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

㈠ 长沙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010年工作重点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按照市委《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工作纲要》的统一部署，有序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和管理体制一体化，加快创业之都、宜居城市、幸福家园建设。今年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制高点，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利用成本优势发展传统产业，利用人才智力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地理优势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群。以园区为载体，以工程机械、汽车制造及零部件、食品烟草、新材料等大型企业为龙头，培育配套中小企业群体，延长产业链，力争千亿产业集群零的突破。抓好园区项目储备和土地储备，主动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扶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以中电软件园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以浏阳生物医药园为核心的生物医药产业、以光伏太阳能为核心的新能源产业、以远大住宅工业为核心的新材料产业、以武广片区为核心的高铁经济发展。支持高新区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推进经开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壮大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咨询中介等产业，加强服务外包基地和芙蓉中央商务区建设。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引导发展便民服务和市政公用事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发展城郊型、生态型农业，稳定发展县域经济。突出十大农业主导产业，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发展，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增长18%以上。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动物疫病防控。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挥供销社、信用社的服务功能，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继续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保持投资强度。全年计划重点项目485个，完成投资1333亿元。拓展融资渠道。完善和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激活民间投资。进一步创新招商方式，优化招商环境，全年引进外资22亿美元，引进市外境内资金635亿元。发挥城建投、先导投等融资平台作用，启动地方产权交易市场建设，支持企业上市融资，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开展农村合作金融综合改革，创造条件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和信托产品。优化投资结构。坚持以投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大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项目建设投入，力争产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50%以上，工业投资增长25%以上。突出重大项目建设。完成60号令拆迁扫尾工作，以拆迁推进项目建设。加快广汽菲亚特、比亚迪等重大项目建设，尽快形成中国汽车工业新的板块。加快地铁2号线、营盘路过江隧道、湘江综合枢纽等重大工程建设，完成南北货站迁建。
（三）推进城乡一体化。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促进城乡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城乡建设互动对接。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同网规划、同步建设，抓好浏大、开元东路等干线公路改造建设，加快长浏、长韶娄等高速公路建设，完善城乡路网。加强城乡结合部规划管理，支持县（市）城提高综合承载能力，调整优化城镇布局，重点扶持20个中心镇和50个中心村的规划建设。继续推进农村“四大工程”建设。新增硬化通村公路1500公里；全面完成农村电网改造提质；新解决45万农村人口安全饮水问题，集中力量用三年时间完成水库除险保安和骨干山塘清淤工作；新建沼气池1万口；加大农村固体垃圾处理力度，建成乡镇垃圾转运站19个、村级垃圾收集站300个，建成乡镇污水处理厂12个，完成乡镇集镇环境综合整治20个。突出解决农村四对矛盾。着力解决农业比较效益相对较低和农民收入亟待提高之间的矛盾，农民就业转移与城市就业岗位有限之间的矛盾，现代农业要求规模经营与农村土地个人承包之间的矛盾，新农村建设需要高素质农民与农村人口素质偏低之间的矛盾，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推动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
（四）推进区域消费中心建设。充分利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水运等综合交通优势和周边消费需求，创造更好的城市品质、生态环境，提高消费吸引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城乡劳动者收入水平，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落实家电、汽车下乡及以旧换新等政策，鼓励发展消费信贷，扩大居民消费。支持外经外贸企业出口，扩大对外出口。培育消费热点。启动电信、电脑、电视“三网融合”，促进信息消费。发展会展经济，办好重大节会。加快岳麓山、灰汤温泉、铜官窑等重点景区建设，打造一批旅游精品项目，发展生态旅游，扩大旅游消费，将旅游业打造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实现旅游总收入400亿元以上。优化消费环境。加强五一商圈、黄兴路步行街、东塘商业中心等特色商业街区建设，科学规划建设先导区商业网点，打造商业地标和大型商业综合体。推进农村商品交易市场、商品配送中心、“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继续推进农贸市场提质改造。加强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整治，推进食品安全城市建设。推进征信和信用体系建设，营造便利、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着力构建长株潭“半小时消费圈”、“3+5”城市群“一小时消费圈”、省外周边城市“两小时消费圈”，把长沙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消费中心。
（五）推进现代宜居城市建设。坚持精细管理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品位。注重规划引导调控。加快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统筹各类规划的编制，注重要素聚合，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加强对各县（市）的规划指导和管理，构建城乡一体的规划国土管理新体制。落实色彩、绿线规划，推进规划进社区工作，强化规划实施的社会监督。加快中心城区建设。按照“打通出口、畅通城区、联接两岸、提升品质”的思路，重点推进中山西路、南湖等片区建设，启动地铁1号线、南湖路过江隧道、福元路湘江大桥、橘子洲大桥扩建、湘府路大桥、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等项目建设；进行东二环道路改造。不断改善居住环境。扩大城市绿地规模，实施湘江两岸亮化工程，新建社区公园20个、站厕30套，完成5条景观街建设，加快15个困难企业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完成城区截污口改造和排水堵点疏浚，力争城区污水全截污、全收集、全处理。巩固渣土、扬尘、噪音和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成果，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90%以上。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城市重要节点、主要干道往往体现城市的气质和形象，要重点加强整治和管理。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和开放式老旧居民社区物业化服务。坚持公交优先，实施交通疏导工程三期。继续加强违章广告和门店招牌整治，严格控制新的违法违章建筑产生。夯实文明创建基础工作，抓好各项创建项目达标，推进人民满意城市建设。
（六）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坚持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着力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先行先试、取得实效。加速大河西先导区建设。完成岳麓大道西延拓改、坪塘大道等6条道路建设，启动洋湖大道、黄桥大道二期建设，形成核心区道路基本框架。推进滨江新城、梅溪湖、岳麓山大学城三大片区开发，全面完成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环境整治，基本完成坪塘老工业基地退出。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全面实施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突出工业污染、农村面源污染、城乡垃圾治理。实施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城区退出畜禽养殖业，完成50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加强湘江流域长沙段饮用水源保护和浏阳河、沩水等支流水质环境治理，完善城乡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继续抓好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建筑节能节水改造，推广绿色建筑，推进节约型城市和国家节水型示范城市建设。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创新。推行新增项目能耗审核制度。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实行市级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扩大环境资源交易规模。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先征后转”，实施耕地占用补偿制度，加大闲置用地处置力度。加强林地承包经营权管理，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稳步推进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探索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力争完成国有企业改革。
（七）推进民生事业发展。突出抓好省市为民办实事工程，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办法，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分别新增参保16.8万、2.5万、4.38万、4万和2.3万人。加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和红十字会工作。推进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提质改造乡镇敬老院6所，每个城市社区建设1个居家养老服务站。坚持创业带动就业。继续实施创业富民工程，全面落实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等政策，鼓励和扶持更多劳动者自主创业。完善就业信息平台，加强就业援助，健全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完成职业技能培训13万人次，全年新增就业岗位8.7万个，保持“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有效吸纳就业。突出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一步规范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发放，开展“城中村”改造试点，推进棚户区改造，力争完成棚户区拆迁200万平方米，新建（筹集）廉租房6000套。改造农村危房2000户。住房是群众花钱最多、关注最多的问题，住有所居是每个人的梦想，政府要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圆梦。
（八）推进社会建设。把加强社会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引导支持企业自主研发，完成技改投入66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2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增长2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继续实施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和引进储备万名优秀青年人才三年行动计划，以人才结构的转型优化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建设教育强市。继续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完成职教基地建设，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突出解决好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问题。强化素质教育，减轻学生和教师负担，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青少年宫等文化站场（馆）建设，推进农家书屋工程。加强历史文化街区（巷、古镇）、历史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文化产业总产值增长20%以上。加强健康城市建设。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重大传染疾病预防控制，稳妥推进参合农民门诊统筹补偿、宁乡基层医疗卫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组团参加省第十一届运动会。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抓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建设和谐长沙。健全信访工作机制，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军警民联防联治和应急管理体系，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抓好重点领域生产安全，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增强国家安全和全民国防意识，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
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时，按照体现特色和发挥优势相结合、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相结合的要求，广泛调查研究，深入系统分析“十二五”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问计于民，问计于专家，集思广益，科学编制“十二五”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为长沙科学发展、率先发展提供行动纲领。

㈡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了哪些政府责任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5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将有力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升服务效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共六章65条，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分别作了详细规定。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协调、有序开展，法律规定：国务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综合协调机制，指导、协调、推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承担综合协调具体职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统筹协调，推动实现共建共享。
法律构筑起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法律制度体系的框架，建立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免费或优惠开放制度、公共文化服务公示制度、公众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使用效能考核评价制度、公共文化服务资金使用监督和公告制度、公共文化设施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公共文化机构开展服务情况年报制度等。
法律明确，国家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法律规定，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重建、改建，并坚持先建设后拆除或者建设拆除同时进行的原则。公共文化设施的选址，应当征求公众意见，符合其功能和特点，有利于发挥其作用。

㈢ 公共文化的概念特征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
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
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
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具体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则和文化价值。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嬗变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在内涵上不仅涵盖了传统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并推进建设的东方文化系列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还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甚至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囊括其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急剧变化， 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以事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文化领域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文化发展领域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体制中还混杂着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三者的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 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
（一）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自觉自愿结成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分工简单、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们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群体参与文化生产、共同分享文化；这同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别和长幼之别，还没有形成以财产多寡为标志的阶级差别。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信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生活习俗、财产制度和价值意识，从而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生活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孔子把《诗经》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诗经》作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
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是欧洲文化之源。同时，它也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仪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公共文化。透过这些仪式，处处可见宗教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约束。除了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外，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主要城市里，都建有神殿、剧场、温泉浴室、竞技场和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化设施。
历史表明， 文化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同一种公共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一种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还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各古代社会都有公共文化，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差异化的公共文化。财产的私有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礼制作为公共文化，其内部本身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诗经》文本中以风、雅、颂的体裁差别传递出先秦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和文化疏离的信息，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古代礼乐文化逐渐趋向精英化而成为社会上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底层，即在民间社会，始终存在着民间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这种民间公共文化以民间习俗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影响和支配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作为民间公共文化几千年来沿续至今，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改变其形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尚。民间习俗作为社会下层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对地域社会的空间组织和再生产宗教信仰、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
“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对于个体或私有而言的。尽管“公共文化”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文化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社会，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尽管如此，公共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扩大范围和增添新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事业体制
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特别是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建设采取了国家化的体制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家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公园、文化遗产（址）保护等公共文化机构全部被纳入文化事业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由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公共文化的体制化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全体公民共享的应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不以赢利为目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因而具有纯粹公益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和赞助体系相比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要大于西方文化基金会制所涵盖的内容；二是从法律地位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体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于西方的文化基金会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以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业体制覆盖不到的广大乡村地区， 仍然沿袭着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俗传统，而这种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积淀了历史传统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和历史糟粕的内容，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从而一度被禁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在广大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并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存在着两种形态，这种状况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文化事业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文化事业体制在布局和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不均衡，从而给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把传统的民间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传统被认为是一种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传统所构筑的文化空间不能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所容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完成。因此，从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命题和任务是，如何把两种形态的公共文化整合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征
（一）共享性
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人群共同拥有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来源于文化的公共性。从公共文化的形成来看，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公社制没有瓦解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分层现象， 因而从文化上看，也无所谓公共文化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之区别。公共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发展形成分层、分化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阶级分化、财产私有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背景下，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 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文化发展同样出现了分化。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均，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立甚至冲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围、层次和方式上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相处，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阶级、财产和权利不平等的现实，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历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阶级身价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全民共享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是对等级制社会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种调适。
（二）仪式性
无论公共文化呈现为怎样的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礼仪，还是民间百姓的风俗习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态特征是具有仪式性。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总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庙戏。庙戏演出不同于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戏曲表演。作为公共文化的一种形式， 庙戏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诸种规则的制约， 如神戏的演出有许多禁忌，祭祀关羽的神戏一般多唱《桃园聚义》，禁唱《走麦城》；庆祝佛诞，多唱《目连救母》等等，进而形成习俗。
公共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仪式性，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活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术仪式是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术逐渐分化为宗教、民俗和其他艺术形式，早期巫术具有的娱神性质，在仪式作为表征信仰和观念的形式流传中进一步发展演变，更具有了娱人的性质，并且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口头仪式表现为咒语、禁忌、俗语、传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口传的民间文学形式；非口头仪式则体现为游戏、竞技、体育、游艺、工艺等各种民俗；此外，还有兼具语言类和非语言类两种性质的民俗仪式，如庙戏、民间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仪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依据古老的传统。事实上，古老的仪式以象征的方式，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明确传达某种信念、价值和观念。仪式不仅在民俗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和惯例，一旦它有利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就会经由国家明文确认，成为法律和制度。
（三）差异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和空间都在公共文化动态演进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这种印迹表现为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差异性。 公共文化的差异性具有多种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态、空间和社会分层这三种差异。
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种形态。公共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既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民族属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体现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上如某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趣味上，从而区分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给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形态特征。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不仅表现为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在组织形式上有着鲜明体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和服务机构；而以民俗传统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生产并共同分享的形态；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区，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民众自愿结成的各类非正规组织，同样也是公共文化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间特征。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地域中，某个地域空间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也会因这一地域空间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体现。一方面，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与其他地方在气候、资源禀赋和自然景观上的不同特点，地域的自然空间差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间的自然属性虽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呈现出来，但是文化本身也赋予这一地域空间以精神内涵，进而构成这一地域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公共文化差异性在地域空间上所体现的鲜明特征。
最后，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不仅在公共文化的形态上造成很大差异，而且构成公共文化内部本身的层次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占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方面有着明显差别，致使不同层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构社会空间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层次差异正是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机制，来区分、规定和约束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四）建构性
文化是社会空间建构的结构要素。人们拥有和共享相同的语言、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为表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借助于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认同， 执着于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乡村社会的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群体、一个民族甚或是一个国家。真实具体的公共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进步。
一个国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这一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这种差异特征或者为某个社会阶层所拥有， 或者属于某个族群，或者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具有相异性、归属不同的公共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公共文化整体所包含的差异性正是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使其充满张力且呈现为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力，并成为推动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是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载体，主流意识形态以象征符号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的仪式性而处处显示国家的“在场”。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内部结构的差异过于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难以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实现整合，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剧烈变化的时期，过于巨大的公共文化差异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分裂，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面对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一方面要从保持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出发，保护和发展公共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过大的差异性引发文化冲突，进而阻碍公共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社会的整合。总之，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不在于削除其差异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内在和谐和张力，从而保障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
四、文化生产视角下加快公共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 公共文化的发展演进和形态变化，需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公共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有其产品，即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情感等，而生产循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但是，公共文化生产有着与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不仅如此，还有着不同于非公共文化生产的性质。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高度相关的文化发展实际状况，其形态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体制多样性上，而且从领域来看，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与经营性的文化生产也有着相互关联和缠绕的复杂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并鼓励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生产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和娱乐等，主要的功能是增进公民的知识、道德修养，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享受国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务。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但是，由于公共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体制无论在内容、活动方式，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生产的视角着眼，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 充分激发中国公共文化生产的巨大潜力，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必然要求， 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要为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保障。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府文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概念、内容、性质、财政投入、税收、人员、场馆建设、设施、管理体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说法，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㈣ 哪位有,发改委和文化部的2012年印发的《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

在建设标准上，地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主要参照《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和《文化馆建设标准》，根据服务人口数量确定基本建设规模。地市级博物馆的建设则参照《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6-91)》，根据馆藏文物数量确定基本建设规模。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各地可根据当地的经济实力和发展需要，遵照国家公布的建设标准，对项目规模作相应调整，但超出基本建设规模的部分中央不再补助投资。这种量体裁衣、分级确定建设规模的制度设计，既能较好地满足不同城市对文化设施规模的差异性需求，又能有效避免资金浪费，更为人性化、科学化。

在项目管理上，为避免部分进入规划项目被动等待规划实施的情况出现，同时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建设的意愿，《规划》实行项目储备库制度。具体来说，对于现有无馆舍或馆舍面积未达到标准下限、且近15年未曾大修过的地市级图书馆、文化馆项目可申请纳入项目储备库，馆藏文物数量不低于6000件、现有面积低于4000平方米的地市级博物馆项目可申请纳入项目储备库。经地方申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审核后，共筛选了符合申报条件的532个项目纳入项目储备库，其中，公共图书馆189个、文化馆221个、博物馆122个。申报总建设规模约为450万平方米，总投资约200亿元。在申请资金时，由各地从项目储备库中筛选前期条件完备的项目，提出年度资金安排申请，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审核平衡后，编制年度投资计划并按规定下达。如果在“十二五”期间无法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将不予安排。

在投资安排上，地市级三馆建设的责任主体是当地人民政府，中央视各地财力予以适当补助。中央安排专项投资，重点补助新建项目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项目。对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和南疆三地州(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农十四师)项目，按核定总投资由中央投资全额安排。西部地区(含中部地区享受西部政策的区域)项目，新建项目中央按核定总投资的70%予以补助，改扩建项目按49%(相当于新建项目补助资金的70%)予以补助。中部地区(含东部地区享受中部政策的区域)项目及西部省会城市，新建项目中央按核定总投资的50%予以补助，改扩建项目按35%(相当于新建项目补助资金的70%)予以补助。“十二五”期间，约需中央补助投资70亿元。

在项目建设管理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将建立规划实施情况监测报告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建设情况进行抽查和评估，并根据各地工作积极性和项目实施成效，对规划项目库和中央投资安排做出相应调整。对切实重视文化建设、积极加大投入、实施效果显著的省份，将予以倾斜扶持。

《规划》指出，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地市级三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落实运行经费，探索多样化的经费扶持方式，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的长效服务机制，不断增强地市级三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能力、服务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激发其生机和活力。同时，要不断改善地市级三馆的服务条件和服务手段，丰富服务内容、服务层次和服务内涵，健全和完善三馆的服务功能。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完善装备设施、加强服务管理，充分发挥地市级三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

《规划》实施完成后，全国地市级城市将基本实现市市有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文物资源特别丰富的地市文物馆藏及展示条件将得到明显改善。3亿多城镇居民和大量流动人口读书看报、进行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的基本文化权益将得到有效保障。地市级三馆的完善，将为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㈤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早是哪次会议提出，后来又在什么会议中强调

转自某硕士论文：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内务”。“公共容文化服
务”这一概念是在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被首次正式提出的，此
后，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的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公共文化服务”这一词汇便出现的越
来越频繁。

㈥ 如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互联网

设施建设仍有空白点。设施方面，虽然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基本实现了按行政层级“全设置”，但农村基层特别是城乡结合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还有空白点。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仍有619个县级公共图书馆和791个县级文化馆建筑面积小于800平方米，分别占县级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的22.8%和27%。全国有487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小于300平方米，占文化站总数的14.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1.46平方米。
投入不足，全国人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06元。投入方面，虽然各级财政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增加，但由于长期以来文化建设经费基数低，财政投入的增长与文化发展的需求之间仍有不小差距。近年来，全国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长期保持在1.8%左右，比重偏低。2014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为2683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15.17万亿元）的1.77%。全国人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为206元。
队伍方面，基层公共文化体育机构专职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队伍不稳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比较突出，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提升。
服务效能不高，不少地方“重设施建设，轻管理使用”。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但是当前公共文化产品种类数量少、质量不高的问题比较普遍，部分互联网站内容还存在过分娱乐化和庸俗化的问题。一些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不足、效率不高。不少地方存在“重设施建设，轻管理使用”的问题，一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闲置，公共资源没有实现最大社会效益。
均等化水平有待提高，两成县级公共图书馆无购书经费支出。从城乡看，县级以下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资源仍然比较匮乏。2013年在我国2712个县级公共图书馆中，无购书经费支出的有580个，占到县级公共图书馆的21.4%。从区域看，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13年，东部地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约占全国总量的44.15%，中部约占22.57%，西部约占33.25%。从群体看，当前针对老人、少年儿童、残疾人、农民工和边疆民族地区群众的公共文化体育资源普遍偏少，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要求在不少地方尚未落实。
“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党委、政府还存在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建设的倾向，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实际工作中不受重视。”雒树刚说，同时，政府在公共文化领域还存在“越位”“缺位”现象。一是公共文化服务行政管理职能条块分割、项目设置交叉重复的现象还比较突出；二是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绩效考核评估机制尚待完善，特别是对党政领导履行责任情况的评估评价还有待加强；三是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力不足，渠道不畅，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尚未形成。
雒树刚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落实政府责任、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能力、促进效益发挥作为主要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是推出更多精品力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为中心环节，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落实到创作、表演、研究、传播等各个环节。继续组织“中国梦”主题创作展示活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改进文艺评奖，解决文艺评奖过多过滥问题。加强对网络文学、网络视听节目的引导扶持和审核把关，做到正导向、提品质。
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网络。加强城市公园、广场等设施的管理和使用，鼓励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文体设施向社会开放。积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互联网延伸，大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
三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指导各地尽快制定实施标准，以县为单位推进实施。把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与集中连片扶贫开发、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编制专项规划，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四是加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投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增加产品和服务总量，使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的重要推手。推动互联网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进一步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
五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运行机制。推动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式管理，健全民意表达和监督机制。采取政府购买、项目补贴、定向资助等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设施。对群众自发开展的文体活动给予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工作机制，健全考核评价体系。研究制定公众满意度指标，创新绩效考核方式。
六是加强基层公共文化队伍建设。研究制定公共文化机构人员编制标准。设立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岗位，配置由公共财政补贴的工作人员。将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文化志愿服务队伍。

㈦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自查报告怎么写

一、基本情况
1、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加强文化站建设,在新乡政府大院内成立了综合文化站，初步解决了乡文化站的办公活动场地。配备了5台电脑。采购了各种声乐器材。已在7个行政村建成了7个农家书屋。有2个行政村已基本全面覆盖了有线电视网。
2、文化队伍建设情况。全乡共有文化站工作人员一人，农家书屋7个，并配有管理员。目前,全乡组建了舞龙队,秧歌队、老年人协会等文艺队伍,引导组织他们开展健康向上、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3、文化活动开展情况。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群众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我乡的文化活动在各个层面得到广泛开展，每年全乡7个行政村共送戏下乡14场,放电影7场；组织舞龙队进行巡回表演活动,同时村文艺爱好者在重大节假日、春节期间，自发组织各种文艺演出活动。如秧歌舞、打腰鼓、和舞龙等文艺活动。
4、体制、机制运作保障情况。目前,本乡有文化站工作人员一名。按照标准，每个行政村配备了一名文化管理员，乡综合文化站集中对其进行图书管理、文化开展、电脑操作知识等方面培训，便于管理员对村内文化设施和人员进行管理，配合乡综合文化站正常开展工作。
5、近三年来乡、村级文化活动经费投入情况。乡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不足，特别是公共文化这块难以顾及；我乡经费本来就困难，没有精力来办群众文化；农村集体经济所剩无几，无法投入文化活动；社会捐助缺乏必要的投入机制，有钱不愿投入，使农村文化经费十分匮乏。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村基层仍然存在重经济发展、轻文化发展的问题。
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缺乏硬性考核评价机制，推进文化跨越发展的意识还不够强。
（二）经费困难是制约农村文化活动开展的瓶颈问题。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无力为各文艺队伍提供必备的演出服装、乐器和音响等保障。目前，农村文化活动大多是自发性，举行大型活动靠集资化缘形式来开展的比较普遍，缺少必要的、固定的活动经费，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工作的开展。
（三）各村图书信息资源未能得到及时更新，重建设、轻管理问题急待解决，乡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的运营管理，尽管镇政府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投入，但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农村的图书室由于缺乏补充，内容老旧，很少有人去看，成为一种摆设，图书可读性低。
（四）乡综合文化站人员少，乡村专业文化人才匮乏，服务手段单一，农村文体活动内容单一，形势单调，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由于没有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和培训、激励机制，致使大多数村居农村文体活动领头雁人员老化，农村业余文艺队伍年龄偏大、演艺人才馈乏，参加文艺演出的人员多为老年人和有几十年演艺年龄的民间艺人，年轻人由于兴趣爱好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长期外出务工和经商，各村文艺队基本无年轻人参加，使农村文艺队伍青黄不接，精通民间文化艺术和擅长艺术表演的民间艺人逐年减少，许多民间文化艺术面临失传的境地。比如我乡的舞龙舞狮等因缺少年青人的参与，缺少活力;由于没有系统的学习培训体系，我乡文体活动主要集中于广场活动，其他的比如书画、音乐、武术等都没有效开展，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三、意见和建议
（一）要培养一支高素质的文化工作队伍。人才的缺乏是公共文化体系难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要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一支爱文化、懂文化、爱岗位的高素质的文化工作队伍,并尽可能多地组织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二）要把文化建设与服务农村经济相结合。利用电教室、阅览室向群众传授种养技能，通过举办讲座、展览、播放专题片等形式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帮助，提高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三）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强阵地建设。①县级财政应适当安排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满足文化事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完善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覆盖体系，尽力实现全乡广播电视村村通，量力而行地建好村级广播站、图书室、阅览室、电教电影室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②实施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程的实施，同时要确保所放的电影是群众们喜欢看的类型。③经常开展送书、送戏、送文化下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