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成果

⑴ 历史上吴姓的名人

1. 吴起(?-前381)，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善用兵。初为鲁将，继为魏将，后奔楚国，任令尹，主持变法，后被杀。

2. 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公元前209年与陈胜发动戍卒九百人起义，建立张楚政权。后为部将田臧假借陈胜命令杀害。

3. 吴道子，唐画家。河南阳翟人。又名道玄。所绘人物，时号“吴家样”。善画衣褶，有飘举之势，时称“吴带当风”，又有“吴装”之称。后被尊为“画圣”。

4. 吴丹(744-825)，唐常州晋陵人，字真存。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正字。累历协律郎、殿中侍御史等职。宪宗元和五年，迁太子舍人。穆宗长庆二年，以驾部郎中充宣慰副使，随韩愈赴镇州宣慰王庭凑。使还，拜谏议大夫。官至谏议大夫。能诗。

5. 吴承恩(1500?-1582?)，明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人。科举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后任浙江长兴县丞。耻为五斗米折腰，指袖而归，专意著述，著《西游记》。另有《射阳先生存稿》、《禹鼎志》等。

6. 吴其浚(1789-1847)，清植物学家。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嘉庆进士。著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和《植物名实图考》38卷。
   

⑵ 学习中国社会史的心得体会怎么写

中国社会学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个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两大传统的社会学，在早期的50年表现为以孙本文集大成者的经院学派（综合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这一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多难与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以及战败后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是中国人民保守丧权辱国之苦，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之中。传统的中学已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仁人志士为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对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为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的首选目标。而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同时，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并非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讲究贤人政治的中国社会中，这触及了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李景汉曾经大大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杨开道力主“以农立国”，并在清河设立了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著有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晏阳初主张“民族再造”，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需要有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救治，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梁簌溟主张从社会组织构造上重建文化体系。陈达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吴景超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理论，并进而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在吴文藻的主持下，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吴文藻“请进来”“走出去”的做法，体现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他对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实在是让人敬佩！费孝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复兴乡土工 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业化所需资本，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孙本文将文化看成是 社会形成的基础，编著《社会学原理》，号称迄今为止最翔实精细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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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他们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问题,试图在大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本土化，他们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赢得了地位，使中国成为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兴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已经不陌生。但是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讨论还是比较零碎的。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不同但又统一的形态。一种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端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另一种是维护建设的形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把原本是一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伪科学”，并在1952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开始重建。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曾有过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倘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政府重视并采纳社会学者们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会建设方案，逐步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一个没有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建设，无疑走了很多弯路或者错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他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学，这需要接下来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才能与西方缩小差距，跟上时代的步伐。曾经与社会学休戚与共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则在这场厄运中饱受批判与摧残，他们对新时代的热情、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受到重击，最终带着遗憾走向了凋零。
当下的中国正是经济转轨同社会转型的关键敏感阶段。尽管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一定时期的矛盾积累必然需要一个发泄口，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较为合理的用较小的代价将这些矛盾弱化。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矛盾问题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祖国，他只能激发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社会学知识来实现社会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各种日新月异的问题，社会学就是一个合格或者趋向于合格的修补匠，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国际化。中国社会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们如果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必将大放异彩,中国社会学最终能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所建树。

⑶ 寻一篇有关中国城市化的论文字数大概在4千到6千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网络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四

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⑷ 李爽的主要科研项目

主持：校内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学社成员改良思想的理论特色与当代价值”。 主要科研成果 论文：（1）从社会学的引进与发展看改良思想的演变趋向（1895-1937），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建设，理论学刊，2011年9期。（3）唯物史观与折中论：近代中国社会学者之派分与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8期。（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者农村组织模式研究，北方论丛，2011年4期。（5）中国社会学社成员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分歧，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5期。（6）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与乡村建设思想，史学集刊，2008年4期。（7）陈序经与吴景超在20世纪30年代教育论争中的共识与分歧，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7期。学术著作：独撰：《中国社会学社成员改良思想研究（1928-1937）》，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11月。（23万字）

⑸ 吴氏的历史和姓吴的名人

1、以吴国号为姓，出自姬姓，是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商朝时，黄帝的12世孙古公亶父（周太王）建立了周部落。太王有三子，其中小儿子季历颇有才干，生子姬昌（周文王），姬昌出世时，有圣瑞出现，所以太王就属意姬昌接位。太王的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仲雍知道了父王的意思是先传位给季历，再传位给姬昌，就决定自动让贤，便一起南下荆蛮（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太伯和仲雍给当时比较落后的江南带去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被当地土著推举为君长，号称句吴。泰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周武王（姬昌为文王，其子姬发为武王）灭商后，仲雍的3世孙周章为诸侯，国号改称吴，并追封太伯为吴伯。至仲雍的第19世孙寿梦称王，建都今江苏苏州。寿梦的第四子季札本该继承王位，但他避而不受，逃到延陵以耕田为生。此后吴王寿梦的后裔分为两支：一支在政治上发展，出现了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等著名国君；另一支则是季札及其后裔独立发展，人丁繁衍众多，构成了当今吴姓的绝大部分。吴国被越国所灭后，其子孙便以国为姓，称吴姓。
2、上古时已有吴姓。一是舜的后代有封在虞的，因“虞”与“吴”音相近，故舜后有吴姓。一是颛顼帝时有吴权，其后亦有吴氏。一是少康帝时有神箭手吴贺，其后有吴姓。
3、出自古帝颛顼时期吴权之后裔。据有关资料所载，相传为上古颛顼帝（高阳氏）时吴权的后代。
4、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为吴氏。
5、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产生吴姓。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赫哲族等均有为吴姓者。
吴道子：唐代著名画家。被后人奉为"画圣"。其画线条遒劲雄放，变化丰富，一变古来沿袭的高古游丝描的细笔，发展了线描的艺术方法，故表现出来的物象富有运动感、节奏感，被人们称为"吴带当风"。

吴承恩：明朝小说家。著有《西游记》传世。
吴勉：贵州黎平侗族英雄
吴起：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卫国人。初为鲁将，继为魏将，后奔楚国，任令尹，主持变法，后被杀。
吴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公元前209年与陈胜发动戍卒九百人起义，建立张楚政权。后为部将田臧假借陈胜命令杀害。
吴三桂 ：明末清初人物，明末清初辽东人，祖籍江苏高邮，大将军 。
吴敬梓：清代人，以小说《儒林外史》而著称的杰出讽刺作家。
吴沃尧：清代著名小说家。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昌硕：清代著名的篆刻家、书画家。工诗，善书法，尤精篆刻。
吴其浚：清代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著有被誉为19世纪中国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和《植物名实图考》38卷。
吴懋： 瑞德祥公司董事长，曾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社会主义先锋党。

还有呢：
吴雁泽，当代歌唱家。
吴仪，原副总 理
吴刚 ，神话人物
吴伯雄国民党主席

⑹ 重金悬赏《六书音韵表》译文

首先，《六书音韵表》是一本书，不是一篇文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家翻译此书。在网上翻译是一项工程，需要时日和能力，不是一个网络知道所能解决的。
其次，这本书的作者是清代的段玉裁（1735—1815），书成于乾隆41年 （1776）。段氏谓古音明而后六书明，故书名冠以“六书”。段氏分古韵为17部。段氏说古同谐一声必同部，此乃一大发明。
再次，此书有《音韵学丛书》本，中华书局1983年7月曾据以重印。当然也有附刻在段氏《说文解字注》后的文本。

⑺ 成功的社会学最后阶段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敌的入侵，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渴望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传入我国。此后，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社会学的传入与初步发展时期（1891——1930）
1891年是以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以“群学”为名开讲社会学，1896年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最先采用了日文的“社会学”一词，社会学开始传入中国。此后， 1902年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吴健常翻译了美国吉丁斯的《社会化理论》，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了西方社会学学说，1903年严复以《群学肄言》为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总之，我国学者的这些翻译工作以及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都成为中国引进社会学的重要力量。
我国高等学校为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190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最早开设了社会学，1912年国立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在文科课程中设置了社会学，1913年上海的泸江大学最早创办了社会学系，到1927年已有60所大学开了社会学。仅仅1926——1927年就开设了308门课。
随着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早期社会学者，如陶孟和、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雷洁琼、李剑华、吴泽霖、吴景超、费孝通等，他们较早地开展社会调查，对中国的现实状况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出版了大量社会学著作。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毛泽东于1926年通过深入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出版了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等。1929年7月出版《社会学刊》（季刊）。1930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社”。（二）本土化的最初努力时期（1931——1951）
对中国而言，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社会学的中国化，也就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社会学本土化是在1931年2月中国社会学第二届年会上最早提出。它包括两种倾向：其一是社会学传播与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他们注重社会调查，写出了很多研究中国社会的著作，如陈达的《人口问题》、许仕廉的《人口论纲要》、柯象峰的《中国贫穷问题》、李景汉的《中国农村问题》、孙本文的《现代中国社会》等，涉及了中国人口问题、劳工问题、贫困问题、农村城市问题等诸多现实问题。其二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在这方面，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瞿秋白、陈翰笙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许德珩、李剑华、姜绍辰、李平心、冯和法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都做了大量的工作。1923年在上海大学增设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学原理、进化社会论、社会主义史、现代社会、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人类学及人种学、统计学、社会政策和两性问题等约40门必修课。这批共产党人亲自讲课，并亲自编写教材，瞿秋白编写的《现代社会学》、蔡和森编写的《社会进化史》、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到1949年，中国社会学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三）中断时期（1952——1978年）
1951年11月——1953年，由于受苏联影响，高等教育及其体制改革，院系大调整，社会学被看成资产阶级学说而被取消。社会学发展停滞。
（四）恢复重建时期（1979年—— ）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学在费孝通教授等老一代社会学工作者的努力下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会后立即办培训班，各大学纷纷开设了社会学课程。此后，社会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到1996年，中国大陆已有35个社会学研究机构，有25所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或专业，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有3000多人，他们开展了一系列与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有关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二、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社会学研究的恢复，社会学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以下新的进展：
（一）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
发展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学学者们就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开展了广泛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围绕着发展理论问题、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条件和道路问题等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学者们认为，当今中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一时期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除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社会腐败等普遍性问题外，还有婚姻家庭问题、生育问题、民工潮、买卖户口等特殊问题。（二）小城镇与社区发展研究
费孝通在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小城镇的研究，并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等文章，就小城镇的地位、作用、发展的影响因素、人口转移及发展模式等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带动小城镇研究广泛展开。学者们围绕小城镇研究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乡社区关系、边远社区开发、社区服务、人口流动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三）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社会分层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形成了新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现阶段，原有的阶级划分标准不复存在，阶层划分取代了阶级划分，阶层结构变化出现了新特点。其一是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职业阶层壮大，且很多农民转为工人；其二是职业的分化使原有阶级内部出现拥有不同地位和财富的利益群体——阶层；三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使个体私营业主阶层出现。此外，与阶层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成为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四）中国社会保障研究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9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学者们讨论的重要课题，研究主要围绕着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与救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几方面展开。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我国目前的保障制度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城乡社会保障存在着巨大差别；二是社会保险成了“企业保险”；三是失业保险急需发展；四是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单一等。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尝试性的解决方案。

⑻ 三十年代清华著名教授有哪些人

30年代期间，许多著名学者荟集清华园内，如陈岱孙、金岳霖、钱端升、朱自清、杨树达、王文显、吴安、陈达、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熊庆来、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饪之恭、李继侗、钱崇树、刘崇铵、冯友兰、俞平伯、刘文典、闻一多、王力、叶公超、张荫麟、吴景超、潘光旦、萨本栋、戳秉权、张子高、高鬓熙、萨本铁、黄子卿、张大煜、杨武之、赵访熊、陈桢、叶笃义、顾毓琇、施嘉炀、陶葆楷、庄前鼎、刘仙洲、马约翰、雷海宗以及外藉教授维纳（美）、华敦德（美）、哈达玛（法）、温德（美）等。1936年，清华有教授90余人，学术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历史、法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地理、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等，研究成果大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有相当一部分跻身于国际先进水平。

⑼ 吴姓的名人有哪些

吴襄，清代大臣，著作家，安徽青阳人，字七云，号悬水，1661年生。康熙52年（1713年）中进士，由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对诗文尤其喜爱，无书不读。晚年因患有眼疾，目难久视，常常令后人或者侍人为他朗诵。他曾任《明.史》.《八.旗通志》等书的编修总裁，并著有《锡老堂诗抄》15卷（安徽省图书馆藏通志馆抄本），《锡老堂文集》5卷，《畿辅河渠考略》2卷，1735年去.世。
六十一 .吴曙东，当.代林学家，教育家，安徽桐城人，1902年生，家庭十分贫.穷，在宗.族的资助下在桐城中学毕业。1921年去日.本.鹿.儿.岛高级农林学校攻读林业学，1925年回.国，先后任.浙江省林场技术员，浙江大学农学院，安徽学院皖南分院教员，教授，安徽东流高级农林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现安徽农业大学）林学系教授。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主要著作有：《森林苗圃学》（上海永祥印书馆，1952年），《造林学本论》，《森林经营学》，《农田防护林》，《城市公.害防治》等。1982年逝.世。
六十.吴德修，当代农学家，安徽宣城人，1926年生，194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农学专业，1953年后从事农业技术工作，历任安徽省肖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高级农艺师。主持“淮北小麦大面积增产途径及栽培技术”课题研究，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主要著作有：《小麦栽培》（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治碱改地造良田》（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董建议谈养猪》（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另有《郑州一号高产栽培技术探讨》等数十篇论文发表。
五十九.伍蔚曾，现代外国语文学家，安徽定远人，1906年生，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建.国.后，曾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现代英语简单陈述句的常用句型》.《英汉语法词典》.《英汉科技常用短语词典》等。
五十八.吴瑾光，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安徽歙县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后在该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历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教师，化学系教授，从事溶液络合物及萃取机理的研究，近年来，用傅立叶交换红光谱方法研究稀土络合物化学.萃取化学和生物无机络合物，开展稀土复合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萃取机理与稀土络合物的红外光谱研究》（此论文获得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奖）等论文100多篇。
五十七.吴震生，清代戏曲家，安徽歙县人，号可堂，寄寓浙江杭州，1692年生。曾任刑.部主事，与历鹗交情很深。虽然为官刑.部，但是对戏曲独有情钟，创作了大量的戏曲作品。其主要著作有：传奇《换身荣》.《天福降》.《世外欢》.《秦洲乐》.《成双谱》.《乐安春》.《生平足》.《万年稀》.《闹华州》.《临濠喜》.《人难赛》.《三多全》.《地行仙》等，合称《玉屋书屋十三种传奇》，又名《太平乐府》，清代乾隆年间刻本刊印，现多家图书馆有收藏，1752年病.逝。
五十六.吴澄，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著名医学家，安徽歙县人，字鉴泉，号师郎。少年时期勤奋好学，熟读经书，特别喜爱《易经》。后因多次应试不中，随弃文学医。他关门闭户，攻读医书达十年之久，并拜师学习，能博采众长，结合临床，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医疗技术，治好的病人不可记数，一时名声大振。后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汇集各家学说，于乾隆四年（1739年）著成了五十卷的医书《不居集》，并刊行于世。这是一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直至今日，仍然是中医学不可不读的著作，并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作用。另外，他还留下《伤寒症治明条》，《推拿神书》，《易医会参》，《师朗医案》等著作。
五十五.吴蔚光，清代著作家，安徽休宁人，寄籍江苏常熟，字哲甫，号执虚，自号竹桥，别号湖田外史，1743年生，乾隆45年（1780年）中进士，官礼部主事，后因身体不佳，辞.官回归家乡（常熟），居家20多年，潜心读书著述，并将家中书楼命名为“素修堂”，擅长古文，诗词尤佳。主要著作有：《古金石斋诗前后集》六十卷，《素修堂文集》二十卷，《小湖田乐府》十四卷，《杜诗义法》八卷，《唐律六长》四卷，《寓物偶留》四卷，《毛诗臆见》四卷，《春秋去例》四卷，《读礼知意》四卷，《方言考据》二卷，《洪范音谐》二卷，《诗余辨讹》二卷等。1803年病势。
五十四.吴嘉棠，当代著作家，编辑学家，安徽歙县人，号自惜楼主，笔名楼自惜。1913年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1934年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文学院留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上海英文报刊《大.陆报》编辑，总编辑；《大.美晚报》（英.文）执行编辑兼任《申报》采访主任。1949年去日.本，创办泛.亚.通.讯.社。1956年后，任香.港《英.文虎报》主编，《中..国邮.报》编辑；1967年任香.港贸易发展局北.美区代表，1983年在香港去世。
五十三.吴颖芳，清代著作家，安徽休宁人，，字西林。年幼时赴童.子.试，为衙役所训斥，后决心不再应试。与历鹗交游，从之学诗。为学宗守汉代章法，特别深于乐律，六书，音韵的研究，晚年学习佛.教，精心研究唯树论，自号树虚。闭户村居，不愿外人知晓，潜心著作，收获甚多。主要著作有：《吹幽录》五十卷（清代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金石文释》六卷，《说文理董后编》六卷，《临江乡人诗附拾遗》五卷等。
五十二.吴新智，当代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安徽合肥人。1928年生，1953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57年--1961年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毕业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古人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解.剖学会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人类学学报》副主编等。主要著作有：《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人种类型的研究》.《陕.西大荔的早期智人古老类型的一个保存完好的头骨》，《中.国汉族髋骨的性别差异和判断》.《中国古人类的年代学》.《中国早.期智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人类》.《人体测量法》.《中国和欧.洲早期智人的比较研究》等。
五十一.吴景超，当.代.社.会.学家.，安徽歙县人，字北海。1901年生，1923年毕业于清.华，1923年--192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金陵大学教授兼任社会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教务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新经济》.《社会研究》.《新略》等杂志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大学的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主要著作有：《都市社会学》.《社会组织》.《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劫.后.灾.难》.《马.克.思.论.危.机》.《中国人口新论》.《中国社会学向何处去》等。1968年去世。
五十.吴敬梓，清代著名小说家，安徽全椒人，字敏轩，一字文木，康熙末诸生一七零一年生，吴敬梓十三岁丧母，跟随在江苏赣榆县任教谕的父亲吴霖起（康熙二十五年拨贡）生活，生性豪放，放荡不羁，曾畅游大江南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荐举博学宏词，不就，后屡次考场失意，心灰意冷，只好变卖家产，于三十三岁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靠典当变卖衣物和朋友接济生活。一七五四年在贫困中去世。但是，他在贫困中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讽刺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五十卷，五十六回），另外还著有《文木山房集》四卷，《文木山房词集》一卷。新中国成立后，又发现吴敬梓诗文三十九篇。一九五四年在北京举行了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一九八一年在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举办了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儒林外史》学术讨论会，编辑出版了《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如今，《儒林外史》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吴敬梓也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的文学家。
四十九.吴涫，明代著作家，安徽歙县人，字仲虚，隆庆年间进士。主要著作有：《唐诗纪》一百七十卷（明刊本，现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古今逸史》五十五种（校辑，现江苏南京图书馆藏三十一种九十九卷，安徽省图书馆藏六种十一卷）；《合刻山海经水经》（明刊本，现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
四十八.吴道新，明代末官吏，诗人。安徽桐城人。字汤日，号无斋。天启七年举人，官至工部主事。明朝灭亡后，隐居白云山，人称无斋先生。主要著作有：《潜德居诗集》五十卷；《龙眠风雅》一卷（录诗七十五首）；《桐旧集》一卷（录诗十七首）；《潜德居文集》十卷；《浮山志》十卷。
四十七.吴谦，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医学家，安徽歙县人，字六吉。博学多才，精通各科。熟读今古医书，临床经验丰富，曾被誉为清初三大名医之一。官至太医院判供奉内廷。乾隆时与刘裕铎为总修官，主编综合性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包括医学各科共十五种九十卷，其中《订正伤寒论注》和《订正金匮要略注》为他自己撰写。全书注重临床实用，图说方论具备，附有汤头歌诀，曾作为太医院教本。由于简明扼要，切合实际，流传很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卫生出版社曾多次出版。
四十六.吴绮，清代官吏，词人，安徽歙县人，号丰南，又号红豆词人。顺治九年贡生，授中书舍人曾任湖州知府。主要著作有：《宋金元诗咏》二十卷补遗二卷；《林惠堂全集》二十六卷；《六怀词》一卷；《红豆记》一卷，《选声集附词韵简》四卷；《扬州吹鼓词序》一卷；《岭南风物记》一卷。
四十五.吴立真，当代地质学家，安徽省金寨县人，系吴氏阳山分支著名科学家。一九二八年生，高级工程师职称。一九四九年五月参军，在二野军政大学获一等学习模范称号；进军大西南后在昆明市政府工作。后去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学习，获得优秀学生称号。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大庆油田，江汉油田，海洋石油研究中心工作，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称号，并荣立三等功两次。在编写的众多报告中，有八篇在国家级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十多篇研究报告结集出版，参加了《中国陆相大油汽田》，《中国近海大海气田》两部专著，有中国石油出版社出版；撰写的《流花11-1大油田》一文，获得部级优秀论文奖，负责研究的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一个，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两个，中国海洋总公司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个；中国海洋石油研究中心科技进步一等奖两个，并荣获全国第四届发明展览会金牌奖，与吉林大学合作研制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评价专家系统”，经专家评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他负责制定的勘探部署和方案中，经钻探有五个地区发现油田。现已经从中国海洋石油研究中心离休。
四十四.吴泰昌，当代文学评论家，作家。安徽当涂人，一九三七年生，一九六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取该校文艺理论研究生。历任《河北文艺》《人民文学》编辑，《文艺报》文学评论组组长，副主编.副编审.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散文世界》常务编委，《儿童文学》编委等。参加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等专著的编撰，出版的散文集和文学评论集有《八方集》，《艺文轶话》，《文学情思》，《文艺随笔>>,<<吴昌泰散文选>>,选编和主编的有<<阿英文集>>,<<十年散文选>>等。
四十三.吴勉学，明末清初著作家，刻书家。安徽歙县人，字肖愚，号师古。生卒年月不详。博学多识，家富藏书。明代万历年间，曾校刻经史子集及医学书籍数百种。其闻名于世的有：《二十二子全书》一百六十九卷，《初唐诗汇》七十卷另有目录十卷，《盛唐诗汇》一百二十四卷另有目录二十二卷，《河间六书》二十七卷，《类证活人书》二十一卷，《对类考注》二十卷，《唐乐府》十八卷，《十三经》.《四史》.《资治通鉴》.《性理大全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医学六种》.《痘症大全》.《师古斋汇聚简便单方》.《东垣十书》等。在刊刻这些书籍时，许多都有他进行校订，校注。
四十二.吴铠生，近代学者，著作家，安徽桐城人，号北江，字辟疆。吴汝纶之子。自幼随父亲习文，诗文继承父业，曾任大使幕僚。民国后，入总统府任秘监至终。主要著作有：《吴门弟子集》十四卷，《左传微》十二卷，《左传文法读本》八卷，《孟子文法读本》七卷，《北江先生文集》七卷，《北江先生诗集》五卷，《诗义会通》四卷，《汉碑文范》四卷，《晚清四十家诗抄》三卷，《尚书大义》二卷，《周易大义》二卷，《古文范》二卷。
四十一.吴昶，宋代学者，著作家，安徽歙县人，字叔夏，号友堂，生卒年月不详，师朱熹而友洪迈，程大昌。曾以征荐为郡校书，经史皆有著述，很得朱熹的喜爱和嘉勉。主要著作有：《吴友堂诗文》五十卷，《吴氏书说四十卷》（十分可惜的是此书已经失传），《易论》四十卷，《史评》七卷。
四十.吴柄南，当代作家，安徽泾县人，一九二九年生，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进入华东军区文艺干部训练班学习，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跟随苏联专家学习戏剧理论，表演.导演，一九五七年后历任安徽省话剧团.安徽省文化局（厅）创作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政协委员，主要著作有：剧本《茶棚会》.《春》等十多部，电视剧本《大江潮》等，并有散文.随笔等近二百多篇文学作品发表。
三十九.吴建国，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五五年生，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任安徽省金寨县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安徽省图书馆学会理事，六安市作家协会会员，一九九八年晋升副研究馆员职称。曾三次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会议，其中一九九八年在全国第八届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公共图书馆创收活动之反思》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论文奖；两次参加华东六省一市学术年会。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文学作品六十余篇，图书馆专业学术论文十多篇，创作小品《兰兰的小红帽》，参加安徽省小品大赛演出，参与《吴氏阳山分支宗谱》（八修）的编撰工作并为之作序。
三十八.吴组湘，当代著名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安徽泾县人，原名吴组襄，笔名寄谷，野松等。一九零八年生。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一年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五年后任冯玉祥的国文教师和秘书，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曾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全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山洪》，《鸭嘴唠》；中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某日》；短篇小说集《西柳集》，《饭余集》；以及《吴组湘小说散文集》，《吴组湘选集》，《吴组湘全集》等。
三十七.吴绍青，当代医学家，安徽巢湖人，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二一年毕业于国立湘雅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一九二九年赴美国讲学并进行医学研究，一九四六年回国，历任重庆中央医院副院长，上海医学院教授，解放后，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附属医院肺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结核病和呼吸》杂志副总编。一九五五年在第十四届国际结核病防治联合会年会上，发表《结核菌对异菸肼的耐药性和致病力之间的关系》的学术论文，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主要著作有：《肺功能测验在临床上的应用》，《实用内科学》，《实用结核病治疗学》等，在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一百多篇（部）。一九八零年逝世
三十六.吴昆，明代著名医学家，藏书家，安徽歙县人，一五五二年生，字山甫，号鹤皋。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吴正伦医名颇著，家有数世藏书。至吴昆时，家中藏书数万卷，其中以医书居多。他十五岁开始学医，除向祖父及家父学习外，还伯同乡余午亭为师，并悉读家中所有医书。成人后，又遍走江浙，宛陵（今安徽当涂）.姑溪（今安徽和县）等今安徽大部分地区行医，结交名医，拜师七十多人，取各家之长，兼收并蓄，以致医术精湛，名声大振。主要著作有：《内经吴注》二十四卷，《素问注》二十四卷，《医方考》六卷，《针方六集》六卷，《脉语》二卷，《十三科证治》，《药纂》，《参黄论》等。
三十五.吴孟复，当代古籍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安徽庐江人，一九一九年生。别名吴常焘，吴山萝。一九三七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民革成员。一九三七年后，曾任上海政法学院.暨南大学副教授.教授，上海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一九五六年回安徽工作，历任合肥师范学院教授.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授.图书馆副馆长.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室主任，爱好教育学院教授，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安徽省语言学会.文学学会.考古学会。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训诂通论》，《古书读校法》，《唐宋八大家概述》，《宋词鉴赏词典》（合著）等。
三十四.吴承仕，近代经学家，教育家，安徽歙县人，字检斋，号茧斋，一八八四年生，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三岁参加殿试为一等第一名。章柄麟弟子。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精通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旁及群经.各史.诸子.佛经.道藏。三十年代初，接受马列主义，是中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学的学者。曾在北平创办《文史》，《时代文化》等进步刊物，参加“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天津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支持进步刊物，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九年因遭受汉奸迫害而逝世。主要著作有：《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经籍旧音辨证》.《三礼名物》.《尚书古文辑录》.《礼服释例》.《淮南旧注校理》.《六书条例》.《唐写本尚书舜典释文》.《监狱解蔽篇》等。
三十三.吴肃公，清代学者，著作家，安徽宣城人，字雨若，号晴岩，别号街南，自署匏道人。从叔父吴垌学，又随同沈寿民游学。为学以明诚为宗，慎独为枢，其文章格调似韩愈而简洁，近似《左传》《史记》体裁。主要著作有：《街南文集》二十卷.《街南文集续集》七卷.《阐义》二十五卷.《明语林》十四卷.《读书论世》十六卷.《姑山事录》八卷。
三十二.吴学静，当代逻辑学家。安徽合肥人，一九三三年生，一九五八年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系。曾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徽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安徽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担任过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系主任等职。兼任安徽省逻辑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研究》.《逻辑学简明辞典.数理逻辑部分》.《形式逻辑学》等
三十一.吴定，清代文学家，安徽歙县人，字殿麟，号瞻泉，一七四四年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曾从方立中，李仲醇受经学，后与刘大魁由黟县教谕移主歙县问政书院，拜刘为师，学习古文辞，，刘归枞阳后，他五次渡江求教，并和姚鼐.任大椿十分相好，姚鼐凡有新作，总是与他先睹为快。晚年回归故里歙县，精心研究经学，特别是对《周易》.先秦诸子和《史记》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周易集注》八卷，《中庸注》二卷，《紫石泉山房诗抄》二卷。一八零九年去世。
三十.吴抗生，当代物理学家，一九三二年生，安徽桐城人，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一九五六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固体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专门从事低温物理研究，曾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会奖，全国自然科学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主要著作有：《超导电性，第二类超导体与连接超导体》.《超导电性基本原理》等，在国内外发表专业论文一百多篇。
二十九.吴应萁，明代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安徽贵池人。一五九四年生，字风之，.次尾，号楼山。崇祯十五年贡生，崇祯年间，与复社著士顾杲，陈贞慧声讨阮大铖，受到加害，逃回家乡，于一六四五年因响应金声抗清，被叛徒出卖，在家乡贵池石灰冲被害。他擅长今古文，意气纵横，激昂豪放，慷慨磅礴，一生著作颇多，题材多样。主要著作有：《宋史》五十卷，《楼山堂集》二十七卷，《启桢两朝复录》十卷，《读书观止录》五卷，《东林本末》三卷，《留都见闻录》二卷，《熹朝忠节死臣列传》一卷，《复社姓氏目录前卷》一卷，《北京察疏略》一卷等。
二十八.吴应宾，名代学者，作家。安徽桐城人，字尚之，号观我，万历十四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后隐居故里，四十多年，闭门著述。深于性命之学，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尤其擅长诗词创作，主要著作有：《中庸释论》十二卷，《大学古本释论》五卷，《学庸语释》二卷，《宗一圣论》二卷，《性善书》一卷，《学易斋诗文稿》，《方外游》等，另外《龙眠古文》收录其文章十七篇，《龙眠风雅》录其诗作一百二十三首。
二十七.吴华强，当代中医基础理论家，一九四三年生，安徽肥东人，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现任安徽中医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医多选题》（合著）.《医述校注》.《外科正宗校注》.《王清任的医疗思想》等。
二十六.吴伟陵，当代信息学家，安徽省安庆市人，一九三八年生，一九六一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进修，后在北京邮电学院任教曾担任北京电子学会信息专业学会委员，曾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主要著作有：《信息处理导论》.《英汉信息论词汇》（主持修订）.《英汉无线电电子学词汇》（主持修订）.译著有：《数字卫星通讯》.在国家级学术期刊和国际期刊发表专业论文一百七十多篇。
二十五.吴多桢，当代作家，安徽颖上人。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安徽省立工业学校。先后任颖上县，治淮总队等单位秘书科长，编辑等职，一九八二年后历任颖上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县志总编辑，阜阳地区地方志学会副会长。颖上县第二。第三。第四届政协常委。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淮上风云》.《颖上今古》.《颖上县志》（主编）.主要学术论文有：《管仲墓址钩稽》.《颖上历代修志时间小考.》.《浅议资料考证工作》等。主编了《安徽颖上吴氏宗谱》。
二十四.吴兆棠，当代教育家，1905年生，安徽省休宁县人，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日本.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务长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教育部督学，中等教育司司长，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1949年去台湾任政治大学训导长，教育研究所主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1964年在台北去世。主要著作有：《教育原理》.《训练原理与实施》等。
二十三.吴兆洛，当代作家，安徽阜阳人，1931年生，曾当过教师.报社编辑.1962年调入文化部门工作，曾任安徽省阜阳地区群众艺术馆馆长。主要著作有报告文学，戏剧，小说，故事，曲艺等150余篇（部），近100万字，其中小戏《万分之一》获得安徽省文艺调演一等奖，并有安徽电视台拍成电视片，小说《赵赖五发愤》被多家报刊转载，并收入小说集。
二十三.吴则虞，当代哲学史家，历史学家.版本学家，安徽泾县人。1913年生，师从章太炎，在章太炎的指导下，精研古籍，攻读音韵.文字.训诂诸学，造诣很深。曾任南岳师范学院.重庆师女子范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字学，校勘学等课程。他喜爱收藏古今书籍，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藏书史，古籍校勘整理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工具书使用法》.《版本校勘学通论》.《版本通论》.《晏子春秋集释》.《晋书校勘记》.《清真词校记》.《稼轩词选注》.《续藏书记事诗》等
二十一.吴式颖，当代教育史学家，安徽泾县人，1929年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去前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外国教育史，苏联教育史，主要著作有：《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话》.《俄国近代教育》.《苏联当代教学理论中的教学过程问题》等。
二十.吴汝纶（前期已经上传，不再传。）
十九.吴立本，当代摄影家，安徽省怀宁县人，1919年生，早年在商店当学徒，1935年进入南京中央电影厂，先后任放映员，录音员，摄影助理。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影队任摄影助理，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编导。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国人民的胜利》.《逐个民族大团结》.《五月的节日》等。
十八.吴玉晋，清代学者，著作家。字山夫，康熙时官安徽凤阳训导，生卒年月不详。精通六书假借之学，主要著作有：《金石存》15卷（清乾隆年间刊本题名为《金石癖》），《六书述部叙考》6卷，《别雅》5卷，《山阳志遗》4卷，《说文引经考附补遗》3卷，《十忆诗》1卷。
十七.吴正河，安徽巢湖市人，1952年生，现任安徽省巢湖市图书馆馆长。安徽省图书馆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曾任巢湖市剧团团长。2002年晋升为副研究馆员职称。撰写了数十篇图书馆专业的学术论文，在省级报刊发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