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语言学的相关问题
以下摘自＜电大在线＞专题讲座二：什么是语言学，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2·1 语文学和语言学
2·2·1 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以人类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性质、起源和结构原理的称为普通语言学，以某一具体语言（例如汉语、英语等）为研究对象的称为××语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等等。具体语言的研究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因为语言的共性结构原理都是从具体语言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语言对人的关系犹如空气、水和食物那样，既直接，又重要，因而在二千多年前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对之进行研究。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语言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并对之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经学家或其他什么“家”，研究的对象是记载典籍的书面语，任务主要是解释典籍的确切含义，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服务，因而人们将它称之为语文学。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很晚，至今也不过二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古代的语言研究不能列为语言学？因为一门科学的建立有它自己的条件或标准，这就是：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任务是解释所研究对象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有揭示规律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古代的语言研究不符合这些条件，不能算作语言学。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语言研究才从语文学发展为语言学，因而我们还需要从语文学开始讨论语言学的问题。
2·2·2 语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发源紧密相关。它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的小学。它们初期的研究兴趣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向，就是都集中探索语言符号的音、义关系的性质。分两大派。一派认为用什么样的音去表达什么样的义是有理可说的，一派认为音义的结合是无理可说的，纯粹由社会约定。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据派，后者可以称之为约定派。希腊—罗马传统的研究，这种对立的意见后来演变为类比论（analogia）与变则论（anomalia）的争论。类比论强调语言结构的规则性，认为词入句之后所产生的形态变化是可以“进行类比”的，而变则论强调的是人的天赋能力和语言结构的不规则性，认为不管语言显得多么不规则，人们照样能够接受和运用。类比论是约定说的继承和演化，而变则论是理据说的继承和演化。这两种对立的意见各有自己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互相驳难，因而争论进行了很长时间，“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这种原则的冲突有时表现得很隐蔽，有时表现得很明显，这可以视为语言学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一种反复出现的特色”（罗宾斯，1979，26）。不过就总体来看，希腊—罗马传统的约定论始终占主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大多是这一理论的演化。印度传统的发展趋向基本上与此相同，不赘。在中国，这种论争就是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与希腊—罗马传统不同，汉语始终以理据性的意见为主，我们前一讲在讨论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时候已有所述，这里不想重复，只想就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作一点补充。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自源性的文字一定适合它所记录的语言结构原理。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这个问题后面有详细的讨论，这里从略。
语言符号音义关系的争论虽然肇始于哲学，但它已涉及对语言结构的性质的认识。用语言进行交际，听起来是一串线性的音流，但实际上负载着信息，因而人们常说“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物”。组成音流的“码”就是前面所说的语言符号，是话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它的音义关系始终是语言研究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必然会影响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汉语研究传统为什么会不同于印欧语的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其终极的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现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也正影响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后面的几章实际上都是顺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2·2·3 语文研究的三大传统对后世的语言研究影响最大的当属希腊—罗马传统。它的奠基性的理论，粗略地说，就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这种逻辑理论将现实分为十个范畴：实体、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substance）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例如“李宁是运动员”这样一个命题，“运动员”是偶有的属性，因为李宁小时候并不是运动员，而退役以后又成为企业家，是可变的，而“李宁”不管是运动员还是企业家，始终是“李宁”，是不变的。实体在命题中的主要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判断的结构来说，主体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这就是说，九个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实体的，而实体不表述别的范畴；或者说，偶有性范畴都存在于主体之中，任何性质、数量、关系等都只能是主体的性质、数量和关系，等等。这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说的基本思路，他的语法理论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能充当主词的词是体词（substantive word），或者叫做名词；能充当宾词的词就是谓词（predicative word），或者叫做动词；句子的结构与逻辑判断（命题）相对应，因而处于主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主语（subject），处于宾词位置上的词语就是句子的谓语（predicate）。主词和主语，宾词和谓语，在汉语中是两个不同的词语，而在印欧系语言中原是同一个词，即主词和主语都是subject，宾词和谓语都是predicate。语法和逻辑的关系，根据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简化为如下的结构公式：
逻辑： 实体------------偶有性
主词------------宾词
语法： 主语------------谓语
体词------------谓词
名词------------动词（包括后来所说的形容词）
传统的语法理论、词类的划分以及词类与句子结构成分的对应关系大体上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句法结构和逻辑思维形式的关系非常密切。
亚里斯多德的这种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思维理论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希腊语是屈折语，有词形变化（accidence）：名词有性、数、格之分，动词有时、体、态、式之别。词出现在句中不同位置上的变化是词的偶有属性，而词则是从其偶然的属性中抽象出来的不变的单位，是出现在各种“偶然属性”中的“实体”。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亚里斯多德说的是另外一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他就会建立起另外一套逻辑理论体系。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据周法高，1970，147－148）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指出：“亚里斯多德的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而这是希腊语法上的问题，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而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不同地区的学者都有与此类似的看法，用不着一一列举。这种在语言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思维理论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过来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研究，宽泛地说，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分析语句的结构，从而得出主语、谓语和名词、动词之类的概念。公元2-1世纪，特雷克斯（D.Thrax）写了一本《希腊语语法》，以词的形态变化为主进行语法研究，并成为后世语法研究的楷模。这种语法研究的重心虽然发生转移，但没有脱离亚里斯多德的语法学说的框架。总之，肇始于亚里斯多德的一些语法概念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印欧语的句法结构和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重点是句法和词形变化，语音的研究依附于语法，没有独立的地位；基本上不讲构词法，虽然偶尔谈到派生（derivation）或构词（word-formation），但分量很轻，缺乏独立性。或许可以说，这就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特点。
2·2·4 印度也是语文研究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其代表就是巴尼尼语法。印度有文献记载的最早语言就是公元前一千年的《梨俱吠陀》的吠陀梵语。梵语是一种印欧语，和希腊语、拉丁语都有渊源关系，不过它的研究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传统，与希腊—罗马传统无关。
巴尼尼（Pa#nÊini）是人名，根据《大唐西域记》，他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出生于娑罗睹罗（Śala#tula），在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吠陀”（veda）是一种经文，巴尼尼语法是解释、诵读这种经文的一种师徒相传的口诀，它本身的体裁就是一种经体（sãtra)。由于语言的发展，巴尼尼时代的语言和吠陀经的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掌握文化大权的祭司阶层（婆罗门）为了保持其所垄断的神圣经典的完整，实行了本阶层内部口头相传的各种严格的诵读方式。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对语音的研究很细致、准确，词的结构的分析也很严密而具体，已经明确地分出词根、词干、词尾、前缀、后缀、派生词、复合词等等。这就是说，它的研究重点是语音和构词法，而这正好是希腊—罗马传统的薄弱环节。梵语既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和希腊、拉丁等语言有亲属关系，相互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很快被欧洲人吸收，形成了两个语言传统的结合，使语言的研究从语文学走向语言学。
2·2·5 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都是各自独立形成和发展的。到了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些学者也相继来到印度。与语言研究发生直接影响的是西方人发现了印度的梵语，认为地处东西两端，相互没有交往，梵语怎么会这么“像”希腊语、拉丁语等欧洲的语言？这促使人们去思考语言间的关系。18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梵语与希腊语、日耳曼语、拉丁语等有亲属关系的假设：
梵语，不论其历史如何，有绝妙的结构，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提炼得更高雅，但它与二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都非常相似。这种相似不可能是偶然的。……任何哲学家在研究梵语、希腊语和拉丁时都不能不认为，这些语言来自同一个原始语（proto-language），而这种原始语也许不存在了。由于类似的道理……可以认为哥特语和凯尔特语也与梵语同源。
这一演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关系的看法，并且引发了对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的比较研究的热潮，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样，印欧语的两大研究传统相互结合，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印欧语研究传统，使语言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书面语，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孤立的语言，而是比较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揭示语言关系的共性规律，而就历史比较语言学来说，就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就不同语言有无共同来源而将不同的语言分为若干个语系，平常说的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就是根据有无共同来源而进行的语言分类。19世纪的语言学，可以说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从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的时候开始，语言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再是哲学等其他学科的附庸。
语文学是英语philology的汉译，语言学的英文是linguistics，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但在汉语中，语文学和语言学仅仅是一字之差，但相互有重要的区别。概括起来，主要有：
1、语言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任务是通过语言结构异同比较的研究探索语言相互关系的共同结构原理，或者说，通过语言特点的研究揭示语言共性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一样，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不是其他科学的附庸；
2、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诞生之初就是历史比较法；
3、用来研究的材料，语文学是书面语等“死”材料，而语言学则主要是方言、亲属语言等“活”材料，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死”材料，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借此对“死”材料作出“活”的解释，揭示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进入20世纪，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产生“语言中心主义”的语言的转向，完全以口语为研究对象，排斥文字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因而书面语也就失去它在语言研究中的应有地位。这种倾向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得到初步的纠正。
人类语言的研究尽管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还很年轻，其内部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特别是其中的语义规律，有待于人们去挖掘。
2·2 科学思潮的更替和语言学的发展
2·2·1 语言学自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后，它的发展与科学思潮息息相关。语言学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始自历史比较语言学，它的诞生与生物进化论思潮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历史比较法就脱胎于研究物种变异的生物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将物种变异的比较方法用于语言的研究，首先产生了一种语言理论模型，这就是谱系树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语言学家叫施莱哈尔（August Schleicher）。1863年他仿效生物遗传发展的思路，在《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中将语言间的关系系谱化，认为语言也是有“生命”的，有生、老、病、死的各个演化阶段。一个原始母语（proto-language）会生发出若干个女儿语（daughter languages），而随着这些女儿语的诞生，这个原始母语也就随之消亡了；之后，每一个女儿语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同样的分化，生发出若干个孙儿语……，如此往复，形成今天世界上的各种语言。有共同来源的诸语言组成亲属语言，可以对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个理论模型的特点是只注意语言的有规律的分化，而不管语言之间的横向相互影响，有它的片面性。1872年，施密特（J. Schmidt）提出“波浪”说与之抗衡，认为语言的演变犹如在一个水塘里扔进一块石子儿所引起的波纹那样，由中心向四周扩散。假定有语言A、B、C、D、E、F、G，D的变化会扩散到A、B、C和E、F、G，使A、B、C和E、F、G具有D的一些特点；距离波源越近，受影响的程度也就会越大，因而相互的共同点也就越多。其他语言A、B、C和E、F、G也可以发生类似语言D那样的变化，因而使不同的语言间呈现出一些相同的特点，不同于每一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使语言演变规律产生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谱系树说和波浪说是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型，前者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有规律的发展，使语言间呈现出生物系族那样的异同关系，可以对有共同来源的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后者着眼于语言在空间上的扩散，强调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对语言演变规律的干扰。这两个理论模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互补，可以各自弥补对方的一些弱点。它们对语言学往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继承和发展谱系树理论的是青年语法学派。19世纪的70年代是青年语法学派独步天下的时期，特别是1876-1878的三年，发表了一系列对后来语言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文章，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语音规律无例外，二是类推作用。这两条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标志。过了一百年，人们在回顾语言研究发展道路的时候，发现青年语法学派的基本语言理论“在今天看来只是有所修改，根本没有被取代”，值得今天的语言学家去纪念发表在百年前的一组青年语法学派的论文（罗宾斯，1979，225，234）。根据“语音规律无例外”的理论设想，语音规律是不应该有例外的，但实际上却可以到处见到例外，因而认为城市的语言不纯，需要到乡村去调查方言，相信在方言中可以找到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例证。客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但出乎意外的是，方言中也可以到处见到例外，这就促使方言地理学的诞生，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否认音变的规律性。“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是历史语言学中的两个对立的口号，代表两个对立的学派，相互争论和驳难。如果说，主张“语音规律无例外”的青年语法学派是谱系树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着眼于语言在时间上的演变，那么主张“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方言地理学派就是波浪说的延续，着眼于语言的空间扩散。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是语言学往后发展的两种基本思路。大致说来，结构语言学的语言系统说、转换-生成学派的语言理论大致与时间观的联系比较密切，像青年语法学派那样都强调语言演变的规律性或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而语汇扩散理论、语言变异理论则着眼于语言内部的结构成分的竞争，强调语言演变的不规则性和系统内部的结构参差。这两种类型的语言理论大体呈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状态，推动语言学的发展：
时间 空间
谱系树理论 波浪理论
青年语法学派 方言地理学派
结构语言学（含转换-生成理论） 语汇扩散、语言变异
横向的两种理论基本是对立和竞争，互揭短处和矛盾，因而对促进语言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纵向的理论之间虽然理论上有对立和发展，但就语言观来说，是相通的，后起者大致都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如表时间的几种理论都强调语言研究对象的纯一性和同质性（homogeneity），而表空间的几种理论所强调的是语言的有序异质性（orderly heterogeneity）。对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我们就容易把握每一种理论的地位。
2·2·2 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标志的结构语言学的诞生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原子主义”倾向，开始走上系统研究的道路。这种理论和方法的诞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既是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的发展（索绪尔本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一个有影响的成员），也与科学思潮的演变有关。19-20世纪之交，科学发展的思潮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认识论开始崩溃，“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到处都碰到那种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甚至连原子这样的基本物理实体内部也是这样。牛顿机械论对这种复杂性作出解释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怀疑。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代之而兴起；在微观物理学领域，接替机械论的是关于量子理论的科学”（拉兹洛，1985）。“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代替机械论的认识论是科学发展思潮的一次深刻转折，在语言研究中首先反映这种思潮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建立以语言结构单位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学说，提出“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著名论断，并从语言结构单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两个方面去研究语言的“形式”和“价值”。这种学说是当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一种典型反映，托夫勒将它称之为“拆零”（请参看普里戈金等，1984）：
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这种技巧也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我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我们还常常用一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一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我们常说的ceteris paribus，即“设其他情况都相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这种“拆零”的方法论的杰作：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和言语，把言语排除出语言的研究；语言的“内”与“外”，把“外”排除出去；语言“内”的共时和历时，把历时排除出去；共时中的语言单位的实质和形式，将实质部分排除出去，最后就只研究共时状态下的语言形式，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语言结构，排除任何言语的、语言“外”的、历时的因素的干扰。这或许是索绪尔为实现他的语言系统说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因为不排除这些因素，他就无法完成对“形式”和“价值”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使语言研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子主义”转化为系统论。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这一转折一般被称之为“索绪尔的革命”。
2·2·3 反映科学发展思潮的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语言学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结构语言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学派。结构语言学一般分为三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哥本哈根学派强调语言的形式，布拉格学派强调功能，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则主要强调语言的组合关系，从分布入手考察语言的结构。哥本哈根学派由于想建立一种能适合于人类一切语言的理论，因而很抽象，在实际的语言研究中影响不大。布拉格学派由于二次大战的暴发而解体，其中不少有影响的语言学家，如雅科布逊等，都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合流。后来法国的马尔丁内（A.Martinet）继承和发展了哥本哈根学派和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精神建立了他的功能语言学，成为结构语言学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代表。从总体来看，在三个结构语言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它一枝独秀，成为语言学发展中的一个主流学派。这个学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将语言结构单位量子化，提出“位”（-eme: phoneme, morpheme, lexeme……）、“素”（-etic: phonetic……）、“区别特征”等概念，使语言学挤身于当代科学的行列。“位”“素”“区别特征”是语言系统的最小结构单位，相当于化学中的元素。雅科布逊在回答他父亲（一位化学家）的“你为什么要搞语言学”的提问时，说得非常明确、干脆：“语言学与化学没有不同，我要找出语言成分结构中有限的基本结构单位来”（Mehta, V.，1971）。他为人类语言找出12对区别特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译文请参看《国外语言学》1981年第3、4期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雅柯布森文集》）。
从青年语法学派开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地限制于个人方言（idiolect）。个人方言是指“一个说话人使用一种语言与另一说话人在一次交谈时可能说出的全部话语”（Bloch,1948），而集体的语言习惯只不过是语言学家比较个人方言而得到的某种平均数，不能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自索绪尔以后的语言研究为什么要区别语言与言语、共时和历时？为什么把语言研究的对象局限于语言的共时状态？目的就是要在个人方言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相关的语言理论。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在很多方面与结构语言学不同，但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限制于个人方言这一点上，则与索绪尔以来的语言研究无异，甚至将其推向极端，因为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一个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团的一对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能力，与其具体运用语言时表现出来的差异无关。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他们以语言与言语、或能力与运用的区分为基础而进行的语言研究，实质上都是“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开始成为注意是中心”这一科学思潮的发展的反映，在自己所进行的研究领域内建立起一个“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集合”。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这种语言观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因而又引起语言研究方法论的一次新发展，具体表现为语言变异理论的诞生和语义研究的发展。
2·2·4 新的科学发展思潮与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在科学研究中引入原来被系统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认为“我们对自然的看法正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观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奇怪的是，在自然界中发现的意想不到的复杂性并没有减缓科学的前进，恰恰相反，它促成了一些新的概念结构的产生，这些新的概念结构正是我们今天认识物质世界所必须的”（普里戈金等，1984，26，27，34）。科学研究中引入随机性、复杂性、偶然性的因素，这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说，就要改变原来“拆零”的方法，把研究对象从理想状态中的研究转化为实际状态的研究。语言学从科学思潮的这种发展中吸取于己有用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不能把个人方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应该到社会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考察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和这些差异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首先提出这一设想、并付诸社会实践的是以拉波夫（W. Labov）为代表的语言变异理论。他与魏茵莱什（U. Weinreich）、赫尔作格（M. I. Herzog）合写的《语言演变理论的经验基础》一文一再强调以个人方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研究的局限性，主张到语言社团中去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这种实际使用的语言可以称为社会方言。社会方言是一个老概念，过去与地域方言相对，偏重于社会集团的一些特殊用语和对某些辞语的特殊理解，范围非常狭窄。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是指与个人方言相对的社会人群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个人方言到社会方言，这又是语言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克服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矛盾。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社会的，而言语是个人的，但是研究社会的语言时却
② 社会语言学中bilingualism和diglossia的区别
1.bilingual:bilingual adj. 能说两种语言的…
bilingual ecationn. 双语教育
bilingual dictionary双语词典；双语对照词...
bilingual edition双语版
bilingual teaching双语教学
2.双言（Diglossia）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术语。
双言现象是并存于同一语言社区、用途各不相同的语言变体，通常其中一种被视为高层次变体，具有文言文的特征，另一种则为口语式的低层次变体。高层次变体用于正式场合和书面语，低层次变体用于口头交谈。高层次变体多用于政府机关、大众传媒、教育部门、宗教团体等。低层次变体常见于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的交谈，也被高身份者用以对低身份者发布指示等。
③ 杨晋毅《工业化初期的语音接触和语音选择--洛阳三大城区语音对比研究》读后感
中国工业化初期的语言接触和语言选择——以洛阳市的语言使用情况为例杨晋毅河南科技大学洛阳4 7 10 0 3ly y a n g jin y i＠ so h u ． co rn一介绍： 研究背景、 目的和出发点1． 1人类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城市革命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 城市人13由过去的仅占总人口比例的5％左右急剧发展到30 ％、 50 ％直至8 0 ％以上。 人类的语言状态（ 标准语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也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 在工业革命、 城市革命初期， 人口向新兴工业区汇聚之后， 他们的子弟（ 即在工业区出生、 长大的第二代人）将会出现怎样的语言选择？第二代人是选择当地方言还是父辈方言， 还是民族标准语作为自己的共同交际语言？他们的语言选择与工业化背景和工业区性质有没有关系？这是研究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语言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课题。1． 2英国18 世纪最早开始了工业革命， 启动了人类城市革命的进程法国、 德国、 美国在19 世纪也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 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 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初期， 工业区的居民进行了怎样的语言选择？在18 、 19 世纪， 西方语言学家似乎没有注意过这样的问题。 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有类似的研究和报道。 20 世纪下半叶， 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在研究城市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 co d e－ sw itch in g ）方面取得了许多杰出的成果， 例如拉波夫（ W ． L a b o r 19 66）对纽约市三个地区商店的语言调查， 甘柏兹（ J． G u m p erz 19 6 6 ）在挪威一个小镇进行的使用网络（ n etw o r k ）方法对三个社会层次的居民语言的调查， 散可夫（ G ．S a n k o f f19 7 2）对新几内亚地区多语社团的语言调查， 格林费德（ G reen f ield 19 68 ， 见F ish m a n19 7 2）使用费希曼（ J． F ish m a n ）的语域理论对美国泽两市波多黎哥社团语言的调查， 帕普拉克（ P o p la ck19 9 3）对纽约东哈莱姆区波多黎哥移民语言的调查， 等等。 但是， 他们都没有涉及新兴工业区第一代人（ 成年后进人工业区的）和第二代人（ 在工业区出生、 长大的第一批子弟）的语言使用和语言选择情况。1． 3中国工业革命发生在20 世纪下半叶， 中国出现了大量新兴工业区中国工人总数由19 4 9 年的不足4 0 0 万， 发展到20 世纪末的70 0 0 万人（ 指城市工业企业职工， 不包括乡镇企业的90 0 0 万职工）， 中国城市人13由19 4 9 年的0 ． 534 亿（ 10 ． 6 ％）， 发展到20 0 1年的・10 4 ・ 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4 ． 8 0 6亿（ 37 ． 66％）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它必然引起中国语言使用情况的根本性变化。 但是在19 50－ － 19 80年， 中国语言学界几乎完全没有人去研究新兴工业区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变化。 直到19 8 5年， 我们终于见到梁德曼（ 19 8 5）对四川省渡口市（ 19 6 5年开始建设的中国西南最大的钢铁基地， 现在的市名改称攀枝花市）的调查。 但是梁德曼先生的专长是传统的方言调查， 这篇报告的重点仍然是对当地老方言的描绘。 文章没有注意...
④ 论述题 （一）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三个阶段（25分） （二） 社会的突变、渐变及其与语言变化的关系。（2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
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
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等等。
这个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的中译本。其中有的还不止一个中译本。著作方面主要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
据粗略统计，此期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译著和论文集）达60本以上，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一个学科热到这种程度，实在少见。
除此以外，不少学校逐步开设了社会语言学的课程，还有的学校开始招收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也列社会语言学作为3级学科。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显不足。除了缺少理论概括和材料积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现象比较突出。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
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1996）[9]。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
⑤ 美帝国主义的总统是如何评论当代中国现况的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度让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欣喜若狂。有些西方学者和媒体也宣扬“社会主义崩溃了”，“21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一席之地，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几年后，当东欧左翼力量（前共产党人）重返政坛，俄罗斯共产党重新崛起时，西方人士又担心苏共“政治时钟”向左摆，“共产党人又卷土重来了”。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冷战后苏东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特点和走向呢？
与会专家认为，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左翼在经受了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站住了脚跟，重新崛起。1993年2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正式宣布恢复活动。在1995年议会选举中获得22.30%选票，成为国家杜马中第一大党，拥有147名议员组成的党团。在议会中，与俄共比较接近的有以农业党为主的农业议员团（35名议员，其中5人是俄共党员），以及以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为首的“人民政权”议员团（38名议员）。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共显示了比较雄厚的实力。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成为唯一可与叶利钦相抗衡的总统候选人。俄共的崛起，并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世人瞩目。
俄共以外的其他共产党组织在1994年7月举行的全俄共产党人党际代表会议上，组成了“俄罗斯共产党联盟”，由秋利金、克留奇科夫、普利加林担任联合主席。1996年10月俄罗斯共产党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运动”，加入这一运动的有：共产主义工人党、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联盟共产党、共产党人党、俄共——苏共、俄罗斯军官联盟、保护儿童运动等。这样，在俄罗斯社会主义力量左翼中就形成了以俄共为一方，以“俄罗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运动”为另一方的两派。1998年3月5日，共产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秋利金与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会晤，签署了联合声明，表示采取协调行动以解决一系列政治问题，并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以商讨两党联合的途径和步骤。但由于俄罗斯境内共产党组织派别众多，观点各异，行动不一致，它们走向真正联合，夺取政权的道路将是漫长的。
从思想观点来看，俄罗斯左翼分为以俄共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共产主义工人党为代表的激进派两大部分。这两派都声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遵循唯物主义辩证法；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代表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利益；都反对俄国现政权的政策，要求恢复苏维埃制度，重建苏联；都肯定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谴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俄共与激进派各党也存在严重的分歧：
(1)在斗争手段问题上：俄共主张通过合法的、和平的手段，“利用议会内外的各种斗争方式，包括罢工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公民抵制政权反人民行为的其他方式”，“推翻反人民的黑手党买办集团——叛国党，建立劳动者的、爱国力量的政权”。而共产主义工人党等激进派则主张实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全国政治总罢工等方式夺取政权。以安德烈耶娃为首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则拒绝参加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
(2)在政治战线问题上：俄共主张与“社会主义的、中派主义的和具有彻底民主主义色彩的政党，进步的爱国主义运动”，“工会、工人、农民、妇女、老战士、青年、企业主、教育工作者、创作工作者等团体，所有传统教派的宗教团体”，结成人民爱国力量联盟，分阶段达到“人民政权、公正、平等和爱国主义”的主要目标：第一阶段是建立民族拯救政府；第二阶段是过渡时期，恢复时期；第三阶段是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关系时期。而激进派则主张通过群众性罢工运动和公民不服从运动，依靠罢工委员会和工人苏维埃推翻现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府。
(3)在所有制问题上：俄共主张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承认国有、集体所有、私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反对把国有制绝对化。而激进派各党大多反对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否定私有制，至多是允许集体所有制。共产党人党主张在公有制优先发展的前提下，允许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私有制。
(4)对多党制的态度：俄共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激进派各党在此问题上意见不一：全联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反对多党制，主张一党制；共产党人党主张“左”的多党制，即允许左翼建立多个政党；共产党人联盟则主张保证自由建立政党，但不包括法西斯主义政党和种族主义政党。
(5)对宗教的态度：俄共赞成宗教信仰自由，允许党员信教，在纲领中强调尊重东正教和其他传统教派，而激进派各党持严格的无神论立场。
(6)在民族问题上：俄共纲领中未提承认民族自决权直至分离出去建立独立国家，强调保持俄罗斯完整，捍卫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利益。而激进派各党则承认民族自治权，批评俄共犯有大国民族主义错误，特别是在车臣问题上。
此外，俄共对社会主义的论证也不同于其他共产党所持的传统立场，并提出了“革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俄共认为，后工业社会已显示资本主义是“消费社会”，给人类造成了深刻的矛盾与危机，引发一系列全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民族社会问题等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方式已难以为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主义为基础，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公正、集体主义原则、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这种根据世界新趋势“革新了的社会主义”，具有“符合现代化生产力水平，生态安全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各项任务的性质”。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政权，即“通过苏维埃和人民民主自治的其他形式团结起来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宪法政权”。在经济上，实现“在解决劳动就业、消灭人剥削人、公有制控制生产资料基础上的平等”，不允许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制，在国营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实行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实行“计划市场经济”，加强国家调节，恢复人民对生产和收入的监督。在社会方面，实现公正、保证劳动和按成果付酬的权利，保证所有人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权利。当然俄共内部和激进派各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霍尔姆斯卡姆认为，俄共内部有三大派别：以主席久加诺夫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别洛夫为代表的强国爱国主义派；以副主席库普佐夫和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以阿瓦利安尼、科萨拉波夫为代表的正统共产主义派。俄共三大纲领就是各种派别观点折衷调和的产物。俄共内部和俄罗斯左翼各党派之间在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上的分歧，阻碍着它们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以及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中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探索一条适合俄罗斯特点的“更新了的社会主义”道路，迎接21世纪的挑战，是摆在俄共和其他左翼政党面前的紧迫任务。
近年来，俄罗斯还出现一批信奉“新社会主义”的中左翼政党和运动。它们不赞成自由派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方针，也与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中左翼势力的核心是1996年12月成立的“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联合会。主席是尤里·彼得罗夫。成员有：现实主义者联盟、劳动人民社会党、俄罗斯联合工业党（原公民联盟）、劳动联盟（独立工会）。199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新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社会主义者宣言》，以表达中左翼的理论纲领和斗争策略：
(1)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评价
《宣言》认为，作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苏联社会主义解决了过去的社会制度无法解决的，俄罗斯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它给人民以和平，农民以土地，苏维埃以政权，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并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宣言》充分肯定了苏联恢复原俄罗斯帝国政治和经济空间的完整；采用计划杠杆管理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消灭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消除社会生活中尖锐的阶级冲突；建立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加强共同的家庭感；把提高全体居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优先发展科学等六个方面的成就。苏联社会主义的许多成就，包括计划管理体制、教育、卫生和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等被西方所借鉴。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许多方面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宝贵东西的学习和继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能保证生产力的现代水平，有效的劳动刺激，保障社会公平和居民的生态安全。到80年代，苏联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需要通过政策建立一种“新社会主义”以赋予社会以新的发展活力。新的社会战略是要实现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意义上的，最符合21世纪要求的社会主义思想。
(2)什么是“新社会主义”？
《宣言》说，俄罗斯新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地分析和评价“现实社会主义”，考虑到俄罗斯社会的现状和其他国家（瑞典、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新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
第一，新社会主义是真正人民的社会主义；
第二，新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比资本主义更为发达，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新社会主义在技术基础上是与向后工业发展阶段的过渡联系在一起的；
第四，新社会主义是面向人的经济，允许各种所有制形式互相竞争，克服劳动的雇佣性质，使人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和自己劳动成果的享有者；
第五，新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
第六，新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的广泛民主化；
第七，新社会主义是克服了人对劳动和权力的异化的社会；
第八，新社会主义建立在高尚精神、高尚道德和人道主义之上；
第九，新社会主义是向世界开放的社会。
《宣言》还提出了经济、社会、精神、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具体纲领。《宣言》强调要优先发展本国的工业和农业，提高居民购买力，全面协助人民企业的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发展，把市场机制和国家调节结合起来，竞争和计划结合起来，各地区均衡发展，经济生态化。
1998年10月26日，俄罗斯的一些中派、中左派和社会主义力量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了《中派、中左派和社会主义力量关于建立统一的政治联盟和联合参加议会大选的政治声明》。这个新联盟参加者的纲领性原则是：“人民政权、法律至上、公正、人道主义和高尚道德及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这一政治联盟是直接为了1999年的议会大选和2000年的总统选举，是俄罗斯中派和中左派的联合体。
三、东欧剧变后左翼力量的现状和前景
从1989年以来，东欧国家已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抛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议会民主制国家。原来执政的共产党，先是无例外地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化”，接着又在多数国家出现了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组织。它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争取重新赢得未来的社会主义前景。
1989-1991年间，前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无例外地易旗改名，完成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这与1948-1949年东欧6国（除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完成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化”正相逆反。从目前东欧12国社民党的纲领与政策来看，与西、北欧社民党有以下相同点：政治上主张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建设法制国家。经济上主张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建立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平等竞争的混合经济，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为防止两极分化，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对外关系方面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外来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党派组织方面，完全接受社会党国际1989年通过的原则声明，争取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的社会。”
另一方面，东欧12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从执政的共产党演变过来的。它们与西、北欧社会民主党又有不同之处：主张同“党和社会的斯大林模式决裂”；强调保护劳动群众的利益，以便在议会竞选中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重返政坛；突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由共产党转变过来的社会民主党重新崛起，成为这些国家中与右翼势力相抗衡的重要力量，有的社会民主党还上台执政。
当前东欧12国推行议会民主制尚处于低级阶段，政党林立，政党内部也常发生分裂和重组，议会频繁举行大选，政府也不断改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会逐步形成左翼和右翼几个政党在议会中角逐和斗争。其中社会民主党，作为相对于极右的法西斯势力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翼势力的“左翼”，已经成为东欧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将深刻影响东欧各国未来的发展。
此外，东欧剧变后，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旗帜，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共产党。目前，东欧已有8个国家恢复重建了共产党组织，例如匈牙利工人党，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者”，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91"——斯洛伐克共产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南斯拉夫新共产主义运动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重建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这些共产党组织在对东欧剧变进行历史反思的同时，重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继续奋斗。但它们在外部有社会民主党的压力，在内部又时常发生分裂，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比较含糊，因而在东欧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东欧重建的共产党一般在纲领中都主张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主张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强调市场经济应与国家干预相结合，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对外政策总的趋向是“回归欧洲”，只有匈牙利工人党明确反对参加北约，主张匈牙利中立。这些主张难以划清与民主社会主义纲领的界限。东欧重建的共产党在缺乏革命形势的条件下，对于党的具体任务是什么，究竟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均缺乏明确的理论和行动纲领。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欧的复兴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
四、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冲击。原执政的15个共产党，有10个丧失了政权，广大非执政的共产党力量锐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然而，经过短短几年时间，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震荡期”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例如，前苏东地区的共产党有的恢复活动，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翼力量也逐步在东欧政坛上崛起；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所受冲击严重，但目前最困难、最动荡的时期已基本过去；发展中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经过动荡和分化，大多数党坚持下来了，有的还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几个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顶住压力，稳住阵脚，多数在“改革”、“革新”、“开放”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形势和态势是：苏东剧变引起的震荡、滑坡和混乱已基本结束，将由紧急应付，转入在困难中探索前进，谋求发展的阶段。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全面低潮中有局部复兴，在大挫折中有小的发展，在外延缩小的同时，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虽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态势仍很困难，但随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最终会走出低潮，出现复兴与高潮。有些专家认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至少会出现以下特征：
(1)社会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相适应，使社会主义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国家特色和民族形式。苏东剧变后的形势表明，各党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增强，更加强调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越南决定搞“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现正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要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由国家管理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古巴党强调在稳步的改革开放中巩固和发展有“古香特色”的社会主义。朝鲜党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内外政策上也有所调整，如建立经济开发区，主张吸收外资等。历史经验证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取得成功主要靠本国党和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进入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族化、多样化发展的新阶段。
(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逐渐突破计划经济模式，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体制。
(3)社会主义与科技革命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和产业，既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又保护生态环境，协调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社会主义与世界潮流相结合，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因而不是封闭的社会主义，而是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扩展到多国，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又遭到严重的挫折。21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复兴与进一步发展，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繁荣富强，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到那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了，世界社会主义一定会出现复兴的景象。
⑥ 俄罗斯声乐成就对中国声乐教育影响
俄罗斯风吹中国音乐90年
由于特定的历史机遇，俄罗斯音乐成为对20世纪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过最为重要影响的外来音乐。今年下半年，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将举办“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俄音乐交流的历史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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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俄罗斯音乐研究专题研讨会在我国还是首次举办。在会议召开前夕，笔者走访了对中俄音乐交流问题深有研究的哈尔滨师范大学院长陶亚兵教授。
王岩（以下简称“王”）：上个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我国音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陶亚兵（以下简称“陶”）：20世纪与中国相关联的“俄罗斯音乐文化”，可分为前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两个时期。其影响一直伴随着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过程。
我国20、30年代左翼无产阶级音乐的发展，30、40年代俄罗斯来华音乐家在中国演出和教学，50年代新中国聘请的前苏联音乐专家和一批留学苏联的音乐学生、大量苏联音乐特别是歌曲在中国的流传、中国音乐家参加世界音乐比赛展示新中国音乐发展成就等等，都包含了苏俄音乐给予中国音乐的巨大支持帮助。
俄罗斯民族乐派的音乐风格和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成为中国音乐发展的榜样，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方向。
王：您提到我国左翼音乐文化发展受到了苏俄音乐文化的影响，能具体谈谈吗？
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苏联的革命音乐也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精神武器。游学苏联的瞿秋白翻译的苏联版《国际歌》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先声，从瑞金中央苏区到上海左翼音乐家小组，传播苏联革命歌曲成为最初的革命文化现象。
苏联音乐给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音乐指引了新的方向，聂耳从中受到鼓舞和引导，并成为了无产阶级音乐的旗手，冼星海十分敬仰苏联音乐，并与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格里埃尔等苏联作曲家交往学习。
冼星海在苏联的5年中修改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黄河大合唱》，还创作了《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等一批国际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可以说，苏联革命音乐的传入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具有历史性贡献。
王：您不仅对中俄音乐交往的历史进行研究，而且还注重分析俄罗斯（苏联）音乐体系和审美形态对我国现当代音乐创作、表演和社会音乐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请您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陶：苏俄音乐家堪称我国新音乐文化的导师。十月革命以后和50年代分别有一大批音乐家来华从事音乐演出和教学。先是有如钢琴家查哈罗夫、小提琴家托诺夫、歌唱家苏石林等被称为“白俄”(苏石林例外)的音乐家背井离乡来中国避难，以演奏和教授音乐为业，培养了李翠贞、吴乐懿、冼星海、聂耳、刘天华等一代音乐家。
在哈尔滨组成了以俄罗斯乐手为主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歌剧团、芭蕾舞团。在被誉为“亚洲第一”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中，俄罗斯音乐家也占大多数。俄罗斯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长期在中国生活，创作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俄裔音乐家齐尔品也对扶持中国青年音乐家发展中国音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50年代，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开始发展，专业音乐院校和音乐团体中，先后有30多位苏联专家在作曲、指挥、音乐学、演奏、演唱等许多专业任教，如阿拉波夫、阿尔扎马诺夫、杜马索夫、巴拉肖夫、康津斯基、塔图良、克拉芙琴柯、米强斯基、梅特维捷夫等。
同时，钢琴家李赫特、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等音乐大师来华举办音乐会，苏联国家交响乐团等音乐团体来华演出，大量俄罗斯音乐论著译来，新中国的音乐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
王：那时我国也往苏联派出了一批音乐留学生，现在他们都是大师级音乐家。
陶：那是新中国音乐学校和演出团体中选拔出来的一批精英，如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朱践耳，指挥家李德伦、严良堃、郑小瑛，歌唱家郭淑珍、郑兴丽等，小提琴家盛中国、林耀基，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音乐学家黄晓和等前后有50多位留苏音乐学生。后来他们学成回国，成为了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
80年代开始中俄音乐交往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一代的中国音乐家继续赴俄求学深造。如指挥家张国勇、钢琴家卞萌、潘淳，小提琴家刘玉霞，作曲家刘康华、张旭冬等。去俄罗斯留学仍是音乐学子的一个向往。我们音乐学院就有6名青年教师是俄罗斯留学的硕士和2名在读博士。
回首上个世纪初，中国近代新音乐从学堂乐歌启蒙，俄罗斯富有民族个性的音乐风格给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树立了榜样，黄自先生十分推崇俄罗斯乐派的民族性，提出了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借鉴学习苏联音乐体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音乐风格并快速发展起来。尽管我们也受到了苏联极左音乐思想的束缚，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健康发展。
由于政治原因，上世纪60至80年代中苏关系失和，中俄音乐有长达30多年的隔膜，我们对苏联音乐的新发展了解不多，这是个缺憾。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放眼全世界，以多元音乐文化的视角考察世界各个音乐体系，俄罗斯音乐文化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曾被曲解的苏联个性化现代风格作曲家如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和当代作曲家斯洛尼姆斯基成为学习和研究的目标，对俄罗斯音乐表演学派的分析也有待深入。黄晓和教授的《苏联音乐史》上册出版了，下册还在期待中。俄罗斯音乐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王：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等原因，哈尔滨曾是中俄音乐交流的门户。哈师大音乐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积累怎样？
陶：是的，俄罗斯音乐在哈尔滨的影响是深远的。俄罗斯音乐家在哈尔滨创办的交响乐团和音乐学校都是我国最早的。到了80年代我上大学时学院还有专弹钢琴伴奏的俄侨教师。
几年来，我们把中俄音乐交流研究作为学术特色之一重点发展，在中俄音乐交流史和中俄音乐教育比较研究方面已经有一批学术论著出版和12篇硕士论文发表，还有4篇博士论文也以此为题。
郁正民教授的“中俄音乐教师培养比较研究”获得国家十五规划项目子课题立项，我申报的“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研究”也获为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
⑦ 谁知道国外著名的语言学家，发表作品是什么
西方著名语言学家成果与名著归纳-叶斯柏森 2011-12-05 20:51: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语言学家 叶斯柏森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叶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on，1860-1943），丹麦语言学家。1860年7月16日生于丹麦日德兰半岛的兰内斯，童年时就对拉斯克（Rasmus Rask）的著作发生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习冰岛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并读过缪勒(Max Muller)和辉特尼(Whitney)的著作。17岁时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初学习法律，后转向语文学，学过速记、法国文学，研究过丹麦方言，致力于语音学的学习和研究。1887年获哥大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游学欧洲，拜见了许多著名的语言学家，然后在德国潜心研究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从1893年起，叶斯柏森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英文教授一直到1925年退休为止。1920--1921年任该大学校长。他也是许多科学院和学会的成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还是1936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4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的主席。1943年4月30日在罗斯吉尔德（Roskilde）去世，享年83岁。
叶斯柏森主要从事英语语法和语言理论的研究，一生著述极丰，代表作有：《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Progress in Langu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语言教学法》（How to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英语的成长和结构》（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语法哲学》（Philosophy of Grammar）、《英语语法纲要》（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分析句法》（Analytic Syntax）以及耗费他40年心血的7卷本巨著《现代英语语法：历史原则》（A Modern English Grammar：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叶斯柏森对普通语言学和语法学有重大的贡献。百年来，他的一系列著作一直被视为语言科学历史上的经典文献，是人们公认的的英语语法的最高权威。拉波夫在评价20世纪最重要的3位语言学伟人时说："索绪尔被认为是本世纪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梅耶是历史语言学最杰出的语言学家之一，叶斯柏森是其著作在当代被最用心去阅读、最注意去引用的语言学家。"
《语法哲学》
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on）著，1924年英国伦敦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公司出版。全书共二十五章，引用了大量的英语材料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语言现象，从人类社会的实际活动中研究人类的语言活动，系统地阐述了语法的一般原则。这是作者在多年研究各种语言，特别是英语语法时形成的，可参阅作者的《现代英语语法》和《英语语法精义》。《语法哲学》的中译本由何勇等译，语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
全书主要讨论逻辑范畴和语法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头三章，叶斯柏森论述他对语言学一般理论问题的看法，强调从实际交际中的活的言语入手研究语言的本质。针对把语法分成形态学、句法学和构词学的传统观点，他提出语法研究和语法描写的新分类法，主张语法应分两步来叙述：第一步从形式到意义，称为“形态学”；第二步从意义到形式，称为“句法学”。
在后面的章节中，叶斯柏森建立了他的语法体系，提出了“品级”（Rank）和“系联”（Nexus）两个重要范畴。
他认为词不是标志个别事物的，而是标志所有具有大量共同特征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物。词是语言的单位，而不是语音的单位，也不是表意的单位。第七章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三品说”，根据词在句中的地位把它们分为首品（primary）、次品（secondary）和末品（tertiary），其中首品大致等于名词，次品大致等于形容词和动词，末品大致等于副词。“连接”（junction）和“系联”（nexus）理论也是叶斯泊森语法体系的基石之一，它们是词组的两种结构方式。
“连接”是一种限制或修饰关系，它表示的是一个单一的概念；"系联"是一种主谓关系，它连接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系联中的次品总是把某种新的东西带到这种联结中，独立的系联就是一个句子，系联也可以作句子的成分。
关于句子定义，叶斯泊森从功能着眼，把句子分成三类：（1）非结合句；（2）半结合句；（3）结合句。最后，他谈到心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学史对语法研究的重要作用。
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中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是使传统的规范语法向现代的描写语法转变的重要一步。他冲破传统逻辑的束缚，从语言本身及其交际功能出发来研究语法，依据现代英语的实际，提出"三品说"，使语言理论成为概括语言事实的工具，而不是让语言事实去迁就语法的教条。
叶斯柏森在书中创造了大量新的术语，如“存在句”（existential sentence）、“母音大迁徙”（Great Vowel Shift）等。他最先使用SVO三个字母代表“主动宾”，也是最早在著作中系统地使用“§1.1”来代“节”，这些在今天语言学著作中几乎已成定规。本书对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语言学家陆志韦、吕叔湘、王力等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文法要略》、《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都采用了“三品说”。
⑧ 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和缺陷
由于斯大林不仅忽视了苏联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片面理解，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忽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片面化，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一味用暴力镇压手段来解决阶级斗争问题，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搞了肃反扩大化，怨枉无辜，错杀许多党政、军政领导干部，使政治体制集权、专制，使整个社会生活无一不置于国家（或个人）的统一管理之下，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基本制度和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体制渗透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和思想。但这并非意味着打着斯大林个人特征烙印的斯大林模式就一无是处。正如俄罗斯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所说，斯大林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他可以瞄准敌人并打击自己人。他可能犯错误，同时还追求主要目标--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振兴苏联和造福劳动人民时，他也会小心谨慎和足智多谋。 这种自身矛盾的结合体使之领导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呈现了下列特征： 其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体表现为：①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存在；②经济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重工业占绝对优先地位的畸形经济结构；③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管理权与经营权的统一，经济以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为主，中央部门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于一身，直接支配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产、供、销大权；④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具有高度集中性和广泛性、指令性特点。就是说，主要的计划指标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集中制定，它囊括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一旦制订出来，经最高苏维埃批准，就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其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①在国家的本质属性上，强调专政和国家的镇压职能，忽视民主和法制，国家安全机关占据特殊地位和拥有特殊权力；② 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强调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用几乎变成党对国家直接发号施令，以党代政，苏维埃实际成为把党的决定变成国家法令的表决机器；③在权力结构上，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经、文大权过分集中于中央，名为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④在执政党自身的领导体制上，民主集中制得不到很好贯彻，党的领导体制呈金字塔型，即全党组织和党代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总书记，斯大林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和终身制。 其三，严格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社会舆论控制，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的取舍，均受官方意志裁定。不可否认，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对苏联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极大重视，曾指出："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 他把科学比作一座堡垒，强调"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 工业化运动开始后，斯大林曾提出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和培养大批经济建设部门领导干部的思想，指出要把一些毕业于高等学校、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和中等农业学校的青年专家提拔到经济工作领导岗位上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还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又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在这种尊重知识、尊重技术、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苏联的文化教育科技事业一度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据统计，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由 1928年的148所增至1932年的832所，学生人数由16 9万人增至50 4万人，五年中毕业学生17万人。同期，中等专业学校由1037所增为 3509所，学生由18 9万人增为72 4万人，毕业学生29 1万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毕业37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62 3万人。卫国战争前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有90 9万人受过高等教育，149 22万人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还培养了30 2万大学毕业生，通过技工学校、工厂、艺徒学校等方式培养了247万多名熟练工人。与此同时，苏联的科技、文学艺术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到1937年底，苏联建有全国性研究所和地方研究机构806个，实验站397个，天文台31个。1937年苏联物理学家设计出了基本粒子加速器，制成欧洲第一台回旋加速器；1939 年研究人员发现了铀核裂变；工程师们设计出了世界第一台以汽油和压缩气体为动力的喷气发动机；生物学家进行了植物杂交实验，培育出了新果树品种；社会科学研究大发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出版、大量发行和广泛传播；一大批优秀小说、诗作、戏剧、电影相继问世。所有这些，无不鼓舞着、充实着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与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相伴随，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则滋长蔓延开来。自30年代开始，斯大林垄断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以他的解释及由他得出的结论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和标准；意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共领导人进行党内派别斗争及国内阶级斗争的领域，使许多理论家、科学家、艺术家遭受迫害，正确的观点和思想受到摧残；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盛行。 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尽管它坚持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如同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历史学教授安德采伊·维尔布兰在《斯大林主义之后》一文中所说，它"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并用公有制（在这里的特殊情况下采用了国家所有制形式）取而代之，这就表明它们是社会主义" ，但由于它是在苏联国情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最初探索的成果，因此，它在各方面都存在许多弊端。可以说，在它的内部，既有积极性的东西，对苏联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又有很多弊端和缺陷，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利弊并存的双重性，构成了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内在矛盾。
⑨ 写一篇社会语言学的小短文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主要是指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对这个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此研究应以语言为重点，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研究语言的变异；有的学者认为是语言的社会学，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各种关系，使用语言学的材料来描写和解释社会行为。我们比较倾向于前者。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一般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如双言制（diglossia）、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
2）各种语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或socialect）、标准语和土语（vernacular）、正式语体（formal style）和非正式语体（informal style）等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
3）交谈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
4）社会以及不同的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
5）由于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是：
1）语言的变异（variation），并且联系社会因素来探讨语言变异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常常使用统计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来描写这些变异现象。这又被称为"微观社会语言学"（micro-sociolinguistics）或"小社会语言学"；
2）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如上面提到的双语、语言接触、双方言，语言规范化问题等，这又被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macro-sociolinguistics）；
3）研究人们怎样在实际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及不同的社会、社团使用语言的差别，如某一社会阶层使用语言的不同习惯（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的不同，这被称为语言的社会变异），又如不同的性别、年龄、行业和经济地位等对个人言语的影响（这被称为个人语言变异）。
如果说，从索绪尔开始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研究的是同质的（homogeneous）语言，那么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有序异质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的语言，联系社会因素的作用来研究语言的结构。这是社会语言学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特征。
社会语言学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随着6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对语言异质性的认识的加深，社会语言学又发展出交际民族志学、跨文化交际、交际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会话分析、语言变异研究等学派。
1） 交际民族志学主要从语言的文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语言的使用规律，它侧重于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描写语言的运用，尤其注重研究在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区以及社会中因文化习俗的不同给言语运用所带来的限制性特征，如：特定社区的社会语言学资源、实际言谈活动中上述资源是如何被开发和利用的等等；
2）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是探索不同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交际策略和具体差异；
3） 交际社会语言学注重研究一个种族内部的交际差异，例如同一种族内男女性别差异对交际策略的影响，不涉及跨文化和跨种族的交际策略；
4） 语言社会化和语言习得的研究把语言的本质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因而儿童的语言习得就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5） 会话分析是一个专门的学派（在英文文献中常用大写的CA来替代），主要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对话，为其他关心实际言谈的社会语言学派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的框架；
6） 语言变异研究则是以拉波夫为代表的"变异学派"。1966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发表了《纽约城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一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精心调查了纽约市上中等级百货公司里职员的语音，并用一句包含fourth的句子作为调查手段。他发现，不同的r 发音，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人清楚地发r音，有人发得不清楚甚至基本不发。经过统计，他发现，上层和中层的职员，发r音的百分比比较高（分别为62%和51%），而下层的职员发的比例则相对低得多（只为20%）。
通过这个变异调查，拉波夫断定，不发r音是下层口音的标志，下层职员出于向上中层靠拢的心理，经常在顾客面前发r音。此后，变异研究不仅以语言变异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且发展出了一整套调查语言社团、搜集语言素材并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早期变异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语音方面，但目前已逐渐扩展到语法、语义、话语分析等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广阔的概念，打破了索绪尔以来只研究语言内部同质系统的局限；2）对语言研究进行计量统计的分析；3）通过语言变异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解决了共时和历时的矛盾。
⑩ 如何关注学习主体，从儿童视角关注语言表达方式
1．目前，在国内外，社会语言学研究和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习得研究基本上是分别在两个学科领域内进行的，而实际上，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水乳交融。语言学发展到今天，结合语言环境、言语互动和语言的社会交际来研究语言习得，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用社会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能力、言语交际、接受心理过程等“二语”习得中的重大问题，应该看作是为语言应用研究引进了一种新视角，是开拓语言研究领域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为社会语言学服务语言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内容。
“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升温，而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薄弱，已经带来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教师、教材、教学法、语言测试、教学评估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更需要理论上的勇气——转换角度，调整思路，跳出一门学科的条框界限，借鉴相关学科的思路方法与研究成果，尝试用另一种眼光观察、探究、分析疑难问题，或许可以找到新的解释方法和分析途径，从而推动理论提升，为汉语教学实践开拓新鲜的思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与习得理论同属交叉性极强的学科，都受到诸多学术思想的影响。前者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后者则与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密不可分。二者共同的基础首先是语言学理论，其次是心理学理论。二者的研究对象虽各有侧重，但在很多方面二者存在交汇点：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异现象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如何理解和组织多样的话语形式，如果言语交际产生困难，这种困难缘何而起；应用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习得研究，关注语言学习者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通常是目的语环境）中接收、理解、组织、使用目的语的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
社会语言学创始人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曾经这样评价社会语言学的使用价值：“社会语言学理论的价值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具体说来，“在于如何教学生从一种语言形式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形式”。他提到美国教育界的一种叫做“语言经历法”的教学法，对不同种族的学生都适用；而他的语言变异模式不仅适用于母语的变异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中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石子强，1983）
互动社会语言学奠基人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s）关于互动是语言的最重要的特性，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传情达意的实际作用之中的论述，关于“会话策略”——会话人保持会话持续进行并能够不断增强理解的能力的阐释，以及“语境化暗示”（Contextualization cue）理论与案例分析（徐大明，2002），对于语言习得，特别是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开启新思路，探求新角度，均有重要作用。
2．社会语言学理论对于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或具有以下启迪意义：
2.1社会文化环境与语言的文化性变异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影响。一定民族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心理必然会对记录该文化的语言在特征及使用方式上造成影响，形成语言的文化差异。这是语言习得者在习得目的语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舒曼（Schumann，1978）提出“文化合流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认为习得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距离远近、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环境是否良好，将决定“二语”习得的成败。一些学者在总结教学实践成果后发现，从习得者习得规律角度看，习得者文化背景与习得材料程度越相近，习得效果越好，反之出现偏误的几率就越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华，我们对于远东文化圈习得者的习得规律研究有所进展，而来自距离稍远的欧美文化圈的学习者如何走进中国文化，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特别是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法手段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尚不尽如人意，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
跨文化的交际研究（Cross-cultural of Communication）在语言习得中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习得者在语言学习中吸收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帮助他们将语言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是教师的责任。（胡裕树等，1989）以往的研究多注重语言学习或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多为微观的调查与研究，实际上跨文化交际在语言习得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更为重要。在厘清中国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前提下，在读懂中西文化本质差别的基础上谈跨文化交际，才能真正说清诸多问题的本质所在，才能将跨文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当中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以某些类似的交际策略为线索，考察“同一种交际策略在不同语言文化系统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如中、英、日口头谈话中的“应对形式”。（徐大明，2006）
2.2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启示。语言能力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而语言使用就是从静态的语言知识构架中挑选适用的语言元素，用相应的规则加以调整以适应具体的语境。语言交际则是用某个语言社区已经建立的符号系统有意识地传递信息，语言交际理论之“交际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提出“迁适”现象及“靠拢”和“分离”两个概念，认为习得者的心理因素和语言能力，都会影响“迁适”现象的出现频率及程度；反之，出现在习得者身上的“迁适”现象，也是其目的语学习状况的评价依据。
交际能力是社会语言学对第二语言习得及对外汉语教学影响最大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1971）提出，语言研究也应当关注“交际能力”，交际能力指：①懂得什么样的话合乎语法（grammaticality）；②懂得什么样的话能被人接受（acceptability）；③懂得什么样的话适合什么样的场合（appropriateness）；④懂得某一种语言形式真正实用的可能性有多大（probability）。在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与韩德理（M．Halliday）的功能语言理论影响下产生的语言教学法——交际法，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最富有生命力的外语教学法。交际法改变了以往一些教学法的枯燥无味，无论是对我国的外语习得者，还是对国外来的汉语习得者都有很大的帮助。
2.3语言变化下的语言习得研究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影响在于，社会语言学认为，变化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何人何地何时对何人如何说何种话”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二语”习得者面对的、希望习得并掌握的，始终是这种变化中的语言。这种变化在目的语社区内呈系统性、有规律可循，此其一；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也充满了变化，习得者之间会表现出多方面的差异，此其二。研究语言习得者如何学习、掌握变化中的目的语，如何根据不同的语境说出得体的语言，其个人语言发展以及与其它习得者语言发展的差别，是社会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共同的任务。
同时，各社会、语体层次上的变体形式是语言的现存单位，需要习得者逐步了解、把握、最终正确使用。目的语变体形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形成习得者用“二语”与本地人交际的“噪音”（noise），即，因双方语言手段不吻合而影响交际效果。一般认为，习得者正是在学习不同变体的过程中不断接近目的语的，对目的语变体形式了解、把握的多少，是衡量习得者目的语水平高低的一把尺子。另外， 教师或其他说本族语的人在将本族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授的时候，为了让非本族人听懂自己说的话，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调节自己的语言，如故意放慢语速，咬音嚼字，简化用词和语法结构等，使人听起来有所谓“外国人腔”。这些课堂上的语言的变化实际上也是社会语言学言语调节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感兴趣的一种变异：受话人对说话人言语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其话语系统成了衡量说话人言语变化的标准。
2.4 言语功能变异和交际意义的获得与 “二语”习得也有很大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变异学派的理论来讨论“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一些研究者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系统研究二语习得者中产生的言语功能变异。同时，还有一些语言学家对引起这些变异的外部原因，如态度、动机、年龄和性别等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拉波夫的变异模式强调语言的根本特性——社会性，认为“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同样会因为语言环境和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变体（variety）。
社会语言学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语域（register），“指按其使用的社会情景定义的语言变体”（转引自张德禄，1987），关注语境因素，即场境（field）、交际者（tenor）和方式（mode）对言语意义系统的决定作用。其中，交际意义是语言习得研究最为关心的，而“交际意义通常在句子的语气（mood）和情态（modality）系统以及单词的态度意义（attitudinal）上得到实现”（张德禄，1987）则应对语言教师产生有益的启示。另外，语域连续体、语域反映文化的功能以及“预测”的功能对研究“二语”习得者的学习策略也很有意义。
社会语言学中的语体连续体（style continuum）的概念也被运用到二语学习中来。泰伦（Tarone 1982）认为，二语学习者也具有与母语者相似的语体连续体，他们对语言的注意程度越高，就会越多地运用较为有影响力的、受到广泛承认的语言变体，即，语体的变异是由于学习者对于语言形式的不同关注程度造成的。（转引自徐大明，2006）克拉申（Krashen，1987）的监控模式也应用了注意力语体的概念，认为仅有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描述的语言规则是学习者通过有意识的学习（learning）获得的，而在日常交往中，这部分语言规则并不被运用，因为学习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选择运用它们；大部分很难描述的规则是通过无意识的语言活动习得到的，而“监控”就是指二语习得者对使用言语的注意度的监控度。
2.5言语互动与“二语”中介语。习得者的言语互动与中介语的动态同步共振：二者在运动方向、动态特征上存在一致性。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理论关注人际交流的过程和效果，认为互动是语言的根本特性，语法规则与词汇象征符号的价值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而其它语言元素只是提供一个可参照的框架而已。中介语就是一个从非自主语码调整逐步走向自主调整的过程，习得者对于输出语码的调整（自主的、非自主的）受限制、也被激活于言语双方的互动——通过综合收集到的信息，不断形成和修正对交际对象意图的假设，并通过自己的言语输出来验证假设。探讨这个过程是社会语言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介语研究的共同使命。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John J.Gumprez，1982，1999）立足“语境化暗示”理论提出，出现于言语交际中的一些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符号，能够“唤起”所谓情景化的理解过程（Situated Interpretive Processes）,因为“当与语法和词汇象征符号同时使用时，它们作为指示性符号构建情景化理解蕴含的语境预设，因而影响语言成分信息的理解”；“当我们将语境化暗示与其他语法和词汇符号放在一起分析，就会看到它们为情景化的理解构筑了语境框架，并由此影响特定的信息如何被理解。”（转引自徐大明，2006）作为元语用符号，语境化暗示可以是话语本身，如语码以及韵律（语调和重音）、节奏、语速及其它超音段符号，也包括表情、手势、体态等非语言手段。对于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来说，尽快掌握这些元语用符号，特别是一般被认为是边缘性语言特征的音高、节律等，以及它们所携带的信息，将大大帮助学习者了解在交际场合汉语是如何表达意义的。
2.6 语言扩散——从语言的跨境变体的角度看海外汉语教学。随着世界性“汉语热”的不断升温，汉语教学的主战场正在发生转移，海外汉语教学，即TCFL（Teaching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借鉴跨境语言（Languages across Borders）的研究成果，以及海外体英语（Overseas English）研究的多年积累，此话题研究将大有可为。如，跨境语言的特点、跨境语言中的跨文化交际、汉语的跨境变体、国别汉语教学法研究、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开发等。
以东南亚为例，汉语在东南亚许多国家拥有使用者，他们通常称“华语”。在新加坡，有200多万人讲汉语，约占总人口的75%；马来西亚使用汉字的人数近总人口的30%，有500万左右；泰国有11%左右的人使用汉语；越南约有100万人说汉语；柬埔寨、菲律宾、文莱等国也有部分人使用。（申小龙，2003）各地汉语长期受到当地语言及汉语方言影响，已形成独具特色的“言语社区”。
香港长期处于“两文三语”的语言环境中，尽管自1974年中文的官方地位就得到了承认，但英文一直是“强势语言”（prestige norm）。长期而稳定的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变化。石定栩等（2000）指出，香港书面汉语受英语影响而发生变化，词汇的变异是最明显的，句法变异中比较突出的是语序排列的变异以及动词的时态、体貌和语气词的标记等等。
2.7．语言传播和语言的地位与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目前，我们面临两类汉语传播的任务：面对国内的普通话推广与面对世界的“汉语热”浪潮。为了避免赘言，突出重点，我们把关注放在后者上。
语言传播与国家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汉语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作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同中国交往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汉语的价值正在不断提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等，进一步带动了全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热潮。（《2007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8）
强势语言与汉语“话语权”。根据联合国《2005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与应用力调查》，汉语已排在世界十大语言的第二位（蒋昕捷，2006）。但使用人数的多寡、分布范围的大小，并不能代表“话语权”的强弱，学习汉语需求量的增长，更不能当作“话语权”的取得来解读。“汉语的国际地位虽然快速提高，但目前在国际语言生活中还远不占优势。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还相当少；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虽然将汉语列入工作语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中或会议上真正广泛使用汉语的还不多。汉语在地区或国际上的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使用十分有限；非汉语区域的华裔后代，保持汉语还有一定难度，放弃汉语的人不在少数；非华裔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人数虽然正在快速增加，但绝对数量还是有限的。当今世界最强势的英语其母语使用人口仅4.56亿，但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却超过10亿；汉语其母语使用人口有近11亿，位于世界十大母语使用人口之首，但海外学习汉语的人口却相对少得多。”（章新胜，2006）
2.8 社会因素与语言学习动机的社会语言学观察。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因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标记，透视出丰富的社会心理内容。学习语言的动机从个体的角度看，属于个人现象；但影响动机的决定性因素——语言态度则经常来自于社会环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人几乎不可能为了找工作而学习汉语，而今天，这一动机在学习汉语的留学生中相当普遍。其背后的社会因素不外以下：中国经济贸易长足发展；汉语传播渠道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大；汉语拼音和简化字日趋走俏，“阵地”越来越大等。
近30年来的社会变迁使不少香港人徘徊在“两文三语”之间（高一虹等，1998）。有研究发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英语的地位有所下降，普通话作为回归后的共同语则地位有所提高。“一个国家，两种文化，三种语言”状态下的香港人，难免会有一段时间患上“语言焦虑”症。
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实施“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使其在半个世纪里保持了越来越稳固的官方语言地位；而广东的经济发展处于全国前列，也在近二十年间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粤语北上”的状况：大批粤语词汇被普通话吸收，内地年轻人以能说几句粤语、会唱几首粤语歌为荣。
台湾汉语近年来的变化也很说明问题，最突出的是简体字在台湾的使用情况。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在眼下的台湾，简体字已经拥有了一席之地：曾被视为“禁忌”的简体汉字，现在不仅有了“合法身份”，民间的接受程度也大大增长，许多台湾的高效将其列入语文必修课；日前马英九连续针对简体字发表看法，可看作台湾官方对此事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