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作文写作试题
“法律”为话题作文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与道德相比，法律更客观，范围较窄，并且以强制手段发挥作用。当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力量不够的时候，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
在公共生活中，法律具有指引作用，强制作用，预测作用和评价作用。所以每个公民都应该知法守法，这样社会才能更稳定，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有人认为学法是一件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事。其实，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我们身边的学多问题都要依法解决。所以，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是一个知法，懂法，且要守法的公民。要有法制观念，要懂法律知识。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对于香港这个有名的法制社会，大家都不会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吗？香港的法律是多么的井井有条。无论是在生活中，学习中，还是在工作中，人们都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香港的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人们的文化素质也很高。可见，法律是多么的重要！
知法，守法是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祖国和人民盼望我们健康成长，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青少年学生不仅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要有法律知识和守法观念，懂得合法与非法，违法与犯罪等道理，自觉依法办事。这样才能抵制各种不良影响，促进自己健康成长。否则，就会成为法盲，就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做出损害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使自己陷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如果社会成员不懂法，不守法，大家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那社会就会陷入极端混乱之中。那样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平发展。人们就无法生活，学习和工作，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因此，知法、守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为了祖国的明天，也为了我们自己，去学法、了解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吧！
㈡ 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律权威论文
（一）全民法治观念的培育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先决条件。法治观念反映出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影响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范围及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的进程及成效。加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用法律来保障、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在法治观念的指引下积极参与到改革中并能够分享改革的红利，既是改革进一步深化和改革成果得以巩固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
（二）法治观念深入民心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根基。法治在本质上是“法律至上”之治，根基在于全民守法。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终极目标是保护公民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的政治权利。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通过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能够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能够引导全民强化道德观念和法治意识，将法律制度内化于心，逐步形成崇法守信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打下牢固的根基。
（三）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国家的法治化，既要有公民社会的参与，又不能脱离社会的法治化。法治观念不仅仅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信念，同时应该成为全体公民的信念；不仅应该融于执政党依法执政和政府依法行政的实践中，也同时应该融于每一个国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法治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普及法治精神，唤起民众对法治的认同，让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让法律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只有每个公民都自觉遵纪守法，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社会。
（四）树立法治观念，让法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利器。在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进程中，应当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让法治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法律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终极武器，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内涵。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加强法治基础建设，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高平安建设现代化水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五）树立法治观念，让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助推剂。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备要素。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不断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法律在我身边”，逐步建立“有事找律师、有事找法官”的法律自信，在遇到法律问题或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在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培育的过程中应当让广大群众更加深刻体会到法治社会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精神，让人们普遍感知法律，促进全民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赢得广大群众对依法治省的拥护和支持。
㈢ 想写一篇关于企业法律顾问的论文，阐述这个职业目前的作用~
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法律顾问是企业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聘请律师就其在业务方面的问题提供法律帮助而担任的特定职务。企业法律顾问一般有两种，即常年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常年法律顾问与企业签订法律顾问协议，在协议约定期限内（通常是1年或1年以上）处理该企业所有的法律事务，这类法律顾问服务范围广、时间长，故称为常年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关系随协议期满而结束，如果继续聘用，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专项法律顾问受企业聘用专门处理某一项法律事务，法律顾问关系待该项法律事项办理结束而结束，一般不受时间限制，故又称临时法律顾问或者短期法律顾问。如今企业大多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因其能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和其他活动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帮助。
大多数企业都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尤其是一些大企业，但多数企业只把律师定位在讨债和打官司即诉讼方面，甚至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忽略了法律顾问的作用，其实，除了诉讼以外，一名优秀律师能为企业做的还是很多的，而且对企业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而言，法律顾问为公司企业服务的方式很多，比如：对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方案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依据，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可行性论证，从而避免企业经营上的法律风险；草拟、修改、审查公司企业的各种合同、协议及其他有关法律事务文书；针对某些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事件发表律师声明，或针对性地发出律师函；代理企业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和仲裁、行政复议，切实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参与企业的非诉法律事务；参加企业经济项目谈判，审查或准备谈判所需要的各类法律文件；在企业内部进行力所能及的法制教育和法律培训；配合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做好劳动人事工作，草拟、审查劳动合同、保密协议，进行辞退设计等等。
笔者担任过多家企业的常年顾问，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现分述如下：
1、全面掌握企业的情况，比如：了解企事业单位的性质、经营方式、业务范围、企业简史，了解企业在本行业、本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作用、服务对象和竞争对手，了解企业的业务情况和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掌握有关的法律规定，以便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等等。
2、对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区别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予以处理
（1）对企业正在违约的合同，要在对方接受的前提下，明确责任，签订补充协议，以消除违约后果，尽可能减少财产损失。
（2）对于口头合同，要尽快采取措施，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除书面签字盖章的原始合同外，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也是证据，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采取录音的方式，以防后期产生纠纷时因无证据而败诉。
（3）对于已超过诉讼时效期的债权，尽量调解结案，或者与对方签订新的还款协议，以获取有效诉权。
（4）对于快要超过诉讼时效期的债权，要尽快起诉，对于不能起诉的关系客户，要用书面形式要求还款，使诉讼时效中断。
（5）对于其他纠纷，区别轻重缓急，选择最佳方式，一个一个地解决，尽最大努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财产损失。
3、由点及面，开展法律顾问工作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常年法律顾问明确的范围内，开展下列工作：
（1） 解答法律咨询
就企业在经营方面遇到的有关法律或法律事务方面的问题提供具体意见，方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对于问题简单，法律关系明确的一般性的咨询，使用口头形式。对于所涉及事关重大的法律事务则以提供法律意见书的形式，为企业提供具体的法律意见。
（2）草拟、审查、修改各类法律事务文书，参与重大合同的谈判上述法律事务文书以合同为主，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在签订合同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力争减少或不发生争议，这其中涉及到许多技巧问题，比如如果已方不会违约，定金的数额和违约金的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如果已方也可能违约，定金和违约金的比例不要订的太高，以防自己一方违约后承担的违约责任过重。
（3）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班，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经营活动中，时时刻刻都需要签订各类合同，法律顾问不可能事必亲躬，草拟、审查、修改每一份合同，尤其是那些临时商议的补充条款、补充合同。笔者现在接手的一个案件正在上诉，甲方购买乙方钢材，欠乙方货款38万余元，后在商议还款过程中，甲方业务员自作主张，签署了每天每万元支付500元的违约金的条款，结果对方起诉，一审法院除判决返还本金38万余元之外，又判令甲方另行支付违约金25万元，笔者二审才接手此案，二审结果不得而知，但甲方正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境况却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帮助顾问单位提高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也是法律顾问的一项重要工作。
（4）企业发生纠纷时参与诉讼
担任顾问单位的代理人，参与诉讼也是法律顾问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但并非所有的纠纷均选择诉讼的方式，尤其是与企业关系较好，又与企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关系户发生矛盾的，笔者往往建议企业选择非诉讼解决矛盾，实践也证明，从长远角度看，这对企业发展是有利的。但对于调解无望，案情复杂或者争议对方在外地的案件，要尽早起诉，争取管辖权。
（5）协助企业人事主管部门开展工作
近些年来，劳资关系矛盾愈演愈烈，法律顾问的职责也应包含企业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的草拟、审查，辞退员工的方案设计，以及员工提起劳动仲裁、诉讼的出庭应诉工作。笔者的感触是一个谙熟劳动法律规章的法律顾问，对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持企业团队精神和士气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上述不能囊括法律顾问的全部的工作范围，其实下列小故事最能说明法律顾问作用了。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
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
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
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
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
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
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兵法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诉讼并非是解决纠纷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防患于未然，企业法律顾问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
㈣ 关于法律的作文800字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与道德相比，法律更客观，范围较窄，并且以强制手段发挥作用。当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力量不够的时候，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
在公共生活中，法律具有指引作用，强制作用，预测作用和评价作用。所以每个公民都应该知法守法，这样社会才能更稳定，经济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
有人认为学法是一件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事。其实，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当今我们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法。我们身边的学多问题都要依法解决。所以，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是一个知法，懂法，且要守法的公民。要有法制观念，要懂法律知识。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对于香港这个有名的法制社会，大家都不会陌生。可是大家知道吗？香港的法律是多么的井井有条。无论是在生活中，学习中，还是在工作中，人们都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香港的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人们的文化素质也很高。可见，法律是多么的重要！
㈤ 求一篇关于法律方面的论文，题目自理，只要不是抄袭的都可以
我毕业时写的论文，你参考一下吧
悬赏广告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内容摘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具有浓厚市场气息的悬赏广告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商品流通、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完成组织和个人无法完成的特定任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尚无悬赏广告的立法，使得社会现实生活中因悬赏广告引发的纠纷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本文试从悬赏广告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立法建议、司法实践等角度加以探讨，肯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以期使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达到协调一致。
[关键词]悬赏广告；契约说；单独行为说；法律效力；撤销
悬赏广告自古有之，《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氏春秋成，悬诸东门，谓有能更动一字者，赐以千金”，秦代更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流传于世。在现代社会，悬赏广告更是频频出现，种类甚多，如报刊登载、街头招贴、广播电视传播等；适用面广，常见的如寻觅遗失物、寻找走失人口、征集作品、查禁伪劣假冒商品、访求车祸目击者等等。实践情况如此复杂，有关悬赏广告引起的纠纷不断增加，而我国现行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却不明确。本文试图就关于悬赏广告所涉的几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
悬赏广告，一般认为是广告人以广告的形式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的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1]史尚宽先生认为，悬赏广告，谓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因而广告人对完成该行为之人，负有付报酬之义务。
（二）悬赏广告的构成要件
从其定义看出，悬赏广告的成立具有以下要件：
1、广告人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广告人是做出悬赏广告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广告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是悬赏广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所做的悬赏广告无效。
2、以广告的方式对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报纸刊登，广告栏张贴，街头叫喊，或广播电视等，发展到今天又有上网发布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晓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并不要求一般公众，只要是不特定多数即可。
3、须要求他人完成一定的行为。一定行为其种类并无限制，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既可以为私人利益，也可为公共利益。
4、须广告人表示要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付报酬。悬赏广告，必以“赏”为要件。王泽鉴先生指出：“报酬不限于金钱，凡能为法律行为标的之任何行为均可”[2]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探析
关于悬赏广告的性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可分为两种学说，即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
1、契约说（要约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广告人对不特定人所做出的要约，必须经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而为承诺相结合，契约即为成立，在广告人与行为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人因完成了指定的行为而享有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权。持该种学说观点的学者有胡长清、王伯琦、郑玉波及姚德年等。[3]
2、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仅是广告人单方的一种意思表示，是对完成广告中指定行为的人的一种许诺，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即可获得其报酬，一定行为的完成是其悬赏广告生效要件，也就是说悬赏广告因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但其发生效力须得一定行为的完成，持该学说的学者有梅仲协、史尚宽、王利明、王泽鉴及崔建远等。[4]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看，悬赏广告问题在法律体例上规定的位置不一，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各国对其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及立法例的采纳。日本民法典把悬赏广告规定在契约总则中契约的成立一节，该法第529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实施一定行为给予一定报酬者，对完成该行为的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5]可见日本民法认为悬赏广告与完成其指定行为之间是要约与承诺之关系。德国民法典把悬赏广告独立规定为一节，该法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或告示，对完成某种行为，特别是产生悬赏结果的人，有向完成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完成时未考虑此刊悬赏广告者，亦同”。[6]该条明确规定了行为完成人不知道有其悬赏广告，广告人也应承担给付报酬的义务，故德国民法上视悬赏广告为单方法律行为。据此，可不问行为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完成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就有权请求广告人支付报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将悬赏广告规定于契约通则中，体例上是仿袭日本民法，但其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借鉴了德国民法。该法第164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者，对于完成该行为之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对于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亦同”。
笔者认为，为确定悬赏广告的性质，要考虑民法设计的初衷和所追求的价值，民法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商品经济有序、协调、快速、健康的发展。所以，平等、自由、公平、意志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商品交易中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底线。综上所述，将悬赏广告看做单独的法律行为，更符合民法制度的内涵和精神，符合民法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的。所以，我认为，对于悬赏广告的法律定位，采纳单独说为适宜。
1、如果采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作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拘束。这样，一方面，如果某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另一方面，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其应受该行为的拘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即不得随意撤回。而采纳契约说，则将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被视为要约行为，这样广告人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其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显然对相对人不利。
2、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可以使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以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但若采用契约说，那么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即使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也将因为其无订约能力，从而无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与广告人之间成立合同，当然也就不能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这就不利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3、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单独行为，那么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从而也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
三、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一）对悬赏广告合法性的认定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事立法均予以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广告法》虽未对悬赏广告做出规定，但《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的行为，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对其的合法性应当予以认可。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是指在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也是悬赏广告的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容易滋生争议纠纷，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问题：
1、酬金未明确的悬赏广告报酬额的确定。关于报酬额，悬赏广告中大都明确表示，但未明确表示的并不罕见，如寻人、寻物启事中，酬金等内容很多是“当面酬谢”“必有重谢”之类，那么这些不确定报酬额悬赏广告，行为人在完成指定行为后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的额度标准是什么呢？“于此情形，关于报酬（重赏）之内容，应斟酌指定行为之性质内容，完成该指定行为所需之劳力及费用，交易惯例及当事人之间关系，依公平原则决定之。”[7]笔者认为，此时酬金的确定不宜过高，否则悬赏广告人在经济上失去意义，如果过低，完成行为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则日后人们就可能疏于对此类悬赏广告的注意，也不利于日后众多潜在悬赏广告人的利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遗失物之拾得人享有的报酬请求权为物值之三成，我国司法实践中若遇到此类纠纷，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民法对此类广告的规定。
2、数个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认定。在数个行为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下，报酬请求权的认定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数人分别先后完成指定行为时，各国立法例一般以完成行为在先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一般认为完成指定行为定有期间者，则仅于该期间内最先完成行为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如广告明确除完成行为外，并须通知广告人的，则通知亦属指定行为一部分，此时应以行为人通知到达广告人的先后为标准，确定最先通知人有报酬请求权。 （2） 数人各自同时完成指定行为时，外国立法例规定，各人以均等比例分受报酬请求权，但报酬因性质不能分割或依广告表明只能由一人获得者，以抽签决定应受报酬人。 当数人完成指定行为而不能证明其行为先后的时，一般推定为同时完成。（3）数人共同协力完成指定行为时，由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广告人应考虑各人对行为结果的贡献，依公平合理原则将报酬分配给各人。 在此之前，任一行为人可以请求将报酬为全体参与人提存。但悬赏广告仅许一人单独完成而禁止协同完成的，则协同行为人无报酬请求权。 此外，在数人可能享有悬赏报酬请求权情形，为适当减轻广告人的负担，有立法例规定，当存在数人完成指定行为时，广告人善意给付报酬于最先通知之人时，其给付报酬义务即为消灭。
3、不知有广告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单独行为说认为，因广告而负给付报酬义务，并非由于契约，乃基于广告人单独的一方行为而生，故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行为之人，广告人亦负给付报酬义务。德国民法规定，广告人有义务向已实施指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即使行为人未顾及悬赏广告而完成指定行为的，亦不例外。 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采取契约行为说，规定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广告所定行为之人，准用悬赏广告规定，肯定行为人享有报酬请求权。 此属法律效果的准用，即虽不成立悬赏广告契约，仍得在完成广告所定行为，而有报酬请求权。 指定行为在广告以前既已着手或完成时，行为人是否有报酬请求权？解释上，此时请求权与广告同时成立。然依广告的意思表示，并不以广告以前的完成行为为指定行为的完成的，请求权应依新行为的完成始成立。 传统的英美契约法理论，强调悬赏契约的合意要件，认为须知晓有悬赏之存在，而后依其指定方式履行完毕，方得求赏格。该观点对完成指定行为者不公平，遭到现代契约法大师科宾（corbin）等人的强烈反对。科宾主张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时，虽不知有悬赏存在，仍应给予求取报酬之权，行为人可以请求法院为强制执行其请求。该观点已被判例所支持。
4、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悬赏广告为合同行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如没有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也不能认定为有效承诺，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对悬赏广告合同的主体放宽条件，凡是完成悬赏行为的人，都具有应征人的资格，享有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不应以其缺少行为能力为由予以剥夺，其理由有三：首先，行为人虽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但其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其效果与完全行为能力人完成指定行为并无不同，给付报酬符合广告人的初衷；其次，无行为能力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时得请求报酬对行为人有百利无一害，近似纯获法律上利益，不须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再次，悬赏广告是对不特定人的要约，从一般情理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自应童叟无欺，凡完成了指定行为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5、具有特殊身份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是否具有报酬请求权？这也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学者认为，如果有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是相对人应承担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其在完成行为后享有报酬请求权，则可能导致义务权利化和利益失衡的不良后果。当相对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的合同义务，或负有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定义务时，不得适用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基于警察职业特性，凡警察完成悬赏广告所指定行为者，无论是否在执行公务期间，都不能取得报酬。 不过有学者在针对另一起民警拾得遗失物的悬赏广告纠纷案件，认为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其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但是应注意“公行为”与“私行为”的划分问题，如行为人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此时其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 依英美契约法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悬赏要约对某些特定身份之人士，不因承诺而得求取赏格之权。倘完成此项行为系具有公职身份者，而于职务行为范围外所完成之私人行为，如某人工作后休息期内，知悉有悬赏存在而完成指定行为，对于完成此项悬赏行为，并不因其具有公职身份而丧失求偿权。在此情况，某人纯以私人地位与悬赏要约者缔结悬赏契约，自应以双方间契约之效力而赋予其求偿权。笔者赞同行为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者，不享有报酬请求权的观点。同时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行为人的具体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如行为人虽具有法律上的特定身份如警察等公职人员，但其完成广告所指定行为既非在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和执行公务期间，纯基于普通公民身份即一般私法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应享有报酬请求权。
6、对行为人一个行为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特殊情况下，会发生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数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对同一事件分别或者共同发出悬赏广告。此时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则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可将行为成果交付给广告人，行为可以分别同时将行为成果交给广告人的，应享有数个报酬请求权；如果行为成果职能交给其中一个或者部分广告人的，则行为人只对接受行为成果的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如1999年，辽宁省东港市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东港市公安局在被害人家属同意后，于12月13日通过电视台发布了悬赏通告，其主要内容是：一、凡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属奖励50万元；二、凡是提供线索公安机关通过侦察破获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三、凡是提供有关枪支线索破案的，公安机关给予以重奖；四、凡是提供线索破案的，即使与犯罪团伙有牵连也可以从轻或免予刑事责任；五、对提供线索者，公安机关一律严格保密。后鲁瑞庚提供了重要的案件线索，使得公安机关迅速破案。后东港市公安局只给公安局应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鲁瑞庚对此不服，提起诉讼并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公安局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8]此案虽然结束，但仔细分析，实际上此案涉及两个悬赏广告，一个是被害人家属的悬赏50万元，另一个是公安局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所给予的重奖。公安局给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应属于后者报酬请求全的实现，依照悬赏广告的原理，鲁瑞庚还应享有被害人家属50万元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辽宁高院的判决在一方面承认被害人家属悬赏广告的成立，另一方面却又回避了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的成立，是该案的遗憾之处。
四、悬赏广告的撤销
（一）悬赏广告能否撤销
悬赏广告是否可由广告人任意撤销？学说与立法体例均不一致。在一般通说中，如认定悬赏广告性质为要约的，则可以撤销。相反，如认定其性质为单独行为的，则不允许撤销。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上述观点不足取。悬赏广告之应否允许撤销，“不能依理论决之，应依实际上有无必要而决之。”主张不应撤销的，认为如允许广告人撤销，则行为人会因此蒙受损害。行为人已着手完成指定行为，然而广告因情事变迁，不再需要完成其指定行为的，行为人既使因此蒙受损失，也不是没有补偿的办法，如果绝对不允许广告人撤销，仍使广告人承受广告之拘束力，未免过于严酷。因此，我国台湾“民法”第165条规定，可以由广告人撤销广告。
（二）悬赏广告撤销的要件
悬赏广告只能在行为人完成行为之前撤销，因为这时悬赏广告只有对广告人产生约束力，并未对尚未完成行为的行为人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指定行为已完成，债之关系既已发生，自然不能撤销。撤销的方式，原则应以与做出悬赏广告的方式相同，但也可足以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知道的方式为之，总之，做出撤销悬赏广告的方式不能减少只能增大做出悬赏广告方式的影响范围，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如果悬赏广告中明确规定了完成指定行为的期间，可推定为在此期间广告人放弃了其撤销权。
（三）悬赏广告撤销的效力
悬赏广告，因悬赏人的撤销，确定不发生悬赏广告的效力，其结果犹如自始即未做出悬赏广告。在撤回前即已着手于特定行为的，而于撤回后完成，不得请求报酬给付。至于因指定行为的准备或实施，从而已消耗的费用、劳力、时间所受的损害，是否能要求赔偿，立法上各国有别。在德国、日本民法上，除广告知晓行为人已准备或着手情形的，以加损害于该行为人为目的而广告撤回的，应构成侵权行为外，并无赔偿的义务。瑞士债务法和我国台湾民法则规定，除悬赏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的损害，负担赔偿义务，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为限度。
五、对我国有关悬赏广告问题的立法建议
（一）理论上的采纳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都应有其理论依据或立法理由，这也是为了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理论是为实践服务，同时实践也检验这种理论的可行性、合理性。综上之所述，笔者认为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在理论上应采纳单独行为说，采用单独行为说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中的安全，而且在我国有一定的历史和现时的基础。我国清朝时期的《民律草案》，现在台湾地区的民法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均是采用单独行为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单独行为说更为社会所需，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二）立法之建议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悬赏广告及其纠纷不断出现。由于我国法律对此问题的规定尚为空白，为了减少纠纷及在纠纷发生后能有处理的法律依据，正在编纂中的我国民法典应确立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制度。其一，应明确规定广告人对于不知有其悬赏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也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完成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监护人代为行使报酬请求权；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遗失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其许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否则,拾得人有权留置该遗失物。其二，只有最先完成指定行为的人才能享有报酬请求权，如果是数人同时完成的，应按平等比例取得报酬；数行为人是协作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律应规定按其协作程度取得报酬；如果报酬按其性质只能由一人取得的，由数行为人协商决定一人享有，获得该报酬的行为人应给予其他行为人相应的补偿；其三，广告人可在指定行为完成之前撤销其广告，对于行为人因此所受之损害，除广告人能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广告人应于报酬额之内负赔偿责任。如果广告人在广告中已附完成指定行为的具体期限，这类广告在有效期内不能撤销。为图商业之利益，故意以不可能完成的行为设立悬赏广告的，行为人因其所遭受的损失，广告人不能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不以在报酬额之内为限。其四，悬赏广告所设报酬额过高的，除非情况紧急、意义特殊、人身风险大等，过高部分法律不予保护。以国家、集体财产为报酬而设立的悬赏广告，得受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内部监督部门干预。
[注释]
[1]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页
[2]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188页
[3]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4]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5]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 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6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81期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5]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彭万林：《民法学》（修订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㈥ 法律小论文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道德与法律两者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的关系在传统与现代社会中侧重点是不同的。我国传统社会奉行的是“以德为本”，“以法为用”，法律虽也受到重视，但至多被作为管理国家的手段，用以树立政府权威，维护统治秩序。在当时，法律只是被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工具而已，也不具有至上的权威。而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是：就规范层面而言，严格划清法与道德的界限，严禁将二者混淆；就具体的制度运作而言，以法为主，以德为辅。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法治经验的同时应立足于我们的本土资源，传承我们的德治传统，注重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一、道德与法律的再释义
（一）道德与德治
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对人们的行为以及思想进行善恶评价的原则规范的总和。道德具有以下特点：首先，道德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恩格斯指出：人们“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其次，道德以善恶为评价标准，处理道德问题就是运用存在于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或内心信念中的善恶观来惩恶扬善。再次，道德的调整对象侧重于内心，是通过对人们内心的范导和启发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第四，道德具有非强制性，道德的推行靠的是舆论和内心。
将道德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治国思想称为德治。德治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西周，周公提出了“明德”和“以德配天”的思想，指出是否拥有外在至高无上的德是作为政权正当性的基础。德的思想发展到先秦儒家，已经从说明性的“建国”理念迈进到实践性的“治国”理念，德获取了更高的政治性的含义，直至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德逐渐成为了正统的法律思想的源泉。之后，法律思想与伦理教化思想沿着这一脉络发展几千年，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德治治国方略。
（二）法律与法治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法的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的意志，以权利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依据，同时强调法律的至上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就是法治，这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略，按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经典表述，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治是现代社会公认的先进的社会治理方式，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法治树立的是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是没有感情、不会偏私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平正义；第二，在法治下执政者不能任凭自己的意愿去行使权力，从而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第三，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在运行中容易得到公民的支持。
二、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打从道德与法律分离的那一天起，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就一直困扰着人们。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足见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性。
道德行为的产生大多是属于情感的激发，情感在道德中的力量是大于理性的。而在法律中情况则恰恰相反，理性在法律中占据主导，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智。”理性在法律中的运用是为了保证法律制度的普遍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而道德中存在的情感因素则存在着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当理性化的法律遭遇情感化的道德，必然对它显示出压抑性的力量。因此在法治社会，一方面，法律的统治有利于保障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另一方面，则会导致情感的麻木以及人的道德感的萎缩。合法不合理、合法不合情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例如：一个已过诉讼时效的真实债务关系，一个有法律上瑕疵的但实际上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在法律上都遭否定，而这在道德上看来是不合理的。再如：一个父亲做了一件犯罪的事情，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即使是他的儿子也有举报的义务和作证的义务，用道德的眼光来看会觉得很绝情。
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其评价方式的不同。道德的评价是以追求实质的正义为目的的，至于程序的合理则是次要的，也不强调普遍性。法律则不同，在法律的评价中，程序性是首要原则，普遍性是重点追求，期望通过建设一整套合理的法律制度来治理社会，而不以实现个案的实质正义作为首要目的。这种不同，是道德与法律的本质所决定的，在实践中的确会造成一定的冲突，为此，我们应克服法律万能论的观念，学会接受法治的代价。但是，这并不等于面对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我们毫无作为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如下努力来缓解这种冲突：在立法中，应尽可能注意与道德协调，立法不能偏离社会的主流道德太远；在法律移植中，尽可能注意与本民族道德的协调；在法律改革中，应尽可能推广相关道德意识等。
三、道德与法律的和谐统一
道德与法律有对立冲突的一面，也有和谐统一的一面，它们的这种统一关系正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基础。下面，我们从目的、内容与功能三方面来分析道德与法律的这种统一关系。
（一）目的上的一致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首先表现在目的上的一致。以法律发展的各阶段为线索，法律的目的变化呈现以下线索：奴隶与封建制社会的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的稳固；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因民主、平等、自由等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法的目的从秩序优先开始向平等与自由倾斜，并且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一度矫枉过正，过度强调了自由的价值；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因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自由、平等、正义都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所重点保障的目的价值。
同法律的发展一样，各时期的道德也在维护其经济基础的宗旨下，在自己的轨迹上发展。资本主义之前的道德以维护等级制度为目的，比如我国封建时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因人权意识的觉醒，平等、自由成为了道德的首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核心的道德内容已转变为社会主义荣辱观、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道德与法律同时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为自己所属的经济基础服务。在同一社会形态下，道德与法律的目的呈现出大体的一致性。
（二）内容上的趋同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其次表现在内容上的趋同。从起源上来讲，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来，虽然现在法律与道德相互独立，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有许多共同点：首先，道德和法律均含有“义务”规范；第二，道德和法律都对人们的行为予以调整；第三，都具有普遍性、抽象性与反复适用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往往以道德为基础，考察近现代文明国家的法律规定可以发现，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内容大都被纳入到了法律体系之中，比如我国《民法》中有关“诚实信用”、“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则的规定。
这些共同点为法制建设中的“引德入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但需要注意的是“，引德入法”应有一定限度，如果不加节制，势必引起更大的混乱。首先，无节制的引德入法，会导致法律中的义务数量过多，对公民的要求未免过于苛刻，也难以实现权利义务数量上的统一；其次，法律的运行是要花费巨大的资源的，将过多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来用国家公权力加以维护，其成本是巨大的；再次，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位阶的价值，将过多的道德要求写入法律必然形成国家公权力对私人自由空间的过多干涉，甚至导致法律对良心、思想的恐怖统治。
（三）功能上的互补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还体现为功能上的互补。一方面，法律对道德的实施起到保障作用，法制残缺不全、秩序紊乱的社会往往导致道德的沦丧，法律公正严明、平等有序的社会常常无形中给人以道德的教化。同时，法律还将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生活主要方面的道德准则以法律原则的形式予以了规定，用法律具有的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主流的道德意识的弘扬。
另一方面，道德对法律的实施起到促进作用，人的道德素质对于法律的运行效果影响巨大。就守法而言，一般来说，正直、诚实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往往比奸诈、虚伪和冷酷无情的人更易于守法。在执法方面，道德能使法律的效益最大化，以行政处罚为例，单纯“收钱走人”的方式当然合法，但是如果能在处罚的同时指出该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分析违法行为发生的原因，提出有助于解决困难的方法则会使得处罚对象心悦诚服。在司法方面，因法律缺陷的存在，法官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适用法律，这就难免会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潜在着法官不正确执法的可能性，因此应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培养法官的良知与节操，对法官施以必要的道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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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行政听证程序是我国立法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 行政听证程序 基本原则 公开，职能分离 事先告知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
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
二、取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
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则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
（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
（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听证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书面直接送达，二邮寄告知，三是公告送达。我国《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但各地及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办法除规定上述三种送达方式外，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则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已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甚至对该笔录在处罚决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门的听证实施办法对此作了一定补充。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2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16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目前争议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应全面借鉴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则，特别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是当事人所知悉并经其辩论的；如果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笔录以外的事实和证据，应当提供当事人知悉和辩论这些材料的机会"。(16)
也就是说，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当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关证据，因而无法做到听有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过质证后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放弃听证的情况下，要求所有证据在听证会上质证，在法理上不成立，实践中也做不到。从我国目前听证制度的适用现状看，一方面，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证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听证笔录是行政程序的阶段性产物，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为了达到听证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同意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主要依据的观点。
以上是听证程序的主要原则和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述的四项原则，只是由于它们多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且为人们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①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页,第153-154页。
②（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罗斯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页。
③参见（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查委员会编印：《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第168页。
④Margaret Allars, lntroction to Australian 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 1990,at 265.
⑤⑨(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
⑥⑦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⑧杨惠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12)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13)参见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
(14)(16)刘勉义、蒋勇：《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15)参见《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1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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