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法案例

Ⅰ 法院给我发了一个案件查询号，我该怎么查

您好，在确认法院信息为真的情况下，可直接去法院查询。这样可以确认信息是否真实，防止上当受骗。还可以在网上查询，操作如下：

访问法院网站或者法院诉讼服务网查询，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为例：

1、网络搜索【广东法院网】，如下图，打开官网。

(1)公共服务法案例扩展阅读：

具体案件进度查询方法：

1、如果法院开通了微信，可以通过微信进行查询；

2、可以给主审法官打电话询问案件进展情况；

3、凭本人身份证，去法院查询案件进展情况，找到法院后也不要急于去，先打个电话咨询下该法院档案室的接待时间，有些法院的档案室在其他地方。

Ⅱ 寻找一公共管理的案例，并做出评价…非常感谢

A、案例分析：公共管理与中国改革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公共管理所涉及的领域中各种与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经过20多年不懈的改革、调整，但是，多年的历史积弊想在短时间内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 归结起来，我国目前公共管理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1、政府财政压力依然很大；
2、在行政立法和执法上，存在重立法、管理，轻执行、监督等现象；
3、政府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虽然有所减少，但随着改革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的新职能也在增加；
4、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服务理念还较差，长官意识严重，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
5、人事成本居高不下。机关、事业单位仍然存在大量冗员；人才选拔录用机制、绩效管理与评估机制、晋升机制、奖惩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尚未形成；
6、行政效率低。机构层次多、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扯皮，缺乏服务意识、成本意识等，使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无法走出“追求高效率——低效率——无效率”的循环。

综观各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虽各有特色，但也有共性。对中国来说，所采取的是渐进或分阶段进行的改革方式，即“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在这种改革的开始阶段，进行具有特色的试验，当取得成就和经验之后再加以推广；表现形式是体制改革由点到面，即抓住重点突破，进而逐步深化和渗透到全局的过程；具体的做法是先试点后推广，即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先在某个地方或企业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中国的公共管理过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可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答: 1、构建适应WTO要求的公共管理体制；2、按照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建立“企业型政府”；3、进一步精兵简政提高服务意识和效率；4、加强公共管理法制建设；5、推进公共管理民主化和信息化改革。 案例一: 1、案例内容介绍：北京限字当头解决拥堵是否可行 北京的街头每天都要上演无数场免费的“汽车展示会”。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一辆辆汽车像生了病的乌龟趴在一条条马路上，步履蹒跚，动弹不得。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在SARS危机后公开表示：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

的确，再没有比堵车问题更能够触痛北京人烦恼的神经了。所以，当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和对黄标车（尾气排放量达不到排放标准的车）采取限行举措时，舆论的焦躁海洋就像被扔进一块石头，叫好叫坏之声皆不绝于耳。 数据显示：1996年北京市机动车只有100万辆，到2003年已增加1倍，达到200万辆。其中私家车就有120多万辆。2002年全市新增机动车27.6万辆；而2003年前8个月，全市又新增机动车24.6万辆，已经逼近2002年的总数。 面对汹涌而来的汽车潮流，北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手足无措。多年来的堵车状况没有什么改善。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权威部门对2000年北京汽车发展数量的预测仅仅是70万~80万辆，而事实上，在新世纪钟声敲响之前，北京市汽车总量就足足比这一预期数字多出近100万辆。在200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又曾预测，到2010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才会

突破200万辆，没曾想，这个数字提早7年就实现了。为此，所有在北京生活的人们都付出了拥堵的代价。 为何出现这么大差距？一些官员的习惯性解释是，经济发展那么快，以致许多公共（如首都机场）都提前达到目标容量。 通过提高牌照费、养路费、燃油费、停车费等做法来限制私家车，是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共同做法。但限车的前提是通过引导，实现城市道路和交通资源的最优化配臵。而北京市道路交通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是摆在北京市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出租车和私家车大幅增长的同时，北京市地铁和公共车加起来对城市交通的分担率却不足30%，离80%的期望值相距甚远。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在下降。 许多去过欧美国家考察的人士均认为，与东京、纽约、巴黎等国际城市相比，北京的马路并不比人家窄，停车场不比人家少，车辆也不比人家多。但交通拥堵现象却日趋严重，难以缓解，以致严重影响城市运转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一家大型出租公司老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抛开别的不谈，单单十字路口的管理、出口和路标设臵的混乱，就使得现有交通资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除了提出要限制发展私家车外，北京市有关部门还针对一些车辆采取限行举措。北京市公安局和环保局联合宣布，从2003年9月1日开始，在部分路段对黄标车限行。 北京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对媒体解释说，限制黄标车是为了改善交通状况，提出大气环境质量。他们从今年3月就开始研究、认证这项规定的可行性，所以这项规定“绝不是仓促出台的”。但黄标车主们却普遍有遭遇突袭的感觉。因为，限制黄标车出行的措施，从发出通知到开始执行，只有一个来月的时间。他们的质疑是：这项措施涉及30万辆车，事关数十万人的利益，为何事前不搞听证？从3月份就开始研究、论证，为什么外界一点不知道？ 据了解，黄标车改造的费用动辄三五千元，有的多达数万元，一些进口车根本就没办法改。但两部门对其新政策带给这部分人的损失，没有考虑做出任何补偿的规定。 一位车主在互联网上质问：按北京市的规定，一部汽车使用寿命私家车为10~20年，我们在1995年买的汽车，符合当时的所有法规。为什么突然要让旧车实行新标准，这符合法律吗？（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作者胡奎的文章改编） 2、思考题：你如何评价北京市政府的限制措施？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加以评析。 第一，北京市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确保多元信息过程的常规运作。通过良好的沟通和有效的信息交流，整合和协调公共管理的行动。广大车主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布信息的突然性太强，让人措手不及，这有损人民利益。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信息系统也可在公共事件的早期预警方面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类似情况，信息沟通和交换可以保证政府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决策，协调行动。 第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要由政府实行公共补偿。这一措施这在国外是很普遍的。改善交通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应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安全，其相应的成本付出应由政府承担，而不应当是个人独自担承。政府应把个体经济利益摆上适当的位臵，实现了二者的有效平衡。这样才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社会责任心，百姓对政府也会更加信任，更有安全感，以便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事件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第三，系统分析造成北京拥堵的多方面原因，多渠道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仅仅靠这一个措施。比如交通问题除了车辆过多的原因，还有道路本身的问题、交通设施不完善、标志信号模糊、甚至信号不健全等问题。就针对各方面问题提出多种解决方案。

Ⅲ 求关于公共部门改革的案例分析

惠普与海尔老总“崂山论道”

-----惠普企业形象公关案例

项目背景

1999年4月底，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宣布，惠普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路·普莱特先生(LEW ? PLATT)将于5月25日至27日访问中国。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经过慎重细致的挑选，决定委托爱德曼国际公关（中国）有限公司为这次访问活动提供公关方面的支持与服务。惠普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和最杰出的测试和测量仪器生产厂商之一，也是第一家与中国实现合作合资的国外电子高新技术公司。自路·普莱特先生1992年出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以来，惠普的营业收入年复一年地迅速增长，从1992年的132亿美元飙升至1998年的471亿美元。路·普莱特先生以稳健的作风著称，他积极支持并推行惠普公司创业者总结出来的经营管理理念即“惠普之道”，把它应用到日常的管理之中。

惠普公司希望把这次中国之行搞得有声有色，不但能把惠普公司想要传达的信息 － 包括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正在酝酿的惠普公司重组计划以及接班人问题等等－全部传播出去，而且要让路·普莱特先生本人感到其中国之行非常有价值，非常令人难忘。而此时中美两国正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事加紧谈判。政府及社会各界关于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以迎接加入WTO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讨论也是越来越多。正是此背景下，国家经贸委培训司在1999年4月推出了题为“世纪变革中的企业经营管理－－世界500强企业系列讲座”，旨在加强中国大企业领导人与世界500强的高层管理领导之间的交流，学习国际成功大企业在企业发展、经营管理、市场竞争等方面的经验。经过认真接触与商谈，国家经贸委培训司决定在青岛举办一次讲座，邀请美国惠普公司路·普莱特先生与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先生作为主讲人。这次讲座联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计划采用电视现场讨论和对话的方式。两位主讲人结合各自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及成功经验，就企业文化、管理理念、经营战略和具体的管理技巧等畅抒己见。至此，路·普莱特先生访华的主要活动内容基本确定。

项目调查

经过周密认真的调查，我们有了以下几点重要发现：

首先，惠普公司迫切希望通过这次青岛论坛会的活动，宣传其被业界广为推崇的经营管理思想即“惠普之道”，提高其在中国的企业形象。惠普公司极为成功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被世人称之为“惠普之道”。这一理念决定着惠普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文化、公司目标以及惠普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它也是惠普长盛不衰的真正原因。而路·普莱特先生正是“惠普之道”的积极推动者和实施者，由他来阐述“惠普之道”的精髓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次，国家经贸委对这次青岛论坛会的活动非常重视，他们希望通过这类活动，增进中外企业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再次，海尔集团对这次青岛论坛会的活动存在某些疑虑。海尔集团是中国近年来成长最快、管理最成功的中国特大型企业，而惠普公司是1999年《财富》杂志500强排名第14位的著名高科技企业，也是该杂志公布的全球最受仰慕的公司之一。海尔集团老总张瑞敏先生担心，路·普莱特先生风头过旺，使他变成一个陪角。

另外，我们在设计公关目标与策略时，也认真考虑到了下列四个因素：

惠普公司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惠普为中国信息化建设所作的巨大贡献；

惠普与中国政府长期的、独特的良好合作关系；

作为惠普公司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路·普莱特先生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崇高威望；

项目策划

有鉴于此，我们初步确定这次公关活动的目标是：

强调惠普公司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策略以及对中国客户长期不变的承诺与伙伴关系；

树立惠普公司在经营管理经验方面的业界领先地位；

尽快消除海尔集团方面的疑虑，确保青岛论坛会的顺利与成功；

为惠普公司提供积极、广泛、有深度的媒体报道，进一步扩大青岛论坛会的影响力，同时广泛树立惠普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形象。

公关策略是：

充分利用青岛论坛会，增进惠普管理层与参会中国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利用青岛论坛会活动，进一步加强惠普管理层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如国家经贸委、山东省经贸委、青岛市经贸委等〕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加强政府关系；

力促国家经贸委与中央电视台与海尔集团方面加强沟通，以消除他们对论坛会的各种疑虑；

利用各种媒体关系，宣传青岛论坛会，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

目标受众是：

政府（国家经贸委及当地经贸委）

大企业（海尔集团，国务院认可全国前200家企业，IT业经理）

媒体（IT，印刷及出版，电视，广播）

社会大众

总体策划：

在对“青岛管理论坛会”项目进行总体策划时，我们将整个活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青岛管理论坛”会现场；第二部分为后期中央电视台专题系列节目制作报道及其它媒体报道跟踪。

由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的发生，中美关系骤然紧张，国内出现了一股反美情绪，这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原先计划好的大型公关活动，更是面临新的压力，比如媒体减少了对美资企业在华活动的报道甚至封杀这类消息，所有这些为我们成功举办青岛论坛会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

于是我们及时调整了这次青岛论坛会活动的目标：

侧重宣传惠普公司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一贯坚持的扎根中国的长期战略。这种战略不会因中美关系的起伏而有丝毫的变化。进一步表明惠普公司对中国的信心，重申惠普公司对中国合作伙伴的长期承诺；

树立惠普全球以及中国惠普公司的权威形象。

基于此，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媒体公关项目。为最大限度发挥公关效应，我们确立了如下传播策略：

增强惠普公司全球以及中国惠普公司的传播基础；

有效借助国家经贸委的影响，加强惠普国际性公司的积极形象；

通过与国内知名大企业的交流，传播惠普公司的管理思想及理念；

运用多样化的公关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强惠普在市场上“声音”力度。

挑选媒体：

基于上述媒体公关项目，我们分别在IT、综合及行业类媒体、全国性和地方媒体中进行挑选，并将媒体名单交客户确认。我们选择媒体的标准是：

保证此次活动的报道覆盖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此次活动的公关效应；

全面宣传本此活动的新闻要点；

重要媒体能对此次活动进行深入报道

最终确定的媒体名单如下：

北京：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时报、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中国电子报、每周电脑报

上海：文汇报

青岛：青岛电视台、青岛日报

工作进度表：

于1999年5月7日开始介入该项活动。

与惠普公司就整体活动的创意策划进行多次会晤。在客户的要求基础上，作出整体公关项目建议和计划。

由于中美关系所发生的一波三折的突发事件，爱德曼公司对公关策略、公关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组成本次活动的项目小组，起草项目建议书，并提交给客户修改，最终定稿，确定活动整体公关项目及程序。

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制片人任学安、主持人谢艾林及有关记者曲向东就论坛会内容、形式等进行讨论，并确定系列片主题为：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及企业文化。

与客户协商，确定本次活动的制作、设计及青岛当地支持的合作伙伴。

论坛会前期的筹备工作，包括宣传资料的制作，现场背景板的设计，媒体专访的筹备等。

确定项目进程表，每个项目小组成员的职责、任务与工作完成的时间安排。

项目实施

项目的精心策划，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这次论坛会的地点定在青

岛，因此有大量的后勤/协调工作需要妥善安排。主要内容包括：

与青岛香格里拉酒店的协调：确定论坛会现场布置、惠普嘉宾抵达和离开青岛机场时的迎来送往、惠普嘉宾在酒店的住宿安排，等等。

与国家经贸委的协调：确认在青岛的有关活动安排、论坛会当地政府官员及企业界代表与会邀请与跟踪确认、签到事宜，等等。

与展览设计公司及其它供应商的协调：确定论坛会所需的背景板设计与制作、背景板在北京制作完成后运往青岛并安装、同声翻译设备在北京的预定以及运往青岛酒店后的安装。

与青岛电视台的协调活动：由于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需要现场录象，因此需要寻求青岛电视台的合作与帮助

与青岛培训中心联系安排事宜：主要安排应邀前往青岛采访的北京与上海报纸及杂志社记者的食宿及其它相关活动。

为确保项目圆满成功，爱德曼公关有限公司派出了一个两人先遣队，提前两天赴青岛负责安排及协调有关事宜。

与中央电视台的合作是确保青岛论坛会成功的关键之一。从确定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开始，我们就着手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与论坛会主持人、编导及《经济半小时》栏目制片人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并代表惠普公司就论坛会主题的确定、资料的搜集、初稿的拟定、主持人向惠普与海尔总裁所要提的问题等等内容，与他们进行认真的沟通。

为给中央电视台方面提供更全面、翔实的背景资料，我们专门派人前往北京大学，采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于鸿君教授。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京科集团总裁何志毅先生以及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曹凤岐教授，倾听他们对海尔集团的研究成果以及对青岛论坛会选题方面的意见。我们还参考了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企业案例库》关于惠普与海尔的案例分析，调研考察报告，获取较为详实的书面资料。所有这一切，为中央电视台最终制作出一台丰富的、有深度的报道打下良好基础。

媒体关系是这次公关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起草了一个与以前风格完全不同的、非常“煽情”的媒体邀请函，以吸引媒体的好奇心与注意力。考虑到青岛论坛会活动内容及性质，我们邀请的主要是相关媒体的高级记者或编辑、以及负责管理版的负责记者与编辑。通过提前作充分沟通，这些编辑和记者对整个青岛论坛会活动内容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

应邀前往的记者除参加论坛会现场活动外，还参加了我们专门组织的对路·普莱特先生的集体采访。

项目评估

首先，作为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客户的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对青岛论坛活动的圆满成功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这次活动影响力大，是中国惠普历史上从未做过的、最为成功的公关活动之一。很多中国惠普的员工从报纸上、杂志上看到大量的有关这次活动的深入报道，都感觉非常自豪。特别是他们看了连续两期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有关这次活动的报道后，在中国惠普公司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这次活动的成功为后来爱德曼公司与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的长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对这次活动特别重视，为论坛的成功倾注不少心血。由于当时的《经济半小时》栏目正在尝试改版，希望给观众一个全新的面貌，他们将惠普与海尔两位老总的对话节目作为改版重头戏。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以及电视观众积极反馈为《经济半小时》栏目的改版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从此以后，《经济半小时》栏目频频策划类似的电视对话节目，很多中外企业的领导人在电视上亮相，成为该栏目的特色。

另外，很多公关界同行对这次活动的创意以及成功举办给予高度评价。很多同行在获悉青岛论坛会的成功举办后，在不同场合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这也进一步奠定了爱德曼国际公关有限公司在中国公关界的重要地位。

最后，这次活动由于我们前期为媒体作了很多资料准备，与媒体的沟通也比较充分，因此媒体报道相当令人满意。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连续两天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轰动效果。印刷媒体的报道不但及时、准确，向受众传递了惠普希望传达的信息，而且报道的版面大，内容深入充分。大部分媒体的报道还占据了整版或半版篇幅。

项目策划和实施单位：爱德曼国际公关（中国）有限公司

Ⅳ 案例分析怎么写格式为 法律问题归纳提炼、法律问题的分析论证、结论三部分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别官员和官员的公开和诚实的讨论。
官员，一般个人是一个自然的人，毫无疑问的隐私，但官员的官员，其官方的公共服务，而不是统治。
在社会中官员的人的仆人，而不是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官员应保持清洁。然而，由于方便参考的官员的条款，很容易陷入腐败的泥潭，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以更好地维护一个和谐社会，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国家，政府官员开设自己的财务状况可行的举措。
个人索赔，中国可以创建自己的一套干净的系统，公众服务，站立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

Ⅳ 行政案例分析

（1）杨某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他可通过申请行政复议（二个月内市交通局、市工商局、县行政复议委员会均可行政复议），或三个月内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2）杨某的合法权益是受到侵犯。县交通局以杨某的行为违反了交通管理法规的规定为由已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而县工商局又对杨某作出了罚款1000元，属重复处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县工商局对杨某吊销其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是合法的，不在“一事不再罚”的范围。

Ⅵ 2003年有《湖南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条例》吗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开始的以提高效率、促进竞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为目的的公用事业市场化（或者说民营化、私有化）运动至今已成为世界的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并逐步推进本国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我国的公用事业市场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近几年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法规的鼓励、支持和规范，在进入新世纪后开始加速，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经济发达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目前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其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合同外包、特许经营、公私合作（合资）经营、股份出让、直接并购、民间独资等。其中特许经营制由于其形式多样，灵活而倍受我国青睐，各大中城市特许经营项目日益增多，因此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许多地方政府如北京、深圳等为了规范特许经营开始颁布了一些管理办法，建设部也于2004年2月24日发布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使特许经营开始进入“有法可依”的轨道，标志着我国的特许经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如此，由于其对制度环境如法律制度、监督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要求很高，在发达国家有着良好绩效的特许经营权制度，却在我国的实践中表现出许多问题，这既有理论认识层面的，又有制度层面的、操作层面的。本文试对这些问题的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为推动我国特许经营项目顺利进行提供参考。

一、我国特许经营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监管职能交叉甚至矛盾冲突

特许经营并不是放任企业不管，而是政府由原来直接经营的角色转变成行业监管者，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政事分离，因此政府职能应尽快从传统的体制转变过来，重塑政府监管体制，是当务之急。我国现行的监管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从横向来看，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管职能界定不清晰，分工不明确，职能重叠，多重监管并且随时可以调整，这不但增加了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在谈判、签定合同时企业无法确定哪个部门具有合法的代表资格，在出现违约时，又无法确认哪个部门能承担法律责任，增大了企业风险。
从纵向看，条块之间监管分工不尽合理，纵向监管权力配置与横向权力配置之间缺乏协调机制，条块发生冲突时，又缺乏相应的裁决机制，这比较普遍地发生在具有跨地区性公用事业监管上，如电信、电力等，如表l所示。

表1：信息产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管矛盾 监管利益冲突环节 信息产业部 地方政府 解决争端机制
信息管道产业性质 基础电信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 自发协调，无正式解决机制
项目规划 最大限度占有城市空间资源 充分利用城市空间，减少重复掘路 无
市场准入 谋求垄断，维护既得利益 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实现互联互通 目前正在制定反垄断法
定价与质量服务 以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让市民普遍能享受高质量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福利 价格、质量监管部门
普遍服务 尽量向客户最集中地区，回避人口稀少地区 满足城市普遍服务要求 依非正式的协调与谈判来解决

（2）政府监管方式单一，监管水平落后，没有形成一个多方位、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当前我国主要监管内容是经济性的价格监管和进入监管，而对于社会性监管还刚刚起步；对于价格监管，使用的是“企业成本+税费+合理利润”监管模式，无法产生足够的激励；对于进入监管，特许经营者的选择，往往竞争不足，难于显示市场真实成本；普遍服务的监管，还没有使用交叉补贴、设立普遍服务基金等手段来履行政府义务；在企业外部监管上，还没有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力量，听证制度还不健全。
（3）政府角色转变不到位，公用事业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与监管职能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在传统的公用事业管理体制下，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既是企业资产直接运营和管理者，又是行业的监管者，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而在新的体制下，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通过管人、管事、管资产来完成的，希望以最高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以实现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行业主管部门成为行业的独立监管者，代表的是社会公众利益，希望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使消费者获得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依法律、法规、经营合同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这里由于政府部门之间对于特许经营者选择的标准不同，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期望资产保值、增值与行业监管部门期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产品和服务的矛盾。往往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中的意中人，而监管部门却并不中意。对于这对矛盾的协调，关系到公用事业市场化过程中特许经营者顺利选择。

（二）政府承诺和保证屡屡失信，承诺缺失现象普遍存在

政府的承诺和保证是特许经营中的国际惯例，它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风险，保障投资者合法的权益，吸引投资者投资公用事业项目。但在我国由于特许经营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对它的理解还不很深，政府往往急功近利，引资心急，重承诺轻践诺，结果政府承诺和保证屡屡失信，承诺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许多项目中途夭折。
其一，政府承诺对未来的政策风险估计不足。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政策处于不停的变化和调整中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但在特许经营中政府往往对这个特征的风险评估不足，盲目承诺，政策变化后，导致承诺无法兑现，同时由于合同设计的缺陷，没有对可能的风险作出相应的制度保障按排，结果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项目被迫终止。2002年1月18日，四川邛崃市政府同四川瑞云集团签定了《邛崃市新区开发建设项目协议书》，规定新城整体以BOT、形式建设经营50年。其间，瑞云集团享有新城区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权，经营性土地的增值收益作为投资回报，50年后，企业将城市无偿还给邛崃市政府。但之后不久，国土资源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规定各类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必须通过拍卖或招标方式出让，土地政策的变化，又由于政府与私人投资者在合同中没有对违约风险、赔偿责任、处罚办法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使这个轰动一时CBOT（城市－建设－经营－移交）项目顿时陷入困境，无法收场。
其二，政府承诺和保证违反国家已有的法律、法规，导致合同无效。闹的沸沸扬扬的“固定回报”清理问题，已使许多特许经营项目被迫终止。不但政府为此付出了经济代价，而且政府声誉由此遭受巨大的损害。2002年9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现有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认为保证外方投资固定回报不符合中外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违反了已有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要求采取改、购、转、撤四种方法对设定固定回报率的项目更正。于是出现许多BOT项目被提前收回国有，如英国泰晤士水务的大场水厂BOT项目由于协议已有明确规定，回购还算顺利，而长春汇津污水处理BOT项目，却因此与长春市政对簿公堂。
其三，政府承诺与保证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缺乏前期的项目充分论证，盲目上马，合同设计违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最终使政府履约成本高昂，项目难以持续。法国威利雅成都第六水厂B厂BOT项目，合同规定成都市自来水公司保证每日采购B厂的净水40万吨，当B厂建成投产时，由于市场形势的变化，供水市场严重过剩，只好让其它两个水厂停产来消耗这40万吨的产能，成都市自来水公司由此从盈利突转为巨亏，市财政每年因此补贴自来水公司一亿多元，财政不堪重负。政府缺乏风险意识，任意承诺，之后要么失信于投资者，要么履约成本高昂，政府声誉遭受损失，投资丧失信心，近期出现“洋水务”退出中国市场的趋势，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特许经营合同性质存在争议、合同设计还不完善

对于特许合同的性质是受私法管辖的民事合同还是受公法管辖的行政合同，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合同性质不确定的风险是合同争议的解决途径不确定，发生争议后，能不能进行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政府、企业都无所适从，如果将特许合同看作是民事合同，适应私法，但实际上又难于执行，因为政府授予企业特许经营权，实际上是行使公权力的表现，与司法是分权制衡的关系。而我国现行的体制，决定了司法判决难以实际约束政府的民事行为，尤其是在政府不配合的情况下或者公共利益攸关的情况下，政府更有足够的理由来抗衡司法判决。但如果根据200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的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那么我国的特许经营合同的性质就是行政合同。如果经营企业的权益受到侵害，企业的救济途径是较为充分的，它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如果政府无正当的理由提前终止合同，那么企业可以请求法院判决政府要么撤消决议或者给出相当补偿。从我国现有的案例来看，长春汇津污水处理厂与长春市政府之间的关于污水处理专营权的纠纷，当事人提起的是行政诉讼；而鑫远公司与福州市政府道路专营权的纠纷，则是通过民事仲裁解决的。
在特许经营中，合同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监管的主要依据。根据合同理论，由于个人有限理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交易费用，使得缔约当事人或契约仲裁者无法观察或证实一切，故合同总是不完全的，缔约双方都可以机会主义的行事，违约一方可以很容易声称所做的没有违背合同，或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再谈判。特许经营合同由于期限一般都很长，技术、需求、政策等经济技术环境变化都很大，合同的不完备性不可避免。而我国目前，合同双方完往往忽视合同的不完备性，特别是政府一方，由于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片面强调引资的现象严重；同时也由于自己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的储备不足，在合同签定前，又不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对合同项目的各种风险进行详细评估；在合同文本中，有意回避关键问题，盲目求同存异。其结果是一旦合同出现争议，由于合同缺乏必要的风险保障制度安排和缔约双方往往又缺乏长期合作的精神，均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项目中途夭折。

（四）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公用事业定价机制远未形成

公用事业价格规制问题是特许经营是否能顺利运行的一个极为关键问题，在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行业，价格的制定必须同时满足三维的目标：促进社会公平，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保护企业的发展潜力，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的价格规制，以调节政府、消费者、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定同时符合三个目标的价格，是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呈现出许多的问题，甚至导致特许经营项目无法顺利地合作下去。（1）各省市均明确特许经营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按照“企业成本+税费+合理利润”的原则来确定，利用这种方式，消费者承当了成本提高的风险和降低成本的收益，虽然有利于刺激投资，但却不能有效地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的成本增加可以通过价格转嫁给消费者，也不能区分运营者的优劣，同时对企业成本的审核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增加了行政成本。（2）政府缺乏透明、制度化的定价机制。在特许经营中，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仍然被政府控制，不透明的，任意的定价过程，使投资者、经营者承受极大的风险。由于特许经营的合同期限一般较长，其间技术、需求、成本的变化再所难免，价格的调整也就成了必然。但特许经营者不知在市场成本上涨的情况下的，是否可以合理的上调价格。特别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共服务和产品价格的调价必须举行听证会的条件下，使提价变的更加困难、耗时和不确定，如南京、上海、北京出现因听证反对涨价而使提价搁浅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所造成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低于市场真实成本的差异，政府是否有义务提供经济补贴，也没有明确规定。（3）由于对公共服务和产品价格构成要素及监管范围缺乏明确规定，存在很大的随意性，使搭便车收费现象严重，混淆了公众视听，结果是即使合理的提价也遭到公众的反对。同时公用事业价格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还不尽合理，总体价格水平偏低，收缴率不高，这些也都阻碍了我国公用事业难以进入良性的市场化机制。以水价为例，水价调整一直是改革的重点，为了节水和吸引投资者，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水价，但我国水价构成不够合理，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标准低，收缴率不高，总体水价仍然偏低，不能真实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使水务企业面临水价收入无法满足他们获得合理投资收益的目标，水务市场的良性运作机制无法形成。

（五）我国还缺乏一个完整、严谨的有关特许经营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系

我国有关特许经营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相互之间还不协调、不配套、甚至不合理、前后不相衔接；法律条文内容含糊不清，甚至前后矛盾，造成私人合作者感到困惑、无所适成，增大了合作者的风险。就拿特许经营者的选择来说，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行政许可必须通过招标和拍卖的方式授予，作为行政许可的特许经营，理应适应本条规定。建设部的《办法》第八条也规定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应向社会公开招标，而属于政府采购法范畴的特许经营，还理应遵循《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可以采用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一些地方性的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也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规定，深圳规定可以采取招标、招募和法律、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北京规定可以通过招标或直接委托等等。这些法律条文的不一致，使特许经营者风险成本加大，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合法性，依据哪部法律条文来保护自己。而实际在选择特许经营者时，由于公用事业项目的复杂性，仅仅看价格的高低来确定特许经营者是远远不够的，特许经营者的选择、特许经营权的授予一般都是要经过与投标人谈判与协商之后，这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很普遍的。这反映出《办法》规定不够合理，虽然其本意是为了保护公平、公正、透明，避免暗箱操作，权钱交易，但却没有使法律条文有足够的灵活来处理复杂且具有巨大差异性的现实问题，导致法律条文在现实中无法执行，或者由于没有足够多的投标人参与竟标而使特许经营项目流产。类似的问题还有，如有关开展特许经营业务的法定依据，有的规定是特许经营协议、有的规定是特许经营授权书，有的规定是特许经营权证和特许经营合同。法律法规框架体系的不完善，不统一已经成了在推进我国特许经营事业中的障碍之一。

二、对策建议

（一）整合政府各部门监管职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

虽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不同，各国都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国国情的监管体制，但监管的程序化和公开化，监管机构独立性，拥有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相对完整的权力，通过法律的充分授权和限定来明确界定监管机构的职权范围却是世界的发展趋势。独立性意味着监管机构与任何企业没有任何关系，也独立于其他政府机关，以保证监管机构在依法实施和执行监管中的公平、公正。我国目前监管机构的改革应逐步理清各政府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能界限，按照谁最易获得信息，谁负责监管的原则，尽量把各部门分散的监管职能集中到一个监管机构，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使被监管企业面临一个或少数几个监管部门，避免多头监管，企业无所适从。如对于价格的监管，由于行业主管部门，最易掌握企业成本信息，理应把公用事业的价格决定权从发改委或物价部门集中到行业主管部门行使。建立各政府部门和中央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确立主协调机构以迅速解决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提高行政效率。

（二）完善公用事业的定价方式以形成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定价机制

完善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的定价方式，建立规范化、程序化的定价机制，同时规范公用事业会计准则，为成本的核算提供科学的依据。针对我国定价利用企业个别成本，激励强度低，企业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现状，对于外部条件相同或类似，具有区域性垄断特点的公用事业如水务、煤气等，尽快参照国际经验引入标尺竞争体系（Benchmark Compet.ition）。它是一种以经营成本较低的企业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标尺体系，然后再考虑各地区环境差异因素，利用这些因数对企业成本进行调整，进而决定价格的监管工具。这个工具，实际上是利用同类企业的平均成本代替个别成本，刺激企业提高效率为降低成本而展开间接竞争。明确公用事业产品和服务价格构成，严禁借此搭便车乱收费，混淆视听。理顺各价格构成之间的关系，逐步提高总体价格水平和收缴率，这是公用事业市场化的基础。健全价格听证制度，既要防止监管机构被监管者俘获，又要明确价格的听证范围，听证范围应该是运营企业的成本，是企业可控部分，而对税收、资源费用则属于法定的，不属听证范围。同时建立政府的补贴制度，对于政府为了社会公众福利，履行普遍服务或其他政策性措施，所导致的政府定价低于市场真实成本，企业无法获得合理回报，甚至亏损的，应由政府提供相应的经济补贴，以形成良性的市场化机制。

（三）完善特许经营合同设计，加强基于合同的监管

在我国正式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和投资者应注重通过对可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风险、商业风险、法律风险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完善合同的设计，尽量减少合同的不完备性，预设纠纷解决机制和风险保障机制，加强基于合同的监管。在国外，监管者的监管是基于法律和合同的双重约束下的监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签定一份严谨而详细的合同是一件在特许经营项目中极其重要的事，当问及法国人，在特许经营中出现纠纷怎办时，他们会理所当然的说，“合同上有规定”。因此针对现有部分地方政府在特许经营项目中不签定合同只颁发授权书的现象，应严格按照建设部2002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意见》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政府一律要和特许经营中标企业签定具有法律效率的公用事业特许合同，合同应对双方的权力和义务作出具体的明确规定，对违约风险、赔偿责任和处罚办法等也要有详细的约定，否则一旦出现纠纷，就难于解决。

（四）努力建立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体系

特许经营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一个包括宪政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监管制度等在内的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体系。它是被大家认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它使社会各行为主体：政府、私人投资者等形成稳定的预期，减少私人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同时对政府承诺和保障进行约束，使政府实现自己的承诺。正式的制度也是有效合同的外在保障，是解决合同纠纷的最终方式。在当前，新的规则的制定要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配套方面，同时修改、补充包括我国政府管制的规定、促进外国投资的立法、担保法、证券法、合同法、公司法、劳动法、社会责任法和其他方面规定中有关特许经营制度的相关条款，以适应特许经营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新需要，努力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法制框架。
总之，公用事业市场化是加快我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它对于弥补建设资金不足，缓解财政压力，改变传统的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公用事业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保护好、培育好非国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政府的应有责任。当前在特许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归纳到完善法制、加强监管，特别是政府的监管来解决，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别就在于此，也许到此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西方有着悠久历史的和良好业绩的特许经营制度，而在我国目前却有点“水土不服”。

Ⅶ 有哪些经典的城市道路建设案例

有一次去长沙，下了高铁，车主已经在门口等待我，意想不到的事车主是一位年轻美女，把我带到停车场，是一辆汉兰达，超大空间，内饰整洁，车内有湿巾与水，都是免费提供。路上一直和我说长沙特色等，完全就与自己的司机接待一样。真的很不错！

Ⅷ 比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律地位与效力

你好，我来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
其实从字面就可以看出来，“收容遣送”反映的还是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导，权力为上，被遣送人员的地位相比较而言还是比较低的；而“救助”则体现出国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现在提倡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人民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维护，而不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刚出来的时候，对人权的不合理对待。宪法的依据实际就是宪法修正案里面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孙志刚案例是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的原因之一，至于它是不是一个违宪案例，我觉得理论界已经有所定论，你可以网络上翻查一下历史记录。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谢谢！

Ⅸ 公共关系案例分析

1.这是利用了名人关系所开展的公共宣传，借用明星效应影响大众购买心理。
2.本案例的启发是：这种公司利用人群对明星的心理倾慕、信任、依赖，来利诱消费。其实代言人与产品、销售商只是一种利益关系，明星介绍产品的台词都是销售商提供的，宣传的产品疗效真实性不可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