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一篇关于产品侵权的论文
侵权责任法在食品侵权方面的私法救济性
——以毒奶粉事件为模型的思考
陆梦慰*
【摘要】近来发生的三鹿奶粉突发事件，给大量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害。政府在惩治相关方给予受害人最大限度的补偿的同时，更应以此事件作为在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的一个启发。在其立法中对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等的设置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倾斜，以体现其私法救济性法。
【关键词】食品侵权 归责原则 立法展望
最近三鹿奶粉爆出掺假丑闻，目前造成1.3万多名婴儿身患泌尿系统结石，其中3名甚至因为肾衰竭而死亡。 事件同时牵出乳制品行业的一个惊天秘密：即为了应对质监局对奶品含氮量（以此推测蛋白质含量）指标，已形成了集体往生鲜牛奶中掺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
值此侵权责任法制定之际，该事件的曝光无疑引起了对消费者寻求食品侵权行为之私法救济的诸多关注，即作为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法，应如何体现其对受害人的保护性倾向。具体包括：对于食品侵权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对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受害人（消费者）来说，是否应对其损害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因食品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害赔偿，应如何主张。
一． 食品侵权的特点
食品安全侵害作为典型的现代型侵权，与其他民事侵权相比，无论从侵害手段、因果关系认定乃至损害程度与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区别。
（一）侵害手段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行为大多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或违德性的特征，例如损毁他人财物、砍伤他人身体等等，其价值的非难性比较明显。而食品安全侵权则不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加，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导致风险来源的大量增加和多元化。例如这次的三鹿奶粉事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奶粉中会存在何种添加物以及该添加物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何种影响。这对消费者来说，无疑将导致侵害的难以规避性。另外，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在质量的判定上往往遵循特定的标准，所以，对突发的重大质量瑕疵缺乏预见性。
（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代社会，风险加剧，导致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愈加困难。受害人经常距离损害发生的原因比较遥远，或者因为技术上的障碍、信息不对称或经济实力等原因，而造成举证困难，受害人往往难以确定损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表现在食品安全侵害中，则为受害人难以精确说明食品质量问题与自身损害的因果联系，缺乏权威的质检机构对其加以界定。例如此次毒奶粉事件，如果让消费者自己证明究竟多少数量的三聚氰胺会造成侵害，难度将相当大。
（三）侵害程度与侵害范围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通常是特定加害人对特定受害人造成的个别权益侵害现象，不太会出现大范围的全体受害现象。而食品安全侵害则是一种现代型的集团性侵害，它所侵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数人的普遍权益。食品质量侵权通常表现为某种特定食品对长期食用该产品的所有人的广泛侵害。这种侵害往往会形成社会性权益侵害的现象，造成大范围人员伤亡的责任事故。
食品侵权的上述特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侵权法的法理和制度框架。对这类侵权，如果依旧死板地适用传统侵权法，则势必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极大的困难，也难以有效保障受害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发挥民法的公平正义。
因此，在这里，笔者将结合三鹿奶粉事件，探讨在食品侵权中应如何充分发挥侵权责任法作为救济法的作用。
二． 食品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
（一）对归责原则的概述
“归责”在法律上的含义，是指依据某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归责原则作为“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 ，是任何一种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所必然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的体系。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是归责的规则，它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也是贯穿于整个侵权行为法之中，并对各个侵权行为法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归责原则在侵权行为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实际上是构建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内容和体系。
对产品缺陷致害责任应该适应何种归责原则，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一是过错责任说，所谓过错责任 ,就是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时 ,应就所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该说认为，《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即为有过错，因此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是一种过错归责。二是过错推定责任说，该说认为，当瑕疵产品造成消费者损害时，先推定制造商或销售商之过失，将举证责任转换至制造商身上，如果制造商无法举出抗辩理由，就需要承担责任。三是无过错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是一无过错责任，无论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产品缺陷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四是二元责任说，该说认为产品缺陷致害责任既适应无过错责任原则，也适应过错责任原则，但以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主，严格责任原则适应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直接责任、表面责任 和生产者的最终责任、实质责任；过错责任原则适应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和运输者、仓储者及中间供货人的最终责任。
目前，过错责任说已被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抛弃，过错推定责任说仅适用于销售者的最终责任，生产者不能以其对产品缺陷致害无过错作为抗辩，如适用这一原则则不利于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无过错责任，是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无论生产者、销售者有无过错均应对损害承担责任。
有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就是“严格责任”的别称，其实，二者差异颇大。从法律责任性质上讲，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教育功能，同时也及时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在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而无过失责任则不具有制裁并预防不法行为发生的作用，其目的仅在“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另外，严格责任仍然允许加害人提出特定的抗辩事由以求免责；而无过失责任纯粹为客观归责，一旦被告的行为或物件致人损害，被告就被确定要承担责任。
因此，现在在产品责任法领域中，严格责任原则已成为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的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原则，是指：只要产品缺陷造成了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生产者或销售者就必须对此进行赔偿。作为一种专门因应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产品责任理论 ，严格责任原则在食品侵权领域的应用则由于具有下列两个特点而备受青睐：其一是预防优势，即对于预防因为食品缺陷与风险所招致的损失，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总是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其二是风险或损失扩散优势，即作为被告的生产者比较容易地将缺陷食品或风险食品造成的损失通过增加费用或保险等手段分散出去，转而由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 符合其“不幸损害之合理分担 ”的基本思想。并且，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符合“ 谁收益谁负担风险 ” 的罗马法原则 ,食品制造商销售食品赚取利润自然应当对其产品缺陷所招致的损害负责 ,况且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还可以刺激食品生产企业改进产品设计 ,完善和加强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管 ,提高产品质量 ,保障产品安全。
（二）我国在相关问题适用的归责原则
我国现行的产品责任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法》中。目前，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对产品质量有很多约定。《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2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理论界一般认为41条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42条规定销售者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三）在我国的适用范围之比较
根据《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包括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的侵权(《民法通则》第 121条,下同)、产品责任(122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123条)、污染环境致人损害 (124 条)、地面施工致人损害(125条)、饲养动物致人损害 (127 条) 、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包括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的损害 (不得以选任或监督无过错而主张免责)(43、121条) 等。这也是当今世界通行的做法。法律规定的免责条件主要有不可抗力 (107 条) 、受害人故意 (123条) 、第三人过错 (127 条)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或投入流通时的科技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五个方面。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民法通则》)
所以,从适用范围上看,严格责任只适用于法律有明确规定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法官在判案过程中为尽快平息纷争,尽量降低审判成本、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而采取的一种技术技巧,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要比前者普遍、广泛得多。
三．食品侵权中的举证责任及相关立法展望
侵权责任法是一种事后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第二次调整。其本身作为救济法不能主动介入到某种社会关系中。换句话说，侵权责任法是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核心是解决在权力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救济的问题。而此次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立法的一个启示性事件，同样揭示出举证责任在消费者寻求损害赔偿时的重要作用。例如，尽管有关部门以检测出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却没有明确造成损害的剂量之上限。那么，消费者应依何标准主张产品存在缺陷？另外，消费者的损害范围除了包括实际身体健康受损的所主张的医疗费外，没有实际受到缺陷产品侵害，但其去医院检查花去的检查费用及车马费是否应包括在内？最后，在毒奶粉事件爆出后，除了三鹿之外，乳品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企业也被牵扯进来。这就导致消费者索赔的困难，如何证明其所遭受的损害是由特定企业造成的，也将是侵权责任法不得不纳入考虑的问题之一。
产品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有：产品存在缺陷；存在损害事实；产品缺陷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下面，笔者将一一解读我国现有法规对各构成要件的规定，并就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作相应展望。
（一） 关于产品缺陷
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缺陷”一词的解释和定义，因为缺陷是任何权利要求的基
础。产品缺陷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不仅关系到原告能否获得赔偿，而且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阀”。 因而，它往往成为利害关系人争执的焦点。
在我国,关于产品缺陷含义的界定与国外的有关立法规定是一致的。 在《民法通则》第
122 条中规定: “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这里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在解释上应按产品责任法通用之‘缺陷’概念进行解释。《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可以看出，第46条的规定,是我国有关立法上首次使用产品“缺陷”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吸收了国外产品责任法中界定产品缺陷的主要内容,把“不合理危险”作为产品缺陷的基本含义,同时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增加了有关“安全标准”的内容。这条规定是对《民法通则》关于“质量不合格”的扬弃,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来看，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在实践中,怎样来确定产品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呢?
在产品责任法发展最迅速、最完备的美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认定标准:一是消费者对产品安全性的期望标准,即以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特性具有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程度为标准进行判断,如果该产品的危险程度超过了消费者合理预期的程度,则具有不合理危险性,因而该产品就是缺陷产品。比如，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误将其食用会有碍健康。对于这种危险，正常消费者都能认识到,因而不属于不合理的危险。但如果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则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因为正常消费者不会预料自己所购买的奶粉中含有会使人患泌尿系统结石的化工原料。
任何法律都有刚性和弹性的一面，而成文法的不周延性决定了必须制定弹性标准。借鉴美国的“消费者合理期待”原则，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可以适用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添加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诚信原则，消费者便可以此来主张奶粉存在缺陷。
2. 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生产者是否可以产品符合强制性安全标准而主张不存在不合理危险,并据以要求免责?
笔者认为，不宜优先适用强制性安全标准,不应将其代替不合理危险而成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另外标准,否则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生产商们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他们往往通过参与标准的制订来施加影响,以尽量减轻其责任,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安全标准的制订不仅受到制订者认识水平的制约,而且也受到科技水平、生产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新产品的大量涌现,使标准的制定和修改呈现滞后性,某一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可能并未包括该产品的全部安全性指标。符合强制性指标的产品,仍有可能具有安全标准范围以外的不合理危险的情况,因此,这些安全标准本身并不一定是最先进、最合理的，而笼统的规定符合这种安全标准的产品即无缺陷显然有失偏颇,势必会引起产品缺陷认定的疏漏,从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显然与产品责任制度创设的目的——保护消费者、用户利益相违背。因此,应该把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的最低要求,若产品不符合该标准,则成为产品有缺陷的直接证据,生产商应承担责任;若产品已经符合该标准,则是产品无缺陷的初步证据,消费者如果有其他标准证明产品确实存在缺陷,那么生产商仍应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侵权责任法在适用中可对《产品质量法》第46条作这样的理解: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产品存在缺陷的充分条件,但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只是产品不存在缺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根本上讲,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是由产品责任制度的立法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决定的,我国在认定产品缺陷时宜采用弹性标准,即以不合理危险作为衡量标准,而安全标准只是实际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判定依据,但不能作为优先适用的标准,不能将不合理危险标准取而代之,即符合安全标准同时还应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
（二） 损害事实的范围
损害事实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某种行为致使受害人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害，并导致财产或非财产的减少或灭失结果的客观事实。就损害事实的本质而言，侵害事实必须造成损害后果。可具体表现为受害人死亡、残疾、增加病痛、延长治疗期限以及各种形式的财产损失。
损害赔偿法律关系赖以存在的根据便是损害事实，有损害才有救济。这是因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是以财产赔偿的方法承担的，一方面是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侵权责任法的事后救济性，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如果仅有违法行为，而无损害结果，那么赔偿也就无从产生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损害事实主要有两类，即财产损害与人身损害。 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实质上是对财产权利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不法行为而遭受的财物方面的经济损失。财产损害可以用金钱的具体数额加以计算，不包括臆想的、不能证明的、无法确切计数的经济利益的损害。财产损害的类型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已得利益丧失或现有财产减损，例如因医疗事故造成病人诊疗而花费的医疗费。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灭失，如医疗事故致残导致病人丧失劳动能力而减损的劳动收入。人身损害。人身损害即侵害他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导致受害人受伤、致残或死亡。纠纷案件绝大多数会造成人身损害。
在毒奶粉事件中，相对人受到人身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财产损害具体该如何定性呢？这里就存在定义损害范围的问题，即如果此次事件中的相对人确因三聚氰胺受到侵害而患了肾结石（主损失），那么所有因看病而花费的检查费和车马费等（附损失）都应归入损害范围；如果相对人没有患病，那么其相关开销是否应计入损害范围。
笔者认为，应该计入。如前所述，消费者与商家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此，法律应该允许消费者在未知的领域内，为规避风险而做的防范措施所造成的损失计入损害范围。
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借鉴来说，出于强化对受害人救济的角度考虑，应扩大侵权法可补救的损害范围。具体来说，就是损害除了包括财产损害，还应包括精神损害等非财产损害；除了包括实际的现实损害，还应包括潜在的未来损害。一些国家通过扩张损害的概念，从而使侵权责任法展现出创设和生成权利的功能。
（三） 因果关系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
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是侵权损害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两大法系各国都主张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除法国民法典对因果关系有所涉足外，各国立法对因果关系及其标准均无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立法和司法的不幸，另一方面又为规范和统一因果关系标准提供了机遇和空间。并且，为了应对现实的挑战 ,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不得不重新检讨。于是,为了克服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僵化与不合理现象,在民事责任及其诉讼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各种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并逐渐为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所支持。
在我国， 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经历了从“必然因果关系”说，即认为原因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必然联系才具备因果关系，到“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发展过程，目前在我国占通说地位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 结合毒奶粉事件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前所未有的损害事故也随之发生,如环境污染、 核电站泄露、医疗事故、建筑事故以及食品安全事故、药品不良反应事故等等。这些损害事故的事实原因经常牵涉极为深奥的专业知识,普通人难以了解其致害机理,有时甚至穷尽现有的科技知识,依旧无法准确地确定其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死板地遵循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势必会因其证明上的困难而使受害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救济,且更使加害者逍遥于法律之外,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指以条件说所论证的事实因果关系为前提, 又主观地限制因果关系的范围, 此说认为, 如果某项事实仅于现实情形下发生该项结果, 还不足以判断有因果关系, 必须在通常情形下, 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结果之可能性, 始得认为有因果关系, 那些依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看来是偶然的条件行为则不是法律的原因。
但是，有学者指出“相当因果关系说”由于不排斥原因和结果之间所有的可能性的联系，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可能性，可能会使因果关系的链条拉得过长，涉及的原因也过多，会扩大责任人的范围，也有可能使受害人得到重复的赔偿，或不适当地扩大赔偿范围，虽然在
许多情况下有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但也有可能使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民事责任。
相应的，在侵权因果关系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日本，首先发展出了“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诉讼上的因果关系的举证 ,并非所有的证据都得经过不容置疑的自然科学的证明法则来加以证明 ,可以依照经验的法则 ,综合所有的证据来进行推敲认定 ,只要能够认定只有特定的事实才能招致特定的结果的发生这一关系 ,就可证明这一事实对于损害结果具有高度的盖然性”。但是,“盖然性”因果关系理论并没有揭示当事人对这方面的举证应达到何种程度 ,因而客观上必然导致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疫病学因果关系”(也称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理论应运而生。这一学说采用集体性统计方法,从疫病学分析某种疾病发生之原因及其关系较大的因素,进行综合性判断。使用疫病学的方法探寻一定的病因时,必须要对病因与疾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并通常要判断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1)该因子从发病前已经开始了作用；(2)该因子的作用越大,该疾病的患病概率便越高；(3)从该因子的分布以及增长和消退的角度来看 ,可以通过既有疫病学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流行疾病的特征进行解释,且不会出现矛盾 (该因素被消除或者有所减轻的话 ,该疾病的患病概率或者程度就会降低 )；(4)该因素作为疾病的原因,其作用机制基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学上合理的说明,即使病理学上不能严密地加以说明,也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在台湾 ,近年来发展出来的“事实因果关系”理论逐渐开始在侵权诉讼领域产生影响。而所谓事实因果关系 ,是指因果关系的成立 ,只须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如无该行为 ,即不发生该结果 ” 这样的条件即可 ,而无须再判断是否具有必然的相当因果关系。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因果关系推定。
如前所述,由于食品侵权的特征使得作为受害方的消费者在侵权诉讼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常由于无法掌握有利证据而在诉讼中败诉 ,其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在此背景下 ,举证责任倒置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为司法实践所接受。“被告必须证明其行为无过失才可免除责任。” 在我国,根据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4项之规定①,由药害侵权所引发的诉讼之证明责任也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就食品侵权问题，可根据本国国情，在博采各种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受害人只需证明有损失，而生产企业需证明该损失与缺陷产品无关，否则就推定其有关，即存在因果关系。王利明教授更建议，“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度中，立法不宜对因果关系做刚性规定。通过类型化的方法对因果关系的具体规则加以整理，在某些法律关系中，对举证责任负担，如举证责任倒置等问题做适当规定。”
⑵ 专利纠纷案件有哪些
１、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
２、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３、专利权、专利申请权回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答；
４、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５、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６、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费纠纷案件；
７、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案件；
８、诉前申请停止侵权、财产保全案件；
９、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案件；
10、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案件；
11、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决定案件；
12、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决定案件；
13、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裁决案件；
14、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案件；
15、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决定案件；
16、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⑶ 求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例及相关分析
正泰诉施耐德“小型断路器”实用新型专利案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终字第276号民事调解书]
【案情摘要】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集团）于1999年3月11日获得“一种高分断小型断路器”实用新型专利权。正泰集团认为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公司）生产、销售的型号为C65N的小型断路器侵犯了其专利权，诉至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施耐德公司等立即停止侵权、销毁侵权产品并赔偿损失3.348亿元。一审法院认为，施耐德公司侵犯了正泰集团的涉案专利权，并根据施耐德公司提供的数据确定其自2004年8月2日至2006年7月31日期间销售侵权产品所获得的营业利润为3.559亿元。一审法院于2007年9月26日判决施耐德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正泰集团损失3.348亿元。施耐德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多次主持调解并于2009年4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基于施耐德公司及其母公司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与正泰集团达成全球和解，本案中施耐德公司在尊重涉案专利基础上与正泰集团当庭达成调解协议，施耐德公司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5天内向正泰集团支付补偿金人民币1.575亿元，如施耐德公司未能按期限和数额付款，正泰集团有权申请执行一审判决。2009年4月24日，施耐德公司主动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
【典型意义】
本案创中国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最高补偿额，充分揭示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知识产权在市场竞争中的价值，可谓“小专利扭转大乾坤”；同时中外当事人能够和解调解解决纠纷，也充分体现了和谐共赢的国际竞争理念，对于中外企业在知识产权纠纷中依法理性维权具有标杆意义。本案双方当事人都是国内和国际低压电气市场上的龙头企业，且诉讼请求和一审判决赔偿数额高达3.3亿，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二审法院充分发挥司法智慧，努力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调解协议，解决了双方长期在多国存在的知识产权争议，创造了良性竞争、合作双赢的市场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长期以来，国内企业多于模仿加工，疏于自主创新，在与境外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多为被告，败诉率很高，本案复杂的诉讼过程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诉讼经验和技巧。此外，许多境外媒体常常质疑中国法院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本案系境内外当事人自愿和解，有利于国际舆论对中国法院的客观评价。
⑷ 如何应对专利权属纠纷问题
每年发生的专利权属纠纷案件相当的多，但重要的还是要了解有关专利权属纠纷的一些基本知识，这有利于应对权属纠纷事项的发生；专利人自有了技术，从申请专利的过程到申请专利之后，由于专利权人之间存在分歧因而导致很多专利纠纷，再者是专利申请的过程中有人异议了该专利，因此处理专利纠纷知至少需要了解纠纷的大概。《专利权的终止》
专利权属纠纷是指在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方面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专利权属纠纷诉讼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一样属于由当事人请求而启动的专利程序。该程序的启动只需要满足请求和费用两个条件专利权归属纠纷的形式有：一是共同专利权人之间的专利权属纠纷；二是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界定的专利权属纠纷；三是委托研究的专利权属纠纷
专利申请权纠纷，一件发明创造完成后，究竟谁有权申请专利，要视发明创造的性质而定；专利归属纠纷，这是指在专利授权后，当事人之间在确认淮是真正的权利人方面发生的争议。专利权归属纠纷与申请权纠纷有性质上的区别，特别有些情况是专利申请的中出现同时竞争这申请专利或者是该专利多人合作引发的纠纷。
处理专利纠纷问题重要还是要具备专业处理能力，因此小七建议专利无论是出现什么纠纷，除非自己有比较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对，否则还是要选择专利代理来处理 纠纷的问题，毕竟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这样相比之下靠谱些；当然在代理机构会给出相应的专利纠纷评估建议，如果没有胜算，那就可以退一步放弃了。
⑸ 专利权权属纠纷诉讼程序如何进行
专利申请权纠纷、专利权归属纠纷案件均属于专利纠纷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对于这类纠纷，当事人可以向专利管理机关请求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接下来就由找的小编为您介绍专利权权属纠纷诉讼程序如何进行。专利权权属纠纷诉讼程序如何进行一、专利权权属纠纷诉讼程序如何进行？严格说来，专利权属纠纷诉讼程序并不属于《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的由人民法院审理的法定程序，而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千规定》中写明的由人民法院审理的程序。但由《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也能得知当事人可以就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归属发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类由人民法院审理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的归属纠纷案件的程序称为专利权属纠纷诉讼程序。专利权属纠纷诉讼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一样属于由当事人请求而启动的专利程序。该程序的启动只需要满足晴求和费用两个条件。《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并未涉及专利权属诉讼的时效，但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法律未另行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同样超过该诉讼时效的，原告只丧失胜诉权，并不妨碍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和专利权属纠纷的启动。请求人就专利权属纠纷向人民法院提出起诉的，应当在提出起诉时，最晚在收到缴费通知书7日内缴纳诉讼费，否则该专利权属纠纷程序不能启动。人民法院就专利权属纠纷作出判决的，当事人未在收到判决之日起15日(对涉外当事人可宽限到3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则该专利权属纠纷诉讼程序终止。否则，直到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后，该程序才终止。
⑹ 专利权属纠纷是什么如何应对该纠纷问题
专利权属纠纷是什么？如何应对该纠纷问题？每年发生的专利权属纠纷案件相当的多，但重要的还是要了解有关专利权属纠纷的一些基本知识，这有利于应对权属纠纷事项的发生；专利人自有了技术，从申请专利的过程到申请专利之后，由于专利权人之间存在分歧因而导致很多专利纠纷，再者是专利申请的过程中有人异议了该专利，因此处理专利纠纷知至少需要了解纠纷的大概。专利权属纠纷是什么专利权属纠纷是指在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方面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专利权属纠纷诉讼程序与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一样属于由当事人请求而启动的专利程序。该程序的启动只需要满足请求和费用两个条件专利权归属纠纷的形式有：一是共同专利权人之间的专利权属纠纷；二是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界定的专利权属纠纷；三是委托研究的专利权属纠纷专利申请权纠纷，一件发明创造完成后，究竟谁有权申请专利，要视发明创造的性质而定；专利归属纠纷，这是指在专利授权后，当事人之间在确认淮是真正的权利人方面发生的争议。专利权归属纠纷与申请权纠纷有性质上的区别，特别有些情况是专利申请的中出现同时竞争这申请专利或者是该专利多人合作引发的纠纷。处理专利纠纷问题重要还是要具备专业处理能力，因此小七建议专利无论是出现什么纠纷，除非自己有比较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对，否则还是要选择专利代理来处理纠纷的问题，毕竟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这样相比之下靠谱些；当然在代理机构会给出相应的专利纠纷评估建议，如果没有胜算，那就可以退一步放弃了。
⑺ 专利权利纠纷
专利权利纠纷假设一个先申请的“椅子”的专利“包括凳板、靠背和扶手”一个后申请的专利仅内包括“凳腿”。问容这个凳腿的专利能否成功授权？不考虑新颖性创造性。如果被授权那么先申请的专利在生产有腿的凳子是否侵权？专利申请权纠纷是指一项发明创造在申请专利之前或者申请专利后授予专利权以前，当事人之间就谁应当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发生的纠纷。特定主体就特定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不能排斥他人就相同主体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专利申请权纠纷必然发生在特定的，具有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专利申请权纠纷要么发生在企业和员工之间、要么发生在合作者之间、要么发生在委托人和被委托人之间，即必须存在于有技术内容的接触和转移的主体之间，否则不构成所谓的专利申请权纠纷
⑻ 专利侵权属纠纷案件怎么解决 国家知识产权局通知详解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有效规范全国知识产权系统专利行政执法工作，切实维护创新者、专利权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积极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现结合工作实际，就进一步加强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办理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做了以下通知：
1、立案
当事人双方就专利权权属争议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全面了解涉案专利既往权属纠纷、无效宣告请求等情况。对于事实和理由不充分且涉案专利处于无效宣告请求阶段的立案请求，原则上不予立案。
2、调解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按照依法、自愿、方便当事人的原则，尽快促成达成调解协议。对于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案件，应以撤案方式结案并发出专利纠纷调解案件终止调解通知书。原则上，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专利权权属纠纷，应当在2个月内结案。案件特别复杂需要延长期限的，应当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责人批准。经批准延长的期限，最多不超过1个月。
3、沟通
对于涉案专利因权属纠纷请求中止相关审查程序的案件，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在向当事人发出中止程序请求审批通知书时，应当将相关信息告知受理该权属纠纷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于结案5日内将相关执法文书(专利纠纷调解书或专利纠纷调解案件终止调解通知书)送交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以便及时结束中止程序。另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办结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应当于案件办结日下月5号前通过执法案件报送平台报送相关案件材料。
4、公开
为提高执法办案工作的透明度，方便利害关系人及时了解相关案件办理情况，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应当在结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依法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公开内容仅限于案由、案号、立案日期、双方当事人名称、结案方式(达成调解协议或撤案)及结案日期，不得公开调解内容和调解材料。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主要通过本单位官方网站，以及公告栏、报刊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予以公开。
5、监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要对行政区域内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办理工作加强指导和监督，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有关建议请及时报告。我局此前发布的其他有关规定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依照本通知执行。同时，我局将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办理工作情况纳入年度执法维权工作绩效考核，对工作突出的给予表扬，加大支持力度;对履职不力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令改正并追究责任。
⑼ 专利权纠纷该如何处理
专利权纠纷该如何处理？专利权的纠纷可以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从开始的研发按到申请费用缴纳，到专利权授权的主体这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纠纷，专利权纠纷主要体现在专利权的归属于谁的问题；专利纠纷是有关专利的争执。可表现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发生的争执和在专利申请被批准后所发生的争执。后一种争执主要表现为因专利权的行使、维护、转让、许可而引起的争执。专利权纠纷该如何处理对专利纠纷，当事人可要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有些专利纠纷法律规定只能由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不得向法院起诉；专利申请权纠纷是专利纠纷中的一类，主要包括：一是关于职务发明创造还是非职务发明创造的纠纷；二是关于谁是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的纠纷；三是关于协作(合作)完成或者接受委托完成的发明创造，谁有权申请专利的纠纷。常见的专利权纠纷还有使用发明创造的费用纠纷、关于实施强制许可使用费的纠纷、专利许可或专利转让合同纠纷、专利权归属纠纷是指发明创造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后，有关当事人之间就谁应当是真正的权利人所发生的确权纠纷；这些专利纠纷都需要体现专利权的主体，专利申请最后的是属于谁的，但是最终还是要看专利人关于权利的纠纷问题主要建议专利人在申请的时候确定好相关的合同规定，不管是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纠纷，不管是合作关系还是委托关系，都需要有合同作为证据，有了证据对专利权纠纷的处理好多了，当今时代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凡事都需要有证据。关于纠纷问题您也可以找我网专业顾问了解详情
⑽ 专利权纠纷处理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当事人在解决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时，通常有三种解决方法： 一、自行协商解决 自行协商解决应当是当事人首选的方法，其有以下优点：一、当事人自行协商，可减少矛盾激化的几率，最小成本地化解争议;二、可适当减少当事人为解决纠纷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三、协商解决可能是最有效率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 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 根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的规定，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专利纠纷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请求书应当记载以下内容：(一)请求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委托代理人的，代理人的姓名和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二)被请求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三)请求调解的具体事项和理由。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收到调解请求书后，会及时将请求书副本通过寄交、直接送交或者其他方式送达被请求人，要求其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交意见陈述书。如果被请求人提交意见陈述书并同意进行调解，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会及时立案，并通知请求人和被请求人进行调解的时间和地点。被请求人逾期未提交意见陈述书，或者在意见陈述书中表示不接受调解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予立案，并通知请求人。 当事人因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请求调解的，可以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受理通知书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止该专利申请的有关程序。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持调解协议书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恢复手续;达不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持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出具的撤销案件通知书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恢复手续。自请求中止之日起满1年未请求延长中止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自行恢复有关程序。 三、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 除了自行协商解决和请求专利管理部门调解之外，专利申请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起诉应注意以下几点： 1.应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2.专利申请权纷的诉讼时效是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两年。一般认为，发明专利申请的公布日视为当事人应当知道之日。 3.应准备充足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