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英语专业，要写论文关于中西方死亡观的差异，如何找到英文文献应寻找什么切入点
去找相关的书籍来参考，应该充分利用图书馆文献。
Ⅱ 求一篇关于“东西方生死观”的论文
由对待安乐死看中西方生死观的差异
摘要:随着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的进步,安乐死成为凸入人类视野的新问题。安乐死的提出及由此引
发的纷争在西方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在我国,尽管医学界和理论界对此不乏研究,普通人却较少对此
进行认真思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西方传统生死观念存在差异:一是对死亡本质的思考不同;二
是珍视生命的目的不同;三是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不同。
关键词:安乐死;生死观;中西方差异
“安乐死”源自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为无痛苦死亡,现指病人处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
躯体的极端痛苦,而在自己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
全过程。安乐死的提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纷争在西方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中西方传统生死观
念的不同,尽管在中国医学界和理论界也不乏对安乐死的研究,普通人却很少去认真思考安乐死的问题。
本文拟通过对中西方生死观的比较,来分析造成中西方在安乐死问题上不同态度的原因。
一
对死亡的有意识回避是中国传统生命智慧的根本特征,它的思想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论
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一段关于死亡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对话:“季路问及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这段对话中,对死避而不谈,从逻辑上表
达了孔子重视生命的意向。孔子极少谈到死亡,《论语》中偶有对死丧的涉及,也不过是在考虑一件礼法
秩序中的社会事件。孔子的死亡理念对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如此,回避对死
亡及死后世界的思考,珍重世俗生命,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心态。
儒家的言论和典籍中充满了惜命养生的气息。《孟子·尽心上》中有“知命者不立乎危垣之下”之
语,其意即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生命、避免危险,以享尽天年。《荀子·正名》中更是进一步指出,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将生的欲望和要求视为人最大的追求与希望。《诗·大雅》载
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语,认为明哲之士都应该善于保养身体、爱惜生命。儒家后来的经典之一
《孝经》更是将保全受之于父母的生命当作孝的最起码要求。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儒家并不是把对生
命的珍视看作目的,重视生命是为了养亲,使双亲无忧;是为了延续后代,使宗族的祭祀香火不断;是为
了重于泰山的死亡选择,使人生价值能够实现。
把重生理论发挥到极端的是道家。道家提出了善生善死与自然相一致的思想。《老子》曰:“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内涵正是以“自然”为不能改变的最高境界,认为只有效法“自然”才
能保全生命、颐养天年。《庄子·大宗师》有“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俟我以老,息我以死”之语,
它道出的生死之理也充分体现出道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核心思想,其意是要人们顺化自然,达观生
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庄子对生命的漠视。庄子一方面徜徉于对生死问题理性的形而上的思索,认为生死
一体并无差别,以此消除人们对于生死一线的恐惧;但同时又将这种思索与世俗的、直感的养生思想巧妙
地结合在一起,劝诫人们尽可能地全生而避死,力争善生善死。《庄子·养生主》通篇所言不外就是养生
之道,认为人最首要的就是要保全性命。不过道家的重生与儒家显然不同,道家的重生纯粹是为己的,除
了保全生命、完善心性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道家的重生理论后来被道教思想家片面发挥,变成了一
种探求长生不老、肉体成仙之方的宗教实践,在更大程度上对人们的生死观念产生了影响。
佛教生死观与儒道两家原本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其基本主张是一切皆苦,唯有舍世间而求涅槃才可解
脱,可见死亡在佛教中并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然而中国化了的佛教———佛家思想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之间
Ⅲ 基督教生死观对西方的影响
希腊哲学中的生死观与宗教结合，成为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基督教继承了古希腊“灵魂不灭”的思想，注重终极(死亡)的天堂世界，而否定和鄙视现世世界中人的肉体生命。督教的教义始终贯穿着“原罪”的概念，它始于人类的先祖夏娃，因其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偷吃伊甸园里的禁果，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自此之后人类出生就背负着这种原罪，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赎罪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人的现世生命价值在于奉献、牺牲，为他人、为耶稣奉献自己的一切，这样死后才能进入天堂，获得不朽的生命，获得生命的超越。从这个角度看，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也是人生的目的地。基督教正是通过追求以上帝为精神象征的终极价值，来建立生存信仰体系，从而使人们摆脱尘世间的罪孽，实现世俗生存的价值，获得生命超越，达到永生之域。可以说，基督教把死提升为达到新的生命的途径。《马可福音》第八章便提到，耶稣讲:“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丢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丢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Ⅳ 请教中西方哲学家们对死亡的论述主要有哪些箸作
你的范围太大。凡哲学家都讨论死亡问题。但也只有三种结果，即唯物死亡。唯心死亡，超然死亡。
唯物死亡，人生一世，生之物死之物。
唯心死亡，人生一灵魂，死后到彼岸。
越然死亡，生死置之肚外。含笑而死。
Ⅳ 中西方对死亡的不同看法 想要简单明了一点的 谢谢！！！
西方死亡就是上天堂，要么去极乐世界，要么下地狱。中方就是转世。
Ⅵ 对死亡的看法运用西方死亡哲学
说起死亡，必然与生存相关。西方哲学中对于死亡的阐释，首先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自然科学还未获得前瞻性的视角来研究死亡时，死亡的神秘性和恐惧性便成为很多哲学家，宗教学家，占卜师等领域人士的探索主题之一。死亡哲学并不存在于特定的哲学理论体系，就像你看到很多初升的阳光，其实是各有所归，肉眼所看到的只是感知的一部分，换做别人来看，又有不同定义的成分，所以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是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只能以生存在着的自己的一切得以审视的一部分。其实对于现实性的死亡来说，需要得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永存。我们说，人死了，一切归于尘埃。对于人来说，现实的死亡难以解决的两个问题就是如何长生不老和克服死亡的恐惧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对于死亡带来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的问题回归于长生和恐惧。但是古今往来，尤其到了现代对于死亡的认识已经到了生物科学领域，我们知道人体的生老病死本来就是自然运行的一部分，也就是物质的生灭和能量的转换。长生不老是不存在。因此恐惧成为很多人的不安因素，甚至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起居。需要有一个平台来让死亡得以诠释死亡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物的生灭和能量的转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宇宙本身就就是一个什么生灭演变的过程，我们人除了思维理性思考能力外，情感也占据了生命组成要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生灭的理性接受还不能唯一性上使我们得以死亡的凝释。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就是邪恶的死刑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对自己的母亲磕头认错，以表达自己的未尽人伦的孝道，这就是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有一种解释，在死亡面前，人类整体内在有一个共性存在：爱，不想离开。离开的时候是我无能为力了，我可能生活艰难，可能感情失意，可能事业中锉，可能不满于社会的黑暗与残酷.......英雄式的死亡......可是本质上无论是热的还是冷了的心还是充满爱的，只是无能为力了。如果我们能从另一种角度去审视死亡，并且不遗漏情感的接受能力，那么就能克服死亡的恐惧了。既然死亡无法克服，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在这个整体的运行中，如果我是充实有意义的，那么我就没有白来过。什么是充实有意义呢？每个人的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也有共同的价值可循，我给亲人朋友爱人带来的快乐，我给社会做出了贡献，即便一个人我也能够获得心灵的自我完整，确实我是真切地存在过了，那么这就是意义和价值，死亡的痛苦也就能欣然得释了。
Ⅶ 求西方哲学流派之死亡哲学的论文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
? 黎 鸣
(一)学问的生、死、原、伪与“交配”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古希伯来人的原始神学又如何呢？耶稣之死(公元三十年)象征着原始神学的第一次死亡；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犹太教的神学经过了一次再生，变成了伪人学的基督教神学；到了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中世纪后期，由阿奎那出面使神学又一次再生，变成了伪哲学的经院派神学；再经过新教改革运动，伪哲学的神学也终于走到了垂死的尽头。
古希腊人的原始(自然)哲学又如何呢?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社会帮助产生了哲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诞生，城邦民主社会完结了，自然哲学的时代也跟着完结了；从希腊化时代到古罗马帝国，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学人的手中，原始的哲学变成了伪人学的道德哲学；到了西方中世纪时代，经院派哲学其实是打着哲学招牌的伪神学；直到十六世纪由笛卡儿创生了西方近代新的(自然)哲学的时代。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笔者本人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 (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中国古代人学的命运不同的是，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古希腊人的哲学的演变在时空上合一，它们在欧洲的土地上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发生了时间性的历史演变。这种合流的历史演变的结果，就像无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变迁，不仅使它们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在它们的交配和互补中产生了全人类历史的大质变，从此，人类历史彻底地从过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时代迈向了理性主义(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演变之交和起始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均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例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培根、洛克、牛顿等。其中尤其必须提到笛卡儿，他被人们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从笛卡儿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开启了对人性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应对自然的理性工具——科学、应对社会的理性工具——民主)的大发明和大创造的时代，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今天。换言之也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它们其实是神学与哲学交配后共同产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在这方面，只具备孤立的原始人学传统的中国人是无法与西方人相抗衡的，仅仅靠单一的原始人学以及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中国人将永远无法创造出近现代人类理性的工具——科学与民主。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缺乏神学(但不缺乏迷信)，更缺乏哲学。那么，什么是哲学呢?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它又自行死亡了呢?
(二)西方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中国人传统的智慧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不错，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古希腊人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即在于首创了逻辑。什么是逻辑?即是万事万物(也包括人自身及其语言、思维、智慧等)发生、存在、发展的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辩证（论)逻辑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鼻祖。按照怀特海的说法，逻辑即是创造一切物质工具的(思维)工具，是发明机器的机器。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括四大发明)都带有偶然的宿命的性质，而毫不具有理论思维的必然的逻辑性，所以命定中国人在近代的历史中，只有等待具有了逻辑必然性学问的西方人来用“船坚炮锐”的方式轰开自己的大门。
(三)近代西方哲学的二元性智慧与伟大成就——科学与民主
在笛卡儿以前，尤其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的逻辑只不过是神学的婢女，而且严格地限于主谓逻辑的演绎，而其演绎的最重要的内容又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笛卡儿之后不同了，笛卡儿开创了西方近代新哲学的时代。正是因此，他被尊称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他的成就主要有三：第一，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申明了每一个人的主体思维的自由的价值，而且人的尊严也集中体现于其自由思维并表达的权利，从而为哲学摆脱神学的羁绊和束缚发出了第一声最有力的抗辩；第二，他力主物质和思维是独立的二元(实体)，从而在人类对自然物的认识中，第一次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人类自身心理特别是情绪对认识的干扰，二元论学说比前期英国的奥卡姆的“剃刀”还更锋利、更有力，从而为开创真正属于科学的机械论力学的时代敞开了大门；第三，他创立了运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解析几何学，为行将出世的伟大的分析力学做出了最重要的数理奠基工作。当然，笛卡儿还有许多其他的更具体的成就，如发现了物理学中的动量守恒定律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真正要论证起来，哲学从古希腊人那里开始就是二元论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运用的哲学范畴、概念便全都是基于二元论的：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等。比较而言，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上帝一元论的，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古代中国人的人学是混沌多元论的，其中最著名的模式是《易经》中的八卦和中医经典中的阴阳五行。
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经过英国的洛克、休谟、贝克莱等，法国的马勒伯朗士、伽森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德国的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和发展，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取得了愈来愈巨大的成就。哲学的二元论的工具完全变成了科学和民主的伟大的工具，但哲学的伟大成就在同时也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和民主的成就之后，它本身却精衰力竭了，终于到了二十世纪末，真正地不能不走向自己最后的死亡之路了。
科学的伟大成就基本上只限于人类对自然物的研究、索取和改造方面，民主的伟大成就才是哲学对人类长期以来的社会历史传统方面的贡献，可是由于哲学本身的二元论的局限，所以，哲学对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的研究成果总是带有其自身难以自我克服的二元论的悖论，或自我矛盾。正是因此，迄今为止，一切以近代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所谓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是对人类自身利害同时相加的双面刃，而且它们愈是自诩为科学，它们对人类的危害也愈是显得强烈，甚至有可能陷人类于万劫难复之境。二十世纪的人类正是遭遇了这种困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困境，从而不能不宣告西方哲学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的最后的死亡。
(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死亡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状况便基本上反映了上述西方哲学趋于死亡的历程。如果说在十六、十七、十八甚至十九世纪，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均为哲学家的话，这一点的确不假，像笛卡儿、洛克、休谟、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即是明证，然而进入二十世纪，情况则大变了，最伟大的思想家已不再是号称哲学家的人物，而是不同领域的科学专家，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爱因斯坦、社会科学领域的马克思(马克思虽为十九世纪的人物，但他的影响则主要在二十世纪)和心理科学领域的弗洛伊德。而被称为哲学家的人们，虽然他们中也有一些是颇为著名的，可是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尤其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显然比其以前时代的大哲学思想家们要远为不足称道得多。很显然，这是因为哲学本身在二十世纪已经奄奄一息乃至最后死亡了。这是因为关系到人类重大命运的问题，已不再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所谓哲学问题了，而是各个方面或领域的具体的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了。二十世纪的哲学家不仅提不出这种问题，而且他们在面临诸如此类的问题时，竟然完全自觉地丧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愈来愈感到自己手中的工具——逻辑工具，竟然变成了不断制造自相矛盾或悖论的工具，如精英主义的悖论、民主主义的悖论、自由主义的悖论等等。总之，一切在他们认为是正面的对人类有价值的工具性的理论、观念，到了最后都有可能证明已经走向其自身的反面，甚至成为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和其他的思想家几乎全都在这类问题面前惶惑过，他们中的部分人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二元论逻辑本身的病根，意识到了哲学不能不最后走向死亡的必然的原因，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走不出他们传统的二元论逻辑的阴影；他们或许也看到了人学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和李约瑟，可是他们在自己成功的传统中涉足得太深了，不可能找到解决人学问题的办法和道路。总之，面对人类命运的新的人学的问题，哲学的确已经死了，二十一世纪应是人学的世纪，也即用人学的多元论逻辑方法求解人学问题的世纪。
(五)二元性，哲学生于斯，亦死于斯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回看起来似乎也曾是相当热闹的，出现过不少新的哲学的“主义”和流派，如分析主义、现象主义、生命主义、存在主义、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维也纳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虽然主义林立，学派纷呈，但人们可能运用的逻辑在根本的意义上仍旧全都属于二元论的逻辑。以前人们爱说，哲学自古以来即是两军对战，即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战。这种说法从二元论的角度来看也只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在不同的时期，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战，实际上更多地还有唯名论与唯实论、绝对论与相对论、客观论与主观论、分析论与现象论、形式论与辩证论、唯经验论与唯理论等等许多二元性的争论，这些二元性的论争并不能都简单地归类于唯心与唯物的论争。二十世纪的哲学论争便基本上与唯心与唯物的对抗无关，与其说是心与物的对立，不如说是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与数理逻辑)与辩证逻辑（包括现象学逻辑)的对立。严格说起来，后一种说法也显得牵强，因为作为现代哲学家来说，多数都看到了不同对立范畴、概念、观念等双方面的利钝，而且除了不同方法的利钝之外，更有不同对象（本体)问题的利钝。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谁不想找到新的方法解决新的问题，以求从根本上为哲学找到新时代的出路呢?遗憾的是，西方思想家不可能走出他们自己过去曾取得过巨大成功的二元论的传统。或者说，他们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二元论，而现在他们之所以失败，乃至最后走向哲学的死亡，也同样是因为二元论。二元论就是西方哲学的命运，它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它只有死亡。
关于哲学的终结或死亡，其实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发现了。正因为有此发现，他们才合写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企图挽救哲学的方法不是走向多元论，而是更加退回到彻底的一元论。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逻辑貌似突破二元论形式逻辑的多元论，其实依然是一分为二的二元论。二元论的辩证法比之二元论的形式逻辑，虽然似乎增进了对有机变迁的理解，却也同时渗进了大量有害的牵强附会甚至欺骗性的诡辩。
二十世纪，哲学死亡的阴影始终在哲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一直到了近期的后现代主义者则更甚。
(六)分析哲学与现象哲学之死
维特根斯坦（1889～1951)与海德格尔(1889～1976)分别代表了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座高峰，而这两人却不约而同地都得出了“哲学终结”的结论。
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基本上如上面所述分两大派。一派是英美哲学家偏重的逻辑(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分析方法；另一派则是欧洲大陆哲学偏重的辩证的或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前者偏重形式逻辑，包括后来又得到发展的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后者其实坚持的是辩证逻辑。所谓现象学的逻辑实质上是同时掺和了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的变种。然而不论哪一派，它们的基础全都是二元论逻辑，谁也不曾逃脱得了二元论最终的羁绊和限制。
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罗素（1872～1970)最早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1918)。罗素与怀特海(1861～1947)曾满怀激情地想为人类的一切科学知识建构最终的符号逻辑的基础，他们合著了三卷《数学原理》，雄心勃勃地想首先为数学建构牢固的数理逻辑。可是这种梦想后来因为所谓的“罗素悖论”而破灭。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曾接过老师的接力棒，构造了世界的“逻辑图式”，后来却发现，按照逻辑图式建构的世界却失去了人类自身生活的价值，人类世界的意义存在于世界之外，除了自然科学，一切所谓的形而上学都毫无意义。这明白显示，在产生了自然科学之后，哲学就应该死掉，它已经丧失了讨论其他人生问题的价值。然而在其后期的代表著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坦言，“哲学问题的形态是，‘我不知道出路何在’”，他对哲学的发现则是，“让哲学安息”吧!有人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观是“自杀性的哲学”。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接过了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思想，继续高举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旗，把一切所谓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判定为不可由经验证实的“伪问题”，其著名人物卡尔纳普在早期甚至因此而取消了一切价值哲学、伦理哲学的意义，视其为毫无逻辑内容的虚构，只能徒然引起人们情感和意志的波动。显然，逻辑实证主义(包括前期的逻辑原子主义和后来的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了“儿子”——自然科学主义对其“父亲”——西方哲学的严重的挑战甚至杀戮。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埋葬者、掘墓人。但问题在于宣布研究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问题的形而上学为无意义，为“伪问题”，这很容易，但却不等于人类情感、意志、心理以及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身等方面的问题为无意义。自然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能够承担得起这项意义的研究的大任吗?如果不能，维也纳学派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科学主义的哲学，它们将何以再“活”下去?
事实是，英美一系的分析主义派的哲学，一头栽进了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问题，它们愈来愈与解决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无关；另一头则又转向了日常语言的分析。语言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从工具回掘思维本体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也显然是必然走向失败之路，它将何以面对二元论的深渊?除了在名称、术语上挣扎，大量变换新的说法，换汤不换药，实际上毫无作为。
到头来惟一只剩下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工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现世消费主义者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不仅知识是实用的工具，而且人类自身的其他一切，包括信仰意志、道德情感、友谊、爱情、亲情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命等等，也都是可以相对论价的实用的工具。到此为止，分析主义的哲学应该可以寿终正寝了。
欧洲大陆的现象学派的哲学又如何呢?
分析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沿袭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道路，虽然不排除借用辩证逻辑，如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但二元论的传统是改变不了的。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必然死亡。
现象学哲学与分析主义哲学不同，基本上沿袭的是辩证逻辑的道路，虽然同样也不排除借用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数理逻辑)的方法。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现象学哲学方法的创立者胡塞尔(1859～1938)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现象学方法实质上不过是将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方法改变了一种说法。胡塞尔在康德的现象－物自体的对立范畴中，通过取消后者使之成为一体，并统称之为现象，又把笛卡儿的“怀疑一切”的方法改称为“悬搁”。然而，其实际上的现象学分析却依旧离不开二分法，例如他把人的意向性活动区分为性质与材料，又在意向性结构中区分出“理想的”和“实在的”二种等等。胡塞尔认为，摆脱哲学传统危机的途径便是抛弃传统的区分，也即抛弃自柏拉图以来直至黑格尔的一切所谓对立范畴、概念，回到事物本身，彻底以现象为研究对象。“回到事物本身”，这很诱人，但后来的种种所谓运用现象学方法的哲学研究的事实却证明，到头来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论传统，充其量不过是改变了表面的说法，从辩证分析变成了现象学分析、语义分析、语句分析、符号分析、结构分析等等，或把分析也索性改称为阐释，例如所谓阐释学。
比较而言，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在经过了本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倾向于关心社会、人文、心理，换言之，更倾向于研究人的主观方面，而不像英美哲学家那样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科学方法，或更倾向于取消主观意义的客观方面。正是因此，不同于英美哲学的基于形式逻辑的分析主义愈来愈走向取消形而上学，甚至索性走向彻头彻尾的行为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更倾向于关心生命(如生命主义)、关心存在(如存在主义)、关心社会的合理性(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也正是因此，胡塞尔的实际上属于辩证逻辑的思辨的现象学方法，又被胡塞尔号称为全面回到事物本身的怀疑一切的方法，获得了后来几乎所有大陆哲学家们的青睐。
在我看来，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把研究的目光指向人类自身，实际上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了人学问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欧洲思想家的某种必然的时代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范畴、概念、语言结构等)却深深受制于他们自身的二元论以及还原论的哲学传统。无论是英美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形式逻辑、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还是欧洲大陆哲学界的作为研究基调的辩证逻辑或现象学逻辑，它们都是属于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一方面是新型的属于多元论的人学问题，另一方面却是属于过时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这造成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不得不归于失败的结局。
二十世纪哲学的努力，结果是彻底丧失了哲学本身，方法的陈旧使得即使非常重大的人学问题也被肢解为无足轻重的语言、语句、语义等等工具(方法、技巧)问题，维特根斯坦索性称之为语言的游戏。
从表面上看，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空前地热闹，号称哲学家的人数和号称哲学的著作远远超过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派别林立，术语新异，然而这一切，均掩盖不了它们事实上思想的苍白、内容的贫乏和方法的陈旧。美国哲学家罗蒂曾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这种虚假繁荣的哲学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我认为，产生这种后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哲学家把他们传统的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哲学玩过头了，它们愈来愈远离了产生和导引哲学的绝对性基础，这种绝对性基础即生命的意志和道德的取向。离弃了这两个绝对性基础的西方哲学愈来愈走向了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相对主义。本来，一定程度的相对性是必要的，但一旦变为彻底的相对主义，人类生命的存在与死亡的意义也变得荡然无存了。如此相对主义的哲学不死亡，难道还要求人类生命自身被宣判为死亡不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上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精神的骚乱。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可笑的红卫兵运动再现了十九世纪末无知的义和团运动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不管怎么说，义和团运动中的人们虽然盲目无知，但其爱国主义却是真实的，因为其明显反对的目标是西方入侵者，是洋教和洋人；然而，红卫兵盲目的爱国主义却是虚构的，他们反对封、资、修，可是什么是封、资、修呢?不过是彻头彻尾人类历史的虚无主义加教条主义虚构的幽灵而已。红卫兵除了拥有教条，其实是人类中最盲目也是最愚昧的一群。
在西方也同样产生了青年学生的骚乱，他们反战，反意识形态，但他们反抗的却是人生意义的丧失。西方的青年学生精神空虚，但却并不愚昧，他们的精神首领是三M，即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单面人》揭示了现代化中人生意义的丧失。虽然他揭示了意识形态理性的畸形，人性的异化，意义的丧失，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给出解决的办法。青年人除了用非理性的骚乱行为对抗过盛的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中国的红卫兵的无思想和西方青年学生思想的过于理性主义哲学的畸形化殊途同归，归于何处?归于相同的人生意义的空洞化。这种人生意义的空洞化与西方哲学的死亡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是同时发生的必然的结局。
在法国青年学生的骚乱中，萨特(1905～1980)的存在主义也曾是一种催化剂。尽管萨特曾是法国青年学生反抗生命意义空洞化的精神导师，可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最终并不能帮助青年一代真正寻找到发现生命意义的道路。
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的欧洲算是风光得比较长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拥有例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伽缪、马塞尔等一连串著名的哲学家。尽管在他们的思想中不乏智慧的闪光，但依然无法遏止西方哲学的死亡之车，他们的思想依然缺乏让后人继续坚持下去的生命力，他们的哲学也像他们的生命一样是短暂的。
海德格尔接受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但他不像后者那样把现象学方法归诸人的意向性的意识过程、认识论方法，而是把现象学的研究归诸人自身的存在，归诸人的存在论的目的，特别突出了人的“此在“的存在。胡塞尔批评海德格尔走向了“人类学研究”，而事实上这恰恰是后者的进步，后者悟到了哲学问题本身的枯竭，从而走向了人学的问题。遗憾的是，海德格尔在方法论上仍旧未能突破西方哲学的成规——二元论和还原论。运用陈旧的哲学方法是解决不了人学的问题的，所以最终海德格尔也未能完成自己的人学体系，虽然他为人的此在设置了有意义的三态(沉沦态、抛置态、生存态)和两面(本真面和非本真面)，有一点点向新的思维方法过渡的痕迹，例如有一点点相似于笔者所创立的阴阳三行论的对位逻辑方法。海德格尔虽然已认识到西方哲学的两极思维方式已经穷尽了一切发展的可能，但他所提出的却是走向思和诗的语言，而与分析主义的
Ⅷ 中西方生死观比较（从儒家、法家、道家、佛家与基督教讨论）
先说自杀，是所有真正宗教都严禁的。
基督教并不强调长寿之类，认为信主得救上天，不信者下得不到救赎。
佛家讲解脱，解脱是出六道轮回，保括天道在内的，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一说就错，要实修实证的。解脱与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道家讲长生，修金丹，强调：我命在我不在天。
儒家楼主讲得极对，就不多说了。
墨家，舍已为人。拨刀相向之类，是小说中的想像。
推荐陈兵教授的《生与死》，看了后，所谓生死，不再是秘密。
Ⅸ 请教中西方哲学家们对死亡的论述主要有哪
亚瑟.叔本华《叔本华全集》
叔本华认为人类的出生和死亡都有其内在的原因，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只在于表象之间。出生只是从前一状态转变而来的，所以不是一种无的状态。同样，死亡也不是归于无，而只是以另外一种状态存在于表象世界中。消灭了人的个体性，把人提升到族群(本质)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