀请。有的国家代表则认为马来西亚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为产物，不应把它排斥在外。中国支持印尼不邀请的意见。

第四是有些非洲国家想邀请冲伯代表刚果出席会议，但因冲伯曾经杀害刚果独立领导人卢蒙巴，好几个亚非国家反对冲伯政权。

第五是关于是否邀请南朝鲜、南越参加的问题。大多数国家代表认为它们是美国的傀儡政权，不应邀请。少数国家代表则提出只要是亚非国家都可邀请。

面临如此争议纷纭的问题，可以想见各方要达成一致之困难程度。在此背景下，东道国阿尔及利亚提出由于物质、技术准备工作来不及，要求延期召开会议。1965年1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会谈时，称：反帝反殖阵营、新兴力量阵营正在扩大，但还要做许多工作，如开好第二次亚非会议。阿尔及利亚提出因技术原因，第二次亚非会议最早在5月开。苏加诺总统只好同意，先在万隆举行十周年庆祝，形成声势，推动工作，这样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任务。一是在推迟后，由于离会议召开还有四个月，夜长梦多，要破坏的人就会活动起来，所以要防止破坏活动；二是要好好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这本身带有防止破坏的任务，要把这两个任务联系起来。

2月8日，正式决定宣布：原定于1965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由于物质、技术原因推迟到1965年6月29日举行，为首脑会议做准备的外长会议于6月24日举行。这是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第一次延期。

1965年3月30日至31日，周恩来总理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了两天的访问，主要是与本贝拉总统会谈。周详细解释了中国反对亚非会议与联合国挂钩和反对邀请苏联与会的理由。还说：苏联不参加有好处，不会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争论，特别是中苏两党、两国的争论带到会上。

4月中下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前往印尼，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会见了前来参加同一纪念活动的阿尔及利亚副总理赛义德等。5月，在会见到访的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时，周就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说，亚非反帝斗争深入发展，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上层分子在分化。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都出现了分化。第一次亚非会议不为西方所重视。当时它们自恃有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认为会议开不好。万隆会议的结果出乎帝国主义的意料之外。现在，非洲有三十多个国家独立，亚非加起来有六十多国，此外还有二十多个争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十年前，人们都看不起亚非会议，现在都想钻进来。第二次亚非会议虽然有困难，但是市场价值很高。我们面临着一场很大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在亚非内部，而且还是在联合国之外的一场大斗争。

周恩来的感觉没有错，不久就出现了大风波，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命运多舛。6月18日，周恩来和陈毅乘专机离京赴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由埃及和叙利亚于1958年组成，1961年叙利亚退出后，阿联解体，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年为止）访问，包含有为第二次亚非会议作最后准备的意思，并将由开罗前往阿尔及尔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还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飞往开罗的途中，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迈丁于6月19日清晨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总统本贝拉，成立了以布迈丁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东道国风云骤起，政局突变！周恩来等下飞机后，受到阿联总理萨布里迎接，并在当天举行的会谈中得知了一些情况。第二天即6月20日，周在阿联总统官邸同纳赛尔总统举行第一次会谈。纳赛尔总统谈了阿尔及利亚“六一九事件”，又介绍了一些情况，以及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的问题，双方同意在与对方和其他国家协商之前先不表态。晚上，周在纳赛尔总统举行的宴会上讲话重申，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次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分别约见21个亚非国家的驻华使节，通知他们中国方面对阿政变的态度和主张如期开会的立场。外交部并指示我驻亚非各有关国家使节，要他们向驻在国说明中国立场，希望其领导人如期与会。

6月22日，周在开罗同纳赛尔总统进行了第四次会谈。当讨论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表示，二次亚非会议的反帝调子不应低于二次不结盟会议，否则就是软弱无力的会议。点名谴责和指出侵略的性质、责任，两者比较，后者主要。必须分清敌我。晚上，在为纳赛尔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表示，中国完全支持如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热忱希望亚非国家将通力合作，使第二次亚非会议不仅如期召开，而且能够开好。显然，中国希望已定于数日内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受政变影响，按原定计划举行。

然而，形势变化快，转折还是发生了。6月23日凌晨3时15分，周恩来在开罗接见专程前来的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在外长介绍了“六一九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后，周谈了对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认识。上午，周在纳赛尔总统陪同下乘专列访问亚历山大港。去车站的路上，纳赛尔总统第一次提到了推迟亚非会议的问题。纳赛尔称：昨晚布特弗利卡对我说，现在阿尔及利亚的局势不安定，最好推迟亚非会议。但阿尔及利亚不便出面建议推迟。中午，周在亚历山大和纳赛尔总统会谈时表示，如东道国对如期召开会议确感困难，希望在小范围内向阿联、印尼、中国、朝鲜、越南、马里和巴基斯坦等国代表说明困难。纳赛尔则说，要它对那么多国家说明困难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面子上过不去，范围要再小一些，如向中国、印尼和阿联等三个国家说明就行了。周表示同意。纳赛尔还对周说，英联邦非洲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加纳等都建议推迟会议。

仿佛这还不够，6月25日晚，已确定作为会址的阿尔及尔国际会议大厅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导致十几个工人和工作人员伤亡。这样一来，人们又陡然增加了对安全形势的担忧，各国代表议论纷纷。对此事阿尔及利亚方面一直未提出调查报告，因而原因至今不明。十一个阿拉伯、非洲国家的代表在阿尔及尔举行非正式会议，提议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到10月举行，理由是非洲国家来得太少，现在开会不能代表非洲。在此形势下，各方均同意延期。经特别会议讨论，通过了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改期于1965年11月5日举行、外长会议于10月28日召开的决议并向外发表了公报。这样，第二次亚非会议又被第二次延期了。

在此前后，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也先后到达开罗。6月28日，周恩来在开罗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阿联总统纳赛尔举行会谈。在分析第二次亚非会议推迟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已到阿尔及利亚的代表代表性不够，首先是黑非洲国家的比例太小，而25日爆炸事件是会议推迟的一个导因。

6月30日，周恩来在开罗同苏加诺、纳赛尔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阿尤布总统已回国）会谈。纳赛尔表示，四国会谈象征四国友好，也意味着亚非团结；亚非会议面临很多困难，但一定要使会议成功。周恩来表示延期是正确的，要多向其他国家解释；指出延期主要原因是代表性不够，爆炸事件是导因；支持举行新兴力量会议，可与亚非会议平行，但不要妨碍亚非会议。苏加诺表示，四国会谈有很大成就，希望四国首脑在第二次亚非会议前夕再在开罗集合同往阿尔及尔，以示四国团结。布托介绍了各国在阿尔及尔协商推迟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经过，强调亚非团结的重要性。

下午，周恩来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和陈毅等乘专机离开罗回国。在机场，周发表告别辞，表示：中国将继续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最大努力。

在亚非会议被迫延后举行的这段时间中，亚非两大洲的各种矛盾继续发酵，且发生了不利于亚非会议的变化，包括：（1）不少亚非国家经济困难，希望得到美国援助，表示不愿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2）阿联和阿尔及利亚这两个对华友好的国家改变了态度，都公开支持邀请苏联与会。（3）阿尔及利亚公开表示将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出席会议。（4）印度和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冲突，两国关系紧张。（5）虽经做工作，有些国家对布迈丁发动政变仍不肯原谅，对到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持抵制态度。

形势的如此变化和各种矛盾的交织发展，迫使中国方面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会议能否开好的问题。

9月8日，在书面答复正在中国访问的中东通讯社主编卡迈勒阿密尔提出的问题时，周恩来总理说，亚非会议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会议。苏联既不是亚洲国家，更不是非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根据这个道理，没有邀请苏联参加。周还指出，最近数月，苏联广泛开展活动，要一些亚非国家重新提出邀请它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实际上是要在亚非国家中间重新挑起分歧，破坏亚非团结，使第二次亚非会议面临严重的危机，甚至有开不起来的危险。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政府将为维护这个原则而斗争到底。

9月30日，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说：对亚非会议，我们现在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开成，开好。但是我们又要考虑到面临着的一些障碍，就是美苏合作，还加上利用联合国，从亚非国家之外和之内来进行破坏，把原来预定的反帝、反殖特别是强调反美的基调降低，不仅比第一次万隆会议的调子低，而且比去年不结盟会议的调子还低，甚至违背今年6月底在开罗发表的四国公告的主张。如果会议开成这样，那当然是很不利于亚非反帝的共同事业的。中国最近把这样的情况向比较坚持反帝斗争的国家的朋友们提出了。但是，究竟是不是10月底亚非会议还要去开，是在亚非会议经过争论，造成一个不利的形势，或者甚至于开不成，还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关系就主张延期？我们还没有作最后决定。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晚上到10月1日凌晨，印尼国内突然发生了“九三〇事件”，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集团以当天晚上印尼军队数名高级将领被杀为由，发起反击，矛头指向总统府卫队、总统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其结果，苏加诺总统的权力被架空，印尼共遭到灭顶之灾，印尼政局急转直下。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如此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作为中国重要伙伴的印度尼西亚及苏哈托总统已自顾不暇，第二次亚非会议又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再次遭受打击。中国和印尼这一对举足轻重的关系也由此向下逆转，急剧滑落。

10月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法鲁克时谈及：附带说一说，亚非会议有很大可能开不成。印巴问题未解决。印尼最近不幸发生了国内问题，情况迄今尚未全面弄清。现在苏联又要钻进来，在亚非会议上开辟中苏论战的战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各有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可能要延期。请法鲁克先简单地转告阿尤布总统，以后再正式交换意见。

经过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当时的亚非形势，中国终于形成了结论，认为在目前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亚非会议不可能开好，还可能导致分裂，不利于亚非团结。因此，作出了争取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举行的内部决定。这就是说，一直都是第二次亚非会议重要支持力量的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0月22日，周恩来总理致函三十八个亚非国家及其政府首脑，阐明中国政府对于延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函中指出，当前形势不利于亚非会议的召开。现在开会，势必使亚非国家在外长筹备会议一开始，就陷于严重争论之中，这不仅无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反而要损害亚非团结，损害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亚非国家的分裂。从维护亚非团结的整体利益出发，中国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延期召开。

月底，由阿尔及尔传出的决定宣布：第二次亚非会议不定期推迟。这样，经过两次延期后，第二次亚非会议最终被不定期地延期了。

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即将离任的叙利亚驻华大使拉斯兰时，周恩来说，经过很多国家会内和会外的努力，现在大概有了一致的认识：目前形势不利于召开亚非会议。现在延期，就维护了万隆精神，就可以继续高举万隆旗帜。如果勉强开会，必然导致分裂，万隆原则、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要遭到破坏。这不是一件好事。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是毛泽东1963年的诗句，也是一个时代的写照。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风云激荡，各种力量迅速分化改组。围绕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种种及其最终的流产，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