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成果成效

㈠ 有关秦汉时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1、秦朝考古：兵马俑（包括杨家岭兵马俑），秦公一号大墓，
汉朝考古：中山靖王墓（夫人：窦绾墓），居延汉简，汉代长安城遗址，长沙马王堆，阳陵考古，龟山汉墓，狮子山楚王陵，大云山汉墓。

㈡ 近二十年考古成果有什么好看的

近一个世纪来（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把中国历史从文献史短短几千年，而且有两千年记回载不详的历答史，拓展到100多万年的历史，并且解决了很多历史中的疑点。
中国整个历史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在考古之前，西方以及很多接受西方思潮的中国学者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所谓的商代历史提出质疑。
同时被质疑的还有，夏代以及西周。
所谓疑古辨古思潮，在他们看来中国古史是层层累积的历史。
殷墟考古证明了商代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古史的真实性

㈢ 古泗州城的考古成果

2004年以来，在江苏省文物局的支持下，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和盱眙县文化局开展了古泗州城遗址的调查勘探工作。至今，考古人员在调查区内做了近7000个探孔，并利用当地农田水沟、鱼塘等断面做探沟解剖工作，相继发现了埋藏于地下的古泗州城内、外城垣，内城垣的5座城门、1座马面，城内的东西干道和3条南北大路、流经城区的古汴河河道等，同时在汴河以西和东西向主要街道以北的范围内发现3片大型建筑区。
此次勘探发现的古泗州城内城垣平面布局大致呈椭圆形，呈东北—西南走向，其中东北一端稍宽大。另外，各城门位置突出于城墙墙体，尤以北门处突出更为明显，同时在西垣的南部发现有一转折弯点，香华门处有一“S”形弯。城址平面东西长约1900米，南北宽约1000米。墙体宽约10米至15米（城门处除外），现残存高约4米（1680年洪水淹没前的地面之上高度）。墙体横断面形状呈底宽顶窄的梯形。墙体采用内、外砌砖石包墙并中部填土的建筑方式。部分地段的城垣打破或利用了宋时期的夯土城墙。砖、石之间采用石灰与糯米汁掺拌作为黏接材料。城墙中部的填土一部分是由较远地方运来的灰黄土夯筑而成，一部分则为取之于附近的淤泥土。夯土中夹筑多层碎砖石。
外城垣的平面布局形状近似内城垣形状。从目前已探明的结果分析，内外城垣之间距离约40米至330米，外城垣墙体宽约2米至4米。外城墙体是用较大的条石砌筑而成，墙体黏接剂仍是用石灰、糯米汁，非常坚固。
钻探发现的东门位于东城垣的中部，距现地表深约3.5米，平面由主城和瓮城组成，主城在此处较宽，瓮城平面呈月牙形，南北径约50米，东西最大径约22米，墙体宽度约4米。墙体同样为内外两侧砌筑砖石包墙、中部填土的结构。砖石包墙采用石灰、糯米汁混合黏接砌筑。南门遗迹距地表深约3.2米，从钻探结果看，该处地下埋藏着大片砖石建筑遗迹，在东西宽约75米，南北长约93米的范围内均有分布。西门位于马面与城墙转折点的中部，距地表深约2米至2.5米。北门距现地表深约3米，平面由瓮城和主城组成，主城在此处较宽，达22米，而且呈外凸现象，瓮城平面呈扇形，东西最大径约60米，南北最大径约33米。墙体宽约3米，同为块石所筑。香华门（该名称据历史文献记载）位于南门的右侧，地处古汴河旁，距现地表深约1.2米。该门的平面结构仍由瓮城和主城垣组成，瓮城平面呈扇形，东西最大径约40米，南北约28米，瓮城墙体宽1.6米，仍是采用块石砌筑。据勘探资料可知，它们的建筑关系为先筑主城，后筑瓮城。此段主城垣较为弯曲，城门设在较为凸出的部位。钻探结果和文献记载相吻合。
目前能够确认的泗州城马面遗迹仅有一处，分布于西城垣的中部偏北处，平面约呈长方形，与主城垣组合成一个“凸”字形平面结构。马面凸出部分南北长约26米，东西宽约20米，其南、西、北面砌筑石条包墙，中部填筑灰黄色夯土，与主城垣连为一体。
古汴河遗迹位于北城门西侧和香华门西侧之间，呈南北走向。河道平面呈长条形，南北分别穿越南、北城垣，河面开口东西宽约50米，开口距地表深5.5米，河内堆积之上部3.5米主要为晚期沙土沉积，钻探最深深度在11.5米以上，其中3.5米以下堆积有黑色泥炭层，含大量腐殖物；或为灰色淤积层，质地细软，内含少许贝壳、腐殖物以及少量破碎的青花瓷和宋代青白瓷等残片。
街道共探出4条，其中东西向1条，南北向3条。东西向街道为连接东、西城门的主要街道。此路东部以石块铺筑为主，西部以碎砖石铺筑为主。
2条南北向街道分别位于汴河的东西两岸，距地表深约5.5米。其中汴河东岸的道路（L3）为穿越香华门与北门的主要干道，路面宽约8米，为土路，质地紧硬，土色变化较频繁，有百叶状层次感，上部路土内含砂粒较多，钻探至8米深处因土层过于坚硬而无法下钻。
南北街道（L4）位于古汴河西岸，路面距地表深约8米。道路宽约8米，由于该路为石块铺筑，故厚度无法探出。另外，在此道路的上部、距现地表深约5米处遗有一条晚期道路，宽约5米。
在古汴河以西、靠近东西向主要街道北侧范围内钻探发现3片大型建筑区。这些建筑区分别分布于现沿河村4组村庄东、西两端及中部，编号由东向西分为1号、2号和3号。1号建筑区位于沿河村4组村庄的东端，平面东西长约171米，南北宽约134米，总面积约23000平方米，地下发现有建筑遗存。2号建筑区位于沿河村4组村庄的中部，距1号建筑区西约195米。建筑区平面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56米，面积约6100平方米，此范围的四周遗有石砌墙体，墙体保存最高2米，宽约1米，距现地表深约2米。该区地下发现有建筑遗存。其中在中部偏北的范围内深约2米处有一大片砖石遗迹。3号建筑区位于沿河村4组的村庄西端，距2号建筑区西约55米。建筑区平面东西长87米，南北宽约83米，面积约7100平方米，地下发现有建筑遗存。钻探发现的这些建筑区与明万历年间《帝乡纪略》所附“古泗州城图”中的建筑分布比较吻合。据有关迹象推测，2号建筑区有可能是“大圣寺”所在位置。
在泗州城遗址的钻探和探沟试掘过程中，出土了一批陶瓷片和砖石标本。陶瓷标本的年代最早为唐代，最晚为明末清初，与泗州城的建造及使用年代大体吻合。陶瓷片类型包括青花瓷、青白瓷、白釉瓷、青釉瓷、酱釉硬陶和红陶片等。
依据钻孔及探沟试掘资料分析，与城垣相关的遗迹主要分宋代和明代。从探沟中的夯土堆积被后期砖、石包墙打破的迹象及夯土中出土遗物的时代最晚到宋代的现象看，被砖、石包筑的夯土城垣大部分应为宋代时期所筑。而砖、石合砌的包墙既打破宋代时期的夯土城垣，其用砖的规格又与南京明代城垣用砖规格基本一致，两者使用的黏接剂和黏接方法也大体相同。根据出土遗物最晚为清代早期分析，该城废弃的准确时间应为清康熙年间泗州城被洪水淹没之后。
盱眙古泗州城遗址是我国罕见的保存完整城市形态和结构的中古时代的城市遗存，其考古工作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建筑、城市生活、淮河文化和运河文化等都具有重要价值。本阶段调查勘探的最大收获是：一、通过考古学方法，较为准确地肯定了古泗州城的结构布局，为将来进一步开展泗州城考古及泗州城遗址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奠定了基础。二、古汴河河道的发现及城垣勘探中发现的早于明代的遗存，为研究古泗州城的历史变迁及唐宋时期南北大运河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今后进一步探明古泗州城的结构和古汴河与淮河结合区的历史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三、城址范围内发现的街道遗迹、3片大型建筑区等，为今后进一步寻找泗州城内的重要建筑空间提供了工作基础。

㈣ 信史的考古成果

2015年6月18日 ，中国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国新办举办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宣布，“尧都平阳”正在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尧舜古国文明不再是传说，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证据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发布会上，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何驽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悬案：尧舜禹时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个传说时代，是不是信史？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说陶寺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证据？
何驽列出了几大证据。
首先，陶寺遗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证。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把朱书扁壶上有“文尧”二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的史迹系统对应。
还有《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初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何驽说。
王巍指出，尽管目前还不到“一锤定音”的时候，但目前没有哪一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

㈤ 我国有哪些重要的水下考古成就

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非常迅速，二十余年间，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198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与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组成小型水下考古调查队，首次在广东省吴川县沙角旋沉船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探摸，发现了沉船遗骸并采集到部分构件。

1990年，中澳合作举办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在福建连江定海进行实习，对这一地区的海域进行了水下调查。1995年，中澳水下考古工作者再次对福建连江定海进行水下调查。这次水下调查找到了一批宋元、明清时期的沉船遗址，并先后对属于北宋时期的“白礁Ⅰ号”和属于明清时期的“白礁Ⅱ号”进行了水下勘测和打捞。

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会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博物馆以及文昌县博物馆组成水下考古调查队，赴海南省文昌县宝陵港调查，发现了一艘清初的沉船，船上满载铜饰物、铜锣、铁锅等日常用品，可能是从广东运往海南而在宝陵港沉没的。船上发现了永历通宝铜钱，证实该船是清初的南明沉船。

1991～1992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广东省新会县官冲乡，采用声呐探测和潜水探摸相结合的方法，对银洲湖奇石附近水域的河底进行了调查。结果在崖门炮台水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采集到一块船板。经14C年代测定，证实船板年代为距今690年±60年，与史料记载的海战发生年代大致相符。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会市博物馆合作，将遥感物探、水下探摸和陆地勘察相结合，再次对以银洲湖奇石为中心的区域，开展了宋元“崖门海战”遗存的综合调查工作。

1991～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青岛市文物局、福建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多家单位，组成“国家绥中水下考古队”，先后对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遗址进行了五次正式的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达148平方米，获得各类器物600余件，并于2001年正式出版了该遗址的发掘报告——《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在报告序言中这样评价：“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元代沉船的勘查与发掘，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来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历时六年。该书全面记录了此项工作，并详细介绍了发现物，是我国第一本水下考古的正式报告。”此次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199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广东汕头市达豪区广澳港水深约10米的港池内的清初沉船开展了水下探摸和遥感物探调查，并推测其是一条南明时期郑成功属下的战船。

1996年、1998年、1999年、2007年，海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开展了西沙水下文物的调查和试掘，发现13处分属于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沉船遗址和遗物点，如“华光礁Ⅰ号”、“石屿1号”、“北礁3号”等遗址。其间，还对“华光礁Ⅰ号”南宋沉船进行了发掘，打捞出水一万余件陶瓷器。

2005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组成“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对遭到盗掘的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进行了抢救性调查和发掘。出水清代康熙中期景德镇民窑瓷器17 000余件。

2007年12月22日，广东省文物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成功地整体打捞了“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同年12月28日，“南海Ⅰ号”沉船被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保存，并于2009年9月和2011年3月先后进行了两次试掘。

2009年9月26日，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施的“南澳Ⅰ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7月21日，水下考古发掘和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工作暂告一段落，出水文物进入实验室保护阶段。“南澳Ⅰ号”水下考古工作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0年1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肯尼亚国家遗产部签署为期三年的“中国和肯尼亚合作实施拉穆群岛地区考古项目”，水下考古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开赴肯尼亚寻找郑和船队的遗迹，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2011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再次前往肯尼亚拉穆群岛，开展了为期约两个月的第二阶段考古工作。

2010年11月22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海洋局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框架协议”。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逐渐上升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战略。

我国二十余年来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水下考古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水下历史文化资料。早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及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显著改进，使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更加遥远，贸易也愈益繁荣。不难理解，对于瓷器的运输而言，再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了。鉴于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主要为陶瓷器，人们将其称为“陶瓷之路”也似在情理之中。目前，在我国水下考古打捞出水的众多文物中，陶瓷类文物的数量最为惊人，几乎占到了90%以上的比例。上述诸如“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华光礁Ⅰ号”、“碗礁一号”、“南海Ⅰ号”和“南澳Ⅰ号”等重大发现都伴随有大量的陶瓷器物出水。从较为原始的低温釉陶到精美的影青瓷、青花瓷和各种彩瓷，不但品种繁多，而且涵盖了从北方河北的定窑、磁州窑到南方福建的建窑、德化窑等众多窑口，地域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无比丰富的水下考古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国水下考古专家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克服了无数困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奠定了我国水下考古的坚实基础。相信随着科技方法全方位地介入，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必将走在世界前列。

㈥ 建章宫的考古成果

考古队在建章宫遗址小范围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所发掘遗址为一号遗址，地处建章宫内太液池西岸。发掘面积2420平方米。遗址从南向北由三部分组成，即南部庭院、主体建筑与北部庭院。南部庭院现发掘南北长32余米，东西宽24余米。地面平坦，推测原来地面应有铺砖，现仅在东北部残存少量方砖，其他地方局部残存铺砖泥痕。庭院的北部为一东西向廊道，东西现存10.98米，南北宽近2米，廊道地面铺砖。主体建筑位于发掘区的中部，现清理部分平面大致呈曲尺形，东西约26米，南北约73米。主体建筑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部建筑由五个房间和过廊等组成；北部建筑所清理部分东西14.7~22.7米，南北28余米。地面铺砖，铺砖多为素面方砖，个别为小方格纹方砖。北部庭院位于北部建筑西部，清理部分南北约24米，东西约10米。出土遗物多为汉代的砖、瓦及瓦当残块，并有大量的五铢钱范残块。
现今考古面积尚不足整个建章宫面积的十分之一，如果把整个建章 宫都发掘完，其考古成果必定很“惊人”。建章宫是汉武帝在位时所建，为显示大汉的国威和富足，重新在城外修建朝宫，其“度比未央”，比未央宫还大。史书上记载有前殿、太液池、神明台、双凤雀等，这些建筑遗址现已通过初步勘探都有所发现。如果进行彻底完整地考古勘探，必将有更多的发现，这已被汉城内宫殿遗址考古成果所证明。汉城中已发现的众多皇家建筑遗址，若无考古勘探则无从测定其具体地点，如皇家藏冰的“凌室”、储兵器的“武库”等。同样，建章宫考古可以弄清皇家重要建筑的规模、地址、形制等，为认识西汉皇宫建筑布局和科学复原提供可贵资料。如能发现带文字的钱币、竹简、铜鼎等，则是更直接的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可估量。

㈦ 三星堆最新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何影响

引言：三星堆一直都是我国非常重大的考古项目，在1986年的时候，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被人发现。这一次的发现对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非常大的进展，在解决了我们对于古蜀文化的疑问之后，又添加了很多新的问题。随着考古挖掘三星堆中大量的国之重器也随之出土， 为了解历史发展和演变带来了更多新的认识。

现在国家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只是刚刚开始，在厚厚的土壤之下，还有更多没有发现的文物。现在出土的这些文物不过是冰山一角，真正隐藏着古蜀文化的还未发掘出来。大家也都期待着，考古技术越来越成熟，将掩埋了多年的古文化重现天日。

㈧ 这里将近一世纪的考古成果主要指什么

近一个世纪来（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把中国历史从文献史短短几千年，而且有两千年记载不详的历史，拓展到100多万年的历史，并且解决了很多历史中的疑点。中国整个历史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
在考古之前，西方以及很多接受西方思潮的中国学者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所谓的商代历史提出质疑。同时被质疑的还有，夏代以及西周。所谓疑古辨古思潮，在他们看来中国古史是层层累积的历史。殷墟考古证明了商代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古史的真实性。

㈨ 论述西汉长安城的主要考古发掘成果

关于汉长安城的考古调査，较早涉足者是日本人足立喜六。足立氏于1906～1910年应清政府的招聘，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其间，他曾调查了西安附近的古迹，其中包括对汉长安城的勘察及对未央宫前殿、城壕等遗迹的测量。以后,国内外学者先后前去探访长安城者大有人在，但缺乏正式的调査报告。对汉长安城有计划、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是从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的。1955年，俞伟超对汉长安城西北部进行了调査，并结合文献记载考证了一些遗迹的位置。自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全城若干地域进行钻探，首先找到了城墙及十二座城门的位置，随后发掘了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1956年7月至1957年10月，发掘了位于城南属于王莽时期的辟雍遗址；1958?1960年发掘王莽修建的宗庙遗址;1961～1962年间对城内进行较大规模的勘探调查，基本上查明了城内的街道、宫殿区的分布，并探明了城西建章宫的范围；1975年发掘武库遗址；80年代以后，主要工作集中于未央宫，勘探了宫城城垣、宫门、宫城内道路及宫殿建筑遗址，发掘了宫城西南角楼、中央官署（可能为兵器库）、少府（或为所辖官署）、椒房殿以及前殿附属建筑等；90年代初，还发掘了未央宫内织室或是暴室的手工业作坊建筑遗址。1996年出版了《汉长安城未央宫》报告，全面报道了未央宫的调査与发掘成果。90年代后半期至今，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重点发掘桂宫遗址，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此外，90年代以来，还对汉长安城内手工业遗址进行了系统勘探、发掘，发现多处陶窑、冶铸遗址等。
总之，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已基本搞清了汉长安城城墙的方位与城门、街道、宫殿、市场等各类遗迹的分布，重点发掘了城内外一些建筑遗址。从这些勘探、发掘看，汉长安城
保存状况是比较好的。但因为汉长安城占地达30多平方公里，各类遗存十分丰富，因而，目前对汉长安城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㈩ 二十世纪以来有关秦汉时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汉魏洛阳城遗址）。 县邑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内地的县邑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等。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 聚落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址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 长城、鄣塞和烽燧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鄣塞和烽燧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
编辑本段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汉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东汉帝陵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椁墓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汉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等。 土洞墓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阳西汉壁画墓。 崖墓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等。 砖室墓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陕西省潼关吊桥杨氏墓，河北省望都汉壁画墓等等。 石室墓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贫民墓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一般葬具都很简陋，随葬品极为贫乏。刑徒墓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