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⑴ 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依法保障

强调将突出绩效导向，推动建立反映公共文化需求的反馈制度和有公众参与的公内共文容化服务考核评价制度，并将考核评价的结果作为确定获得奖励的依据，努力将政府端菜改变为群众点菜、政府买单，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后，中央财政将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履职尽责，进一步加大投入，合理安排所需资金，努力做好经费保障，切实维护公民基本的文化权利

⑵ 如何完善社区文化供给状况

一、本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据调查，本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要有社会化管理型、合作管理型、街道直管型等三种典型管理。本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多都属于街道直管型。从调研分析来看，本区居民对街道直管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了解度、设施满意度、服务满意度等评价，相对都较低，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服务的管理成本较高，社会知晓度不高。由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企业不同，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政府垄断对公共物品的提供，缺乏竞争机制，缺乏衡量绩效的标准，因此往往不遵循效率原则，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带来较大浪费。各街道通过行政体系内的各类会议、通知等方式实施组织传播；大型活动由各居委干部全权负责、落实任务、组织工作人员和群众参与。综合各项成本因素，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管理成本普遍较高，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不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对外宣传不够，社区居民社会知晓率低。
2、管理责任主体不明确，居民参与自治管理不够。目前，本区街道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硬件设施建设基本完成，但对管理机制的软件建设没有模式和标准，管理模式的设立完全由街道自行制定，随意性较强。而且，各中心管理目标也不明确，有的只需要求完成日常管理、维护及社区文体团队的培育，有的只需就承担社区学校的功能，自身建设管理水平偏低。其次，社区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由社区居民“自治管理”的这一主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必然是这一建设的载体，但调查发现，各社区街道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的“自治管理”基本没有，居民参与的热情也不高。
3、财政渠道来源缺乏保障，市区资源共享不够。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发展，是社会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一个部分，理应有适当的公共财政支持。目前，各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日常运行配套经费根据本区财政实际情况安排，但落实到各个街道情况各异，投入不足，财政渠道来源缺乏保障。虽然近几年加大了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经费的投入力度，但由于多种原因仍显不足，仍不能满足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需求。特别是一些新建的综合文化服务站，项目建设资金缺口大。设备设施也未到位，文化服务站的功能也不能发挥。区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匮乏，市区资源共享不够，社会化、多元化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机制尚未形成，结构有待优化平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难以全面覆盖。
4、开放度低，农民工基本没有享用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曾就“关于加快农民工融入社会”的一个调查显示，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主要集中在看电视（48.55%）、睡觉休息（48.21%）、打牌,打麻将（38.88％）聊天（37.78％）以及逛街、娱乐书籍报刊，业余时间安排基本处于没有组织的松散状态。而影响他们娱乐活动的主要因素依次为：认为价位太高（47.35％），认为周围没有文化娱乐场所及设施（缺乏娱乐条件）30.71％。价位太高、周围没有文化娱乐场所及设施成为农民工参与娱乐活动的障碍，约有43%的被调查者反映从没有享用过任何社区公益性文化体育设施，绝大部分农民工不知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5、设施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本区街道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由于早期设计，硬件设施功能比较单一，仅设乒乓房、棋牌室、教室（含琴房）等，缺少小型演出场所，致使众多民营剧团无法下社区演出。各社区街道由于资金的有限性和管理目标的简单化决定了其没有能力满足多种需求，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由于所采用科层组织结构，“从上而下”往往对新的社会需求反应迟钝，不可能充分了解各层次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其次是“从下而上”人们的意愿经过多层筛选才能到达决策部门，往往决策者看到的已经不是人们的最初想法。有些通过决策过程决定供给项目，往往只反映了中位选民的偏好，造成部分人“免费搭车”的现象，较难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6、管理人员年龄老化，创新发展能力不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专业人才缺乏、队伍结构不合理，基层文化阵地和文化队伍萎缩。尽管近几年来增加了区属文化单位招录人员编制，但区属文化团体和单位专业人才还是比较缺乏。部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基层文化服务站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年龄结构老化，文化活动难以开展，文化阵地利用率不高。管理队伍总体年龄结构偏大，管理队伍的老化，创新意识不强。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每年引进的年轻工作人员，往往承担具体的设施管理职能，整个中心的运行、项目的策划、活动的推广等方面的工作却大多未能参与；另外，收入不高也缺少吸引力。青年的成长空间较小，人才难以留住，管理团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二、完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功能发展的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积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从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增强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就完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功能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把握历史机遇，将完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功能发展列入民生实事工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对基层群众进行主流文化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承担着组织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在活动中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先进政治思想和科学文明，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区政府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努力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同时，对社区内“负文化”活动产生挤出效应，有利于抵制各种不良文化对居民的侵蚀，清洁社会环境，切实提高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重要性认识，将提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完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功能发展列入每年政府民生实事工程。要充分发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作用。街道和文化部门要切实转变重规划建设、轻管理使用的思想。加强对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状况的监管，有条件的适当改建增设小型剧场，坚决防止和杜绝公共文化设施闲置现象，用足用活用好现有文化设施，提高现有文化设施的利用率，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2、增加投入，社区文化活动经费列入公共财政支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投入的长效机制。区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要发挥主导作用，确保每年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建议区政府财政经费中的文化经费预算应以本区实有人口作统计口径，像教育经费那样按社区户籍人口的比例形成财政的人均投入标准，按实拨给文化费用，每年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运行经费的投入增幅应当不低于本区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确保文化的基层建设得以有效实施。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融资、引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公共文化服务实体，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长效机制。同时，对运行良好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运行单位原则上应当提供免费和极低收费的公益文化服务项目。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运行单位应当公示其开放时间、服务项目及收费项目的价格标准，并在醒目位置标明设施的使用方法或注意事项。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纳入街道事业序列，定编定岗。
3、明确责任，市、区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体制是一个“多层多头”的结构，在行政上隶属于街道，在业务上要接受所在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作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文化服务平台，它要对口科、教、文、卫、体各部门，建议区政府应明确一个牵头部门协调落实各项管理工作，明确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责任主体。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社区文化工作管理委员会或者社区文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和统筹社区文化中心向农民工开放的事宜。其次，为了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推动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建设管理，本区应建立社区文化资源配送系统，为社区文化中心提供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建立市、区统一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资源支持体系，形成资源“区外引入、区内共享”的格局，包括管理、信息、业务、人力和物质资源，通过该体系的统筹协调机制，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为社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有效管理运作提供服务。
4、扩大开放度，主动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文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涵。要使更多群众在文化繁荣发展中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不断改善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真正使更多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社区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充分享受家门口的文化大餐，本区街道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应向农民工畅开大门扩大开放度，主动接纳农民工及其子女。市政府已明确指出，要把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统筹解决他们在就业培训、子女就学、公共卫生、居住场所、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可见，丰富外来务工人员及子女的文化生活，恰也正是农民工问题中需要解决的事情。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因向农民工开放而增加的运行经费应当纳入本区、街道财政预算。
5、政策引导，培养管理团队及从业人员。目前本区没有具规模、有实力的委托管理团队，从全市来看，像黄浦上海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这样委托管理团队也十分稀缺，所以引进和执行委托管理模式缺少应有的条件。为此建议建立社会团体的培育机制，扶持社会团体的发展。目前途径可从两方面推进，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广购买服务。政府在公共管理、社会事务等领域购买服务，加大公共服务项目招投标力度。另一方面扶持一批公益服务组织。依托国家级、市级的等公益服务招投标工作平台，引进一批社会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公益服务组织，通过项目在社区落地带动社会组织在社区扎根。制订参与社区公益性服务管理的鼓励政策，吸引文化社工到社区，吸引退休的的专业艺术人才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辅导，群众性文化应有文化普及的专家队伍，吸引更多的社会团体加入到开展社会化服务的行列中来。其次，目前在市场培育方面，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普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对有形资源重视多、对无形资产重视少，对现有资源使用多、对潜在资源挖掘少，对自有资源管得多、对盘活资源协商少，严重制约了社区文化中心的发展，设施效益难以发挥、服务质量难以保证、项目内容随意无序，其中从业人员队伍不稳定是核心问题。建议由市、区文化局、人保局等政府部门牵头，协同相关部门细化“优才计划”，加大文化设施的管理、经营等各类人才的培养；建立公益服务奖励基金，激励从业人员爱岗敬业，多做贡献。
6、强化考核，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考核机制。加强对本区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工作考核，是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要在开展文化先进街道评比基础上，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各项任务列入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从领导重视、经费投入、基础设施、业务工作等方面与经济发展的任务目标一同考核，促使本区各街道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使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到实处。

⑶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取得哪些辉煌的成就。文化方面来说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70年来，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中国大力推动公共文化建设，培育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和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竞相奉献精品力作，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不断守正创新，迎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博物馆、共同图书馆等文化站遍及

7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仅有21座博物馆、55座公共图书馆、896所文化馆和群众艺术馆，乡镇文化站几乎一片空白。而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6家、文化馆站44464个、博物馆4918座，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

2、市场繁荣，文化产业高速增长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8737亿元，比2004年增长10.3倍;2005-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高于同期GDP现价年均增速6.9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高，已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业态创新，融合发展趋势强劲

2016年、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30.3%和34.6%，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业营业收入均增长8.6%，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引领和示范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游戏和电子竞技、网络文学、数字出版也迎来了发展的强势期。2018年，我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144.4亿元，占全球游戏市场的比例约为23.6%。

4、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继承发展成效突出

截至目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达4296处，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3154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40个，世界遗产55处，位居世界第一。

⑷ 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评估应该使用使用什么方法

新华网北京1月14日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作了全面部署。
意见强调，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构建体现时代发展趋势、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正确导向，坚持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改革创新的原则，到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意见提出，要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推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保障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农村留守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
意见强调，要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简政放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建立健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培育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
意见指出，要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提升现代传播能力。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实现共建共享，提升综合效益。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力度，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体系。
与意见一同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对各级应向人民群众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硬件设施条件、人员配备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标准的基础上，各地将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实施标准，并落实保障资金。有关部门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意见和标准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⑸ 公共文化的概念特征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
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
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语境
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
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具体体现为一种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头咖啡馆。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则和文化价值。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嬗变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等。2007年，《上海文化发展“十一五”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构建覆盖全面，功能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这一文件所使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在内涵上不仅涵盖了传统上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广播电视等，也包括了此前所提出并推进建设的东方文化系列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还包括了公共文化的管理运行体制机制、公共文化的财政保障、其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群众性文化活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甚至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也囊括其中。
公共文化的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急剧变化， 与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改革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以事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文化领域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文化发展领域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明确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体制中还混杂着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单位，三者的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厘清的情况下，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概念来重新划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范围和边界， 重新确定其功能、结构和运行机制， 不仅在实践上是一种创新，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合理性。
二、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
（一）公共文化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自觉自愿结成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即原始公社。原始公社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分工简单、主要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人们共享一切劳动成果，也共享文化。原始社会时期的社会文化基本特征是社会全体成员群体参与文化生产、共同分享文化；这同时表明社会成员之间只有性别和长幼之别，还没有形成以财产多寡为标志的阶级差别。社会文化的生产通过仪式化的群体参与，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并信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宗教文化、道德观念、生活习俗、财产制度和价值意识，从而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维护生活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属于公共文化范畴，孔子把《诗经》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兴观群怨”， 可以说是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诗经》作为西周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基本特征。
在西方文明中，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是欧洲文化之源。同时，它也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宗教生活。实际上，仪式化的宗教文化是古希腊罗马城邦时期的公共文化。透过这些仪式，处处可见宗教文化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约束。除了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外，古罗马城邦时期的主要城市里，都建有神殿、剧场、温泉浴室、竞技场和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建筑和文化设施。
历史表明， 文化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 又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共享同一种公共文化，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是一种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还是古埃及、古印度或其他古代文明中，地域的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各古代社会都有公共文化，同时也无一例外地在这些社会内部存在着多种形态的、差异化的公共文化。财产的私有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冲突，都在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先秦时期形成的礼制作为公共文化，其内部本身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在《诗经》文本中以风、雅、颂的体裁差别传递出先秦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和文化疏离的信息，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中，古代礼乐文化逐渐趋向精英化而成为社会上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底层，即在民间社会，始终存在着民间大众共享的公共文化形态。这种民间公共文化以民间习俗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基层社会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影响和支配着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如庙会作为中国传统中少有的全民性文化活动，庙会文化作为民间公共文化几千年来沿续至今，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改变其形式，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古代公共文化更多地表现为整体性“民俗”，所谓民俗，就是民间的风俗习尚。民间习俗作为社会下层的公共文化，其主要社会功能是，通过对地域社会的空间组织和再生产宗教信仰、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规范民间社会的生活秩序。
“公共文化”概念的形成史表明，“公共”是相对于个体或私有而言的。尽管“公共文化”是一个现代术语，但就其实质而言，公共文化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要素。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社会，就必然有公共文化存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社会形态的公共文化，有着自身的特色，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公共文化呈现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尽管如此，公共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改变形式、扩大范围和增添新的内容。
（二）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事业体制
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特别是二战以后，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社会主义的公共文化建设采取了国家化的体制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 我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国家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工人文化宫、群众艺术馆、公园、文化遗产（址）保护等公共文化机构全部被纳入文化事业范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 由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发展体制为各类文化机构和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公共文化的体制化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形成了差异化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 公共文化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现代国家大都以立法形式保障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而全体公民共享的应有文化权利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运用政权力量，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不以赢利为目的，根本目标是保障公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因而具有纯粹公益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文化发展的基金会制度和赞助体系相比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事业体制所涵盖的文化内容要大于西方文化基金会制所涵盖的内容；二是从法律地位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事业体制在保障公民分享公共文化的公平性上要高于西方的文化基金会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以国家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体制在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 在文化事业体制覆盖不到的广大乡村地区， 仍然沿袭着千百年流传至今的民俗传统，而这种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积淀了历史传统和形式，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和历史糟粕的内容，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难以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 从而一度被禁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民俗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重新在广大乡村地区蓬勃兴起，并在规范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存在着两种形态，这种状况从表面上看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 是社会主义中国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文化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使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文化事业以城市为中心的倾向，致使具有公共文化性质的文化事业体制在布局和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不均衡，从而给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把传统的民间文化看成是公共文化，民俗传统被认为是一种低俗文化。但是，只要是民俗传统所构筑的文化空间不能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所容纳，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难以完成。因此，从公共文化的体制化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阶段内，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现实命题和任务是，如何把两种形态的公共文化整合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统一的文化空间和精神世界。
三、公共文化的功能和特征
（一）共享性
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公共性，这种公共性表现为一定的人群共同拥有这一文化。就文化的本性而言，文化是天生共享的。公共文化的共享性直接来源于文化的公共性。从公共文化的形成来看，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公社制没有瓦解之前，社会并没有出现财产私有和阶级分化分层现象， 因而从文化上看，也无所谓公共文化和属于少数人的文化之区别。公共文化是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发展形成分层、分化之后才真正形成。因此，在阶级分化、财产私有和社会地位悬殊的社会背景下，公共文化为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实际上体现为社会成员对于公共文化的平等参与。社会群体的平等参与是公共文化共享的重要形式特征， 是实现其公益性的唯一途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文化发展同样出现了分化。由于不同社会群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不均，社会阶级之间的文化差异、对立甚至冲突都非常之大。公共文化的存在只在一定范围、层次和方式上体现社会各个阶层的平等相处，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阶级、财产和权利不平等的现实，由于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历史上，公共文化不分阶级身价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为全民共享毕竟是有限的，更多地具有象征意义，是对等级制社会制度及其矛盾的一种调适。
（二）仪式性
无论公共文化呈现为怎样的形态，是上层社会的礼仪，还是民间百姓的风俗习尚，公共文化最重要的形态特征是具有仪式性。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总是固定地上演一些庙戏。庙戏演出不同于作为独立艺术形态的戏曲表演。作为公共文化的一种形式， 庙戏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受到诸种规则的制约， 如神戏的演出有许多禁忌，祭祀关羽的神戏一般多唱《桃园聚义》，禁唱《走麦城》；庆祝佛诞，多唱《目连救母》等等，进而形成习俗。
公共文化在形态上具有仪式性，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巫术活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崇拜自然，信仰自然。早期的巫术仪式是对自然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巫术逐渐分化为宗教、民俗和其他艺术形式，早期巫术具有的娱神性质，在仪式作为表征信仰和观念的形式流传中进一步发展演变，更具有了娱人的性质，并且成为公共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口头仪式表现为咒语、禁忌、俗语、传说、童话、民间故事等口传的民间文学形式；非口头仪式则体现为游戏、竞技、体育、游艺、工艺等各种民俗；此外，还有兼具语言类和非语言类两种性质的民俗仪式，如庙戏、民间歌舞等。公共文化具有仪式性表明，公共文化的发展和形态演变依据古老的传统。事实上，古老的仪式以象征的方式，通过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明确传达某种信念、价值和观念。仪式不仅在民俗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习俗和惯例，一旦它有利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就会经由国家明文确认，成为法律和制度。
（三）差异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时间和空间都在公共文化动态演进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而这种印迹表现为公共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差异性。 公共文化的差异性具有多种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但最主要的是形态、空间和社会分层这三种差异。
首先，公共文化具有多种形态。公共文化自形成以来，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为动态演进的过程。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既反映了人们的不同民族属性以及信奉的不同宗教，也体现在不同的表现方式上如某种艺术样式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趣味上，从而区分出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给公共文化发展留下了鲜明的历史形态特征。在当代中国，公共文化的形态差异不仅表现为地方性的文化差异，也同样在组织形式上有着鲜明体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公共文化生产、供给和服务机构；而以民俗传统存在的公共文化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生产并共同分享的形态；除此之外，在城市社区，以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民众自愿结成的各类非正规组织，同样也是公共文化形态差异的一种表现。
其次，公共文化具有地域空间特征。现实中的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地域中，某个地域空间的人群所共同拥有的文化，也会因这一地域空间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在文化上得以体现。一方面，空间的自然属性表现在地域性上，即某一地方与其他地方在气候、资源禀赋和自然景观上的不同特点，地域的自然空间差异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生产、居住和交往等。另一方面，地域空间的自然属性虽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文化上呈现出来，但是文化本身也赋予这一地域空间以精神内涵，进而构成这一地域的文化空间。实际上，在民俗形态的公共文化中，各地民俗的丰富多样性正是公共文化差异性在地域空间上所体现的鲜明特征。
最后，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不仅在公共文化的形态上造成很大差异，而且构成公共文化内部本身的层次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在占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方面有着明显差别，致使不同层次的公共文化在建构社会空间过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弱之分。公共文化的层次差异正是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机制，来区分、规定和约束人的社会地位、阶级、身份及其相互关系。
（四）建构性
文化是社会空间建构的结构要素。人们拥有和共享相同的语言、信仰、道德、法律、习俗和生活方式，形成以公共文化为表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借助于公共文化完成其身份认同， 执着于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这种社会共同体可以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乡村社会的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宗教群体、一个民族甚或是一个国家。真实具体的公共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发展，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进步。
一个国家有其全民共享的公共文化，但这一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公共文化的这种差异特征或者为某个社会阶层所拥有， 或者属于某个族群，或者是某个地方特色的体现，所有这些都不妨碍具有相异性、归属不同的公共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事实上，公共文化整体所包含的差异性正是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文化内涵的丰富多样性使其充满张力且呈现为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力，并成为推动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是，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也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是社会成员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载体，主流意识形态以象征符号的方式，通过公共文化的仪式性而处处显示国家的“在场”。但是，如果公共文化内部结构的差异过于巨大，就有可能使分属不同地域、族群和层次的公共文化难以在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实现整合，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剧烈变化的时期，过于巨大的公共文化差异甚至有可能导致文化的分裂，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面对公共文化的差异性上，一方面要从保持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出发，保护和发展公共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过大的差异性引发文化冲突，进而阻碍公共文化在国家层面上对社会的整合。总之，推进公共文化发展，不在于削除其差异性， 而是要使其保持内在和谐和张力，从而保障公共文化社会功能的实现。
四、文化生产视角下加快公共文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公共文化是人类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生产的两大基本形态之一， 公共文化的发展演进和形态变化，需要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生产，公共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也有其产品，即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心理和情感等，而生产循环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但是，公共文化生产有着与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经济特性，不仅如此，还有着不同于非公共文化生产的性质。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与公共文化这一概念高度相关的文化发展实际状况，其形态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形式、组织方式等体制多样性上，而且从领域来看，也表现为不同形态的公共文化相互交叉的局面，甚至与经营性的文化生产也有着相互关联和缠绕的复杂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中国的文化发展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并鼓励其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文化事业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生产性收入，经费由国库支出的社会文化活动；二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的服务内容，主要是知识、信息、历史文化和娱乐等，主要的功能是增进公民的知识、道德修养，培育高尚的人格，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三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享受国家法定的公益文化服务。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主要有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但是，由于公共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以国家财政支撑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体制无论在内容、活动方式，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全部覆盖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生产的视角着眼，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 充分激发中国公共文化生产的巨大潜力， 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就必然要求， 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和管理体制要为更有效地推进公共文化发展提供保障。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公益文化事业”。《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府文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从概念、内容、性质、财政投入、税收、人员、场馆建设、设施、管理体制、政策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说法，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健康发展确定了方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⑹ 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供给

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展文化非营利组织作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方向、思路和实施路径，必将大大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动力，有效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广阔空间，切实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重中之重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多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总体水平。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效路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事业领域。这有利于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减轻政府压力，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率；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改善社会文化治理方面的作用，激发整个社会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创造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政府工作重点在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各级政府保障责任和义务的标准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同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方式，激发文化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各地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方面有许多立足实际、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和宝贵经验。今后，各级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健全政策措施，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扶持；营造平等准入的发展环境，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推动社会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和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加强宣传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舆论氛围。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缺一不可，要把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有机结合起来，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生动格局，全面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活力和发展动力。

⑺ 如何向基层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县（区）级以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在全面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庞大工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如果没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实现，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就失去支撑，文化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恢宏目标也就无法达成。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内容，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诸方面内容。它是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政府部门的主要责任和义务。目前，一些地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还存在财政投入偏低、历史欠账较多、管理职能交叉、公共服务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制约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得以最终实现的主要障碍。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部门就要发挥主导作用，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笔者以为，至少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才能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可靠、有效的实现路径：
一是要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有效财政保障。政府部门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唯一责任人，要优先考虑建立公共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机制，认真落实上级部门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指标规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说得多、做得少、投入小；装门面、轻基础、重活动”等不良状况。要切实花一番大气力，建设和完善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基础性设施，如图书馆、文化馆、民俗（博物）馆、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场所、公益性体育健身场所、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建设等等，从而优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和平台，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位。同时，还要采取扎实有效的配套措施，确保公共财政在全面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对公众免费开放上，不但要有所作为，而且要有大作为，从而保障公民文化生活权利得到实现。
二是要开辟公共文化服务集成供给渠道。目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涉及文化、教育、体育、广电、旅游、新闻出版等多个部门。一些地方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在生产和供给上，还存在多个渠道交叉、相互重叠的情况。公共文化服务多头、分散、重复供给的现状，不仅增加管理和运行成本，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还有悖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便利性和高效性原则。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建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统一供给机制，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远景规划，开辟一条公共文化服务集成供给渠道，有针对、按步骤、分阶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和效率，有效地消除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实现基层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化。
三是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项浩大繁杂的工程，政府部门不可能、也没能力事无巨细地大包大揽。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是“主导”而不是“主体”。政府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不能唱“独角戏”，要善于借助“外力”。因此，除了必须承担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外，政府部门还要出台相关政策，大力倡导社会力量赞助和支持基层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要灵活运用政策引导、财税杠杆、舆论导向、表彰奖励、典型示范等有效手段，挖掘和调配社会潜在资源，引导和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广泛地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政府部门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文化惠民新格局。
四是要引进和培养公共文化服务人才。人才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重要的智力支撑力量。缺少人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能发挥体系应有的功效，更不可能达到完善的目标。完善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至少需要三类文化人才：一是本土人才，如镇（街道）、社区的文艺（体育）爱好者；二是高端人才，如知名作家、书画家、艺术家、主持人等；三是优秀的文化经营和管理人才。首先要重点培养本土文化人才，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使之成为社区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引领者；其次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引进高端人才和优秀的文化经营和管理人才，创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使各类文化人才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出成果”；再次要建立文化人才库，力争打造一支素质优良、专业齐全、特色明显、梯度合理的文化人才队伍，从而增强、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和水平。
五是要转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目前，公共文化供给方式大多是单向性的。一些地方将“送电影”、“送戏”、“送图书”、“送器材”下乡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很多时候，这种方式不仅预期效果不佳，而且可持续性较差，其弊端显而易见。要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必须改变单向供给方式，建立“供需互动”的双向供给机制。也就是说，要着力从“送”文化向“种”文化的方式转变，搭建各类展示“种文化”成果的平台，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提高农村文化自我发展能力。要让基层群众从文化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既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又是文化产品的享受者，充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⑻ 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要做好哪几个方面的工作

可以从整体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流程上分为三个层面进行考虑。
从生产环节，加大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生产行业的投入和政策倾斜，降低准入，鼓励更多的人进入这一生产领域。这可以通过税收杠杆和政策性扶持两个方面重点加以考虑和实现。同时，公共文化设施和教育上，加大对文化产品消费的培养和文化产业人才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从流通环节，适当降低部分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流通成本，尤其是税费负担。规范市场秩序，鼓励部分有潜力且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行业、企业。再要拓宽文化类产品的供给渠道，减少渠道损耗和体制性损耗。鼓励产品和服务终端进行创新，增加普通消费者文化消费的机会。其实，当务之急是针对不同发展层次和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各地积极培植其有当地特色并适应当地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满足当地人文化需求的消费业态。这一点在很多一线城市已经初步实现，但是经济社会水平较低的地区仍然处于低水平，甚至是零。
从最终的消费环节，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文化消费意识的社会化再生产，鼓励进行文化消费。另一方面是规范消费市场和消费行为。同时，逐步引导大众文化消费走向常态化、多样化。
目前，国内最大宗的文化消费是教育，而普通人对文化消费的定义显然也过于狭隘，更多的是不具备消费的条件，内外因素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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