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敌证书

Ⅰ 关于一些世人忘记南京大屠杀的作文

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是一座千古奇耻的纪念碑；这是一个“国穷民穷被狗欺”的有力见证，这是30，0000中国人生命的终点。在70年前的南京，短短的六个星期内，它经历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便是后来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华裔美籍作家张纯如深入探究此事，写出了让世人震惊的《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中文译本为《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全面严谨地论述并分析，是一本极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对提醒世人勿忘这次亘古未闻的空前惨剧，起到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世作用。 日本人对南京的洗劫，是一个可怕的事件。集体屠杀士兵、杀缪并强暴数十万平民，兽行的发生违背了所有的全部战争法则与惯例。如果就其残忍程度与暴虐规模来说，也是世界历史上此类事件中排最前面的。 南京大屠杀一直保持一个模糊时间的状态，不同于在日本出现的原子弹爆炸，或是在欧洲上演的犹太人的大屠杀。南京屠城的恐怖景象，事实上很少被亚洲之外的人们所知晓。正因为如此，许多日本的政治家、大学教师以及工业界的领袖们，他们不顾大量事实的存在，死死地一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不曾发生过。他们不想让西方国家知道他们丑恶的罪行，于是，他们开始了对历史别有用心的歪曲。他们数十年来系统地从他们的教科书中，肃清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参考书目，搬走了展览馆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源资料，而且从大众文化中去除任何有关此次大屠杀的痕迹。 任何想使记录不会掺水的尝试，必须遮住阳光，于是就见不到作为一个民族，在面对整个这一时期他们行为纪录的时候，日本人在想尽办法安排、培育和维护他们的集体“健忘症”。他们还在精心培育的神话中，把国家的角色伪装起来，声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受害者，而不是战火煽起人。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造成日本人民的大恐怖，帮助这种神话调换真相。
但是，想想看，我们难道就没有错吗？
在一次被俘虏的过程中，我们有一支很强的武力——超过两个日本团，为什么一点也不曾尝试抵抗，就轻而易举地变成了俘虏？这么多部队的长官，他们都跑哪里去了。两个日本的军团，在我们7000名俘虏已经被解除了武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决定奋起反抗，他们的部队就会消灭的！为什么我们不发起反抗？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投降？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逃避!
如今日本人不但没有承认自己当年的错误，而且教育他们的后代这是他们的光荣。这天大的耻辱啊！中国要扭转乾坤这个重担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记住中国人的耻辱，发愤图强，挽回祖国的尊严。

Ⅱ 南京大屠杀（高分悬赏）

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
这部日记的作者东史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一九三九年九月因病回国.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一九四六年一月回日本.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共有五卷三十七万字.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西本(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暴行: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我们又离开了马群镇.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
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澎!"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
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走路了.战后,东史郎回到日本,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富裕.一九八七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同年十二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读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但东史郎及其家属不惧威胁.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在侵华战争期间,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东史郎无疑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双手也曾沾上了我同胞的鲜血.但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东史郎能在半个世纪后,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勇于站出来对侵略战争反省,向中国人民谢罪,并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这需要相当的觉悟和勇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正义行动.
东史郎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他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残暴行径.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桥本没有提出异议.一九九三年四月,在一些原日军将校的精心策划下,桥本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青木书店和该书编辑下里正树,诉讼至东京地方法院,要求登报公开道歉并支付损害赔偿金两百万日元.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为桥本恢复名誉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迎合右翼势力的意图,鼓吹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并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作出判决,认定《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水塘","邮袋","手榴弹"等记述为"虚构",判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东史郎等"被告"败诉,各向桥本赔偿五十万日元.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东史郎日记》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败诉后,日本友人专程来宁,主要就一审涉及的"一九三七年时的邮袋能否装下一个人","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是否有水塘"和"手榴弹绑在装有中国人的邮袋上扔进水塘,爆炸后是否对岸上加害者构成危害"三个问题调查取证,得到社会各
界的极大支持,人们纷纷举证,为上述三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这些证词证物,一一转交东史郎案律师团,成为《东史郎日记》案的佐证.
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101号的原最高法院旧址(现江苏省商业厅),就是《东史郎日记》记述的当年的惨案发生地.从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今,南京市民共提供三十三种四十二件当年地图以及历史上的两张航拍照片,均证明原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确有水塘.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江苏省和南京市邮袋调拨局出具的关于邮袋尺寸,质地和字样的证明书,证明当时的邮袋确能装下一个人.南京理工大学徐云庚教授,是我国手榴弹研制专家.一九三九年,他曾在汉口兵工厂改制了攻防两用木柄小型手榴弹.他证明,在此之前,中国军队使用的手榴弹均为老式木柄手榴弹.其引爆时间为五秒～七秒,杀伤半径为五米～七米,并提供了当年手榴弹的构造图和技术资料.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在江宁县上峰地区进行了手榴弹爆炸试验.
主持这次手榴弹试验的爆破专家吴腾芳教授说:"试验的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吻合,对加害者不会构成威胁."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再次为《东史郎日记》案进行手榴弹水下定点爆炸试验,试验结果验证了《东史郎日记》记载的真实性.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刘庆宁,李巧宝对手榴弹爆炸试验做现场公证,并出具《公证书》.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桥本光治的律师高池胜彦及支持者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场上打出"南京虐杀捏造裁判胜诉"的大字标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消息传出,全世界正义人士深表震惊.人们对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史实,颠倒黑白的不当判决表示惊讶,遗憾和强烈的愤慨.国内外新闻媒体及和平友好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东史郎的正义行动,纷纷谴责东京高等法院的无耻行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次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发表评论: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
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惨绝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任何企图否认这一史实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强烈谴责.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历史,尊重史实,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邦造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注意到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表态.但必须指出的是,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抹杀不掉的.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和反省历史,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了把历史的真实告诉世人,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纪念馆遂授权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主要鉴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近年来,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比如,从受害证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照片集》,《南京大屠杀档案集》等;从第三国证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拉贝日记》,《外籍人士证言集》等,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于一些书籍中的原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外,目前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书籍,《东史郎日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鉴于日文版《东史郎日记》是个节选本,字数约为二十万字,而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则是采取直译全文的方式,试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使人们除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外,还能够了解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的侵略和屠杀暴行.
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国内总有一部分人,一直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史实,采取遮遮掩掩,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企图否定和抹杀历史的地步.作为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东史郎,从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写的日记公开出版,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又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批驳.
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八十六岁高龄的东史郎,为了正义和维护历史事实,毅然向东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诉.《东史郎日记》案是一起为期六年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诉讼;是一桩涉及六十多年前历史而又未能按历史真实审理的并非普通的民事诉讼;也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坚持反动历史观的邪恶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较量.《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与发行,既是为关注和支持东史郎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肯定和支持.当然,由于当年的东史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其日记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是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阅读这本书.在这本日记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以及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着尊重作者和忠实于原著的原则,我们要求译者对作者提供的日记手写原稿全文进行直译,不作更改.只是考虑到日记中所涉及的人多数还健在,所以,我们
对其中的人名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原稿中的原有人名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本书正文中插图均为东史郎手绘.书中照片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本书译者多为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教师,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封面、封底

Ⅲ 赵一曼受刑是真是假

为了从赵一曼口中了解抗联的活动情报，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派员把赵一曼从珠河县转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押。这是一座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的洁白、庄严的西欧古典式大楼。在那里，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对赵一曼进行了“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
“甚至剥光全身进行羞辱，”
据敌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女士的情况报告》记载，到哈尔滨内后，日本宪兵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警务厅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和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一共4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他们认定：“赵一曼女士，这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中国女性。不是普通的农家妇女，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见到她，你都能很快在众多的人当中看出她别于他人的风度。”“肯定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在*里占有重要地位的责任者。”
“既然逮到了，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
特务科的日本宪兵为了逼迫赵一曼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
据记载，刑讯前后进行过多次，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先采用包括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筷夹手指、脚趾、拔牙齿、压杠子、扭胸肉、搓肋骨、……等“轻刑”。轮番折磨赵一曼，让她长时间疼痛难忍、汗如雨下却不昏迷。以此来迫使赵一曼开口，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她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和誓死抗日的决心，每次审讯，她总是坚定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共党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员，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们不用多问了，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日本宪兵又多次采用更残酷的酷刑，严刑逼供。从查到的档案看，所记录的文字十分惨烈，每个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血和泪，惨不忍睹：
“……把竹签一根一根地扎进指（趾）甲缝内，再一根一根拔出来，换成更粗更长的签子再一根一根扎进指（趾）甲缝内，再……；改用铁签，烧红后扎进一个个指（趾）甲缝内；最后，把翘裂开的手指、脚指甲一片片拔下来，用钳子反复敲打指（趾）头，把一个个带血的残废指（趾）头慢慢浸入盐水桶里……；从下午一直行刑到深夜。”

“……一口紧一口地往下灌辣椒水和汽油、肚子鼓涨的似皮球，再用杠子在肚皮上一压，灌进去的灌辣椒水和汽油又全从口鼻和下身溢出来。反复数次……；”
“……不断地用鞭子把儿蘸着粗盐捅她手腕和大腿上的枪伤伤口，是一点一点地往里拧，碰到骨头后再不停地搅动伤口……；”
“……用烧得暗红的烙铁，烙烫赵一曼女士的乳房，烧得皮肉
“滋滋”的响，大量的青烟不断地冒出来。烙铁由红变黑，又放进火盆里烧，烧红再摁在乳房上烫，被烤焦的乳房处脂肪熔化的油一滴一滴地流出来。……赵一曼女士脸色灰白，冷汗涔涔而下，先是狠狠地瞪着审讯她的人，未发一声呻吟。渐渐地明显支不住，昏迷了过去。审讯室里充满了刺鼻的皮肉烧焦的糊味……。”

在长时间的刑讯中，面对拷打，“赵一曼女士一直狠狠地瞪着审讯她的人，闭口不语，受过多种酷刑从没有开口喊叫一声。”
“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摧垮其坚强意志，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人物的尊严。”
日本宪兵“觉得很没面子，伤了日本军人的自尊。”
……只有电刑（第一次）“总算使赵一曼女士开口喊叫出声了，”
“找到对付赵一曼女士的办法了。”
1936年4月末，日本宪兵对赵一曼实施第一次电刑，日本宪兵将赵一曼的手脚绑在刑椅架上，然后将电极一端夹在赵一曼的双腕，另一端夹在脚髁上，对她施以惨绝人寰的电刑。据当时的审讯记录记载，当电流快速通到赵一曼身上时，
“可以清楚地看到赵一曼女士的身子开始发起抖来，浑身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随着电流变化节奏的加快，在这之前长时间的刑讯中受过多种酷刑从没有喊叫一声的赵一曼，这时也“难受得不停颤动，张大了口，不自觉地发出极度痛苦的凄惨呻叫，”最终也忍不住“发出厉声惨叫”，而且“叫得越来越厉害，全身肌肉紧绷，身体弯成弓形，整个胴体象筛糠一样。”

Ⅳ 惠州市第三中学的历史沿革

省立三中设于清代享誉岭南的丰湖书院遗址。地处西湖，得湖光山色之秀，环境幽美。嘉庆间（1801）宋湘为书院大门题联，以“人文古邹鲁，山水小蓬瀛”称誉，确实恰如其分。
学校的历史沿革源远流长。光绪二十九年（1903）知府沈传仪将丰湖书院改办惠州府中学堂，开创了东江地区近代教育的历史。民国元年（1912）十月，改名惠州中学，校长林善儒。次年，经广东省长公署教育司批示，定名为广东省立第三中学；委苗致信任校长（苗于1926年离职后，校长接替顺序是：黄瑞安、叶秉机、陈希哲、林善儒、张世煊、邓水华、张燊霖，孔宪瑗、黄国俊、王学潜）。
民国十一年（1922）因军阀混战，学校惨遭毁坏，迁址府城金带街陈家祠。民国十七年（1928）迁回原址，大修校舍，并将黄塘寺改建，增作教室、宿舍，扩建体育场，加宽校道（即现西湖黄塘堤），充实教学设备。民国廿七年（1938）经省教厅批示，学校更名为广东省立惠州中学，校长黄佩伦。是年秋末，日军侵犯惠阳，学校迁址紫金县蓝口圩，又改名广东省立东江临时中学。
自民国初年至三十年代末，广东断续被军阀盘据，教育经费无从固定。该校虽是省立中学建制，但长期来，除特大的修建费得省厅批给一些之外，常年经费均由地方筹给。如民固十七年（1928）学校迁回原址扩建校舍，校长陈希哲将自己座落金带街高屋巷的祖屋变卖，支援复校。该校民国廿一年（1932）的概况年报中表明：全校教职员工25人，学生364人。全年支出经费共毫银36386元。这些支出都是收学生的每期学费（高中5元，初中4元）、宿费（1.5元）和城区范围内的筵席捐、生猪出口捐、码头捐、铺票抽彩（赌捐）、屠捐附加等地方税捐收入来解决。
该校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辛亥革命中有学生八十余人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之役”，盟员学生梁镜球、林良辅、林典煌三人赴广州参战，事败后撤回惠州。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后，东江一带人民掀起“光复”斗争，该校盟员学生廿余人分赴博罗、河源、龙川、紫金、海丰等县组织、领导当地民军起义。11月8日起义民军拉开光复惠州城的战斗序幕；次日，民军与清军麈战于马鞍，该校盟员学生廿余人参战。由陈经任先锋，领队攻取馒头岭，直至弹尽援绝，不幸被俘。当日下午陈大义凛然，从容就义于府城十字街口。10日，民军攻克惠州县城。是役由盟员学生严辉墀、钟宜刚、林树人等领队，几经血战最先攻入县城，林树人腿负重伤。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省立三中学生最先发动组织惠州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城学生进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一时，“废除不平等条约”、“惩办卖国贼”、“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怒吼震撼着惠州这个古老名城。该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在城内雷厉风行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时达数月。6月间该校学生组织宣传队，分赴城乡各地开展巡回宣传，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教育。时值酷暑天，学生们胸怀爱国热忱，宣传活动频繁，不幸李博济、何寿仁、陈肇嗣三位学生中暑不治，为国事献出了生命，深得崇敬和惋惜。惠州各界为他们联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该校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惠州新学生社”，成员发展到百余人。他们大力开展宣传，教育群众拥护“三大政策”；联合各界宣传募款支援“省港大罢工”，派出成员参加惠阳的工运、农运、妇运，当中林宝良、谢鸿恩、韩跃汪、赵伟强四位学生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谢鸿恩在广州广东区党委机关工作，被捕入狱，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害，血洒广州天字码头。其时，惠州城同样是血雨腥风，充满白色恐怖，但该校的“新学生社”成员并未吓倒。除敌人注目的学运骨干林宝良、骆景仙、曾统等奉命潜离意州，转移到潼湖“四大半围”参加当地农运外，其余成员以秘密机动方式坚持斗争。1928年3月，在府城制造了震撼敌人的“湖园、惠波楼炸弹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间，该校学生在全国人民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感召下，率先由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同学停课两周，走出校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上半年，该校学生自治会作为惠阳学生社团代表，联合各界组织了“惠阳各界抗敌后援会”。以该校学生为主干力量，开展声势浩大的救亡宣传、抗日献金、抵制日货、查缉汉奸等工作。该校高三级全体学生组成若干宣传队，分赴惠、博、河、紫各县圩镇开展救亡宣传活动，有力地唤起广大农民团结抗日。几十年来，该校学生在每次革命斗争的历史时刻，总是读书不忘救国，和广大人民一道站在斗争的前列，就是洒热血、抛头颅也在所不惜。
民国十八年（1929）庆祝建校十八周年，校长林善儒特书“继往开来”四字刻石立柱，作为校训以勉后辈。这年月，丰湖之滨不时回荡着省立三中学生们纵情高唱的校歌：“古号循州，丰峰岭左，坡公南渡文明播。况此间，地枕西湖，如环绿水青山锁。桃李芳菲，春风婀娜。低徊今昔思无那。振衣长啸，榜山巅，鸡鸣不已来相知。”他们就是这样关心国事，发愤读书。当中人才辈出，有不少成为国内知名的党、政、军要人、学者、教授。如刘孟纯、李煦寰、廖尚果、林楚君、张良修、任国荣、曾生、黄焕秋、苗文绥等都是在该校接受中学教育的。
该校自创办时起，一直是东江地区最高学府。负担招收本学区高中学生，为全省十一所省立中学之一。学校拥有较强的师资力量。以民国廿一年该校师资情况为例：全校教员17人，其中高等师范学堂或师范大学毕业的7人、大学或专科学校毕业的9人、前清科举出身的1人。在三十年代期间，广东政局较为安定，是该校的鼎盛时期：办学也最具备这一时代的中学教育特色。三十年代开始，陈济棠主治广东，提倡“尊儒复古”、鼓吹“读书救国论”。该校于民国廿二年（1933）奉省教厅指令恢复“经训”科。初中各级读《论语》；高一二级读《孟子》，高三级读《大学》、《中庸》。“经训”是光绪廿九年（1903）学部颁布“癸卯学制”的课程，民国元年（1912）三月教育部颁行“壬子学制”已取消。民国廿五年（1936）陈济棠下台后，学校奉令取消该科。这期间学校的教学管理，主要采用每学期各级进行“甄别制度”，促使学生勤攻学业来保证毕业生的质量。民国廿年（1931）全省的省立中学质量评比，经省教厅派督学韩国清赴校检查考核，该校名列第五。民国廿二年（1933）该校第三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省会考，成绩排列第三。同年，经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与省教厅指令，该校正式成立“军事训练团”，对高中部实行“军事管理”。由省指令校长兼任上校军训团团长；派来少将军训主任一人，上、中、少尉教官各一人。高中一二年级参加军事训练。思想训练以“军人精神教育”为主；以中央军事训练总监部颁发的“陆军操典”为操练大纲。高二级军训合格发给军训毕业证书；军训不合格，不能取得高中毕业资格。民国廿七年（1938）七月，该校高二级的军训毕业生还奉省令赴广州参加全省高中军训毕业生集训，为期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