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急求北人或者其它牌子的印刷机。要求是大度880,2+2的。本厂是印书刊的,现急求轮转机一台。有此机想转让,
饮食清淡,忌辛辣、烟酒、油腻及甜食。
⑵ 清朝在最后十几年是怎么控制报业的
早在唐代初期,我国已诞生由官方主办的报纸《邸报》。其主要内容是发布皇帝的诏书、命令,皇室的动态,以及封建王府官员的升迁罢黜、任免、赏罚等方面的消息。到了宋代开始定期发行,明朝使用活字排版,清朝将《邸报》改为《京报》。此种报纸只在宫廷和官邸中流传,不准刊登广告。就其形式、内容、宗旨、阅读对象来说,都与近代报纸不甚相同,广告信息并未通过报纸这个媒介传播。报纸广告的出现则是近代的事。
清代商人为推销商品,招徕顾客,必然会借助广告手段,而自制传统广告媒介诸如叫卖、实物、招牌、幌、旗帜、布帘、彩楼及印刷布告招贴等,是利用视觉、听觉扩大商品的宣传,以期生意兴隆。因其方式单一、范围较窄、内容无法充分体现,所以达不到广泛宣传的目的。直到清代后期,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南北商品交流频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广告业逐渐发展。而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报纸广告的出现,促使广告得到大量应用,才标志着公共媒介的产生。办报的大多是商人,为谋利不但刊登报馆广告,更欢迎客户前来刊登商业性广告,并依靠广告来维持报纸生存。广告地位的提升,甚至超过新闻。而广告形式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客观存在于世的,为了适应更广泛的商品交流的需要,报纸逐渐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19世纪我国陆续出现了近代报纸,它们是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萌芽,多数报纸刊登商业广告,广告占重要地位,以黑白为主。有“各行告白(广告)”、“各货行情”、“航船日期”、“银行市面”等商行行情。广告无论从内容、形式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比先前有了长足进步。报纸开始作为商品促销手段的载体,它的出现,是近代广告最为显著的标志,使近代广告业随之得到发展,广告媒介种类增多,宣传范围扩大,内容更为多样,广告的技巧也相应提高了。报纸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商业、信息多重组合的媒体,以商业利益为宗旨,目的是为了在推销商品,沟通中外商情。
从19世纪中叶开始,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出现过中国人办的报纸。随着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活动的开展,华人报纸陆续创刊。国内一部分希图变革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外国人所办报刊中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初步认识到报纸在传播信息、促进贸易、普及知识、上下沟通、内外交流等方面功能,开始动手办报纸。仅1895年--1898年三、四年间,全国就有32种主要报纸创刊。这些报纸与外国人办的报纸不同,多登国货广告,广告也排在不太显著的位置。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了一些报纸,有些报纸也刊登广告。与此同时,清末的官方报纸适应当时的潮流,改变过去官报不刊登工商广告的惯例,开始有限度地刊登一些广告。
20世纪初,各地办报活动日增,在甲午战争之后,外资报纸日渐发展,民办报业逐渐兴起,在民众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大。读者群成分改变。发行量扩大,社会公众以至一般市民也接受传媒信息。由于上海工商业繁荣,交通便利,出版印刷业发展,资产阶级相对集中,反映资产阶级政治意向的革命团体、党派活动十分活跃,又有帝国主义租界可以利用,以避免清政府文化钳制,上海成为国内报刊事业发展的中心,仅1901--1905年间,就有五六十种报纸创办发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政治官报》,明文规定“代登广告”,全国各地出版的报纸竞相招徕广告生意。大多模仿外商办的报纸刊登商业广告,利用广告形式抵制外国商品,广告以文字为主,图饰还较少,在各报的“告白刊例”中可知,广告也成为报纸的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广告活动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其主要表现是洋货广告反客为主,占据主要地位,而各外国企业、国内企业为扩大销售,必须展开宣传攻势,避免不了要进行广告竞争。由于沿海与内地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广告水平的地区差异越来越大。在新的报纸广告媒介出现的情况下,传统广告媒介仍然有其生存的根基,形成先进的广告媒介与传统的广告媒介并存的局面。
二、报纸的广告价格
报纸的大量印刷发行,内容日趋丰富多彩,报纸广告也得到发展,并在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服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创刊于上海,初以油光纸铅字排印。引进了手摇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出纸几百张,大大提高了工效。《申报》创刊时销量仅600份,五年后增至5000份。1906年,《申报》引进“大英机”,单滚筒印刷机,用电气马达,每小时出纸1000张,是手摇轮转机所不可比拟,此后,购进美式印刷机,每小时印3万份报纸,其销量可见一斑。
《申报》的广告价格,初创时每50字第一天250文铜钱(作价二角五分),第二天至第七天一角五分,第八天一角二分五,1887年以后广告价格较初创时上涨一倍。《申报》1900年1月1日告白刊例:第一日每字取洋五厘,第二日至第七日按日每字取洋三厘,第八日起按日每字取洋二厘半结算,字数则先以五十字之处为率,多则以十字逾加,至直行告白则以三百字起码,价值一律并不增收。销量激增后,《申报》曾用飞机航运报纸运及西北等地,刊登广告的客户接踵而至。广告篇幅随之大大增加。
《新闻报》值其创刊三十周年时号称“日销十五万份”,该报在纪念刊上说“广告几占篇幅十之六七,广告费收入每年几及百万元”。1901年1月26日《新闻报》告白刊列:第一日每字取洋五厘,第二日至第七日每日每字取洋三厘,第八日起按日每字取洋二厘半,长行告白以二百字起码,短行告白以五十字起码,多则十字递加。论前告白第一日每字一分五厘,第二日至第七日每字每日九厘,第七日后每日每字七厘半,一百字起码,多则以五字递加。
1907年4月1日《东三省日报》告白刊例:凡登一期每字取洋四厘,登二期至半月者每字取洋三厘,登全月者每字取洋二厘,登半年及全年另议,以五十字起码,登二号及封面者加倍,用木戳及商标者其所占之面积概照四号字所占之面积核算,余如有关公德及义举者临时酌量办理。
1909年11月13日《江南日报》告白例:第一日每行收大洋三角,第二日至第七日每行收大洋一角五分,第七日以后每行收大洋一角,认月登每日每行照一角计算,常年登每行每日照五分计算,特别告白面议,学堂善举及关于公益事项之告白照价对折,封面加倍。
《东三省公报》报头两侧有“本馆售报简章”和“告白刊例”,其实就是该报的广告。“告白刊例”中说:“凡登一期者,每字取洋三厘;登二期至半月者,每字取洋二厘半;登全月者,每字取洋二厘;登长年者另议。其所登之字,以四号五号字为率,登二号及封面者加倍。用木戳及商标者,其所占之面积,概照四号字所占之面积核算。余如有关公德及集资为地方尽义举者概行减半。”刊登长期广告大幅度让利,争取商家前来做广告,而清代的“尽义举者概行减半”,看来报馆“公益广告”在清时期就不是新鲜事,当然是为树立报馆自身的美好形象,不言而喻,这也是最好的广告了。
日俄战争以后,伴随日本得势于中国北方,由日本人中岛氏于1906年10月18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一日)在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是一种观察我国情势的大报。至1944年9月14日终刊,历时38年。1906年10月18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五号二十一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二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一角五分,登全月者每日每行一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
1907年9月1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五号二十一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四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三角,登全月者每日每行一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1907年9月10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五号二十一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四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三角,登全月者每日每行二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
1908年7月22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四号三十三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四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三角,登全月者每日每行二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1908年9月4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五号二十一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四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三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1908年9月13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四号三十三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八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六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
1909年4月21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五号二十一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四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三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 1911年9月12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五号字十五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四角,登十日者每日每行三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1911年11月3日《盛京时报》告白刊例:一行五号字十五字起码,登一日者每行四角,登长年者价目面议。
报纸广告从固定传播转向流动传播方式,从自制媒体过渡到公共媒介,从免费发布到有偿发布广告,清代报纸首开先河,并在发布“实用信息”过程中从不规范到完善,逐渐为商家及各界人士所接受。报纸最初制定广告价格多参考其他报纸价格,随物价涨跌而“随行就市”。
价高,如果报纸本身内容毫无过人之处,广告客源招揽困难;价格定低了,对于报馆来说将是不小的损失。这种变化可从《盛京时报》创刊至1911年的广告价格看出端倪。短短几年间,其广告价格在不停幅动,字号、字数、价格、刊载时限,都处于经常波动状态。只有给商家看到明显的实惠,才能吸引其一天、十天、全年甚至长期刊登广告。像《盛京时报》中的三井洋行就连续几年刊登广告。清代末期,时局动荡,报纸上刊登最新新闻,因关乎到多数百姓切身利益,看报者呈日渐增多趋势,也说明广告受众范围在不断扩大。报纸发行能带来丰厚利润,引得各地报纸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创刊,而报纸广告作为报纸正常运作的补给血液,谁也不敢小觑。广告价格如何制定,怎样有别于其他报纸,优惠幅度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才能投入少,宣传效果好,对于第一次来做广告的客户,必然要等到刊登后才能检验。首先当然拿不同报纸“告白刊例”比较比较,再做决定。因此,报纸制定广告价格可用“如履薄冰”来形容并不过分,毕竟商家还有选择余地,并非板上订钉规定在哪家报纸上做广告。
三、报纸广告的设计
随着资本竞争的加剧,报纸刊数和广告版面迅速增加,不少报纸为增加广告收入,以一半左右版面刊登广告,其广告大多数是推销,有些引人注目,其广告用语都是告知性的。毋庸讳言,此类广告宣传往往夸大其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急于吸引消费者前来购买的动机。新奇商品不但有文字说明,还配以图画,形式新颖,内容诱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报纸广告的艺术感染力。为适应竞争的需要,报纸的广告版面不断扩张,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同时,报纸广告的篇幅和内容均有增加,广告编排也日趋活跃,开始采用图解方法做分类广告和联合广告。 外来的报纸广告一般由国外的企业提供外文稿件,而后由各地经办的代理商把人物改为中国人,文稿翻译为汉语,这类广告对提高国内广告水平有很大帮助。
报纸广告设计首先确定广告的主题思想,然后围绕这个主题,撰成文字稿,一般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文字较长,客户如果需要文图并茂,有的撰文人员就能作广告构图,后由画家根据广告的标题绘制主题画,标题和绘画结合起来能起到“引起注意”的作用。除这个一般顺序外,有时由画家设计广告画面后,由撰文人员撰写文字,但两者结合共同商讨进行的方式较为理想。由于竞争,设计广告从内容到形式必须出奇制胜,才能独树一帜。广告文字上的创新,概括商品特点的重要方面,能引人好奇,起到良好宣传作用,加深了读者印象,从而扩大销路。
《新闻报》的纸张颇为特殊,这可是其报纸与众不同,纸张薄不印背面,上下相背印刷,广告的面积近四分之三,而新闻是夹杂在广告中并不显眼,其广告已经很注重排版标题、正文和插图相得益彰。其中标题为“济生公司麦精燕窝牛髓糕,此图为记”广告画面是一头肥壮的牛在水边草地上小憩,寥寥几笔,形象、简洁、生动且直观,情趣盎然,将中心意图传达给读者,由此可见,当时的商业广告已具有相当的水平。
《申报》最初的广告大多是将外国洋行、商行的拍卖告示、商品介绍直译过来,插图也是西洋风格的。进入19世纪80年代,随着金融广告、书籍广告、药品广告的增加,广告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西洋式的插图及直译文字逐渐被中国风格的插图与说明文字取代,与一般市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广告也逐渐多起来。
《申报》、《新闻报》还常出本埠增刊和本埠附刊,其重要位置都成为广告大显神通的地方,每则广告从一个角度介绍商品特点,必要的绘图,再附以说明。 标题除直接点题外,如1907年4月1日《东三省日报》中的“本馆新出小学报”,而奉天老福顺堂的“官验咳嗽药”中的“官验”旨在表明此药的可信程度,以期引起好感争相购买。
《东三省公报》采用整版均匀分为上下两部分,相背排版,经两次折叠后像小册子,体积小,不但方便阅读,而且利于携带。新闻和广告各占一面整版,有中缝,但也被安排成广告。小面积广告只在标题画框、涂黑、绘制花边以突出广告主体。稍大面积广告,例如“克隆元记”将所售自行车和“胜家公司”商标图案加进广告,通过图文并茂广告吸引读者;“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预约广告”,文字中主要内容区别一般内容用大字体,防止密麻麻连成一片,读者失去兴趣。刊登广告的目的是为盈利,清末的商家早就有此意识,想尽一切办法在方寸之间大做“文章”。
1906年12月28日和1907年2月5日《东三省公报》其中诸如“最新小说广告”和“关东印书馆告白”等都是持续刊登,商家不吝惜广告费用,在报纸上大加宣传,以期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三家广告放在报头下面,虽无图,但标题的设计绝不雷同,用词简洁,各有特色,藉以吸引目标消费群体。
商家在某种新货品上市前便邀请广告专业人士策划设计出一整套广告,定时发布。首次广告往往用较大篇幅,甚至整版,随后安排刊发一组系列大小不同的广告。每则广告力求从某一角度介绍商品或服务。虽然印刷水平所限,但丝毫不影响广告的创意,即使没有画面,美术字体的设计书写也悉心处理,工整完美,大量丰富的广告,呈现给读者一个个多彩的商品信息世界。浏览一下,不难看出,当时店铺商家在销售与经营上的宣传意识浓厚。将创意动机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欣赏中,溢美的广告词更令人为之心动。报纸不吝惜为广告提供充足版位,并时常在一版刊登整版广告,条框分割大小广告,字号、字体、行文都进行了颇具匠心的技术处理,简洁大方而非杂乱无章,赋新意,巧心思安排版面,使各单元内容穿插有序,井井有条。各类广告,被统一安排在版面内,广告与新闻“井水不犯河水”易于查找,需要的人自然要看,不需要的人可以翻过去,能达到宣传目的,也对广告的接收效果起积极作用。 报纸都十分重视小广告刊发与编排,小广告对于报纸本来为附属,因其价廉的原因,吸引商家争相刊登,量多,对于报纸来讲,收益自然可观,因此非常愿意使其占有一席之地,以凸显报业广告繁盛与丰富。
四、报纸广告的竞争
《申报》的经营方式是扩展广告业务,积累发展基金,从创刊号起就登有广告,信局、笔庄、书店、字画装裱店、客栈、车马店等,后来洋行和银行广告增多。1873年,《申报》广告版出现了各华商经营的代理行及各货号的广告和外商经营日用品、五金机械、西药等进口货广告,《申报》广告文字精练,篇幅短小,一般只说明什么单位出售什么商品或办理什么业务。为节省版面,1873年底,广告均使用五号字体排版。同时,广告版使用木刻字体作显著标题,还用木刻画、铜锌版字体和图画来吸引读者。到1880年前后,广告版内除一般商业性广告外,还新增了“启事”、“声明”、“寻人”、“告示”等为社会服务的广告。由于《申报》重视刊登新闻、论说,又设有文艺副刊、广告栏目,因能满足各阶层需要而深受欢迎。不少商人愿意在《申报》上登广告,推销商品。
《申报》创刊不久,便执广告媒介之牛耳,并长期居于广告媒介的领先地位。广告在版面中占的比例也逐年上升,一般都在50%以上,其中多数是外商广告。 1893年2月17日创刊于上海的《新闻报》,是由中外商人合办的,以后又曾多次改组,全部股权转让于华商。该报以经济新闻为重点,打开了报纸的市场,至辛亥革命前,销量已超过《申报》,从此销量一直居于上海各报之先。当时习惯上将其与《申报》合称“申新两报”,两报之间在广告方面是竞争对手。该报常以工商界的代言人首居,比较着重商业新闻、商界动态。 在《申报》和《新闻报》等带动下,各种报刊纷纷效尤,从而改变了报刊广告的单一形式,大大增强广告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使广告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五、广告词汇的出现
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当日即在报头下刊登“本馆告白”:“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岂不善哉……四方君子进而教之匡其不逮实有厚望焉。申报主人谨白”和“本馆条例”。这里所谓的告白就是广告,当时在《申报》上登广告叫做买“告白”。但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告”与“告白”同时出现在一张报刊上。《新闻报》中报头旁“告白刊例”和右下角“澄衷蒙学堂告白”广告,1901年的报纸广告还找不到“广告”这个词汇,但刊登、发布及阅读者全明白,“告白”即“广告”。直到1906年,在发布的《政治官报章程》中以“广告”两字代替“告白”广告一词正式使用。1906年以后,才逐渐与世界统一词汇称为“广告”。再看遍布大江南北的报纸广告,“广告”已开始见诸报端,只不过起初“广告”是和“告白”一同出现的。《申报》煞费苦心告诉读者读“申报”的益处,无人购买和阅读,自然没销量。而事实也证明了其广告的效应,起初《申报》广告多系外国广告客户,自光绪20年以后,不论中国或外国商人,凡是在上海销售的商品,无不争相刊登广告,使广告量呈几何级数上升。
1906、1907年的《东三省日报》,报纸的“告白刊例”,下面紧挨着就有“广告”和“告白”,如此在同一版面上“和平共处”,也是过渡时期的正常现象。以后的报纸“告白”除在报头处出现,广告版中就逐渐销声匿迹了。《东三省日报》有整版广告加新闻中缝广告,还“不取分文”赠送广告版。报纸排版不再整版上下相背印刷,在报头处除刊登“本馆告白刊例、本馆定报例、本馆代派处”之外,“登告白者鉴”别出心裁:“本报现已改良所有登载广告,亦皆大加扩充,如有愿登广告者,本馆无不克己,以答诸君之惠顾,请即速来面订,迟则纸满额多,幸勿见怪”。
六、广告公司的出现
报纸广告蓬勃发展以来,必然带来广告业本身的竞争,广告主与广告经营者逐渐分离,从而促使广告代理商出现。广告代理商最早是以报馆广告代理人和版面买卖人的形式出现,后来演变为专营广告制作业务的“广告公司” (规模较大)、“广告社”(规模较小)。商品竞争日益激烈,使广告客户不满于在本地区报纸上作广告,而是期望发布到全国各地报纸上,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广告代理人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申报》在创刊号上曾特意申明,外地广告由卖报人代理:苏杭等处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该卖报店司人说明……并须作速寄来该价,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卖报人”可算是报馆广告代理人,“饭资”即广告代理费。
广告代理人开始只是跑跑腿为报馆招揽业务,从中收取佣金。广告代理前身即广告代理人,是代表大众媒介从事广告推销工作,给报纸推销广告从中获得酬金,为客户购买广告版面,广告文字、设计工作仍由报纸承担。从此报馆不再从事广告推销工作而把精力放在经营上。由于这项工作有助于增加报纸的收入和提高报纸本身的效率,广告代理工作受到报业的欢迎。 广告代理人原以个人名义为报纸承揽广告和为外商承办广告,后来报纸广告业务不断扩大,报馆纷纷设立广告部,广告代理人有的成为报馆广告部的雇员,有的则独立经营广告社或广告公司。随着业务发展,报纸广告特别重视广告版面画稿设计和文字撰写。由于创办广告社和广告公司,不需要很多资金和设备,为此广告代理商发展很快。广告代理商产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广告的需求在不断地增加,它的出现使广告业务逐步形成一个新兴的行业。
较大的企业在报纸等媒介刊登广告多,一般设有广告部,专门负责设计广告。例如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是广告大户,几年在《申报》等报纸上每天刊登广告;有的使用广告较多的企业不设广告部,但广告有专人管理;有的舶来品在我国销售不是经过分公司,主要是通过发布广告来推销商品;也有的公司是通过经销商发布广告;民族资本规模较大的企业也设立广告部,如1905年创办于香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规模较次的企业虽不设广告部,但广告的设计往往有专人负责,同时管理广告工作。
大的广告公司雇专业撰文人员和画家绘制广告,中小型的多委托自由职业者承绘广告,广告代理商承包报纸广告版面享有优惠折扣,按常规办法,报纸给广告公司的佣金是百分之二十,承包版面则享有较多佣金,和报纸关系密切,享受优惠也较多。大的广告代理商都能从事广告的整体策划。有些长期刊登报纸的广告客户,一年预算确定并签约后,只须按期发稿即可。为密切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有的广告代理商经常去访问客户,为客户出谋献策。但也有少数广告代理商,在经营上不择手段,凭一张嘴两条腿到处招徕广告,甚至拉拢腐蚀主管人员,因此就出现有的广告代理商受客户欢迎和尊重,而不少客户则在门口悬牌,拒绝接见广告招徕人员。
广告代理的产生,改变了广告的经营方式,而后又出现“广告批发代理”向多家报纸预订固定广告版面,然后再将广告版面分售给不同的客户,广告价格可由广告代理自定。这样一来广告代理就成了报纸的独家广告经纪人。假如客户想在某报纸上刊登广告,首先必须委托广告经纪人代理。后来许多报纸成立自己的广告部门,广告版面不断扩大,可以直接从客户那里取得广告订单,广告批发业务也就受到遏制。广告代理商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制定新的经营策略,即从单纯为报纸推销广告版面转而为客户制定广告计划,撰写广告文字、设计广告版面,由于广告代理商把单纯的广告代理范围转向为客户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受到极大欢迎,从而推动广告公司发展。
随着广告公司业务的发展和不断壮大,在广告代理业务的演进中,又出现“传播媒介”、“中间人”,这种“中间人”是广告客户或广告代理公司在与媒介打交道时的联络人。由于他们与传播媒介有较深的关系,有些广告客户或广告公司都愿聘请或雇用这些中间人,也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广告公司自己设立专门传播媒体部门,其中间人地位也开始动摇。
近代报纸在我国存在将近一个世纪,它对当时社会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其出现和发展,使广告传播范围扩大,传播手段和广告制作技术等得到改进,为现当代从事报纸广告活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法。
⑶ 请问:北京近代第一份中、英文报纸各是什么谢谢~
中国近代报刊的时间范畴,一般认为是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出版)到1915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1]我国国人独立创办报刊,最先是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但此报存在时间很短。随后,1874年1月,由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在香港主持创办《循环日报》,同一时期,报人容闳在上海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汇报》。对此,关于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时间颇有争议。倪延年、吴强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提到:“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当然,这一标志的出现不是突发性的和偶然的,而是先人们(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创办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
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清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50年8月3日)由美国波佛梅公司广告商人亨利·奚安门创办,自任主笔兼发行人。该报是鸦片战争后最早在中国创办的外文报刊,每周六出版一期,印数仅100多份。每期对开一张4版,内容一半为广告和进出口贸易统计,另一半为评论、新闻和读者来信。1859年起该报成为英领事馆及商务公署发表各项公告的报纸,租界工部局的文告、新闻公报及付费广告也在此周刊优先发表,有“英国官报”之称。清同治年间,太平军起义,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率部攻打上海时,该报虽标榜“局外中立”,但却提出“公正而非中立”的论点,肆意干涉中国内政。1864年英商字林洋行创办英文《字林西报》。《北华捷报》虽继续出版,但已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名称、篇幅、内容、读者对象、办报方针等方面都有改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该报停刊。
《上海每日时报》 《上海星期时报》(1861~1862)
《上海每日时报》(Shanghai Daily Times)和《上海星期日报》(Shanghai Week Times)都是英商天孙洋行于清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61年9月15日)创刊的外文报纸,主笔斯密斯(J. M. Smith)曾任英文《北华捷报》编务。这两份既有日刊又出周刊的英文新闻报刊,始终把字林洋行出版的各种报刊作为竞争对象,也是《北华捷报》出版10年后遇到的第一家竞争对手。
两报出版仅半年,1862年4月,报馆主持人温特囊括了报馆资财和读者订阅报纸的预付金,逃逸无踪,两报只能同时宣告停办。
《字林西报》(1864~1951)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于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创办。它的前身是英商字林洋行主办的英文《北华捷报》的附刊,创办不久,由于经营管理得当,《北华捷报》反成《字林西报》的附刊。
《字林西报》初创时仅为对开4版一张,后扩大到18~32版。内容以刊载通讯报道、时事新闻和有关中国军事新闻为主,公布上海租界当局政治、法律、商业等方面的法令通告,还以大量篇幅刊载商业广告、船期信息和市价行情。《字林西报》及其前身《北华捷报》因创办时期早,与上海外侨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英国路透社在上海建立远东分社后,《字林西报》又取得了垄断该社电讯稿件30年的特权,直至英文《文汇西报》总董开乐凯(John Dent Clark)抗议后才被打破。《字林西报》还购买了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稿,使该报刊登的新闻迅速、翔实。该报同时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新闻通讯网络,免费向教会传教士寄赠《字林西报》,换取各地教会传教士提供的通讯稿件和情报。该报还经常就中英关系、中国政局以及其他时事问题发表意见。如要求清廷实行门户开放,反对太平军起义以换取清廷允准英国在华特权。它对中国维新派表示同情,反对慈禧擅权。在谴责统治者残酷镇压革命的同时,又主张对起义者实行镇压;日本侵略中国影响了英国在华利益时,赞成中国抗战。作为英商民办新闻报纸,代表在华英国商人的利益,但某些观点有时也与英国官方相悖,如反对英国政府在华走私倾销鸦片的政策;在租界政权建设方面反对“自由市”计划等。随着报业的发展,字林西报馆的印报机器设备不断更新。民国13年(1924年)在外滩地段建造十层高的字林大楼,与当时英国在上海的恒丰银行隔街相望,形成“北掌文权,南扼财权”之势,霸踞上海十里洋场的局面。该报机器设备已可与当时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媲美,成为英国海外报系中最大的报纸。民国19年(1930年)哈维德任主笔后,对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漠视态度,曾遭禁售处罚。九一八事变初期,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因未侵犯英国在华利益,故新闻报道只作“纯客观”报道,不加评论。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南侵,严重威胁英国在华利益,《字林西报》态度转变,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同情。八一三事变后,该报目睹日军暴行,激起义愤,大量报道日军残暴和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罪行,对国民党政府一味退让的不抵抗主义也进行批评。上海沦为“孤岛”后,《字林西报》和上海其他主张抗日宣传的报馆一起,受到敌伪特务机构的威胁恫吓。该报坚持正义,如实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日军进占租界,《字林西报》被封。
抗战胜利,《字林西报》在留守上海的记者葛立芬主持下,先以号外形式使该报与读者见面,随即正式复刊。原总经理戴维斯、主笔格兰佛斯从日军集中营获释后,重返上海报业。该报复刊初期为4开4版,不久扩为12版。主要读者为外国侨民和中国知识界人士。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该报报道谨慎小心,力求客观。但1949年4月24日因刊登“共军占领苏州、常熟”的新闻,被国民党军方以“混淆视听、扰乱人心”的罪名,禁刊三天。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报继续出版,后因刊载“本埠航运停止”“长江口外恐已有水雷”的失实消息,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告。1951年3月31日该报宣告停刊。
〔字林西报大楼〕
《中国之友》(1866~?)
《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1月)由广州迁来上海,以晚刊形式出版,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英文晚刊,也是当时上海英文报刊中唯一同情太平军起义、反对英法各国干预中国内政的新闻媒体。英人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一书中引证的事例,多数来自该报刊载的材料。停刊原因及具体时间不详。
《上海通信晚报》(1868~1875)
《上海通信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创刊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以后,原名《上海通信报》,何时改名不详。该报由英人休兰主笔,4开4版铜版纸印刷。一版刊登中外商行的广告、海关布告、邮政公告;二版是中外各类消息,新闻简报和社会新闻;三版为中英文对照的商务广告;四版刊登船期公告。刊登广告多数为国外商品。为了与《字林西报》讲行竞争,该报特别注重中国国内新闻的报道,聘用一批华人记者,同时在中国各大城市派驻通讯员,建立了一个较完善的通讯报道网。报纸评论多数为休兰执笔,文章通畅生动,富有哲理性。
清光绪元年(1875年)休兰去世,因无继承人,该报被拍卖,由柯春洋行主办的《西风日报》收购。
《文汇西报》(1879~1930)
《文汇西报》(The Shanghai Mercury)于清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1879年4月17日)创刊。创办人开乐凯和布纳凯·李围登。该报是中国最先使用煤气引擎轮转机印刷报纸的报馆。
该报刊登新闻不求周全完备,而讲究哄动效应。光绪十一年(1885年)还一度出版发行英文《文汇早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该报兼并了另一家英文《晋源西报》,把原在《晋源西报》附出的英文周刊《华洋通闻》也并入《文汇西报》,继续出版至民国19年(193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文汇西报馆改组为文汇西报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开乐凯任公司董事长兼报纸总主笔,曾赴英国路透总社抗议路透社新闻稿被《字林西报》垄断一事,交涉获得成功,从而丰富了该报的报道内容,日俄战争时期,该报接受日本佐原笃介以个人名义投资入股,从而使日本资本在该公司逐渐扩大。民国6年(1917年)时日资占全部股份的半数,美国资金占三成多,英资股份却已不足二成,使得该报沦为日本利益作宣传的舆论工具。由于该报在报道中一味偏袒日方,为广大读者不满,声望日益下降,虽多方努力并频频改组董事会也无济于事。民国19年(1930年)6月11日,公司董事会决定停办该报,8月被美商《大美晚报》收购。
《捷报》(1894~1912)
《捷报》(The China Gagette)是清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94年7月2日)创办的英文晚刊,馆主亨利·欧希英原是印刷厂主,创办该报本为扩大经营业务,刊登的新闻报道也是为了招揽广告业务。因此经常有登载其他报刊不愿刊载的批评英领事馆或租界当局的稿件,吸引读者。
该报在民国元年(1912年)停刊,具体原因和时间不详。
《赛胜猎报》(1897~1903)
《赛胜猎报》(Sport and Gossip)译意为英文《体育与清谈报》,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旅沪外侨在我国最早创办的英文体育报刊,周刊。用绿色纸张印刷出版,主要供旅沪外侨周末消闲之用。英文《上海泰晤士报》出版后,该报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并入《上海泰晤士报》,改称英文《上海泰晤士报·赛胜猎报》,成为《上海泰晤士报》周末出版的一个附刊。
《上海泰晤士报》(1901~1944)
《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于清光绪二十七年正月(1901年3月)创刊。美国人鲍尔(一说为美国人白许)创办,为美国在华利益服务的英文日刊。聘英人托马斯·高文为主笔,法商东方出版公司发行。
该报创刊初期,曾刊登过许多有关义和团起事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及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等报道,反对瓜分中国,主张对中国实行利益均等、门户开放政策。日俄战争期间曾发表一系列偏袒沙俄的文章。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该报开始接受日本方面的津贴,同时还由清廷江苏官署每年津贴该报银洋一万元,从而成为亲日亲清廷官方的外文报纸。民国3年(1914年)该报归英国人诺丁汉姆所有,聘侯普为主笔。
民国十年(1921年)该报增出周末版,每天出版16~24版,周末增至44~48版,日发行量为4000份。由于其亲日立场,加之各地无得力的通讯员,报纸影响远不如《字林西报》。民国30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泰晤士报》虽曾一度与其他外文报纸一起停刊,但不久宣布接受日方领导,成为日本占领区唯一的英文新闻报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日本侵略军摇旗呐喊,为虎作伥。
民国33年(1944年)春夏之交因纸张短缺,该报每周一、二、四版改出半张2版,维持至同年9月1日宣告停办。抗战胜利后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政府接收。
《以色列信使》(1904~1936年)
《以色列信使》(Israel's Messenger)于清光绪三十年三月初七(1904年4月22)创刊,由侨居上海塞法迪犹太人发起,尼西姆·埃兹拉·卞雅悯主持兼任主编,周刊。宣统二年(1910年)初曾一度停刊,原因不详。民国7年(1918年)10月27日复刊,民国25年(1936年)停刊。
英文《以色列信使》报也有译作英文《犹太月报》或英文《犹太日报》,是上海犹太复国会和犹太民族中国基金会的喉舌,反映上海犹太人士的观点。民国7年(1918年)由于旅沪的俄罗斯犹太人另办了一张俄语周刊《我们的生活》,所发表的观点主张与旅沪犹太人并不一致。出于舆论需要,才恢复英文《以色列信使》报的出版并改出日报。该报在发行过程中,一直得到上海人民的友好帮助,国民党当局也从未过问,因此这张鼓吹犹太复国的新闻报纸在上海一直出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民国25年(1936年)才停刊。
《大陆报》(1911~1949)
《大陆报》(China Press)于清宣统三年六月二十六日(1911年8月20日)试刊,九天后正式出版,日报。美商密勒、费莱煦、劳合等人和中国联合组织的中国国家报业公司筹备出版。中美双方各拥有一半股本,中方投资者有原驻美国大臣伍廷芳、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跃等。费莱煦任经理,密勒任主笔,劳合任广告部主任。该报言论代表在沪美侨的利益,消息报道繁简得当,迅速及时,文笔活泼轻松,为上海最早的美国式编排的报纸,颇受读者欢迎,发行数一度超过《字林西报》。
该报虽系中美双方合办,但创办初期中方股东因国内政局不稳,无暇顾及办报,大部分股权转让给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和保险业的美国公司,该报经营大权也逐渐转为美商拥有,后因当时经营者管理不善,报纸内容贫乏,发行量大跌,主笔一再易人也难见起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政局在北伐战争后已显平稳,因此董事会决定在民国19年(1930年)10月将该报全部股份转让给中国报界人士张竹平。董显光任主笔,张竹平任总经理,成立董事会,中美双方各4人组成,美籍律师何尔公任董事长,在美国德拉瓦州注册。翌年董显光辞职,孔祥熙控制了该报大部分股份,聘杜月笙任董事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报停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陆报》复刊。民国36年(1947年)9月孔祥熙雇美国律师阿乐满出面,将该报转向美国驻沪领事馆注册,民国37年(1948年)12月又委任阿乐满为该报的发行人兼总编辑。1949年上海解放,该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报纸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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