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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儒健时代费用

发布时间:2021-04-28 16:52:37

Ⅰ 三主粮是骗人的吗

健康中国·内蒙古·健康社区建设
为人民健康服务宣言
赢健康方能赢天下,健康是自我的财富,健康是家庭的
财富,健康是民族的财富,健康法人,超越了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前人智慧。健康,是人类改造世界
的基石,是推动民族繁荣的基石,从而健康成为人类共同追
求、永恒不变的自然定律。时代健康传承了健康时代,健康
时代催生了三主粮与健康中国的完美结合。“文化养性,粟
米养命,运动养体”的思想,经过五千年的千锤百炼,人们
对健康的理解更加成熟和坚定。
三主粮秉承以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愿景,坚持原生态、高
标准种植、高技术仓储确保食品原料的活性与营养。以膳食
结构调整、健康生活方式转变、美丽心态的营造、未病先治
的原则,通过预防和控制实现不得病、少得病、得小病、避
免得大病的健康社区建设。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普及健
康知识,引导群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
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为保障人民健康和健康社区
建设贡献三主粮人的智慧和力量。
膳食乃健康第一要素,戒烟限酒,少油少盐,少炸多蒸,
七八分饱,冲调三主粮燕麦肽正好,一天二两三主粮,增加
营养保健康,吃好比好吃更重要,管住嘴迈开腿,自觉控制
不良嗜好。保持健康生活节奏,勤勉工作多动少坐,网络使
用科学适度,早睡早起清爽欢喜。建立平衡膳食结构,吃动
守衡坚持运动,维护健康保持体重,合理饮食活力永驻。树
立健康责任意识,自己少受罪,儿女少受累,节省医药费,
造福全社会。
转变以治疗为中心的观念,晨起冲调燕麦肽,健康活力
新生代,少喝饮料多喝肽,展现人生好状态。矿泉好水常入
口,身体代谢走一走,红茶绿茶肽文化,宁心静气得健康。
建立以预防为中心的观念,食物需要有活性,过期食品
杂菌生。餐食摄入要定量,以防过量疾病生。荤少素多是原
则,每餐吃完是上策。来之不易盘中餐,常思粒粒皆辛苦。
坚定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我的健康我做主,生命
在我不在天,美丽在心不在颜,幸福在人不在钱。树立我健
康,我快乐,我幸福的人生观,充分认识到,健康教育要先
行,公共卫生要干预,疾病防控要普及,才能健康全社会。
健康管理靠自觉,输入输出要平衡,无疾而终是境界,人人
向往自知明。得了疾病不可怕,营养膳食来干预,食物多样
谷为主,瓜果蔬菜肉为辅。控制膳食总热量,豆奶禽鱼别过
量, 二两燕麦纤维够,肠道常清命长青。
建立三主粮金宝贝乐园大学,学习琴棋书画歌与舞,咏
唱唐诗宋词礼乐曲,诵读弟子规圣贤集,缓解心理负担和压
力。健康管理入社区,打通最后一公里,党建思政德与法,
文化养性促健康。一天二两三主粮,保护胰岛功能强,有氧
运动要够量,助您远离高血糖。经络运动很时尚,金宝贝乐
园来传唱,人人跳跳乐乐操,高高兴兴奔健康。
相信设备的科学检查,相信医生对重大疾病的科学判断,
确定治疗方案及治疗目标,科学应对各种疾病。药物治疗别
忽略,吃药用药勿自主,用药需听医生嘱,配合大夫把病治。
细心观察病情变,调整处方需及时,身体舒适是目标,健康
快车永不老。
定期按时体检、监测各项指标,糖尿病患者需每日监测
血糖值并规范记录,随时备有高糖食品,防止发生低血糖。
疾病监测很关键,及时发现早治疗,有了疾病不可怕,毫不
重视才可怕。过度医疗需谨慎,别把小病当大病,人老本是
规律事,机体衰老属正常,别把衰老当成病,始皇也难返童
芒。
三主粮企业在政府指导下,按照《通知》要求积极参与,
同时要求全国的区域代表、代理商参与到本地健康社区建设
中来。推动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参与居民健康教育及健康管理,
实现健康教育的科学化、普及化和健康管理的立体化、社群
化。建立健康社区建设的评比机制,进行广场舞、乐乐操、
歌唱舞蹈、琴棋书画、中国经典文化朗诵等评选活动。每个
社区群众健康状况应用信息化技术与国家 2022 年和 2030 年
健康指标进行大数据对照分析,及时改进实施方案推进健康
建设,直至达成国家目标,争取超越国家目标。
健康乃生命之本,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缘于此,为人民
健康服务是三主粮企业的愿景,让国人一天二两三主粮代替
部分主食的饮食结构调整,是三主粮人永恒不变的工作使命,
智造安全食品是三主粮人的核心价值观。天道运而无所积,
故万物成。亲爱的朋友们,当走进三主粮金宝贝乐园大学的
那一刻起,为自己 20 岁养成好习惯、40 岁指标都正常、60
岁以前没有病、80 岁以前不衰老、轻轻松松 100 岁、快快乐
乐一辈子;为他人树立榜样、传递健康;为健康社区建设、
社会医疗费用降低;为农民增收、粮食安全;为西部荒漠披
上绿装、崛起粮仓,蜡烛般燃烧着自己,奉献着自己。
用我们践行中的收获试问着天下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
最幸福的人,谁是最健康的人!!!

Ⅱ 儒释道之间的关系和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基本可以说是佛儒道三家的共融。几千年来,三家互相争斗攻击,互斥异端。但是在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在交融。最初,三家的分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可是互相学习借鉴之后,尤其宋代以后,让我们感觉三家的思想似乎界限不那么清楚了。于是现在经常听得到一种声音:“三家归一”论,认为三家的思想只是表面的不同,最后的根本还是一样的,什么“白藕开红莲,三教本一家”。其实,这种理解非常错误,三家的思想区别很大,恰恰是由于互相影响的原因,以至于表面看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暂且抛开宗教性不谈,也不谈迷信层面的东西,只从哲学层面看,三家思想的区别便清楚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哲学必然牵涉到最基本的两个问题,也就是世界的本质(世界观),落实到人层面的价值取向(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
儒释道是讲:一是老子,二是孔子,三是释家,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以释家为代表的中国佛教。
儒家最主要的是一个字:“伦”,也就是伦常。封建社会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和阶级的不同,每个人都应各安其位。儒家认为天下一盘棋,上天把你摆放在哪里,赋予你什么权力、职责、义务,那么你就遵守履行属于你的责权义,你就要乐天知命,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螺丝钉理论”。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是意义完整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有这样的“命”或人生,你这个人才算是活得有价值,你要修一个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过得有价值。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是“道”。老子可能三五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实还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观点,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之类,就是我们常说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这既是老子“无为”的政治主张,也是老子对于个人修养的治学主张。
佛家讲的是“见性”。“性”是什么?是“心性”,也就是修养。佛家有七个字:“见性、救世、通万有。”见到你的心性,叫“内观内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盏探照灯,来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它的一种很客观的修炼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为,不能说谎话、不能杀生、不能做坏事之类。定是不为万物所扰,哪怕泰山塌下来,我也不为所动。慧呢?由戒和定入手,慢慢会产生智慧,就是所谓的“定慧双修”,不定就不能产生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又可以更好入定。佛学是非常高深的古典哲学,而佛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宗教形态,这样,“佛”就包含了佛家、佛学、佛教三个东西,家、学、教三者都有了,形态是最完备的。佛教佛学的主要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乾隆的话来概括,乾隆给北京的五塔寺写的一篇记里头是这样说的:“塔,标义;经,标口;佛,标身。”意思是说,佛庙里的塔代表的是佛教崇高向上的意义;佛像代表的是佛的形象,告诉你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佛经代表的是佛祖的嘴巴,告诉你他讲过一些什么的话―――前两者是外在形式,它的精髓在于“经标义”,佛经(包括一个伟大的中国宗教家惠能的《坛经》)就和儒家的《四书五经》或道家的《道德经》和《庄子》一样,是伟大的思想宝库。
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儒、释、道三家已经互相渗透、互相同化,某种程度上已经“三教一体”了。少林寺有一个供奉释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少室山还有一幅对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概括得很到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出发,但最终我们能达到共同的目标。
从对个人的修养角度来说,三教说法不同,但劝人为善和劝人向上的精神是相同的:儒家是“修身、治世、平天下。”道家是“养生、遁世、穷万物。”释家(佛家)是“见性、救世、通万有。”这三句话是我自己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是我想这样可能好记一点。
也可换一种说法,儒家是尽“人道”,释家求“佛道”,道家穷(穷通、追究)“天道”。“人道”和“佛道”比较明白,而“天道”是什么呢?天道应该包括很多东西,例如“天机、天意、天命”,其本义不是讲迷信,而是讲“天”的规律或自然规律,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规律和我们尚不知道的规律。
还可换一种比较方法,儒家叫做“正心”,释家讲究“明心”,道家追求“炼心”。在这背后,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
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三家对世界的概括,儒家讲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不要去着迷于云里雾里的事情,而要重视现世的修炼;道家讲的是“穷尽变化”,努力了解世界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佛家则讲“缘起性空”,不要被外部世界纷纷扰扰的现象所迷惑

Ⅲ 阐述中国长久历史以来“外儒内法”的本质和作用机理

事实上,在中国很长一个阶段的统治中,往往是外示儒家而内施法家。即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中。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家重法、重势、重术。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而儒家以仁义为政治最高规范,道、墨、阴阳家等也是如此;这是儒家与法家的区别。但本质是一样的,即为统治者争权势,以富强为最高目的。

法家的思想核心,在于要求将政治权力彻底的集中在人君手中,要“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二柄篇》谓:“明主之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所谓刑德,日: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这中间没有一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

道家墨家反对战争,纵横家主张对立中的均势。惟有法家彻底主张武力统一,而且统一后的政治形态,是彻底的中央集权。即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

很明显,在各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思想最能为各国主君所接受,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其结果是秦于商鞅死后一一七年统一天下。商鞅虽因各种原因最终失败,但法家思想却取得了成功。可是,法家虽然使秦统一六国,但也正因为秦的重刑,而仅历二世而亡。后人评述: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极大的削弱了法家在中国统治思想上的地位。

但在汉代:高祖立国,用叔通之言,三代效黄老之术,至孝武皇帝北驱匈奴,南平吴越,东收朝鲜,西服羌狄,受董仲舒《春秋繁露》,罢废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人们认为,二千年中华文明是儒家文明。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一代大儒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术: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若春夏秋冬之不可不备也。这中间不无法家的影子。但秦因法而亡,所以法家便成为当时的忌讳。因而外示儒家,内施法家。

实际上,汉代的学者在高祖建汉后,便一直在思索治国的策略。董仲舒其《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中的依法听讼,依法刑人,便是先秦法家一断于法思想的发展,只是此时却已成为了儒家之术。

董仲舒对于法的改造,还在于由先秦时期单纯的用法或刑罚进行统治,变为礼法并用,德主刑辅。首先必须实行德教,其次才是刑罚。即所谓前德而后刑,先教而后诛。这种思想与当时的统治形势相适应:虽重刑而不用其极。因此在起用后极大的增强了汉中央集权的统治。这也外儒内法的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历史上,都出现了酷吏,汉有张汤、阳球,唐有来俊臣、周兴。这从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法家思想在统治思想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儒家思想中,或者说儒家思想为适应其治国的需要,将法家思想包融其中。所从说,中国文化、文明的特征是儒是外表现象,其内在仍是法家。

Ⅳ 什么是“儒”“儒”与“儒家”有何联系与区别



ㄖㄨˊ
(1) 指读书人:~生。腐~。通~(指博识多闻的大学者)。~林(儒者之林,旧指学术界)。~雅(读书人所具有的温文尔雅的风貌)。
(2)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一个学派:~家。~教(即“孔教”)。~士。~术。~学。
(3) 古同“懦 ”,懦弱。
(4) 郑码:NFGL,U:5112,GBK:C8E5
(5) 笔画数:16,部首:亻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
"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应该是在《论语·雍也》。孔子在这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可见,儒名的起源应该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时,儒这一阶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形成"君子儒"与"小人儒"两种派别。
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虽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叶,但“儒”却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及刘向《七略》均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需。……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学派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的起源和产生背景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近代学者章太炎赞同这一观点。然而,胡适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赞同《淮南子~要略》的诸子出于“应世之急”的说法,由此提出了儒家是由殷商遗民中的术士转化而来的观点。)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应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创立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后来由思想家、文学家孟子加以发展。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恢复西周的礼制,在教育上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讲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孟子主张君王应行"仁政",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儒家思想在领主封建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受到许多统治者的尊重,但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下,诸侯之间各为已利而崇尚武力,儒家的德政很难得以施行。汉以后,儒家思想被尊为地主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编辑本段]儒家创始人
孔子(前551-前479)姓孔,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语:Конфуций.兄弟中排行第二,春秋后期鲁国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孟子
古时候,学堂里都挂着孔子的画像,孩子们入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像磕头行礼。那时,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连皇帝每年也要到孔庙里祭拜他。
孔子是五行造身,两仪成性。其馀圣人得金气多者则刚明果断,得木气多者则朴素质直,得火气多者则发扬奋迅,得水气多者则明彻圆融,得土气多者则镇静浑厚,得阳气多者则光明轩豁,得阴气多者则沉默精细。气质既有所限,虽造其极,终是一偏底圣人。此七子者,共事多不相合,共言多不相入,所同者大根本大节目耳。
孔颜穷居,不害其为仁覆天下,何则?仁覆天下之具在我,而仁覆天下之心未尝一日忘也。……
孔子年轻时做过鲁国高官,治国极好,贪官纷纷逃往他国,他国领袖也变得很敬畏鲁国。
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编辑本段]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编辑本段]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以及主要派别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陆明鉴。

对中国的影响
1.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对欧洲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推动了欧洲近代启蒙运动,以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休谟、魁奈、霍尔巴赫、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启蒙先驱吸取孔孟学说,打破欧洲封建世袭和神学统治,催生发展了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博爱观、理性观、无神论观等现代观念,促进了人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科学等方面学说的发展。[1]。
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编辑本段]儒家思想鉴借
如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

Ⅳ 在统治人民的方法上儒、法两家主张有何区别

1、统治方法不同

儒家统治人民强调礼治、人治,强调道德感化。

法家统治人民强调法治,强调依法治国。

2、分类不同

儒家,又称儒学、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

3、思想不同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儒学并无确立神秘力量为文明核心并统御教徒的特点,相反,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

法家思想内容丰富,结构较为完整,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Ⅵ 论述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上的异同

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之比较

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急剧的历史变革,让春秋时期的思想界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都对中国的法律思想史有很重要的影响。两者的法律思想既对立又不乏统一。
一、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
(一)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
儒家主张人治,孔子重人治 ,轻法治,提出 “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片面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国家的治乱,政事的兴废,完全取决于有无明君圣主,儒家主张把当权者个人置于法律之上。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法任而国治。
(二)儒法刑罚轻重的对立
儒家主张德主刑辅,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宽猛相济的刑罚,“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法家则认为要重刑罚,轻罪重罚,以刑去刑。
(三)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法家主张“刑无等级”
儒家在礼治秩序下,刑法的适用也主张别贵贱,分等级,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有等差”。法家则认为刑无等级,商鞅云:“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法家认为奖赏刑罚完全要一种客观的标准。
(四)儒法两家代表阶级立场不同
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以中庸哲学理论为基础,出于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提出来的。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认为,维护贵族世袭特权的“礼”是不公平的,必须将其废除,应实行重刑,借此威慑臣民守法,因此“法治”成为他们推崇的治国方略。
(五)儒法两家的历史观的不同
儒家为了维护已经过时的礼,反对当时新兴封建势力所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法家则提出“不法古,不修今”,主张法律必须紧跟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主张变法革新。
(六)儒法两家重君与重民的分歧
儒家重视民心向背,认为统治者只有争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法家则主张以君为主,法为君操,势为君处,术为君执。
二.儒法两家法律思想的相同点。
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辩证统一的说,二者也存在相同点:1、儒法两家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提出的政治思想。2、儒法两家都主张德行并用。
综上所述,认为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大异之中也存在着统一的思想,对中国的法律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既要可以从儒家的法律思想中学到要刑罚与道德并施,也可以从法家思想中升华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的思想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服务。

Ⅶ 为什么中国古代读书人都思想上尊儒儒和道有什么本质区别!谁好

因为儒家确立人类社会的基本的五种关系,这是人人都要面对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说法是符合人伦关系的,能被绝大部分人所接受,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到了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把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内容,更加确定了儒家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古代读书人都尊儒。
儒和道的最大区别是,儒家要求人按照社会的规则来约束自己的心理行为,来达到纯净纯善的目的。而道家则偏重于出世方面,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和彻底的自由。

Ⅷ 古代中国真的是外儒内法吗

是的。

外儒内法是一种中国从汉代到清代长时间内国家政权实行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

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构成外儒内法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因。

一般而言,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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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

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

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

Ⅸ 唐朝前期对儒,道,释三教奉行什么政策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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