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技術轉讓糾紛案例

① 急求關於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的案例！！！

「中國加入WTO後，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有了一些變化，那就是不再實行全面封鎖，而只是把相對落後的技術產品出口到中國。但發達國家從來沒有放鬆對華的高新技術出口管制。……美國自從2001年對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許可證實行重新審查後，相當一部分原先批準的許

可證被凍結。對超級電腦、高科技電信設備、半導體設備，以及尖端的機械工具，幾乎完全對華停止了出口。」

考察現實，我們面臨著多種問題並存，一是跨國公司並沒將先進技術或者關鍵技術投入中國；二是跨國公司雖然將一些先進技術投入在華企業，但是關鍵技術仍然掌握在外方人員手裡；三是外方所投入的技術與產品只是其生產鏈中的一個環節，即使我方完全掌握，也無法生產出相應的產品；四我們引進的主要是先進的生產線，得到的是生產能力提升，但依然要依賴外方提升產品與技術水平。

從市場取向的角度，跨國公司在華企業有兩種，一是出口導向型的，即產品用於出口世界各地。對華投資的目的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其他低廉的生產成本、優惠政策以降低其產品的生產成本，中國只是其全球的一個生產基地。這在高新技術產業表現比較明顯。實證分析表明這類企業往往採用其母公司的先進技術，生產其母公司最先進的產品。這實際上是跨國公司面向全球銷售的一個生產車間。另一種是市場佔領型的，以佔領中國市場為目的。這是絕大多數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主要目的。許多在發達國家市場已飽和的產品在中國的成長性依然很好，被普遍認為是全球最大的潛在市場，可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通過直接投資規避貿易壁壘，謀求佔領中國的龐大市場。這類企業跨國公司投入的技術與母公司的最先進技術有一定差距。

根據對北京市科委認定的48家由跨國公司投資的高新技術企業技術水平的調查，與母公司相比，使用最先進技術的佔26.3％，使用比較先進技術的佔42.1％，比較先進技術與一般技術混用的佔31.6％。但是對外方投入的技術作進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是生產技術，對於提高技術水平有限。

事實上，技術轉移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2002年9月6日國家領導人宋健率團赴日，再次考察日本新干線技術，為中方是否引進日本技術的可行性進行論證。此事的起因是，9月2日向上海磁懸浮項目提供技術支持的蒂森克虜伯集團發言人表示，德國磁懸浮列車聯合財團沒有向中方提供全部德國磁懸浮技術的意向。開始因為日本不願轉讓技術我們才選擇德國的磁懸浮技術，我們與德國合作後日本又後悔，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市場，還有不少線路要高速化，因而日本不斷示意願與我國就相關技術的轉讓舉行談判。但是與德方的合作過程並不順利，每前進一步都是雙方多次博弈的結果，其中關鍵點在我們必須要經過自己的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沒有技術實力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談判地位，外方不會輕易將技術給我們。目前德國給了我們一部分技術，但都是在中方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部分相關研製成果的情形下德國才願意轉讓的。即便如此，德方仍然不願將全部技術轉讓。雖然該項目已在上海投入試運行，但是圍繞技術轉移的「鬥智斗勇」還有一段較長路要走，宋健此行也是向德方表示，如果他們在技術轉移問題上封鎖太緊或設置的門檻太高，我們會有新的選擇。

所以，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從企業層面上來看，跨國公司及其母國政府並沒有放鬆對華技術轉移的控制，特別在關鍵性技術引入方面還設置了很多障礙。我們正在西方跨國公司對華技術轉移的控制與反控制中艱難前行。

跨國公司對華的生產轉移與技術轉移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整體上高於國內企業，但基本上不是國際上最先進的技術。作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晶元廠商英特爾進入了中國，但並沒有把核心技術帶到中國，它在上海的工廠僅僅是晶元的封裝線，最核心的晶元設計和製造、測試還是在國外。而從產品結構和生產能力上看，日本索尼在中國國內工廠的產品仍是以零部件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較少見，如VAIO筆記本電腦、PS2游戲機都不是在我國生產，在我國工廠的產品線在索尼體系中還處於比較低端的位置。日本愛普生在深圳與蘇州都投資建廠，並且在中國的企業所產生的效益已佔到該公司全球效益的42％，但是愛普生的研發仍然放在日本，中國只是一個生產基地。

把研發的主要機構設在母國和其他的發達國家，將核心零部件和產品的核心生產過程與關鍵環節放在其母國進行，而將技術含量低的零部件、產品的最終成品組裝生產放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在跨國公司中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大多數國際大跨國公司

的戰略選擇。尤其是許多現代高科技產品的加工工序多，有些產品的生產工序逾百道，即使中國掌握了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生產過程的工藝技術，也無法生產出該類產品，這種生產模式對我們掌握其完整的產品生產技術基本上沒有可能。

仔細考察我們所認為的跨國公司已將其先進技術投入到中國，大多數都是先進的生產線，事實上是生產能力的轉移，這與嚴格意義上的技術轉移是有本質區別的。產品的技術，主要體現在產品的設計開發和關鍵部件的設計與生產工藝方面。轎車行業比較明顯，這是中國最早引進外資的行業，國際上各主要大汽車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了合資企業，投入了先進的生產線，中國汽車製造技術和製造工藝一躍而進入90年代，但是中國至今一直沒有掌握轎車的設計技術，幾乎沒有自主設計的車型，作為轎車心臟的發動機的技術也沒有掌握。沒有掌握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我們的轎車行業只能嚴重依賴合資中的外方，進一步講，我們的命運實質上完全掌握在他們手裡。在通訊行業也是如此，成立於1984年的合資企業上海貝爾公司，是中國通訊行業的龍頭企業，其核心技術從未讓中國人掌握，電腦晶元一直從其母公司進口，通訊程序不讓中國人接觸，真正對我們轉讓的技術十分有限。從「以市場換技術」、通過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角度來評價，上海貝爾公司這個項目並沒有實現我們的初衷。

即使是高度自動化的現代生產線所體現的生產技術，如果跨國公司不轉讓生產線的設計原理和工藝，那麼我們學會的只是這種生產線操作技術。通過工人和技術人員「干中學」無法掌握全面的生產技術，更難理解與掌握其設計原理，一旦跨國公司撤走，我們的生產技術又會回到以前的水平。再說，現代生產技術發展也非常迅速，每種產品的生產線每隔一段時間技術上就會過時。只有真正掌握該產品的生產技術，才有可能做到創新，從而跟上該產品生產技術的最新發展。否則就會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怪圈。如果跨國公司再有意識地將不是最先進的生產技術投入中國，會使我們的追趕更為困難。如被稱為工業糧食的集成電路，產品升級換代很快，為了發展中國的集成電路，1995年中國上了908工程，從國外進口設備生產0.9微米的晶元，兩年後，世界集成電路已到0.35微米級的技術水平，中國又與NEC公司合資，生產0.5至0.35微米的晶元，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晶元技術已達到了0.15微米級。

江蘇省蘇州市決策層以全球化目光思考新一輪的產業布局、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時，已深刻地認識到，盡管目前IT產業是蘇州的一大優勢產業，眾多外商，包括摩托羅拉等著名公司早已進入，但是這種兩頭在外，即技術和市場都在海外的格局，隱藏著較大風險，因此在新一輪國際和我國上海的產業轉移中，蘇州在沿江地帶大力吸引「生根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重化企業。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跨國公司進中國決不是來給我們送技術的，他們根本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在東道國出現。相反，從其逐利本性而言，總是想方設法削弱東道國企業的技術實力，以便它們通過技術壟斷實現對市場的壟斷。我們所贊賞的跨國公司投入中國的先進技術，始終嚴格的控制在其所投資企業中，嚴防擴散，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也一直主要掌握在外方人員手裡，一旦外方撤走，這些「技術」也會隨之而去。

綜上所述，出於成本因素的考慮，跨國公司將其生產線投入到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工業技術水平。然而對工業技術水平起決定作用的產品和工藝設計技術卻沒有實現很好的轉移，中國企業更沒有機會據此而形成自己的技術知識體系。

對跨國公司設立研發機構的再認識

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並不能從根本上直接推動中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幾個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關註：

——部分跨國公司在合資企業中取消原企業的研發機構，因為他們是技術提供方，不需要原企業進行研發，把合資企業改造成單純的生產基地，置中方於技術方面的附屬地位。而在企業內部對中方人員封鎖技術，阻止中方人員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削弱了我方技術人員的技術創新能力。國際經驗表明，只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掌握引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實現二次創新。這本是我們的初衷。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許可證形式引進技術的一個重要弊端。從中我們不難理解日本與韓國為何堅持

以許可證方式引進技術。

——絕大多數研發機構的功能定位是在服務於跨國公司在華企業佔領中國市場的需求，基本上從事的是一些適應性的工程化配套技術服務，很少從事創新研究，研發的高端，即基礎性研究與核心技術研發工作仍放在母國。

——實力薄弱。如微軟中國研究院是微軟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但是只有一百多名技術人員，而微軟公司有數萬名研究人員。同樣，朗訊科技貝爾實驗室基礎科學研究院（中國）也只有一百多名技術人員，而朗訊公司有30000名研究人員。這與跨國公司研發經費投入結構也是一致的，如美國，資料顯示1992年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發費用87％投在本土研發機構，僅13％花在海外分支機構和研發中心。這種現象至今未發生根本性變化。

——建立研究機構是跨國公司整個策略的一部分，即爭奪中國最優秀的人才。如果跨國公司能夠在中國獲得最優秀的人才，會進一步增強其競爭實力，那麼它們在中國將不會遇到有競爭力的企業，中國的市場也就是它們的了。對中國而言，實際上成為「人才不出國門的流失」。把中方技術人員在其研發機構開發出的成果按照其全球戰略轉移出去，也是中國技術資源的一種流失。

近年來，這種形式的中國高素質人才流失非常嚴重。自從IBM、HP、Microsoft等國際IT行業的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中關村的IT人才流失一半以上，絕大部分都去了這些跨國公司。人力資源已成為現代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決定因素。這對於剛剛起步、實力很弱的中國高技術產業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成為制約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在這場新形式人才爭奪戰中，許多在華跨國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國著名大學的在校生和研發人員。

即便如此，主流觀點認為無論如何跨國公司只要投入先進技術或者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就會有技術溢出效應的產生，因此就能推進我國企業技術進步。不可否認確有溢出效應，但對此不能估計過高。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均有技術溢出效應不大的研究結論。

結論與思考

理論研究與經驗均表明，跨國公司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向我國轉移技術，單純從引進技術的角度來講對我們不是最佳選擇。能否真正引進先進技術？能否真正掌握引進的先進技術？對我們技術創新能力培養及提高的推進作用及大小都是很值得深思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在入世後如何變通？也是當前我們亟待思考的問題。

現在大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主要是想在這個蓬勃成長的市場上搶占更多的份額，日本企業甚至把中國市場作為它們走出困境的逃亡「福地」。對我們而言，如果最稀缺資源「市場」喪失了，而技術又沒得到多少，那是違背我們「開放」的初衷的。另外，不能最終擺脫技術上的依附「地位」，依靠自己的實力把失去的市場奪回來，技術又有何用？「先進技術」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自發的接受技術溢出其效果更為有限。通過直接投資而引進技術對本國的研發有壓抑的一方面，這也是每當我們在某方面研發取得一些突破，外方就積極主動的要轉讓同類技術，目的在於讓我們放棄自己的研發全部用它們的技術，從而削弱我們的技術創新能力，對此，我們要高度警覺。中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最終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國際技術轉移中使我們的研發隊伍實力不斷增強。怎樣把「不出國門的人才外流」變成接受技術溢出的手段，是擺在我我們面前的新課題，在當前發達國家政府及跨國公司嚴格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的情況下，完全靠個人自發的行為，很可能結果是真正的「人才外流」。反觀運用引進技術提高本國技術創新水平最為成功的國家，如日本、韓國，都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對此我們要高度警覺。

我國應採取積極主動的形式，始終把技術轉移中的技術能力轉移作為我們的戰略定位；對於國外的技術封鎖，要思考與制定「反封鎖」策略，採取有效手段打破「封鎖」；應自覺主動與形式靈活地接受與擴大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應該把引進先進技術與培育提高自己的技術創新能力有機結合起來，真正形成自己的技術體系；中國的技術問題最終要靠自己解決，這一點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為此，適度的產業與市場保護是必須的，主動權與控制權要掌握在自己手裡；應該也必須採用「官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圍繞提高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來設計安排我們的國際技術轉移對策。

參考資料：http://www.jssti.net/bianjishi/jinghua/2003year/2003-12/kuaguo.html

② 求一個國際貿易中關於知識產權糾紛的案例

2004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又一個快速增長年, 在2002年增長2118%、2003年增長3711%的基礎上, 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增長了3517%。進出口總額首次超過10000億美元, 達到11548億美元, 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名從2003 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年度進出口增量在2002 年超過1000 億美元、2003年超過2000億美元的基礎上, 超過了300O億美元。

知識產權保護業已成為當前社會的熱門話題, 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似乎已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 制定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目的不是保護知識產權本身, 而是激勵創新, 維護社會公平, 進而推動社會經濟全面進步。恰恰是在達到上述目的方面, 片面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步入誤區, 反而不利於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初衷。

以上數據反映了中國對外貿易快速發展的態勢, 但同時中國企業在海內外市場遭遇知識產權糾紛的消息此起彼伏, 知識產權已成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過程中無法迴避的焦點。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知識產權與國際貿易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 各國在大力鼓勵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 十分關注出口商品和技術的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 在一些企業看來已成為不可觸摸的禁區, 而在一般民眾眼裡, 則成為一種壟斷, 一種現代文明下的「弱肉強食」。但是, 不管怎樣, 國內企業因知識產權問題而蒙受經濟、名譽雙重損失現象已經屢見不鮮, 重視「知識產權」的警鍾已在我們耳邊敲響。

當中國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時候, 知識產權危機卻給我們亮起了紅燈。2005 年1 月, 中國步入WTO後保護期不久, 國際巨頭英特爾起訴中國某企業生產的語音卡侵犯其專利, 間隔不久日本三洋開始了與深圳比亞迪關於電池專利的糾紛。在2 月, 美國電子娛樂協會( ESA) 向美國商務代表提交了一份來自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聯盟( International IntelllectualProperly A lliance簡稱IIPA) 的報告指出: 中國與馬來西亞、俄羅斯一道成為全球游戲軟體盜版最為嚴重的三個國家。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偽正版製造地, 消費國和輸出國。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以及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 知識產權危機給這一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來自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專利大國的知識產權壓力已經對中國構築了一道高高的門檻。通過知識產權來打壓中國企業和中國產品, 使中國企業進入一種國際化的怪圈循環: 生產———跨國公司專利限制———巨額專利許可費以及侵權費的支付———再生產。

國際知識產權保護加強影響中國企業全球化過程, 是因為中國企業缺乏自主擁有的知識產權而必須支付的巨額專利費用, 或者因為知識產權訴訟所產生的巨額費用大大增加了企業的各種成本, 使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顯著降低,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生產也受到影響。在微觀層面, 知識產權壁壘通過企業付出巨額專利使用費以及侵權費用, 降低其產品市場競爭力, 減少市場份額並壓縮了利潤空間, 這就是知識產權的短期效應; 而從長期來看, 由於企業利潤降低而減少的資本積累將導致企業對技術研發投入的不足, 無法從根本上改善企業的技術結構和產品結構, 這在以技術為核心競爭力的時代將使企業不可避免地走上絕境。在宏觀層面, 整個相關產業將會因為知識產權壁壘而在短期內減少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數量。在以市場為命脈的營銷時代, 該產業將無法抵制因為市場縮小而導致的產業萎縮, 如果這種局面持續較長時間, 產業將最終在競爭中消亡。這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國際經濟主權以及未來中國科技的世界地位問題都產生重大影響。毫無疑問, 在全球經濟進入產業結構重構的時代, 缺乏知識產權的中國企業將無力改變自己處在產業鏈末端和價值鏈下游的不利局面, 在全球化中受制於別人。

③ 國與國之間發生沖突的典型事例及解決辦法

本文認為，在國際經濟交往中由政府控制所引致的國際沖突可分為管轄沖突和非管轄沖突。管轄沖突產生的根源主要在於國家管轄權種類的不同，而且即使各國對同一類型的國際經濟交往行使同一類型的管轄權也不能完全排除管轄沖突的可能性，特別是由於保護主義管轄權的出現更使得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轄沖突復雜多樣。至於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轄沖突則不是有關國家的權利上的沖突，而是利益上的沖突，它產生於國家之間的利益的不一致。對於管轄沖突，可以採取協議劃分管轄權、管轄讓步、確立屬地管轄優先原則等方式加以解決；對於非管轄沖突，則可以採取取消不必要的政府控制、確立統一的國際標准、通過磋商來協調彼此的利益、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等方式加以解決。
由於對國際經濟交往所實施的政府控制（以下簡稱政府控制）在當今主要表現為各國政府從本國利益出發所實施的單邊控制，所以，由此而引發的國家之間的沖突就不可避免。這種沖突對國際經濟交往造成許多不應有的障礙，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並不能達到實施控制的國家所追求的目標，只是無謂地造成國際關系的惡化。因此，探討這種沖突的產生根源，尋求這種沖突的解決方法，就成為各國政府和學者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當然，在國際社會還是以主權國家為構成單元、而每個國家都以追求自身利益為目標的情況下，國際經濟交往的政府控制所產生的沖突（以下簡稱政府控制沖突）是無法根本消除的；我們現在所能夠做到的是如何盡量減緩這種沖突。政府控制沖突從表現形式上看，可分為管轄沖突和非管轄沖突。所謂管轄沖突是指不同的國家對同一國際經濟交往主體同時進行控制（管轄）所產生的沖突，其特點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對同一國際經濟交往的主體都享有控制的權力，所以這種沖突的實質為權力行使上的沖突；而非管轄沖突是指一國行使政府控制並未對他國的管轄權構成妨礙，但卻影響他國的實際利益，從而引起國家間的對抗。不同的政府控制沖突有其不同的產生原因，因而也需要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一、管轄沖突及其解決
（一）管轄沖突的產生原因
政府控制的管轄沖突是一種常見的沖突，例如，一國對其海外投資者的投資所得要行使稅收管轄權，而資本輸入國對同一投資者的同一所得也要行使稅收管轄權，這就產生了兩個國家在稅收管轄權方面的沖突。管轄沖突的最為典型的一件事例大概就是80年代初發生於歐美之間的關於前蘇聯的天然氣管道工程的沖突。當時，西歐的許多國家支持本國的公司參加蘇聯的天然氣管道工程，但美國卻從政治利益考慮而竭力反對西歐國家參與這項工程。1981年末，美國商務部下令禁止美國的設備和技術參與蘇聯的天然氣管道工程；1982年6月，又進一步規定禁止美國私人和公司所擁有或控制的外國公司、以及根據同美國公司簽訂的許可協議或生產協議而進行生產的外國公司向蘇聯提供石油和天然氣設備。這是美國第一次禁止美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轉出口源於美國的貨物以及使用了美國的原器件或技術資料而在其他國家製造的貨物。根據美國的上述規定，即使美國股東對一個外國公司的持股率低於24%，這家外國公司也要處於美國法的管轄之下；而且，美國的這些法規不僅約束准備與蘇聯達成的有關天然氣管道工程的協議，同時也約束已經同蘇聯方面達成的有關協議。
在美國公布了上述規定後不久，一些外國政府就開始作出強烈反應。法國政府要求DresserFrance公司（一家美國公司的法國子公司）履行已同蘇聯方面簽訂的設備供貨合同；英國政府則援引其《貿易利益保護法》（）要求JohnBrownEngineering公司（一家同美國通用電器公司有生產協作關系的英國公司）拒絕執行美國的上述規定；義大利政府總理在訪問美國時聲稱，美國的這種控制措施將損害西方國家的商業信譽；歐共體也公開批評美國的做法，指責美國在採取如此重大的措施之前未同盟國協商，並指出歐共體規范其國民和公司的行為的利益要高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利益。
在美國管轄與本國管轄的沖突之下，西歐國家的公司當然選擇接受本國的管轄。於是，美國政府便開始對不接受管轄的外國公司實施制裁。DresserFrance等公司被列入抵制名單，禁止其從美國進口貨物。後來，這種制裁有所松動，改為禁止這些公司從美國進口源於美國的與石油和天然氣的勘探和開采有關的設備和技術。美國的制裁進一步引起西歐國家的不滿。在西歐國家的集體壓力之下，美國政府於1982年年底取消了出口制裁措施，但同時宣稱，美國已從西歐國家得到允諾，後者將加強戰略物資的出口管理，並不再與蘇聯簽定新的與石油和天然氣管道工程有關的供應合同。但英、法等國卻隨後聲明，這只是美國單方面的意願1.
天然氣管道事件所引發的管轄沖突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反響。許多西歐國家的公司開始考慮同美國公司建立資本和技術合作關系是否有益，因為它們感到這種合作關系會因為美國政府的出口控制政策而變得難以依賴。
可以看出，政府控制的管轄沖突所產生的根源主要在於國家管轄權種類的不同。在國際法上，國家管轄權有兩種基本類型，即屬人管轄權和屬地管轄權。基於屬人管轄權，一國可對本國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行管轄，而不管其位於何處；基於屬地管轄權，一國可對本國領域內所有的人行使管轄，而不管其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2.如果各個國家對特定種類的國際交往行使同一類型的管轄權，那麼在很多情況下就不會產生管轄沖突。例如，對於跨國投資所得，如果每個國家都基於屬地原則來行使管轄權，那麼，跨國投資者就會在稅收方面僅接受東道國的管轄，而不會產生管轄沖突。但事實上，每個國家幾乎都是對各種形式的國際經濟交往同時主張屬人管轄權和屬地管轄權，這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轄沖突。例如，對於跨國投資所得，幾乎是每個國家都同時主張居住國稅收管轄權和收入來源稅收管轄權。基於前一種管轄權，一國將就本國納稅居民的全部所得征稅，而不管這種所得是在本國取得還是在外國取得；而基於後一種管轄權，一國將就所有在本國取得的收入征稅，而不管取得收入者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是納稅居民還是非納稅居民3.在其他形式的國際經濟交往中所產生的管轄沖突也基本上是由於兩個以上的國家同時主張不同類型的管轄權所導致的結果。例如，對於一項國際技術轉讓活動，技術輸出國可基於技術的供方為本國公司這一因素，而對這一交易行使屬人管轄權；而技術輸入國則可基於技術轉讓合同是在本國履行的這一事實，而對這一交易行使屬地管轄權。如果技術輸出國要求技術的供方必須對技術需方使用技術的范圍加以限制，而技術輸入國則禁止技術供方對需方的技術使用加以限制，那麼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政府控制的管轄沖突。
即使各國對同一類型的國際經濟交往行使同一類型的管轄權，也不能完全排除管轄沖突的可能性。例如，就一項國際貨物貿易合同而言，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屬國都可依據屬人管轄權而對合同關系加以控制。於是便很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根據一方當事人的屬國的法律，合同是有效的，當事人必須予以履行，否則就須承擔違約責任；而根據另一方當事人的屬國的法律，合同是無效的或者說合同是不允許被履行的，這樣，當事人就沒有義務履行合同。在前面所假設的技術轉讓活動中，也可以由於技術輸出國與技術輸入國同時基於屬人原則主張其管轄權，而產生管轄的沖突。
屬人管轄與屬地管轄的並存已經使得管轄沖突的出現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保護主義管轄權的出現則使得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轄沖突更為復雜化。所謂保護主義管轄權，是指一個國家基於某項活動對本國的利益產生了或即將產生重大影響這一事實所行使的管轄權，也稱效果管轄權。保護主義管轄權不考慮行為人的國籍，也不考慮行為人的所在地或行為的發生地，而僅以行為的效果是否及於本國作為考慮的因素。它的出現是因為傳統的屬人管轄和屬地管轄原則不能滿足國家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保護主義管轄原則在刑事管轄方面早已得到確立，不僅多數國家的國內法將外國人在國外所從事的危害本國利益的犯罪置於本國法律的管轄之下4，許多國際公約例如1970年制定的《關於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1979年制定的《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也都確立了保護主義管轄原則。在刑事犯罪的管轄方面，盡管引入保護主義管轄原則，各國的沖突並不十分激烈，但將保護主義管轄權引入國際經濟交往領域，就會經常引起政府控制的管轄沖突。在天然氣管道事件中所出現的美國與西歐國家之間的管轄沖突，主要是西歐國家的屬人主義管轄權與美國的保護主義管轄權的沖突。西歐國家要求本國的公司履行其已經同前蘇聯方面簽訂的有關合同，是在行使屬人管轄權；而美國政府禁止某些西歐公司同蘇聯進行與天然氣管道工程有關的貿易活動，既缺少屬人管轄的基礎（因為這些公司並不是美國公司），也缺少屬地管轄的基礎（因為這些公司所從事的活動是在美國領土之外），所以，美國政府對這些西歐公司實施控制，實質上是在主張保護主義管轄權。
保護主義管轄有時被解釋成屬地管轄的一種特殊的形式。依據這一原則，屬地管轄中的「地」包括行為發生地和效果出現地。這樣，盡管一項行為是外國人在國外所為，但只要行為的效果及於本國，那麼，本國對此項行為所行使的管轄也是一種屬地管轄。但由於這種「屬地管轄」的含義與傳統的屬地管轄相比，相去甚遠，所以極少有人把保護主義管轄權稱為屬地管轄權。而實踐中人們對保護主義管轄權最常用的稱謂卻是「域外管轄權」（Extraterritoriality），或「長臂管轄」（long-armjurisdiction）。保護主義管轄也是一柄雙刃劍。幾乎每個國家都反對其他國家以保護主義的管轄來妨礙本國的屬人管轄權或屬地管轄權的行使，但幾乎又是每個國家都不願意放棄保護主義管轄。西歐國家和日本等國一方面反對美國在外貿管製法、反托拉斯法等領域實行保護主義管轄，另一方面卻在本國的有關法律中確立了保護主義的管轄原則。作為歐洲共同體（現歐盟）組建基礎的《羅馬條約》的第85條和第86條在確立反不當競爭法的基本框架時也規定了保護主義管轄，因為按照這兩條的規定，某項行為只要是對歐共體市場產生了限制競爭的效果，那麼就在禁止之列。歐共體競爭法的保護主義管轄通過歐共體委員會的決定和歐共體法院的判例得到進一步的確認。1971年，歐共體法院曾判令一家美國公司（國際商業溶劑公司）支付罰款，因為這家美國公司指令一家義大利的子公司停止向歐共體內的廠家提供某種產品，而歐共體委員會和歐共體法院都認為這一行為構成了歐共體競爭法所禁止的濫用優勢地位5.
（二）管轄沖突的解決方式
由於政府控制的管轄沖突產生於不同國家對同一國際經濟交往同時行使管轄權，所以這類沖突只能通過國家之間協議劃分管轄權、或一國對他國的管轄優先的確認或默認來加以解決。
1.管轄權的協議劃分
國家之間通過協議來劃分彼此對某類國際經濟交往的管轄權是解決政府控制沖突的最為理想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體現了國際法中的國家主權原則和平等互利原則；而且由於協議劃分管轄權是有關國家通過國際條約的方式對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的確認，所以容易得到實現。國家之間通過協議來劃分管轄權的成功例證是國家之間通過條約對稅收管轄權的劃分。國際社會很早就致力於通過締結國際條約來解決跨國稅收的管轄沖突問題，19世紀末就出現了有關稅收問題的雙邊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聯盟財政委員會曾主持制訂了關於防止雙重課稅和稅務管理協助的協定範本6.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特別是國際投資活動的增多，如何劃分稅收管轄權以解決雙重課稅的問題就更加迫切，於是，有關國際稅收問題的雙邊協定便大量出現。目前在這方面有兩個比較有影響的協定範本，一個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制定的《關於對所得和資產避免雙重課稅的協定範本》（-，簡稱經合範本），一個是聯合國稅收條約專家小組所擬定的《聯合國關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範本》（-opingcountries，簡稱聯合國範本）。盡管這兩個範本並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但對有關國家締結國際稅收協議卻有重大影響。
各類國際稅收協定最基本的作用是確定各締約國在有關稅收方面的管轄權的范圍。國際稅收協定所涉及的跨國所得可大致分為營業所得、投資所得和勞務及其他所得三類。對於一般營業所得，稅收協定通常規定屬地優先原則，即承認收入來源國的稅收管轄權的優先地位，其條件是這類所得必須是通過常設機構的活動而取得的。對於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三項投資所得，通常按收入分享原則由收入來源國與居住國分別行使稅收管轄權。先由收入來源國按照限制稅率征稅，然後由居住國按照本國稅率補征差額稅款。對於從不動產取得的所得、以及從轉讓不動產所取得的資本利得，一般規定由不動產所在國行使稅收管轄權。關於勞務所得，國際稅收協定通常將其分為獨立個人勞務所得和非獨立個人勞務所得。前者是指從事專業性勞務或其他獨立性質的活動而取得的所得；後者是指由於受雇而取得的薪金、工資和其他類似報酬。一般規定，在收入來源國停留不超過183天的對方國家個人的所得應由對方國家（居住國）征稅；但在收入來源國有固定基地的獨立勞務所得和受雇於收入來源國的非獨立勞務所得應由收入來源國征稅。
劃定各締約國的稅收管轄權已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雙重征稅的可能性，但在沒有確定對某種所得的獨占性的稅收管轄權之前，重復征稅仍有存在的可能。為此，國際稅收協定一般都要對避免雙重征稅的辦法作出專門的規定。經合範本和聯合國範本都推薦了免稅方法和抵免方法，但實踐中以採用抵免方法的稅收協定居多。例如，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稅收協定規定，中國居民從日本取得的所得，按照協定規定對該項所得繳納的日本國稅收數額，應允許在對該居民徵收的中國稅收中抵免；日本居民就其從中國取得的所得向中國繳納的稅收數額，應允許在對該居民徵收的日本國稅收中抵免。
通過稅收協議來劃分有關國家的稅收管轄權是一種解決稅收方面的政府控制沖突的成功方法。它帶來三個方面的積極後果：第一，確認了締約各方的稅收管轄權的范圍，減少了政府控制方面的沖突，表現出締約各方對對方主權的尊重；第二，比較合理地劃分了締約各方的稅收利益；第三，使得國際投資者的稅負趨向合理，便利了國際投資和相關國際經濟交往的發展。通過協議來劃分管轄權的做法在其他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例如在國際投資保護方面，在訂有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之間，其實是肯定了東道國的屬地管轄優先原則。只有當東道國對外國投資者的管轄違背了國際法原則或規范，投資者的屬國才可以依據屬人管轄原則，向東道國提出權利主張。協議劃分管轄權的方式也可以適用到其他一些領域。例如可以考慮在競爭法領域中也確立屬地管轄優先的原則，由不當競爭行為的發生地所在國來受理和解決糾紛；只有當行為地所在國對案件的處理違背了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時，才可由被害人的屬國依據屬人管轄原則來行使權利。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各國的有關實體法的內容大體一致，或者說存在最低國際標准，否則，不同國家對相同案件的處理就會出現不同的結果。
2.管轄讓步
在國家之間無法或尚未就管轄權的劃分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應倡導管轄讓步原則。所謂管轄讓步不是指有關的國家均放棄管轄，而是指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對同一國際經濟交往的當事人的行為均有管轄權的情況下，承認某一國家的管轄權的優先地位，而由其他國家放棄管轄權。那麼，如何確認某一國家的管轄的優先地位呢？比較可行的標准就是「最密切聯系」原則，即考慮哪個國家與特定的國際經濟交往當事人的特定行為有最密切的聯系。
在國際合同的准據法的確認方面存在著國際公認的最密切聯系原則，即當合同當事人未就合同的准據法作出選擇時，或當事人對准據法的選擇被認定無效時，由合同爭議的處理機構選擇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作為合同的准據法。確立這一原則的基本假設就是每一國際合同關系都在某一特定的法律的支配之下，如果合同的當事人對這一法律沒有明確指出，那麼它就應該是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那個國家的法律。我認為這一原理也同樣適用於政府控制領域。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同時對某一實體或行為具有管轄權時，應該由與該實體或該行為有最密切聯系的那個國家來行使管轄。
美國曾在反托拉斯法的實施方面實行簡單的「效果原則」，即：只要某項行為損害了美國的商業利益，美國就有權對其加以管轄。但從本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通過判例的積累，開始強調只有當一項被指控的行為對美國的商業利益造成實質性（materialandsubstantial）的影響時，美國的反托拉斯法才應主張域外效力。在70年代的一個著名的（TimberlaneLumberCo.v.sBankofAmerica）的審理過程中，美國第九巡迴法院法官喬伊（Choy）進一步提出了在主張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適用時所應考慮的因素。他指出，由於國際事件的特殊性，應將美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加以比較，以考察某一事件對美國利益或與美國的關聯是否如此重要，以致使美國有理由伸張其域外管轄權。由於喬伊法官的這一主張不僅要求考慮被指控的行為對美國利益的影響，也要求考慮這一行為對其他國家的影響，並通過對美國和外國的影響程度的比較來確定是否行使域外管轄權，因而具有合理的成分，被稱作「管轄上的合理原則」（與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實體法上的「合理原則」相對應），受到美國司法界的普遍重視。美國法院在運用管轄上的合理原則時，通常會考慮：行使域外管轄權與外國法律或政策的沖突程度；當事人的國籍或從屬；公司的地址或主營業所的位置；不同國家行使管轄權對當事人的有效約束程度；被指控的行為對美國的影響及對其他國家的影響的比較；當事人故意損害或影響美國的商業的范圍以及這種影響的可預見程度等等7.
美國在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適用方面從「簡單效果原則」到「合理原則」的轉變表明在政府控制上有一種客觀要求，即一國不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條件地主張自己的管轄權。當由其他的國家行使管轄權更為合理時，一國應尊重其他國家的管轄權的行使，而放棄自己的管轄權。在確定由哪個國家行使管轄權更為合理時，美國的司法界已提出了若干需要考慮的因素，但我認為，這些因素的地位不應該是等同的，也就是說，不應該簡單地以關聯因素的多少來認定到底應由哪一國家來行使管轄權。有的因素，例如「行為地」，由於對有關國家的利益會產生重大影響，所以應該比其他因素具有更重的分量。同時，在比較一項被控制的行為對不同國家的影響時，不僅應考慮該行為本身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影響，而且還要考慮當一個國家對該行為行使管轄後對其他國家的影響。還以天然氣管道工程為例，如果僅考慮西歐國家的公司參與前蘇聯的天然氣管道工程這一行為本身，那麼就應該認為，這些行為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或外交利益構成傷害；而對西歐國家來說，這些商業行為對其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但是，如果就此確認美國對這些西歐國家的公司的管轄，則將導致對這些西歐國家的利益的傷害，而這種傷害要大於西歐公司同蘇聯的商業交往所可能對美國利益帶來的傷害。西歐國家對美國單方面行使管轄權的堅決抵制就表明了這一點。
管轄讓步在某些領域中可能更為容易實現。例如在國際貨物貿易合同的政府控制方面，很少出現國家之間的管轄沖突。當一個國家對某一有爭議的合同關系實行管轄時，很少有其他的基於屬地或屬人原則對該項合同關系也享有管轄權的國家強行主張其管轄權。一國是否願意在管轄方面作出讓步，顯然取決於被管轄的對象對本國利益的影響程度。避免在影響程度方面產生誤解是一國在管轄讓步問題上作出正確選擇的基矗《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七條規定：「當事人就合同條款以書面形式達成協議並簽字，即為合同成立。」該法的第四條又規定：「訂立合同，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不得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這樣，如果一家中國公司同一家外國公司在國外訂立了一份口頭合同，按照我國上述法律條款的規定，這一合同是不成立的。即使該合同的准據法不是中國法，但中國法律要求有中方當事人參加的涉外經濟合同的訂立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因此，中國法律關於合同的書面形式的要求，具有強行法的性質，不因合同的准據法為外國法而影響其適用。但如果這一口頭合同被享有管轄權的外國法院認定有效，我國似乎就不宜硬行確認該合同關系的不成立。在適當的時候作出管轄上的讓步，並不簡單地意味著一國權利或利益的喪失，就如同四處主張管轄權並不一定帶來權利或利益的增大一樣。有效的規則的確立不僅會帶來國際社會總體利益的增長，也會帶來各個成員國家的利益的增長。
3.確立屬地管轄優先原則
如果國家之間無法或尚未就管轄劃分問題達成協議，而且又都不肯作出管轄讓步，那麼在政府控制的管轄沖突出現的時候，就只能實行屬地管轄優先的原則，即：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對同一國際經濟交往的當事人的同一行為同時主張管轄權時，依屬地原則行使管轄權的國家應優先行使管轄。
承認屬地管轄優先，主要有兩方面的理由：第一，一項行為通常對行為地產生的影響最大；第二，行為地所屬國家對行為人的管轄通常最為有效。這里所說的行為地指的是行為發生地。當一項行為的結果地與發生地不一致時，應該是存在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結果地。因為一項行為對發生地總是有影響的，所以，行為發生地也總是行為結果地或結果地的一部分。如果以行為結果地作為屬地管轄的標准，那麼，某一行為結果地不一定是受該項行為影響最大的地域；該地域所屬的國家也不一定能對該項行為或行為人行使最為有效的管轄。
屬地管轄優先也許是各國所必須接受的現實。一個國家可以對他國的屬人實行管轄，但卻很難對他國的屬地行使管轄。屬地管轄應該是最初的管轄原則。領土是國家存在的物質基礎，又是國家權力的行使空間。在國際交往不很發達的時候，國家管轄權的含義應該等同於一國在其疆域之內的最高權力。即使在今天，從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我們也可以看出，屬地管轄占據主要地位，而屬人管轄則是輔助性的。一國對其位於國外的國民的控制同該國民所在國的控制比較起來只能是居於第二位的。所以，當政府控制方面的管轄沖突出現時，屬地管轄優先是比較易於實現的，甚至不需要完整、嚴密的理論的支持。
二、非管轄沖突及其解決
（一）非管轄沖突的產生原因
在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轄沖突是指一國對某一國際經濟交往的當事人及其行為行使獨占性管轄而與其他國家產生利益沖突。如果一國在行使其獨占性管轄權時並沒有違背其依照習慣國際法或國際條約所承擔的義務，那麼就應該是無可指責的；即使這種管轄權的行使對其他國家的利益帶來不利的影響，其他國家也不能依據國際法來主張其權利。比如，如果一國所建立的反傾銷制度沒有違背該國所承擔的條約義務，也不違反一般的國際法規范，那麼該國政府責令本國的進口商就某項貨物的進口繳納一定數額的反傾銷稅，就是完全正當的，盡管徵收反傾銷稅的結果會帶來出口國的利益損失；同樣，如果一國政府依據其出口管理法而禁止某類技術的出口，盡管與技術進口國的利益發生沖突，也不能認為違法的。可以說，政府控制方面的非管轄沖突不是有關國家的權利上（法律上）的沖突，而是利益上的沖突，它產生於國家之間的利益的不一致。
（二）非管轄沖突的解決方式
既然非管轄沖突在實質上是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的沖突，所以，解決這類沖突的途徑就應該是不同國家的利益的協調。具體的解決方式包括以下幾種。
1.取消不必要的政府控制
對國際經濟交往實施政府控制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因此，如果某項政府控制無助於這一目的的實現，那麼這項政府控制就應該予以取消。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確認某項政府控制是否可以真正起到維護本國的利益的作用。在這方面有以下兩個問題需要考慮。
第一，實施政府控制與不實施政府控制，究竟怎樣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的利益。以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所實施的出口控制來看，立法者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對美國的利益構成威脅，因此必須控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出口，特別是那些具有軍事用途的物品和技術的出口，這樣才能扼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擴張」，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但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對此持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對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扼制，而應該融合。應使這些國家的經濟與西方國家的經濟聯繫到一起，並保證這些國家的政局的穩定，這樣才能使這些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成為有責任感的成員，才能避免發生劇烈的國際沖突8.因此，應擴展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經濟貿易交往，而不是過多地限制這種交往。如果從我們的觀點出發，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不應該基於政治目的而實施出口控制，平等的國際經濟交往可以增進各國的利益並有助於維護國際和平。我們當然不能要

④ 急求 有關國際技術轉讓的成功和失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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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國際知識產權侵權案例要怎麼分析，有什麼知識

需要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才行

⑥ 案例分析：中國甲企業與日本乙企業訂立一份國際技術轉讓合同，合同中未規定應適用的法律。

1.應由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
2.應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專。
理由如下：適用屬當事人自主選擇的法律是國際技術轉讓合同使適用最密切聯系地法的前提條件。在當事人沒有明確選擇法律時，則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在轉讓技術所有權的合同中，轉讓方的習慣居所地法或營業地法是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在轉讓技術使用權的許可合同中，原則上技術保護國法是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但在保護國有多個時，技術主要利用地為保護國；在技術被許可給一個受讓方在幾個國家利用且都得到充分的利用時，被許可國法律為合同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在許可方和被許可方有相同慣常居所、營業地、中心管理地或國籍時，其共同的法律為合同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在許可合同明顯與許可國有更密切的聯系時，許可國法律為合同最密切聯系的法律。

⑦ 國際技術貿易的案例

案例討論:據商務部統計，自1999年實施科技興貿戰略以來，我國累計引進技術近5萬項，合同總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技術費達623億美元，占合同金額的57.6%。2005年，我國為技術引進所支出的技術費達118.3億美元，占技術引進合同總金額的62.3%，比1999年提高了31個百分點。這表明，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企業「重設備輕技術」的技術引進觀念已得到轉變，軟技術在我技術引進中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引進技術的質量明顯改善。請問，我國在進行技術貿易的過程中，在穩步提高數量的同時，應如何逐步提高引進技術的質量. 答案要點:
（1）當代經濟競爭，已從資本實力轉向技術實力，技術進步和創新是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這也是我國引進外資的核心。
（2）我國要注重技術引進的同時，還要注重引進技術的消化創新。
（3）日本走過的「技術引進 —— 消化仿造 —— 技術創新 —— 技術出口」的發展道路，值得我們的借鑒。
（4）要著重於提高引進技術的質量，優化產業結構，應大力引進深加工工業和技術密集型項目，如電子、機械、儀器儀表、工業設備、醫葯、建材等。努力實現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項目轉移，改變一般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佔主導地位的局面。
案例討論:中國在環境保護領域開展的國際合作研究和培訓日益增多，這些合作研究與培訓涉及的問題領域包括：全球環境問題、區域環境問題、針對某一行業的環境保護技術和針對某種污染源控制的專項治理技術，對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膜-生物反應器是一類具有良好應用前景的新型廢水處理技術。1996年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與日本三菱公司確定開展對膜-生物反應器的合作研究。該研究指在運用膜技術開發一種適合中國廢水水質特點和經濟條件的新型廢水處理設備。合作研究由日本三菱公司提供膜組件，由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實施研究。研究經費由雙方共同籌措，研究成果由合作雙方共有。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對膜-生物反應器的原理、反應器的結構、膜-生物反應器的運行過程中膜面堵塞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雙方科學家在研究中進行了充分的交流，並召開了膜-生物反應器的國際研討會。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中試研究，取得了設計生產裝置的基本參數。已設計出生產規模的膜-生物反應器，並在醫院污水處理中應用，為膜-生物反應器在中國的推廣應用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案例評析：
成功經驗表明，開展國際合作將有力地促進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提高環境意識和技術水平，更加有利於國際技術交流的發展和國際合作關系的建立，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⑧ 國際知識產權糾紛怎麼處理

如果你有在國際上的知識產權糾紛，可以向國際知識產權仲裁組織提出上訴，但是回一定要自己收集好答證據，具體就是你認為侵權的廠家的信息與證據。要詳細越好，但是由於跨國審理時間會比較長，採取時間也會比較慢，需要有一定耐心和實踐經歷，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美國，不可以接受網上投訴，只能去現場接受申請投訴。

⑨ 國際技術貿易案例

1.案例討論：某省某建設集團下屬機械製造廠參加亞洲開發銀行貸款本省一級公路養護設備攤鋪機的投標。在此次國際招標中，招標文件規定投標語言為英語，具體規定為：「投標書和投標人與業主之間有關投標書的來往函電和文件均使用英文。由投標人提供的證明文件和印刷品可為其他語言，但其中相關段落應附有準確的英譯文，並且，為解釋投標書，應以英譯文為准。」然而，上述機械製造廠提供的投標文件中，報價表使用了英文，商務資料表使用了中文，技術資料表則使用了法文（該廠攤鋪機生產技術從法國引進），並且其中、法語言部分沒有相應的英譯文。結果是，該廠因為投標書書寫語言與招標文件規定不符而未通過商務審查。請分析此案的教訓。
答案要點：本案的經驗教訓是：為確保物資采購或工程項目取得預期成效，招標人通常會對投標人進行資格預審，通過預審的投標人才能獲得參與投標的資格。在製作投標文件時，要在保證價格具有競爭力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其它方面的競爭優勢，比如專業人員素質、企業配套能力、售後服務等，爭取以最優的組合實現中標。

2.案例討論：肯德基所屬中國百勝餐飲集團20日透露，肯德基在華將在地域和價格方面擴大特許加盟店的選擇范圍，以適應在華更多的市場需要。目前，肯德基在華餐廳達到1600家。據悉，肯德基在地域上擴大加盟店選擇范圍後，除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和蘇州、無錫等合資公司以及浙江全省暫時未開放特許加盟業務以外，其餘所有二、三線城市都將開放特許加盟。肯德基除了增加可供加盟的店數外，在價格方面也將有更寬廣的選擇。肯德基除了仍將提供發展勢頭強勁的餐廳外，還將增加開放一些發展較為平穩的餐廳。肯德基餐廳的購入費將有部分餐廳可能低至200萬元人民幣左右。 據調查，肯德基自1999年在中國市場開放特許加盟業務以來，僅優先開放了三、四線城市中發展勢頭猛的餐廳作為加盟選擇，加盟餐廳的購入費雖依實際情況有一定差異，但一直保持在800萬元人民幣左右。
案例評析：伴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在甄選加盟者的過程中，肯德基發現越來越多的具有豐富管理經驗和良好學歷背景的合格人才，符合加盟肯德基的條件。但由於他們的地點和資金上的限制，最終與加盟肯德基的機會失之交臂。肯德基希望通過在更多地區提供不同類型的加盟店，為更多優秀人才提供創業機會，與加盟者取得雙贏。近年來，為探索中國特許加盟的模式，肯德基在中國大陸採用「不從零開始」的特許經營，即肯德基將一家成熟的、正在營運的餐廳轉讓給加盟者。

⑩ 近幾年發生的國際貿易糾紛的案例以及對我們的啟示

中埃貿易糾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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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際招標網 發布時間:2009.03.16 來源:駐埃及經商參處子站
近年來，駐埃及使館商務處積極貫徹落實部黨組指示，全力促進中埃經貿關系的發展，促進我對埃出口的增加，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雙邊經貿額連續6年以30％以上的速度遞增，2008年達到62.4億美元。與此同時，兩國企業交往過程中產生的貿易糾紛數量也有所上升。特別是今年以來，我企業在出口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增多，風險加大。現將我處整理的近期典型案例列出，供我有關商務主管部門、商協會和企業參考，請企業對埃出口過程中加強風險意識，確保交易安全，有效保護自身利益。駐埃使館商務處將繼續積極推動我企業對埃出口，並努力協助企業解決遇到的各種貿易糾紛。

案例一：與新客戶的首次交易缺乏足夠的風險意識

2008年底，國內A公司通過網站結識埃及X公司，並約定向該公司出售一批石材，付款方式為見提單附件付貨款的70％，尾款以D/P方式支付。A公司隨後將貨裝船運往埃及亞歷山大港。貨物發出後，X公司以各種理由強調經濟困難，要求減價，並更改付款方式為風險度很高的銀行匯票。X公司的行為導致我出口方進退兩難。如同意對方做法，則一方面利潤大幅縮減甚至無利可圖，並且有可能完全無法收回貨款，如不同意對方做法，由於貨物已在埃港口，則須支付巨額的碼頭及相關費用。

案例二：不能確保收匯安全

2008年初，國內B公司以FOB方式向埃Y公司出售金屬製品。合同約定買方支付25％預付款，餘款於貨物出港前支付。提單正本簽發給買方。2008年2月收到預付款後，B公司即組織貨源運至港口，但經Y公司多次解釋付款困難，並保證盡快付款，B公司在餘款未收到的情況下同意貨物裝船運往埃及。2008年5月，B公司發覺貨物已被Y公司提走，但餘款至今未付，並拒絕與B公司聯系。

案例三：埃及船公司無單放貨

2008年9月，埃Z公司以FOB方式向我國C公司定購一批鋼材，提單正本簽發給賣方。合同約定買方支付30％預付款，餘款見到提單COPY付清。貨到埃及港口後，Z公司以各種理由拖延付款。2009年1月，C公司得知貨已被提走，餘款迄今難以追索。

1.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擴展對外貿易有相應的策略。一些專家學者撰文立著，從古典政治學先驅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學說論到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從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引經據典的論證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國際貿易是自由貿易，但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卻不符合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一些專家學者開始責問美國和歐盟:「200年前歐洲人就開始向全世界推銷他們的自由貿易政策，今天，當中國工人生產的價廉物美的紡織品運往他們的市場時，為什麼這些自由貿易的鼻祖們搖頭說『NO』呢?」在這里，我們不能忘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市場競爭的本質是資本競爭。國際貿易的實踐和馬克思的理論揭示告訴我們，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在本質上是為資本服務的，認「利」不認「理」，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自由貿易理論是為資本謀取最大利益服務的，有利可圖就講「自由」，無利可圖就不給你「自由」。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美國和歐盟在對外貿易的不合理設限時，既要據理力爭，又要從最壞處考慮，善於在「不自由」、「不合理」的處境中擴展對外貿易，要有相應的策略。
2.在應對中美和中歐紡織品貿易中，各級政府必須負擔起引導、調控、保護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重要職責。其實，世界上任何市場經濟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假設。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正確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諸實踐的不科學理論觀點所誤導。我國還是一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大國，生產力水平低、結構性矛盾突出和發展不足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迫切需要各級政府強化經濟調節職能、市場監管職能、社會管理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充分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該管的也不去管。 3.繼續完善有關立法，推進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應對國內外經濟事務提供有效服務。隨著開放的擴大和加深，企業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聯系和來往更加密切，各種法律和社會服務需求也愈來愈多。僅就應對國際貿易糾紛，就不僅僅是要求有法律服務，幫助打官司。實際上需要一系列社會服務，才有條件應對各種名目的貿易糾紛。
4.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實現結構升級，錯位發展。目前，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的層次比較低，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所佔比重不高。我國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實現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資完成的。服務貿易發展出口嚴重滯後。服務貿易出口占我國貿易總額的10％，明顯低與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觀的市場容量也要求必需轉變轉變增長方式。在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的過程當中，我們要掌握和利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規律，一方面穩定或延續中低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保持出口貿易的數量增長；另一方面又要創造和積累中高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擴大產品出口，達到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質量的目的。
5.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突破「非市場經濟地位」創造更多實例。由於中國經濟地位上升，周邊貿易夥伴對中國市場興趣越來越大，只要我們運作得當，通過推進區域一體化逐漸消除不利條款的影響是有很大迴旋餘地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WTO規則是發達國家制定的有利於自己的游戲規則，要善於利用WTO規則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要善於在國際貿易爭端中最大限度的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