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反映当前学术界对铸币税的研究成果

㈠ 有关通货膨胀的原因

不同学派对通货膨胀的起因有不同的学说。

货币主义的解释

对于通货膨胀最广为人知也最直接的理论是：通货膨胀导因于货币供给率高于经济规模增长。此说主张以比较gdp平减指数与货币供给增长来作测量，并由中央银行设定利率来维持货币数量。此观点不同于下述之奥地利学派者在于其着重于货币之数量而非实质。在货币主义架构下，货币的聚集是重点所在。

货币数量理论，简单的说，就是经济体所耗货币总量取决于现存货币总量。下列公式创自此说：

p 为一般消费品物价水平，dc为消费品总需求量，而sc消费品总供给量。公式背后的观念是：在消费品总供应量对消费品总需求量相对下降，或消费品总需求量对消费品总供应量相对上升时，一般消费品物价会随之提高。基于总开销主要基于现存货币总量的观点，经济学者们以货币总量计算消费品总需求量。于是乎，他们断定总开销与消费品总需求量随著货币总量提高。于是相信货币数量理论的学者们同样也相信物价上涨的唯一原因就是经济成长（表示消费品总供给量正提高），以及央行因之以货币政策提高现存货币总量。

以此观点来说，通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多于需求量，于是‘通货膨胀是一定会到处发生的货币现象’，弗里德曼如是说。意指通货膨胀的控制有赖于货币上与财政上的限制。政府不可令借支过于容易，其自身亦不可超额贷款。此观点着重于中央政府预算赤字与利率，以及经济生产力，也就是由生产成本（总供应）所推动的通货膨胀( cost - pull inflation )。

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依新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为robert j. gordon所说的"三角模型"之一部分:

需求拉动通胀 - 通货膨胀发生于因gdp所产生的高需求与低失业，又称菲利普斯曲线型通货膨胀。

成本推动通胀 - 今称‘供给震荡型通货膨胀’（supply shock inflation），发生于油价突然提高时。

固有型通货膨胀（built-in inflation） - 因合理预期所引起，通常与物价／薪资螺旋（price/wage spiral）有关。工人希望持续提高薪资，其费用传递至产品成本与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固有型通货膨胀反应已发生的事件，被视为残留型通货膨胀，又称‘惯性通货膨胀’，甚至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这三型的通货膨胀可随时合并解释现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大多时前两种型态的通货膨胀（及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会影响固有型通货膨胀的大小：持续性的高（或低）通货膨胀带动提高（或降低）固有型通货膨胀。

三角模型中有两项基本元素：沿著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如低失业率刺激升高通货膨胀；以及转移其曲线，如通货膨胀升高或降低对失业率的影响。

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或称需求面）通货膨胀说

需求带动理论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供应力（其潜在输出）相关。这点在政府（可能于对外战争或内战期间）印行超额的货币引起金融危机时特别鲜明，有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或达每月上涨一倍的程度）。

货币供给在程度温和的通货膨胀中也扮演主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争议。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信其具强力连结；相反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强调总体需求在其中的角色，而货币供给仅只是总体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凯恩斯主义解释法的基本观念为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此模型在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权衡（trade off）；故为将失业率降至最低，可允许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极佳的描述出美国在1960年代的经历，但不足以诠释其于1970年代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升高与经济停滞结合。现今菲利普斯曲线用以关联薪资总额增长与一般性通货膨胀的关系而非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菲利普斯曲线之位移

因为供给震荡与通货膨胀已成为经济活动的固定因素，当代整体经济使用‘位移’过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物价稳定度与失业率之间的取舍平衡）来描述通货膨胀。供给震荡意指1970年代的油价震荡，而固有型的通货膨胀意指物价/薪资循环与通货膨胀预期，表示在正常经济情况下容忍通货膨胀。因此，菲利普斯曲线仅代表三角模式中的需求拉动通胀。

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为潜在产出(有时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达到最高生产力的状况下经济体之gdp水准－为习惯性且固有的限制。此种输出标准对应于nairu－固有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或全职性的失业率。在如此架构下，固有型通货膨胀率为内因性地取决于经济体内的劳动量：

gdp超出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低于nairu)时。该理论指出，在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著供应者提高价格而加剧，且固有型通货膨胀会更恶化。进一步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著高通胀与高失业摆向滞胀。这种"加速型通货膨胀"曾见于1960年代的美国，当时越战的开销（由小额加税抵消）在数年间将失业率压低在百分之四以下。

gdp低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高于nairu)，而其他条件相等时，通货膨胀随著供应者企图降价，让市场消化超额数量，并低估固有型通货膨胀而减低；即阻止通货膨胀。将导致菲利普斯曲线朝著低通胀与低失业摆向期望的方向。阻止通货膨胀曾见于19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抗通胀措施带来数年的高失业率，其中两年曾高达百分之十。

gdp相等于其潜在水准(且失业率也等于nairu)时，只要没有供给震荡，通货膨胀率即不变。长期说来，大多数的新凯恩斯总体经济学者视菲利普斯曲线为垂直。也就是说，若通货膨胀率高到可以压过失业率的情况下，失业率为其前提，且等相于nairu。

然而，以该理论作为政策制订的标的存在缺陷。潜在产出（以及nairu）的数量通常为未知，且会随时间改变。另外，通货膨胀率的发生并不对称，上升的速度较下降为快；更糟的是还趋向随政策而变。例如说，在撒切尔首相主政时期，失业者发觉自己处于结构性失业，也就是无法在不列颠经济体内找到适才适所的就业机会，当时英国的高失业率可能提高了nairu（且潜力降低）。在一经济体避免跨越高通货膨胀的门坎时，结构性失业率的提高暗示著只有小量的人力可在nairu中找到就业机会。

若假定nairu与潜在产出两者皆具独特性且迅速达成，则绝大多数的非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可理解为包含于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当"供给面"固定时，通货膨胀取决于总体需求（aggregate demand）。固定供给面也暗示著公私机构的开销定然相互冲突。故政府的赤字开支会对私营机构产生排挤效果，而对就业水准并无影响。也就是说，资金供给与金融政策为唯一可影响通货膨胀者。

供给面学说

供给面经济学说假定通货膨胀一定由资金供给过剩与资金需求不足所引起。对这两个因素而言，资金数量纯粹只是标的物。于是，欧洲于中世纪的黑死病流行期间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可视为因资金需求降低所引起；而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可归因于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订定的金本位后所产生的资金供给过剩。供给学派假定，资金供给与需求同时提高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供给面经济学说所阐述的一个要素，称美国1980年代由低税负所引领的经济扩张为结束高通货膨胀的手段。其论点在经济扩张提高对基本资金的需求，且此种作法抵销通货膨胀的影响。经济扩张可视为经常性的带来对资金的高需求，且其他条件等同于提高资金数量。在国际货币市场中，此种政策无可置辩。供给面经济学说主张，经济扩张不仅提高国内对资金的评价，也会提高国际上的评价。

㈡ 中国货币的替代性方面的研究论文

真的很难找啊。。。

怪不得没人回复。。

这些东东可能对你用用。。。

祝你好运！

电子货币发展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基于协整的实证研究
周光友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通过统计分析,本文认为电子货币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现金比率,货
币供给的"流动性",金融电子化程度以及货币电子化程度,它们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
不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有着两个明显的替代效应:一是替代
加速效应,二是替代转化效应.两个替代效应的存在使电子货币并没有加快货币流通速度,
反而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本文的结论也许可以
用来解释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同时,电子货币通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
响必然会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加以考虑.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效应;协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周光友(1971,5-),男,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货币金融理论.
曾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
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大学升达学院国贸系 周光友(收)
邮编:451191
电话:0371-62436179 手机:(0)13783501878
Email: [email protected](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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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货币发展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基于协整的实证研究
周光友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通过统计分析,本文认为电子货币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要有:现金比率,货币供给的"流动
性",金融电子化程度以及货币电子化程度,它们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不同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中
国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有着两个明显的替代效应:一是替代加速效应,二是替代转化效应.两个替代效应
的存在使电子货币并没有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而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
论相反.本文的结论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原因.同时,电子货币通过对货币
流通速度的影响必然会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加以考虑.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政策效应;协整
电子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支付方式,而且已经给传统的货
币和金融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它对通货和存
款的取代作用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
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从理论上说,由于电子货币具有高流动
性的特点,它对传统货币的取代必然会改变货币流通速度,从许多电子货币发展较快国家
的实际数据来看,自电子货币出现以来,货币流通速度也变得极其不稳定,因此可以断定
电子货币必然会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至于这种影响程度有多大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
题.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不但可以从另一的角度解释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而且对提
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
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简要的评介,并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假设.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为电
子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相关性的实证分析过程.第四部分是模型结果的分析.最后是全文
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在零售支付机制中,通过销售终端,不同的
电子设备之间以及在公开网络(如Internet)上执行支付的"储值"和预付支付机制.[1]货
币流通速度则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货币流通的次数.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影响货
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欧洲中央银行(1988)在《电子货币报告》中,认为电子货币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2]
国际清算银行(BIS)对电子货币研究的一些报告在对各国电子货币的发展和应用情况进行
介绍以及其风险和监管研究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
内容,并认为电子货币会加速货币流通速度.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1996),
[3]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Money(BIS,1996
年10月),Risk Management 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 Money
Activities(BCBS,1998年3月),BIS于2000年5月和2001年11月分别出版了题为Survey of
Electronic Money Developments的两份报告,之后又于2004年4月出版了Survey of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and Internet and Mobile Payments.此外,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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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对电子货币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也认为电子货币会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
Berentsen, Aleksander, Kyklos (1998),在论述了电子货币产品的特征,并提出电子货
币的使用将对货币需求,供给及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4] Aleksander Berentsen(2002)
讨论了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及其过程,货币流通速度,准备金需求,中央银行货币控制权
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5] James A. Dorn(1996)认为,由于电子货币的存在及其对
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降低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6] Susan M. Sullivan (2002)
认为,随着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使货币流通速度
加快,铸币税收入减少,货币乘数发生变化等.[7]
从国内来看,王鲁滨(1999),在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时认为,电子货币替
代了通货使通货减少,从而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8]尹龙(2000)在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政
策中介目标可控性方面的影响时认为,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货币的流通速度基本稳定或
有规律的变化,即是可预测的.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一个与最终目标相一致的中介目标的
控制规模和程度.电子货币将使这一理论前提不再成立,它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随机游
走的,导致短期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或预测的准确性受到严重影响.[9]董昕,周海(2001)
在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需求时认为,电子货币的替代作用使流通中的现金减少,加快了货币
的流通速度,也使利用现金进行交易的次数减少,如果支付数字化现金脱离银行账目,货币
政策的关键因素-对中央银行的货币需求量将减少.[10]陈雨露,边卫红(2002)将电子货
币引入费雪方程式,分析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认为当电子货币逐步取代通货,
尤其是在线电子货币的普及和发展.比特形态的电子货币以光和电作为物质载体,以接近
于光速的极限在因特网上高速流通,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这导致短期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
测或预测的准确性受到影响,费雪交易方程式有待进一步考验.[11]杨路明,陈鸿燕(2002)在
分析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测性和可控性影响时认为,电子货币的发展,正在使中
介目标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日益下降.在可测性方面,货币数量的计算与测量,正受到电子货
币的分散发行,各种层次货币之间迅捷转换,金融资产之间的替代性加大,货币流通速度
加快等各方面的影响.在可控制方面,来自货币供给方面的变化,加上货币流通速度的不稳
定和货币乘数的影响,使货币量的可控性面临着挑战.[12]蒲成毅(2002)结合中国货币供应
的实际,探讨了数字现金对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在初期(以
V0为主)将随M0 趋向减少而呈下降的态势,而在后期E ,VE都将趋向增大,M1 的总量
却将因其流动速度的极快以及向M0转化的总趋势,将导致其形态留存时间极短而总量趋向
降低,则货币流通速度(以VE为主)将转而呈上升趋势,即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特征呈V字
型.[13]张红,陈洁(2003)认为电子货币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
率成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非惟一因素.[14]唐平(2005)认为,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使不
同货币需求动机间的边界变得不再明显,且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不断加快.[15]
此外,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分析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时,虽然没有把电子货币作
为一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在这些分析却中蕴含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艾
洪德,范南(2002)在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时,得出金融发达程度
是影响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主之一.[16]梁大鹏,齐中英(2004)采用金融相关率和金
融创新度指标对我国1978-1998年间三个层次货币的流通速度进行回归来研究我国金融创
新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出我国的金融创新与MO和Ml的流通速度正相关,
但是与M2的流通速度负相关.[17]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
到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学者对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
速度的影响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上,并认为电子货币会加速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加大
4
了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难度.在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时,也很少
考虑到了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更没有把电子货币看作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
纳入模型中,因此对电子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相关性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
然而,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论中可明显看出的是,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影响应该随着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而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至于这
种影响程度有多大则主要取决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替代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对货币流通速
度的作用机制.国内外绝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电子货币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加快货币流
通速度.然而,从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情况来看,特别是从1990年代以来,我国电子货币
发展的同时,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却呈现出长期持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广义货币的流通
速度下降更为明显.因此,电子货币必然会加速货币流通速度的观点并不能解释我国电子
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二者之间的这种此消彼长的相互关系.虽然,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
素很多,而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也不尽相同,电子货币也只是其
中一个,并且电子货币还不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电子货币发展还
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但是,一方面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有着越来越明显的趋势,而另一方面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却呈现出长期持续下降的趋势,
电子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电子货币的发展是加快还是降低
了货币流通速度,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为了更好,更直接地揭示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程度和作用机制,提高货币
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建立起
我国1978-2000年间电子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稳定关系,并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
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变量选择和样本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择
本文在进行电子货币对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的分析中采用的是协整的理论方法,它
包括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两个基本内容.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是误差修正
模型的使用.目前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通常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
Wickens-Breusch一步法.本文选择Engle-Granger两步法来计算货币流通速度与其变量对
短期冲击的效应.因为Engle-Granger两步法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含有短期动态行为,即
含有差分项,所以可以用它考虑短期的冲击作用.而通过Wickens-Breusch一步法,我们
可以得到一种相对于一阶单整时间序列而言的长期静态方程,所以用它来说明长期货币流
通速度与其变量在各层面的影响关系.就这三种公式的关系而言,协整关系说明该数列组
之间的变化关系,长期静态方程说明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而Engle-Granger两步法方程
仅说明变量差分项之间的关系,因此前两者关系的反映更为重要.
(二)数据指标选取
有关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数据指标和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具体选取值,
本文在附表1中已经列出.从国内外数据采集的情况来看,由于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难以
获得,本文在计量模型中采用的是年度指标.为了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变量个数
选取就不能太多,同时不能出现指标间的复共线性.本文在选取数据指标时,分别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三个不同货币层次指标,目的在于更好地分析电子货币条件下,电子货币对不
同货币层次的替代作用及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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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金比率(M0/M2).1它表明现金占广义货币的比率,选择该指标的目的在于,随着
电子货币的普及与应用,作为划分货币层次依据的流动性将逐渐消失,由于电子货币具有
极强的流动性,它使M0,M1,M2之间差异趋向模糊,各货币层次之间的转换就不仅仅只
在M0,M1,M2三者之间进行,亦即转换的内容和范围都扩大了,特别是向流动性小的金
融资产(有价证券及其它金融投资品)转化,即沿M0,M1,M2,M3,…,Mn的脚码序
号升高的方向转化.在电子货币时代,这种反向转化所需费用很少,所需时间几乎为零,
因此,随着电子货币的普遍使用,货币层次形态M0,M1,M2,M3,…,Mn将存在逐渐
沿脚码序号升高方向转化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必然使流通中现金的数量减少,现金与广
义货币的比率下降,从而降低货币流通速度.
2,货币供给的"流动性"(M1/M2)2.它表明狭义货币供给相对于广义货币供给的比重.
当M1/M2的值趋于增大,意味着代表现实流通的也即现实将用于购买和支付的货币在广义
货币供给量中的比重相对上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反之,当M1/M2
的值趋于减小,则表明广义货币供给量中的准货币比重上升,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减弱,货
币流通速度下降.一般来说,在电子货币展的初期阶段,电子货币对现金和活期存款的替
代作用较为明显.因此如果我国的"流动性"指标的比率下降,则说明电子货币对我国现
金和活期存款的替代作用较为明显,反之则反之.事实上,从我国的实际数据来看,该比
率从1978年的81.9%下降到2000年27.6%.
3,金融电子化程度.本文用(M2-M0)/M2来代替,其观点在于一国金融系统中非流通现
金比重越大,该国金融电子化程度越高.在电子货币条件下,由于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
取代程度随着流动性的下降而减弱,因此电子货币对M0的替代作用也必然大于对M2的替
代.这样,M0的下降就会使(M2-M0)/M2的比率上升,金融电子化程度也就提高.从我国的
实际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以来,我国的金融电子化程度逐步提高,
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电子货币快速发展的时期.
4,货币电子化程度(FA/M1).根据金融资产流动性的不同,可以把金融资产分成交易
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两部分.交易性金融资产是那些可以用于直接支付的金融资
产,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根据货币层次的划分,可以近似看成狭义货币Ml.而投资性金
融资产的流动性较差,但它具有到期获得收益的特性的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准货币,有价
证券及金融衍生工具.在电子货币条件下,由于电子货币不仅代替了流通中的现金和存款,
而且使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资产向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转化的趋势.从而电子货币会引起
交易性金融资产比重的降低和投资性金融资产比重的提高.为此我们可以用一国金融资产
总量与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的比率来反映货币电子化程度,这一指标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tttttMFAFATFAEML1//==
其中:EM为货币电子化程度,FAT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数量,FA为金融资产总额.
指标越大说明投资性金融资产数量的比例越大,则货币电子化程度越高,越小则说明
货币电子化程度越低.从我国的实际数据来看,货币电子化指标在1994年后开始快速
增长,这与我国从1995年开始使用电子货币,之后电子货币得到迅速发展有着密切关
系,同时也说明,在此期间我国货币电子化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三,模型计算及其结果
1 这里的"现金比率"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与广义货币的比率,与通常所说的现金比率(现金与流动性负
债的比率)的涵义并不相同.
2 这里所说的"流动性",与经常用来作为货币代用语的"流动性"概念的内涵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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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须对变量的平稳性及其滞后期数进行检验.将拟用变量取对数
后,利用EVIEWS3.0经济应用软件,采用ADF方法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LV0～I(C,1,2)**,LV1～I(C,1,1)**,LV2～I(C,1,1)**,LCR～I(C,1,1)***,
LL～I(C,1,1)**,LFE～I(C,1,1)*,LEM～I(C,1,1)**
其中,圆括号中中间数字为单整阶数,后一个数字为最佳滞后期数.*表示10%的水平
下显著,**表示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1%的水平下显著.
(二)协整检验
首先,我们以2LV为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1,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关于货币tM2的流通速度tV2的对数tLV2对现金比率对
数LCR,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对数LL,金融电子化对数LFE与货币电子化对数LEM进行回归,
并计算残差估计值以∧
t .
tttttLEMLFELLLCRLV1275.08815.10386.56330.18291.02+ + =
(-4.7199) (-1.2526) (8.4015) (-2.0087) (1.1435)
2R=0.9470 DW=0.9480
tttttLEMLFELLLCR1275.08815.10386.56330.18291.0 + +=∧
2,对残差估计值以∧
t 水平值进行单根检验,检验结论如下表:
表1 单位根检验情况
Lag ADF统计值 临界值
1 -2.6161
-2.6889 ***
-1.9592 **
-1.6246 *
2 -2.4182
-2.6968 ***
-1.9602 **
-1.6251 *
3 -2.262
-2.7057 ***
-1.9614 **
-1.6257 *
4 -2.1896
-2.7275 ***
-1.9642 **
-1.6269 *
0 -2.9625 -2.6819 ***
7
-1.9583 **
-1.6242 *
其中,***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由上表可知,残差估计值∧
t 序列是I(0)的,也就是说残差估计值∧
t 序列是平稳的.
从而,货币流通速度对数tLV2和现金比率对数LCR,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对数LL,金融电子
化对数LFE与货币电子化对数LEM之间是协整的.
同理,可得到货币流通速度V1,V0的协整回归方程:
tttttLEMLFELLLCRLV2039.01952.16626.31618.04955.11+ + =
(4.5166) (-0.0679) (3.3378) (0.6973) (1.5979)
2R=0.5382 DW=0.4286
tttttLEMLFELLLCRLV4712.04378.17940.263759.414532.20+ + =
(2.4423) (-5.4426) (7.6610) (-0.2632) (0.7250)
2R=0.9119 DW=0.8816
(三)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1,如前所述,如果一组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那么协整回归总是能被转换为误差修正
模型.利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tM2的流通速度tV2的对数tLV2对
现金比率对数LCR,货币供给的流动性对数LL,金融电子化对数LFE与货币电子化对数LEM
变成的平稳序列以及残差估计值1 t ,逐个删除上述方程中t统计值不显著的项,最终可
得误差修正模型初步回归方程:
∧
+ = 124037.01780.13968.40595.0ttttLFELLLV
(0.8506) (0.3212) (0.9313) (-3.2584)
2R=0.6530 DW=2.1378
同理我们可得货币流通速度V1,V0的Engle-Granger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
+ + = 114037.02821.02452.41110.0ttttLFELLLV
(2.1098) (0.6754) (2.2637) (-2.2478)
2R=0.5283 DW=2.1882
∧
+ += 105498.04723.313085.266037.31ttttLFELLLV
(5.7981) (1.8301) (6.3852) (-2.4350)
8
2R=0.2238 DW=0.6250
2,利用Wickens-Breusch一步法,最终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tttttLEMLFELLLCRLV2471.08407.21358.03417.26324.12 ++ =
同理我们可得货币流通速度V1,V0的Wickens-Breusch一步法误差修正模型.
tttttLEMLFELLLCRLV1908.02415.11524.02103.07861.11 +++=
tttttLEMLFELLLCRLV3174.07562.29173.08324.07452.20 +++=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货币流通速度在V2,V1和V0三个层面上与现金比率,货币供给
的流动性,金融电子化程度和货币电子化程度的影响关系如表2.
表2 我国电子货币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变化率系数分析
现金比率CR 货币供给的流动性L
协整
Engle-Granger
两步法误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误差修正
协整
Engle-Granger
两步法误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误差修正
V2 -1.6330 2.3417 5.0386 4.3968 0.1358
V1 -0.1618 0.2103 3.6626 4.2452 0.1524
V0 -41.3759 0.8324 26.7940 26.3085 0.9173
金融电子化程度FE 货币电子化程度EM
协整
Engle-Granger
两步法误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误差修正
协整
Engle-Granger
两步法误差修
正
Wickens-Breusch
一步法误差修正
V2 -1.8815 -1.1780 -2.8407 0.1275 -0.2471
V1 -1.1952 0.2821 1.2415 0.2039 -0.1908
V0 -1.4378 31.4723 2.7562 0.4712 -0.3174
注:该表系数均为变化率影响系数
四,对实证结果的分析
(一)对现金比率(M0/M2)因素的分析
1,模型结论.从表2中可看出,通过模型计算,其结论表明,总体而言中国货币流通
速度的变化率在V0,V1,V2层面与现金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较为迅速,它对通货(M0)存在着明显的替代效应.
2,原因分析.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之所以在V0,V1,V2层面之所以与现金比率成同
方向变动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一是电子货币对M0的代替作用较为明显,它一方面使M0的
数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它也加速了M0向M1和M2的转化,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必
然会导致M0的减少和M1,M2的增加,使现金比率下降,从而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二是
9
虽然现有的理论分析认为,电子货币对现金的代替必然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这与我国的
实际情况截然不同.主要是因为,从我国目前电子货币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尚处于电
子货币发展的初期阶段,电子货币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相比还相对滞后,电子货
币对M0的替代加速效应不明显,相反电子货币的替代转化效应则非常明显,两种替代效应
的存在不但没有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而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因此,电子货币对现金的替
代并没有从整体上加快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
的替代没有加速货币流通速度,只是在我国当前电子货币发展的阶段,电子货币的这种替
代加速作用明显小于它的替代转化作用,从而从整体上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因此,这种
现象的存在反映了我国电子货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蕴涵了电子货币加速货币流通
速度的诱因.
(二)对货币供给流动性(M1/M2)因素的分析
1,模型结论.从表3中可看出,通过模型计算表明,总体而言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变
化率在V0,V1,V2层面与货币供给流动性成正向变动的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数据可看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该比率从1978年的81.9%下降到2000年27.6%.与此同时,我国在此期
间V0,V1,V2的流通速度也表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该模型结论与实际是完全符合
的.
2,原因分析.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电子货币是一种本身具有高流动性的货
币,它对传统货币的取代必然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本文认为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实
际上,电子货币自身具有的高流动性,并不意味着它对货币的替代就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
电子货币对M1的代替,虽然能加速电子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进的流通速度,但这并不是决定
货币流通速度高低的唯一因素.我们知道,货币流通速度是指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周转次
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除了货币的支付过程中的流通速度外,还会受到公众持币动
机的影响.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他将公众的持币动机分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
投机动机三种,而前两种持币动机形成的货币需求是交易性的货币需求,而投机动机的货
币需求是投机性的货币需求.电子货币的存在均会对这三种持币动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因此,它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另一个因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因
此,我们在分析电子货币对公众持币动机的影响时,应从人们的持币时间和持币结构两个
方面进行分析.从持币时间来看,由于电子货币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它的存在会使传统
的货币层次模糊,从而使不同层次的货币之间的相互转化更为容易.因此,人们之所以持
有电子货币主要是因为它能满足流动性偏好,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替代也只是改变了货
币的形态,并不意味着已经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此外,由于人们持有电子货币还可以给
持有者带来各种便利,如支付便利,储藏便利和投机便利等,并且这种持币成本明显低于
持有传统的货币,因此,人们会选择更多的持有电子货币.这样,从总体上看就会增加人
们的持币时间,使货币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时间增加,从而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从
持币结构来看,由于电子货币的高流动性及各货币层次之间相互转化极为容易的特点,人
们要追求持有货币的高流动性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持有自身流动性很高的货币,持有自身
流动性较弱但容易转化为流动性较高的货币也同样能满足高流动性的要求,而电子货币恰
恰能满足人们的这种持币需求.另外,由于流动性较弱的金融资产往往能给持有者带来较
高的收益,当持有高收益金融资产也不会影响持有货币的流动性时,人们没有理由不做出
两全其美的选择.而这种持币动机必然会使人们减少对高流动性的货币M1的持有量,同时
也会将高流动性的货币转化为收益率较高的货币,从而导致货币总量中高流动性的货币减
少而流动性较低的货币量增加,亦即M1向M2转化.因此,电子货币对传统货币的取代从
持币时间和持币结构两方面改变了人们的持币动机,从而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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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它对现金和活期存款(M1)的替
代作用越来越明显,由于我国电子货币的发展相对滞后,可以说尚处于初期阶段,在这一
阶段,电子货币对M1的替代作用要明显强于M2,因此,电子货币对M1替代必然会直接减
少M1的总

㈢ 100分求2009年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文章

营销的长效定律

值得强调的是，营销的效果将在长期内得以体现，并不能在短期内看到，这就是营销的长效定律。因此，人们很容易从品牌或是公司的聚焦点偏离而去，推出一些没有意义的新产品或服务。也许短期内你无法感受到其影响，但在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后你就会发现。

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市场上，沃尔沃完全聚焦于“安全”：沃尔沃的广告在谈安全，沃尔沃的公关在谈安全，沃尔沃甚至还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室以测试汽车的安全性能。到了1992年，沃尔沃成为美国市场上最畅销的高价位欧洲汽车，其销售量超过了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

但是，沃尔沃随后便失去了它的焦点：沃尔沃的广告开始宣传“性能”和“奢华”，沃尔沃公司甚至推出了跑车和敞篷车（它并不是看重“安全性”的购买者所期待的汽车）。

“仅仅是安全还不够”，沃尔沃公司全球广告主管这样说。这只是一相情愿的想法，事实表明并非如此。以去年为例，在美国市场上，宝马和奔驰的销售量都已经是沃尔沃的3倍。下面是3个汽车品牌11个月的销售数据：

·宝马：231053辆

·梅赛德斯-奔驰：206482辆

·沃尔沃：68149辆

沃尔沃落入了一个我们所说的“众所周知”陷阱。众所周知，沃尔沃是安全的汽车，所以我们不必浪费金钱去谈“安全性”了，让我们扩大品牌，在“性能 ”和“奢华”的汽车市场上也“分一杯羹”吧。其结果是：既弄丢了焦点又失去了市场份额。

“众所周知 ”是一个陷阱，很多企业都陷入其中。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定位，也许这是事实，但是没关系，连续不断、年复一年地强调相同的概念，品牌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请记住，心智是健忘的，如果你没有不断提醒他们，你的顾客和潜在消费者就会忘记你代表的是什么。同时，逐步成长的年轻人开始不断进入到这个市场，而他们需要知道你究竟代表什么。

绝佳的营销机会

最后，金融危机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信心，也影响了企业的信心。自然地，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营销投入的回报也将大打折扣，于是，很多企业开始大幅度地削减营销预算。对于少数具有远见的企业而言，这也许正是一个机会。

企业可以削减生产成本、产品线、生产线、工厂甚至员工以减少开支，但企业最不应该削减的就是营销预算，因为这决定着企业的生存。而当大多数企业都开始削减营销预算的时候，营销的成本往往是最低的，因为此时的传播噪音和类似信息的干扰是最小的。也许你的营销投入无法马上变成销量，但经济一旦回暖，你将获得加倍的回报。

当其他人正静坐着期望平安度过这场金融风暴的时候，对你来说正是追加营销开支以建立你的心智地位和品牌的最好时机；当别人束手无策只能等待经济回暖的时候，正是一个企业开创新局面的理想时刻。

㈣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㈤ 货币发行收入的货币发行收入和铸币税

设铸币税为S，Mt是t期的货币发行量，Mt+1是t+1期的货币发行量，考虑到价格因素，S=（Mt+1－Mt）/Pt，Pt为t期的价格水平。从上述公式中反映出：
一、货币发行收入与价格水平成反比，物价水平越低，中央银行同等数额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就越高；2、货币发行收入与新增货币发行量成正比，新增货币发行量越大，铸币税越高。
铸币税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税种，只是理论上对货币发行收入性质的界定，是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收入具体化，使之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在实践上实现货币发行收入归政府所有。在明确了货币发行收入的性质后，还要确定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即哪些货币供给和货币创造行为会产生货币收入，在现代货币供给机制中，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确定货币的发行收入首先要明确货币发行的范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货币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层次：
M0为现钞货币，在流通中的相对比例下降，但完全由中央银行提供；
M1=M0+活期存款，即现金加活期存款，M1被称作狭义货币，是现实购买力；
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被称作广义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将（M2－M1）定义为准货币，是潜在购买力。货币外延的扩大使货币发行收入的范围也扩大了。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现金和活期存款是货币的基本形式，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提供和创造。因此，一方面，货币发行收入表现为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流通中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活期存款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体系具有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在不完全准备金制度下（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不断降低已是趋势，有些国家已趋近或降到0），一部分新增的购买力就成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
二、国债具有铸币税的功能
上面谈到，货币发行收入包括中央银行创造基础货币和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所形成的收入。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实现铸币税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央银行直接掌握基础货币；二是要求商业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因此，多数国家对存款准备金是不支付利息的）。从财政的角度实现铸币税，在理论上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向中央银行借款和透支；二是向商业银行借款。借款可以采取直接借贷，也可以采取间接借贷。
由于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特殊作用，各国政府都非常强调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货币供给方面，为杜绝直接用货币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因此，政府运用货币发行收入在具体操作上，只能采用下列两种方式：一个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一个是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购买国债。
可见，国债既具有弥补财政赤字的功能，又具有铸币税的功能。一部分货币发行可以通过国债的方式实现，即国债货币化，这是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理论基础，也是财政（国债）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的内在原因。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国债规模不是必然等于财政赤字，国债规模既取决于财政赤字规模及其弥补方式，又取决于货币发行规模及其发行方式。

㈥ 汇率监督是哪一个组织对经济的调节功能

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㈦ 结合我国经济生活和金融市场的实际，谈谈你对我国的金融市场及其功能认识

我认为泡沫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资产的价格上升离开其价值;另一种则是价值下降离开其价格,而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想到,一般人都认为,市场货币太多了,导致股市泡沫形成。实际上在这一轮宏观调控当中,是使资本市场的价值向下滑动,导致泡沫越来越多。
我说过三大泡沫导致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经济泡沫、金融资产泡沫、货币泡沫。经济泡沫也是一样的:经济本来没有坏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就业还不充分的时候,失业还很严重,此时进行紧缩会导致生产力下降,人的收入下降,就业下降,企业利润下降,所以人为制造了这种泡沫。泡沫产生后,物价就会上涨,紧缩不一定会降低物价,货币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货币紧缩会使供给迅速减少,这是中国这一轮调控中的典型案例。由于紧缩导致供给的急剧下降,使得经济泡沫迅速扩大。
因为在2007年初,中央启动了生策,包括减免农业税、实行全医保,实际上是提高了全会的总需求。我当时说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马上就开始了。但就是因为这个增长,内需扩大,短期内物价可能会上涨;另外,当时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国外能源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直到今天。即紧缩导致生产力下降,进而就业减少、企业利润滑坡;对股市来讲,企业的市盈率下降,企业的效益滑坡,产值减少,然后泡沫又增加了。
经济形势分析及走势研判
1.
总体经济形势向好。我国经济下滑趋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经济出现回升势头，但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仍处于困难时期。
2.
外需增长不容乐观。我国稳定出口的政策措施效应开始显现，对外出口有望止跌企稳。
3.
内需开始启动。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
4.
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低端工业增长减速，基础设施、服务业增长加速
5.
经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经济增长率明显偏低。这导致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就业压力上升。
2.
内需扩张仍然脆弱。消费增长不足会加剧生产加工能力过剩的矛盾。
3.
结构调整动力不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被经济危机倒逼着进行结构调整。
4.
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剧。
5.
无效货币投放风险加大。我国货币信贷高速增长，其中投机性或低效率货币投放的增加很可能加大未来通货膨胀压力。
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1.
调控总量，增强活力。
2.
扩大内需，稳定外需。
3.
深化改革，创新体制。
4.
调整结构，推进转型。

㈧ 如何正确看待区块链技术

从技术层面来看，区块链很可能是继互联网之后的一大技术革命。目前，全球主要企业巨头正在发力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运用。SAP在去年5月份开放了区块链项目的试点版本。日本和韩国的银行刚刚开始测试区块链技术。腾讯注册了“以太锁”、“腾讯以太锁”商标。2017年4月，腾讯对外发布《区块链方案白皮书》，同时宣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腾讯区块链行业解决方案也于官方网站正式发布。网络推出了区块链开放平台“BaaS”，属于网络自研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项目，主要帮助企业联盟构建属于自己的区块链网络平台。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则认为，区块链概念提出已久，这一轮被A股二级市场的投机客吹捧，源于比特币在全球范围内的炒作。参与者并不关心区块链的技术价值，而是关心区块链创造数字货币，能从现有的“铸币税”分到多少油水。一些机构投资者甚至希望利用其专业判断能力和对市场情绪的把控能力，对大量盲目涌入的社会资金“割韭菜”。针对近期区块链概念沉渣泛起，有关各方要保持清醒。金融交易所、中介机构要清醒，减少不必要的广告误导中小投资者，普通老百姓也要保持清醒。

㈨ 围绕铸币税问题写一篇学术小短文，题目自拟，能反映当前学术界对铸币税的研究成果，字数控制在800字左右

在几乎是零利率的世界中，铸币税的收益实际上很小？ 为什么呢？

美帝用金融危机回收了很多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