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山东日照秦楼一带秦姓历史
民间相传，秦玑娶爱新觉罗氏，还是摄政王多尔衮之女，为清廷郡马，但孰真孰假，今已难考。特别是如此“满汉一体”之举，在《日照县志·卷六·选举》“秦玑”名下，对此竟亦一字。原文如下： (秦玑)顺治乙酉年选青田知县，未任。 在同版《日照县志·卷十一·艺文志·诗》中，秦玑有《观海》一诗传世： 观海情无极，鲲鹏莫漫猜。 乾坤浮不去，日月催浪来。 徐福寻仙杳，张骞泛斗面。 瀛洲指顾是，一叶问蓬莱。 这是“海曲秦”在县志中的第一篇、也是惟一的墨宝。 海曲秦氏，入清后世代书香，七世至十五世，世世有科第，计进士3人、举人9人、贡生26人、增生18人、监生127人、痒生133人。其中功名、出仕及后世入史，名气最大的当属秦连晋四子秦玙之四子秦国龙(详见拙作《“清官第一”秦国龙》。 据《日照县志》，有清一朝，海曲秦氏“进士及第”者为： 秦国龙，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庚辰科三甲12名，冯家沟。 秦纯，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丁巳科三甲195名，秦家楼。 秦汝谐，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戊辰科三甲134名，秦家楼。 “文举人”者： 秦玑，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乙酉科，董家庄里。 秦国柱，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乙卯科，冯家沟。 秦紘，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甲午科，冯家沟。 秦纟羽，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丁酉科，冯家沟。 秦维，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庚午科，冯家沟。 秦纯，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丙午科。 秦淑颜，清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癸酉科。 秦志屏，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辛卯科，郑家结庄。 【4】 秦氏“占籍于照”，落脚之地是“团岭铺”。故秦氏《族中四约》开篇即是“团岭铺山里祖茔世远支繁”。 明初大移民，今之日照诸姓自天南地北来此落地生根，秦氏为何对“团岭铺”情有独钟？网上秦氏后人曾有这样一帖： 明洪武二年，日照秦氏始祖由东海迁住今日照秦楼街道前团岭村。有口头流传：始祖由东海一路走来，到日照前团岭后，说：就住这儿好，高高的，不会再有水淹啦。这说明：始祖在东海的原住地较低，常遭水淹。而这种地势，多在沿海一带或沿河流域。经查，在苏北鲁南，历史上秦姓还是较多的。如苏北，多住居高邮、徐州、东海等地。 海曲秦氏先祖的茔地，一世至四世在团岭埠，至五世秦嘉祥再寻宝地。据秦裕馨先生在《秦氏家世事略追述》中记： 五世祖终世，葬丝山里，运粮山之阳。系名堪舆家蔡仙槎勘测点穴，其墓环山带水，林木丛秀。 两位六世祖，葬花家堰，墓茔后依河山，前屏高岭，景色苍苍，一望无际。长六世祖母葬西峪村，左驼儿，右青山，两峦环抱，背后冈陵起伏，下跌处钟成墓穴。此三处林茔，为吾秦氏有名之墓地也。 自此，即可看出海曲秦氏五世之后的“大发”！ 一是秦嘉祥的茔地乃由“名堪舆家蔡仙槎勘测占穴”。蔡仙槎何许人？虽邑志中未见其人，但在日照名门望族风水的传说中却屡屡闻听大名。 二是海曲秦氏的茔地自此“迈”出了团岭埠，而且步子太大，风水很好。 顺带一笔，海曲秦氏五世发家后，子孙置地、析产，“风吹”自然引起“草动”。所以，《日照东关刘氏》中记： 我祖来到山东日照，卜居秦楼街道丝山南边的村，命为刘家村，死后葬村前刘家老林(现秦楼工商所附近)，二世、三世等后人也有葬于此林，老林树木茂密，毁于1958年。五世上老三支族人刘楷认为秦姓人在刘家村东北立村秦家楼，破坏了风水，于是从刘家村迁出，在丝山东麓立村刘家楼。 （四八七）
⑵ 袁世凯是怎么发迹的
袁世凯发迹始末
苏全有
袁世凯本一执垮子弟，科举考试也未能金榜题名，但却在甲午战后得到小站练兵的统军大权，接着荣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武昌起义后还当上了大总统、皇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平步青云，官星似火?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最近笔者得到日本有关袁世凯的一些珍贵资料，其中有的记载颇为新颖独到，与过去的说法大相径庭，故而特将其辑录、整理出来，以揭开袁发迹之谜。
一、得到伊藤博文的赏识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回国，从而避免了葬身朝鲜战场的命运。后一度赋闲，但不久就得到重用，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的发迹，小站练兵是关键环节。过去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他四处钻营，投身官宦门下所致，其实这里面另有隐情。
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
本马关签定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今不如昔，感叹道: “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李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 伊藤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
伊藤之所以会在这种场合提起袁世凯，是有原因的。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几年间，袁在朝鲜代表中国驻军交涉通商事务，经常与日本、俄国打交道，纵横驰骋，崭露头角，才能出众，给伊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会向李鸿章提起。令伊藤博文没想到的是，他这随意的一句话，对袁世凯而言则是举足轻重的。
当时，伊藤博文这句话被李鸿章的书记员记在李的日记中了。回国后，李鸿章的日记被各大报纸竞相刊载，袁世凯也因此声誉雀起，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三字，掷地有声，人们争相一睹其风采。袁世凯借此机缘，与名流贵胃交往颇密。大家都觉得袁世凯得到清王朝重用的原因是他投机，交接权贵。不错，袁确实谙于此道，但他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则与日本人伊藤博文的随口一语有关。在19世纪末等级森严、重文轻武的封建社会里，袁世凯作为一个赋闲的中下层军官，要想投身豪门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
二、想当买办下海经商
袁世凯因伊藤博文的一句话而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借此机缘，得到一些重臣的举荐，奉旨人宫面君，交军务处差遣。但由于此时战事已经结束，无所作为，袁世凯无可奈何，加上几个月来奔走应酬，开支浩繁，人不负出，负债累累，于是产生了想当买办发家致富的念头。
买办是中西方贸易的产物。西方商人来中国做生意，因语言不通，情形不熟悉，于是多雇佣中国人经办，这些人就是买办。买办通过参与中外贸易，得到大约5%的佣金，日积月累，家资巨万。
袁世凯因一时不能得到官场升迁的机会，又十分羡慕买办这一职业，乃谋求改行下海经商，发家致富。恰在这时，西方商人看到中国因甲午战争的失败，军装器械损失殆尽，势必从西方国家购置进口，这一巨大的商机弓}得西洋人争先恐后，竞相设洋行招揽生意，并打算聘用熟悉官场的人充当买办。袁世凯本打算应聘，但当买办需要保证金数万元，而他两手空空，无计可施。 在此绝望之时，袁世凯想到了三个人二他就是自己的莫逆之交一奉天举人王英楷，于是手书一封，祈求援助。主得到友人来书，携带重金到天津会面。二人见面后，王英楷批评袁世凯道:“你怎么这么没有志气?”袁答道:“欧洲国务大臣退位后，以经营工商业为荣，你为何指责我没有志气呢?”王道:“他们是经营自己国家的生意，而买办是为外国人所雇佣，你又不懂外语，而且充当买办在于奔走官场，狗苟蝇营，这都不是你所能做到的，你名震中外，正值我国刚刚战败，朝廷大梦初醒，你不考虑乘机而进，大展宏图，大鹏展翅，而图谋买办这种像奴隶一样的职业，这不是没有志气是什么?”袁世凯闻听此言，悠悠叹道:“区区小名，虽已上达当道，但不被重用又有何用?”王说:“现在这种世道，即使有经天纬地的才干，没有金钱铺路也无济于事，你不打点打点怎么能行呢?”袁世凯道:“我现在可是两手空空、囊中羞涩啊!’’王随即起身，}h}慨保证:“你若认为我的话可行，下面的事就包给我了，你可静候佳音。”袁世凯感慨万千，道:“惟命是从。” 王英楷经过了解，得知袁世凯有一个姓赵的手下，河间(即河北)人，与清朝宫廷总管李莲英有亲戚关系，于是给了他一些银两，让他到北京为袁世凯运动，联络李莲英。李莲英知道袁是人才，名声在外，迟早会飞黄腾达，故而顺水推舟，满口答应，嘱咐赵氏回秉袁世凯待机行事。此后朝廷有什么重要事情，李莲英均随时密报。数月后，清廷拟编练新军，袁得李报，秘密遣人到京，声称兵事自己最熟悉，要求李莲英代为运动，李遂游说西太后，慈禧得知袁世凯知兵，又为王大臣认可，乃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军。
袁世凯遇到了王英楷，可以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王的一席话，则使我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个商贾巨富，但却多了一个乱世泉雄。
三、结交康有为
袁世凯以李莲英为内援，练乓小站，但此时西太后退居颐和司，李莲英的权力已大不如前。可光绪帝自亲政后，励精图治，下愿为傀儡皇帝，于是耀拔新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政坛之上，康有为大唱维新救国论，意气风发，春风得意，颇缴时誉。
对于康有为的救国主张，袁世凯热血沸腾，他希望军事救国，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因为从内心特别想结交康有为。只是因二人素无交往，不曾谋面，故不能通款曲，郁郁不乐。
无巧不成书，这时正好袁世凯有一个幕僚—举人阮忠枢，以举人身份人京。袁世凯遂将他私下仰慕康有为的心思告阮，请他遇有机会，代为表达。
阮忠枢到北京后，适逢康有为组织保皇会，阮正发愁交结康有为无门，有负主人袁世凯的重托，得此良机，遂请其同年进士介绍，加人保皇会，借机将袁的心意转达康有为。康有为早已知晓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炙手可热，勇敢有为，若揽在身边，将来必有大用，于是欣然表示愿意接纳，并请阮转达他对袁的心慕之J比。
有阮思枢的中间联络，袁、康二人英雄相惜，函犊往来，情意融洽，遂结金兰之契。
袁、康结交直接影响到后来戊戌血案和袁世凯的飞黄腾达，意义非凡，而二人相交之谜，于此也可揭开了。
四、戊戌告密
康有为与光绪联手后，面对最大的障碍—西太后慈禧，他打算让光绪下诏书，于1898年秋后太后到天津举行阅兵大典，乘机举事。加以康有为所设的保皇会有保光绪不保大清的话，为顽固派分子侦知，秘告西太后，请求恢复垂帘听政，慈禧默许。
李莲英将此事转告袁世凯后，袁想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函犊不断，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遂拜见荣禄，密陈道:“在下曾与康有为有过交往，近来见他种种狂谬，心怀巨测，恐有不规之谋。”荣禄也听到种种传说，私下里止为此忧心忡忡，袁世凯的报告正触动他内心的忧虑，于是乘利因便，让袁到北京秘密侦察康有为的所作所为。 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且康有为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城府不深，宦海经验十分欠缺。面对后党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位白面书生空有报国之志、忠君之心，却手无寸铁，只能郁郁寡欢，忧心如焚。袁世凯的造访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仿佛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所以当袁世凯以利害相探，康有为即不加思量，信口而谈，称:“皇上曾下诏谕我与你密谋狱太后，去除维新的阻力，事成之后，将摧拔超迁。我因向来未和你面商，未敢造次。而今见你果真有此热心，我愿先报知皇上。”袁世凯道::“须得皇上手诏，方为名正言顺。”康有为道:“事宜慎密，当先嘱托我弟康广仁奏请皇上颁发。”
康广仁当时在上书房教光绪英文，有便利条件，但迁延3天之久，没有结果，袁世凯以不能久留北京为由，向康有为追问诏书。康有为思量许久，觉得既然已经许诺，无诏书似不能取信于袁，而诏书皇上一定不会颁发，只有伪造光绪手诏一条路了。袁世凯得到康有为伪诏之后，没回寓所就匆匆奔赴火车站，搭车直奔天津，密报荣禄。康有为给袁手诏后，见他行色匆匆，知事不妥，遂去看袁，但已无踪迹，于是又追到天津，在大街上看见袁世凯坐在轿子里，康大呼，袁佯装没有听到。此时康有为方如大梦初醒，连自己的亲弟弟康广仁也来不及通知，即乘汽车至塘沽，搭汽船往上海。
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后，遂持伪诏直赴颐和园，紧接着西太后匆匆赶往光绪帝的寝宫。此时光绪已经人睡，慈禧即在床前责骂道:“你与康有为干的好事!我自从热河遭遇肃顺等人叛乱至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又抚养你成人，本以为可以自立，故撤帘归政，我有何罪?你为什么与康有为谋杀我?”光绪闻听此言，如晴天霹雳，一面磕头，一面哭泣着说:“实不知情。”太后拿出伪诏掷到光绪帝面前，说:“你自己看吧!”光绪有口难辩，遂被囚禁了起来。
五、剿杀义和团
戊戌告密给袁世凯带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之后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山东巡抚。1900年，义和团在我国北方地区如火如茶，风起云涌，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可以说是处于事变旋涡的中心。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政策是剿灭，而清政府则是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清廷上谕命令袁世凯:第一，更换北洋新军的西式服饰、洋操，恢复旧制;第二，着率所部迅速来京勤王。
袁世凯部新军与当时的旧军不同，服饰、器械乃至号令己然西化，以至山东民众见袁军都呼为“二毛子”，而今突然要全行改变，短期内实难办到。再则，煌煌上谕，命令北上勤王，不去显然是以下犯上，臣子不赴君父之难，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题，而以区区数千袁军北上，又焉能抵挡列强十万大军?袁世凯遇到了他生平最危险、最困难的事，稍有不慎，就将跌人无底深渊，万劫不复。
袁世凯经过慎重思量，决定下一遭险棋—抗命不遵，专力对付山东义和团。他先是以军报不通，借故拖延，对劝告自己勤王的人置若周闻;当时京津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自立，袁世凯也不予理睬;直隶总督裕禄电告袁称义和团收复大沽，嘱托他转告东南各督抚，袁世凯均付之一炬;对于山东的义和团，则全力围剿，格杀勿论。
为了掩饰自己抗命剿杀义和团的行为，袁世凯声称:真义和团均已北上，俱在京津，在山东的都是假义和团，是土匪。有一统兵官方得胜奉命到沂州剿“匪”，临行前渴见袁世凯请示行止，袁说:“我命你办假义和团，没命你办真义和团。”方又请示如何区分义和团的真假，袁道:“真假你都分不清，如何统兵?”回头对先锋官程某说:“你知道么?”程某很聪慧，回答道:“遇到义和团便以枪相向，被杀的是假的，真义和团能避枪炮，不会受伤。”袁世凯遂命程某替代方得胜统兵。
袁世凯凭借自己的狡猾过人，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还在李鸿章死后，继任为直隶总督，成为汉族大臣中的中坚。
六、大太监李莲英
在袁世凯的发迹史上，李莲英是一个关键人物。没有李莲英的帮助，袁世凯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李卖官弩爵，引用私人，其不利影响也不可小视。为了长远大计，避免因小失大，袁世凯对李的劣行多予以遏止。
袁世凯时常劝告李莲英要注意名声、舆论，不可胡作非为。一次，李推荐其侄辈给袁，请他安置，袁世凯拒绝道:“你的侄子就是我的侄子，他们还很年轻，毫无经验，万万不可置身政界。而且人人都知道我们的交情很密切，何必以此来贻人口实?你的财产给他们一些就会使他们很富裕了，千万不要只考虑后代的事而忽略了自己的名声啊!此后你不但不要给我推荐，还请不要强迫别人办这样的事。不论需要什么样的珍玩，多少款项，我都惟命是从，只此事不可。”当时袁世凯身上系着玻璃翠玲珑带扣，价值连城，李莲英说:“想得到你的带扣可不可以?”袁世凯慷慨相赠，李知道那是袁的最爱，笑着归还。
后袁世凯剿办土匪，将上奏保荐人才，李莲英有一个亲戚崔某，乞求李帮忙写信给袁谋差。袁世凯明明知道引见函出自李莲英，却故意斥责崔某伪造，并致书李叮嘱他告诫家人亲戚，不可冒名。李莲英知道袁世凯这是虚张声势，也就置之不理。
不久，李莲英推荐他的侄子和崔某随使臣奔赴美国，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拟议将拒绝我国公使。经袁世凯多方筹划，更换人员，才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袁世凯还写信给李莲英，指责道:“您不听忠告，若此事一旦败露，不仅对您不利，而且还将引起国际纠纷，到那时可就麻烦了。”李莲英得此教训，再也不敢干涉宫外事务。李莲英在清末十余年间格守礼法，老老实实呆在宫中，与袁世凯的劝告不无关系。
贪小不成大，无毒不丈夫，这个道理对一代泉雄袁世凯是再清楚不过了。
七、袁世彤与袁世凯1907年上调外务部
袁世凯在1907年由直隶总督上调外务部任尚书，明升暗降，此举原因，人们大都认为是因为手握大权的袁世凯在上年官制改革中力主立宪，风头甚劲，引起了西太后的疑忌，圣眷不固，故而随即将之上调中央，加强控制。这里所说的原因中，西太后的猜忌确是事实，但猜忌的起因、来由则另有隐情，这需要先从袁世凯的同母弟弟世彤说起。
世彤文才出众，为人狂放不羁，他对其兄世凯常存鄙视之心。世彤喜欢押邪之游，他听说上海是天下的花花世界，于是携带重金往游，楚馆秦楼，夜游几遍，时间一久便钱袋见底。其时，上海有一叫胡宝玉的名妓，风姿绰约，领袖群芳，与世彤关系最为密切。为解决眼前窘困境况，二人即与一帮无赖一设卞放鸽子的风流骗局，钓鱼上钩。
某贵公子腰缠万贯，在卜海觅香寻玉，无赖们便借花献佛，唆使宝玉与某公子定下三生之约，借机索取万金。当这位公了还在做着金屋藏娇的美梦时，人面桃花已无影无踪，急愤之下就到租界英国工部局控告世彤、宝玉和那一帮无赖并报告了他的家丁所侦知的情况:宝玉的藏身之地就在世彤寓所之地。于是，英国巡捕就前往捕拿。这时，那帮无赖早已蛇惊兔逸，踪影皆无，而世彤还与宝玉交颈比翼，留恋于温柔乡中。巡捕毫不客气，将这一对傻乎乎的酣睡鸳鸯双双拿去。
世彤当时叫世选，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弟弟，非同寻常，所以各报竞相刊载报道此事，并注明世选乃袁世凯的胞弟。上海道聂缉规与世凯系旧交，于是让人为世彤疏通解脱，将责任、罪过都推到了宝玉身上。袁世凯闻听世彤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大为光火，并上告母亲，严厉责罚世彤。世彤受到其兄世凯的呵护，得免罪罚，不仅不心怀感激之情，反而因母亲的责罚而怨恨其兄，兄弟之间为此结下了嫌隙。
待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世彤打算前往谋一职位，而世凯因人言可畏，多有不便，恰好其兄世廉在聂士成军营务处任职，就推荐世彤到聂军，以便世廉就近教导、照应，聂士成心领神会，乃派他随世廉帮办营务。
再说胡宝玉，靠着多方营救也得以解脱刑狱之苦，她听说世彤在直隶，寻踪而至，求天津候补知县龚某代通消息，以旧梦重圆。世彤闻讯赶来相见，二人互诉分离之苦，感情之如胶似漆，胜过往昔。宝玉虽遭囚禁之灾，但对世彤绝无怨言，并言明来意，因自叹年龄已大，厌倦风尘，立志依附世彤以终了此生。世彤想到他浪迹上海的日子里，尽管身无分文，但宝玉不仅将自己容于身旁，相依为命，而且还得到护花之资数千元，现今人家来投靠自己，故人相见，雪泥红爪，涌上心头，难以割舍自在情理之中。
世彤鸳梦重温，乐不思蜀，不曾想此事为其兄世凯得知，世凯让世廉代世彤辞去差使，以母亲的名义令世彤到小站。世彤见到母亲，痛陈宝玉立志依附，及其贤淑，求母令世凯给他几千金，了却此局。袁世凯听说宝玉像夏姬一样妖邪，且年龄比世彤还大，为弟弟着想，当然不会答应。世彤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觉得无颜再与宝玉相见，于是复函一通，回归故里。宝玉得见书信，眷念故人，忧郁成疾，不久一缕香魂烟消云散，长归于杨太真庐缥渺山了。世彤闻此噩耗，痛不欲生，感念知己为己丧生，赋悼玉诗百韵，以哀死者，诗风哀婉，凄楚动人，当时传诵者不绝。
宝玉死后，世彤对其兄世凯切齿痛恨，终老林泉，不愿再相见。等到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义和团风起云涌，京津哄传他将据山东为己有，世彤遂上书河南巡抚景星，请他转告荣禄，称世凯所作所为，自己向来不予过问，若将来欺君枉法，请免株连。景星知道袁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并未转达。几年过去了，到1907年袁世凯力主立宪，群臣交相弹幼时，景星才上奏朝廷，并将世彤的上书一并附上。世彤的上书随即在《大公报》刊载，顽固派以为口实，列入奏章，清廷以袁世凯的胞弟竟有这样的言论，为之动容，所以在撤去袁的兼差后仍十分忧虑，于是又采取明升暗降之计，将其上调中央任外务部尚书。
Jl、免官回籍
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慈禧仅隔一天先后升天，朝局为之大变。新的执政者为摄政王载洋，他是光绪帝的弟弟，为报戊戌告密一箭之仇，经过一番斟酌考虑，决定借口袁世凯有足疾，将其开缺回籍。
当免官诏书下达时，袁世凯尚在朝房，他担心的不仅仅是免官，还有性命之忧，故而心里忐忑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待到内阁值日官捧诏书通告袁世凯时，袁脸色大变，还没来得及读诏书，张之洞自内出来对他说:“皇上考虑到你的足疾，命你回籍养病 0”袁世凯读完诏书，连声高呼，“天恩高厚，天恩高厚。”没有被杀头，已经是非常庆幸的事了。
袁世凯那边是放心了，但此时袁家则是乱作一团。幕僚张一座借故逃避，仆人们也是慌恐不已，风声鹤Aft，草木皆兵。
次日早晨，袁世凯人朝谢恩，随即乘车到天津。他身穿素服，神色凝重，近40分钟端坐未动，近乎呆了。到天津后，他先到德国饭店，后到直隶总督杨士骥衙门，住在总督署后花园。家眷也在傍晚到天津，住在德国饭店。次日一早，袁世凯就乘车回北京，家眷也于午后回京。袁世凯去天津，一则是与杨士嚷密商，二来是到德国饭店支取存款，汇往河南。至于他的家眷去天津，是因为惶恐担心。
袁世凯到京后，于次日清晨携家眷回籍，走时不仅随从不多，送行的也是寥寥。当时京中谣传将要抄没家产，还有的说不仅仅如此，严重的祸害将接踵而至;有的说袁世凯北洋军队图谋暴动。所以，杨士骤在袁世凯离津后告诫他的门下仆人，对外一律不准说袁在总督署住过。一个人到了落难的时候，方才真正能够感悟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想来令人倍感凄凉。
袁世凯一生一共有17个儿子和巧个女儿，但这时他们大多尚年幼无知，听到谣言四起，茫茫然没了头绪，甚至还有隐匿的，景象十分的凄凉。
九、三霖(麟)环奏
袁世凯被免官回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晚清末年，御史当中最著名的有3人:赵启麟、江春霖、赵炳麟，俗称三霖(麟)。赵启麟在1906年曾上折弹劫杨翠喜一案，因此名声大噪。杨翠喜是天津的女演员，姿容丰丽，歌喉婉转，表情细腻，深得庆亲王奕励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贝子载振的喜爱。于是，袁世凯的手下段芝贵重金购得送上，故被任命为黑龙江巡抚。由于此案涉及面太广，袁世凯经过运动、安排，化险为夷，而赵启麟则因污蔑亲贵，被降回原衙门. 三霖(麟)本约定联合行事，一人先行弹幼，二人继之，为首尾环攻之策。赵启麟名字居前，先上弹章，免官后赵炳麟又上折子，西太后仍置之不理。督察院陆宝忠再上，被免官。对此结果，御史们均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对袁十分痛恨。待到两宫宾天，江春霖继续上疏弹幼袁世凯，罗列罪状达20款之多。 三霖(麟)的奏折一上，即蒙载伴召见，载津说:“我向来没有经历什么大事，这次奉孝钦皇太后遗旨监国，很希望得到你们御史的帮助。过去让言官议论朝政，本意是集思广益，但是最近两年以来，毫无建白。国家向来没有加罪言官的条例，我自当惰守陈规。希望你转告大家，都要直言进谏，可采纳的采纳，否则留中，不予责罚。你向来憨直，我很赏识，一定要始终如一，不可读职。”江春霖说:“当大臣的大都能休休有容，小臣为了国家，也就顾不上忌讳了。我曾经对同僚说过，留中的事似乎大可不必。”载沫说:“今天的大臣非古代可比，尽管如此，你也要勉为其难。”他又让江春霖详细说明弹幼袁世凯的各条款项。
江春霖的奏折，刚刚递上，即获召见，军机处大臣十分惊奇，次日消息传出，受到弹勃的庆亲王马上请假，袁世凯也知晓情形不妙，预先准备。接着，赵炳麟、陈田又上奏章，落井下石，于是，袁世凯被开缺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同样是弹幼袁世凯，江春霖的命运就与赵启麟不一样，江遇到了载伴，而赵遇到的却是慈禧，慈禧尽管对袁世凯有所疑忌，但基本上还是认可他的，而载淬则决意要除掉袁世凯。
十、手枪案
促使摄政王载津下决心开缺袁世凯，除了以上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那就是密而不宣的手枪案。
当北京政坛风声鹤唤、人心惶惶之时、直隶总督杨士骤为逢迎庆亲王和袁世凯，派一姓骥的军官带领驻扎马厂的士兵二百名，以及天津巡警官龚姓带领巡警若干，暗藏手枪，潜赴北京保护庆王和袁世凯的府邸。淮姓所部一行行动秘密，未被人发觉，而龚姓带兵系乘火车到黄村，然后分头人城，结果被北京前门税局盘查，发现军械，乃将龚性及其手下数人送交巡警厅，步军统领衙门同时在西直门、东华门等处也盘查出几十人，均携带有兵器。
步军统领衙门当时系那桐管辖，当审查被抓巡警时，供称:我们是由一个姓龚的军官率领，来京城缉拿要案。那桐于是向巡警厅提审那姓龚的军官，龚声称:“我奉总督杨士嚷的命令来京缉拿革命党，带有公文，但被巡警搜去。”那桐又向巡警厅索要公文，公文由天津巡警开出，内容很是模糊。于是，那桐打电话给杨士嚷，杨称龚某实际上是天津的巡警官，想来是巡警局遣派来京缉拿案犯的。那桐为人十分的明快果断，见此情形，便不打算深究此事，当天就与车站协商，加派车辆命姓龚的军官率所部回天津。
北京巡警部隶属民政部，此事为该部某尚书知晓后，本打算刨根问底，严究不贷，不久又发现那桐将来京案犯悉数放回，很是不痛快，便乘机享告载津，说:“袁世凯擅自调遣军队人京。”摄政王问及那桐说:“手枪案确为事实，但究竟是否为袁世凯所调遣，不敢断言。另外袁世凯一向畏惧刺客，或系天津巡警局人员迎合袁世凯，派兵保护，也未可知。兵丁所携带的都是手枪，而且人数不多，似乎没有其他意思。当此多事之秋，这类事情大可不必追。”
摄政王对于那桐的冷处理，表面上夸奖他会办事，但内心里对袁世凯更加提防。恰巧这时有江春霖的弹幼袁世凯案发生，摄政王载沫因此决意去袁。
十一、东山再起
袁世凯被免官回老家养病，他不甘心就此结束政治生涯，终老乡野，而是时刻图谋东山再起。他在彰德曾赋诗二首:
(一)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
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
钓翁眼底小王侯。
袁世凯人在彰德，心在北京，他野心勃勃，时刻等待着再展雄风的机会。
与其说是英雄造时势，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机会来了。为了镇压武昌起义，清政府决定发兵南下，但这时可以利用的军队只有为袁世凯所一手编练的北洋军。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十分注意笼络部下，效忠自己，他要求士兵在吃饭前高喊:“饭是谁给的?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北洋军清王朝是调不动的，而袁世凯却可以遥控。随着南方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清王朝除了起用袁世凯之外，别无他途。
武昌起义爆发四天后，清政府就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南下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但袁世凯因权利没有得到满足，说:“我的脚病还没有养好，一旦有所好转，就将立即上路。”袁世凯不是曾国藩，他不会为清王朝卖命的，所以一点也不着急，稳坐钓鱼船，以静制动，静观时变。袁世凯靠着北洋军做本钱，与清廷讨价还价，不久，清政府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节制全国海陆军。利用革命军与清政府对垒的形势，袁世凯鹏蚌相争，渔人得利，终于当上大总统，登上了权利的顶峰。
袁世凯的发迹，与他城府很深、宦海经验丰富、能屈能伸及有巧合有关，也正是由于此，他野心膨胀，竟然想当皇帝，建立家天下。这就注定了他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小处清楚，使得袁世凯发迹，大处糊涂，又导致他一败涂地，一无所有。
(本文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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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袁世凯是如何发迹的
袁世凯发迹始末
苏全有
袁世凯本一执垮子弟，科举考试也未能金榜题名，但却在甲午战后得到小站练兵的统军大权，接着荣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武昌起义后还当上了大总统、皇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平步青云，官星似火?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最近笔者得到日本有关袁世凯的一些珍贵资料，其中有的记载颇为新颖独到，与过去的说法大相径庭，故而特将其辑录、整理出来，以揭开袁发迹之谜。
一、得到伊藤博文的赏识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回国，从而避免了葬身朝鲜战场的命运。后一度赋闲，但不久就得到重用，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的发迹，小站练兵是关键环节。过去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他四处钻营，投身官宦门下所致，其实这里面另有隐情。
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
本马关签定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今不如昔，感叹道: “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李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 伊藤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
伊藤之所以会在这种场合提起袁世凯，是有原因的。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几年间，袁在朝鲜代表中国驻军交涉通商事务，经常与日本、俄国打交道，纵横驰骋，崭露头角，才能出众，给伊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会向李鸿章提起。令伊藤博文没想到的是，他这随意的一句话，对袁世凯而言则是举足轻重的。
当时，伊藤博文这句话被李鸿章的书记员记在李的日记中了。回国后，李鸿章的日记被各大报纸竞相刊载，袁世凯也因此声誉雀起，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三字，掷地有声，人们争相一睹其风采。袁世凯借此机缘，与名流贵胃交往颇密。大家都觉得袁世凯得到清王朝重用的原因是他投机，交接权贵。不错，袁确实谙于此道，但他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则与日本人伊藤博文的随口一语有关。在19世纪末等级森严、重文轻武的封建社会里，袁世凯作为一个赋闲的中下层军官，要想投身豪门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
二、想当买办下海经商
袁世凯因伊藤博文的一句话而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借此机缘，得到一些重臣的举荐，奉旨人宫面君，交军务处差遣。但由于此时战事已经结束，无所作为，袁世凯无可奈何，加上几个月来奔走应酬，开支浩繁，人不负出，负债累累，于是产生了想当买办发家致富的念头。
买办是中西方贸易的产物。西方商人来中国做生意，因语言不通，情形不熟悉，于是多雇佣中国人经办，这些人就是买办。买办通过参与中外贸易，得到大约5%的佣金，日积月累，家资巨万。
袁世凯因一时不能得到官场升迁的机会，又十分羡慕买办这一职业，乃谋求改行下海经商，发家致富。恰在这时，西方商人看到中国因甲午战争的失败，军装器械损失殆尽，势必从西方国家购置进口，这一巨大的商机弓}得西洋人争先恐后，竞相设洋行招揽生意，并打算聘用熟悉官场的人充当买办。袁世凯本打算应聘，但当买办需要保证金数万元，而他两手空空，无计可施。 在此绝望之时，袁世凯想到了三个人二他就是自己的莫逆之交一奉天举人王英楷，于是手书一封，祈求援助。主得到友人来书，携带重金到天津会面。二人见面后，王英楷批评袁世凯道:“你怎么这么没有志气?”袁答道:“欧洲国务大臣退位后，以经营工商业为荣，你为何指责我没有志气呢?”王道:“他们是经营自己国家的生意，而买办是为外国人所雇佣，你又不懂外语，而且充当买办在于奔走官场，狗苟蝇营，这都不是你所能做到的，你名震中外，正值我国刚刚战败，朝廷大梦初醒，你不考虑乘机而进，大展宏图，大鹏展翅，而图谋买办这种像奴隶一样的职业，这不是没有志气是什么?”袁世凯闻听此言，悠悠叹道:“区区小名，虽已上达当道，但不被重用又有何用?”王说:“现在这种世道，即使有经天纬地的才干，没有金钱铺路也无济于事，你不打点打点怎么能行呢?”袁世凯道:“我现在可是两手空空、囊中羞涩啊!’’王随即起身，}h}慨保证:“你若认为我的话可行，下面的事就包给我了，你可静候佳音。”袁世凯感慨万千，道:“惟命是从。” 王英楷经过了解，得知袁世凯有一个姓赵的手下，河间(即河北)人，与清朝宫廷总管李莲英有亲戚关系，于是给了他一些银两，让他到北京为袁世凯运动，联络李莲英。李莲英知道袁是人才，名声在外，迟早会飞黄腾达，故而顺水推舟，满口答应，嘱咐赵氏回秉袁世凯待机行事。此后朝廷有什么重要事情，李莲英均随时密报。数月后，清廷拟编练新军，袁得李报，秘密遣人到京，声称兵事自己最熟悉，要求李莲英代为运动，李遂游说西太后，慈禧得知袁世凯知兵，又为王大臣认可，乃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军。
袁世凯遇到了王英楷，可以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王的一席话，则使我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个商贾巨富，但却多了一个乱世泉雄。
三、结交康有为
袁世凯以李莲英为内援，练乓小站，但此时西太后退居颐和司，李莲英的权力已大不如前。可光绪帝自亲政后，励精图治，下愿为傀儡皇帝，于是耀拔新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政坛之上，康有为大唱维新救国论，意气风发，春风得意，颇缴时誉。
对于康有为的救国主张，袁世凯热血沸腾，他希望军事救国，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因为从内心特别想结交康有为。只是因二人素无交往，不曾谋面，故不能通款曲，郁郁不乐。
无巧不成书，这时正好袁世凯有一个幕僚—举人阮忠枢，以举人身份人京。袁世凯遂将他私下仰慕康有为的心思告阮，请他遇有机会，代为表达。
阮忠枢到北京后，适逢康有为组织保皇会，阮正发愁交结康有为无门，有负主人袁世凯的重托，得此良机，遂请其同年进士介绍，加人保皇会，借机将袁的心意转达康有为。康有为早已知晓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炙手可热，勇敢有为，若揽在身边，将来必有大用，于是欣然表示愿意接纳，并请阮转达他对袁的心慕之J比。
有阮思枢的中间联络，袁、康二人英雄相惜，函犊往来，情意融洽，遂结金兰之契。
袁、康结交直接影响到后来戊戌血案和袁世凯的飞黄腾达，意义非凡，而二人相交之谜，于此也可揭开了。
四、戊戌告密
康有为与光绪联手后，面对最大的障碍—西太后慈禧，他打算让光绪下诏书，于1898年秋后太后到天津举行阅兵大典，乘机举事。加以康有为所设的保皇会有保光绪不保大清的话，为顽固派分子侦知，秘告西太后，请求恢复垂帘听政，慈禧默许。
李莲英将此事转告袁世凯后，袁想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函犊不断，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遂拜见荣禄，密陈道:“在下曾与康有为有过交往，近来见他种种狂谬，心怀巨测，恐有不规之谋。”荣禄也听到种种传说，私下里止为此忧心忡忡，袁世凯的报告正触动他内心的忧虑，于是乘利因便，让袁到北京秘密侦察康有为的所作所为。 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且康有为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城府不深，宦海经验十分欠缺。面对后党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位白面书生空有报国之志、忠君之心，却手无寸铁，只能郁郁寡欢，忧心如焚。袁世凯的造访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仿佛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所以当袁世凯以利害相探，康有为即不加思量，信口而谈，称:“皇上曾下诏谕我与你密谋狱太后，去除维新的阻力，事成之后，将摧拔超迁。我因向来未和你面商，未敢造次。而今见你果真有此热心，我愿先报知皇上。”袁世凯道::“须得皇上手诏，方为名正言顺。”康有为道:“事宜慎密，当先嘱托我弟康广仁奏请皇上颁发。”
康广仁当时在上书房教光绪英文，有便利条件，但迁延3天之久，没有结果，袁世凯以不能久留北京为由，向康有为追问诏书。康有为思量许久，觉得既然已经许诺，无诏书似不能取信于袁，而诏书皇上一定不会颁发，只有伪造光绪手诏一条路了。袁世凯得到康有为伪诏之后，没回寓所就匆匆奔赴火车站，搭车直奔天津，密报荣禄。康有为给袁手诏后，见他行色匆匆，知事不妥，遂去看袁，但已无踪迹，于是又追到天津，在大街上看见袁世凯坐在轿子里，康大呼，袁佯装没有听到。此时康有为方如大梦初醒，连自己的亲弟弟康广仁也来不及通知，即乘汽车至塘沽，搭汽船往上海。
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后，遂持伪诏直赴颐和园，紧接着西太后匆匆赶往光绪帝的寝宫。此时光绪已经人睡，慈禧即在床前责骂道:“你与康有为干的好事!我自从热河遭遇肃顺等人叛乱至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又抚养你成人，本以为可以自立，故撤帘归政，我有何罪?你为什么与康有为谋杀我?”光绪闻听此言，如晴天霹雳，一面磕头，一面哭泣着说:“实不知情。”太后拿出伪诏掷到光绪帝面前，说:“你自己看吧!”光绪有口难辩，遂被囚禁了起来。
五、剿杀义和团
戊戌告密给袁世凯带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之后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山东巡抚。1900年，义和团在我国北方地区如火如茶，风起云涌，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可以说是处于事变旋涡的中心。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政策是剿灭，而清政府则是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清廷上谕命令袁世凯:第一，更换北洋新军的西式服饰、洋操，恢复旧制;第二，着率所部迅速来京勤王。
袁世凯部新军与当时的旧军不同，服饰、器械乃至号令己然西化，以至山东民众见袁军都呼为“二毛子”，而今突然要全行改变，短期内实难办到。再则，煌煌上谕，命令北上勤王，不去显然是以下犯上，臣子不赴君父之难，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题，而以区区数千袁军北上，又焉能抵挡列强十万大军?袁世凯遇到了他生平最危险、最困难的事，稍有不慎，就将跌人无底深渊，万劫不复。
袁世凯经过慎重思量，决定下一遭险棋—抗命不遵，专力对付山东义和团。他先是以军报不通，借故拖延，对劝告自己勤王的人置若周闻;当时京津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自立，袁世凯也不予理睬;直隶总督裕禄电告袁称义和团收复大沽，嘱托他转告东南各督抚，袁世凯均付之一炬;对于山东的义和团，则全力围剿，格杀勿论。
为了掩饰自己抗命剿杀义和团的行为，袁世凯声称:真义和团均已北上，俱在京津，在山东的都是假义和团，是土匪。有一统兵官方得胜奉命到沂州剿“匪”，临行前渴见袁世凯请示行止，袁说:“我命你办假义和团，没命你办真义和团。”方又请示如何区分义和团的真假，袁道:“真假你都分不清，如何统兵?”回头对先锋官程某说:“你知道么?”程某很聪慧，回答道:“遇到义和团便以枪相向，被杀的是假的，真义和团能避枪炮，不会受伤。”袁世凯遂命程某替代方得胜统兵。
袁世凯凭借自己的狡猾过人，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还在李鸿章死后，继任为直隶总督，成为汉族大臣中的中坚。
六、大太监李莲英
在袁世凯的发迹史上，李莲英是一个关键人物。没有李莲英的帮助，袁世凯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李卖官弩爵，引用私人，其不利影响也不可小视。为了长远大计，避免因小失大，袁世凯对李的劣行多予以遏止。
袁世凯时常劝告李莲英要注意名声、舆论，不可胡作非为。一次，李推荐其侄辈给袁，请他安置，袁世凯拒绝道:“你的侄子就是我的侄子，他们还很年轻，毫无经验，万万不可置身政界。而且人人都知道我们的交情很密切，何必以此来贻人口实?你的财产给他们一些就会使他们很富裕了，千万不要只考虑后代的事而忽略了自己的名声啊!此后你不但不要给我推荐，还请不要强迫别人办这样的事。不论需要什么样的珍玩，多少款项，我都惟命是从，只此事不可。”当时袁世凯身上系着玻璃翠玲珑带扣，价值连城，李莲英说:“想得到你的带扣可不可以?”袁世凯慷慨相赠，李知道那是袁的最爱，笑着归还。
后袁世凯剿办土匪，将上奏保荐人才，李莲英有一个亲戚崔某，乞求李帮忙写信给袁谋差。袁世凯明明知道引见函出自李莲英，却故意斥责崔某伪造，并致书李叮嘱他告诫家人亲戚，不可冒名。李莲英知道袁世凯这是虚张声势，也就置之不理。
不久，李莲英推荐他的侄子和崔某随使臣奔赴美国，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拟议将拒绝我国公使。经袁世凯多方筹划，更换人员，才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袁世凯还写信给李莲英，指责道:“您不听忠告，若此事一旦败露，不仅对您不利，而且还将引起国际纠纷，到那时可就麻烦了。”李莲英得此教训，再也不敢干涉宫外事务。李莲英在清末十余年间格守礼法，老老实实呆在宫中，与袁世凯的劝告不无关系。
贪小不成大，无毒不丈夫，这个道理对一代泉雄袁世凯是再清楚不过了。
七、袁世彤与袁世凯1907年上调外务部
袁世凯在1907年由直隶总督上调外务部任尚书，明升暗降，此举原因，人们大都认为是因为手握大权的袁世凯在上年官制改革中力主立宪，风头甚劲，引起了西太后的疑忌，圣眷不固，故而随即将之上调中央，加强控制。这里所说的原因中，西太后的猜忌确是事实，但猜忌的起因、来由则另有隐情，这需要先从袁世凯的同母弟弟世彤说起。
世彤文才出众，为人狂放不羁，他对其兄世凯常存鄙视之心。世彤喜欢押邪之游，他听说上海是天下的花花世界，于是携带重金往游，楚馆秦楼，夜游几遍，时间一久便钱袋见底。其时，上海有一叫胡宝玉的名妓，风姿绰约，领袖群芳，与世彤关系最为密切。为解决眼前窘困境况，二人即与一帮无赖一设卞放鸽子的风流骗局，钓鱼上钩。
某贵公子腰缠万贯，在卜海觅香寻玉，无赖们便借花献佛，唆使宝玉与某公子定下三生之约，借机索取万金。当这位公了还在做着金屋藏娇的美梦时，人面桃花已无影无踪，急愤之下就到租界英国工部局控告世彤、宝玉和那一帮无赖并报告了他的家丁所侦知的情况:宝玉的藏身之地就在世彤寓所之地。于是，英国巡捕就前往捕拿。这时，那帮无赖早已蛇惊兔逸，踪影皆无，而世彤还与宝玉交颈比翼，留恋于温柔乡中。巡捕毫不客气，将这一对傻乎乎的酣睡鸳鸯双双拿去。
世彤当时叫世选，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弟弟，非同寻常，所以各报竞相刊载报道此事，并注明世选乃袁世凯的胞弟。上海道聂缉规与世凯系旧交，于是让人为世彤疏通解脱，将责任、罪过都推到了宝玉身上。袁世凯闻听世彤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大为光火，并上告母亲，严厉责罚世彤。世彤受到其兄世凯的呵护，得免罪罚，不仅不心怀感激之情，反而因母亲的责罚而怨恨其兄，兄弟之间为此结下了嫌隙。
待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世彤打算前往谋一职位，而世凯因人言可畏，多有不便，恰好其兄世廉在聂士成军营务处任职，就推荐世彤到聂军，以便世廉就近教导、照应，聂士成心领神会，乃派他随世廉帮办营务。
再说胡宝玉，靠着多方营救也得以解脱刑狱之苦，她听说世彤在直隶，寻踪而至，求天津候补知县龚某代通消息，以旧梦重圆。世彤闻讯赶来相见，二人互诉分离之苦，感情之如胶似漆，胜过往昔。宝玉虽遭囚禁之灾，但对世彤绝无怨言，并言明来意，因自叹年龄已大，厌倦风尘，立志依附世彤以终了此生。世彤想到他浪迹上海的日子里，尽管身无分文，但宝玉不仅将自己容于身旁，相依为命，而且还得到护花之资数千元，现今人家来投靠自己，故人相见，雪泥红爪，涌上心头，难以割舍自在情理之中。
世彤鸳梦重温，乐不思蜀，不曾想此事为其兄世凯得知，世凯让世廉代世彤辞去差使，以母亲的名义令世彤到小站。世彤见到母亲，痛陈宝玉立志依附，及其贤淑，求母令世凯给他几千金，了却此局。袁世凯听说宝玉像夏姬一样妖邪，且年龄比世彤还大，为弟弟着想，当然不会答应。世彤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觉得无颜再与宝玉相见，于是复函一通，回归故里。宝玉得见书信，眷念故人，忧郁成疾，不久一缕香魂烟消云散，长归于杨太真庐缥渺山了。世彤闻此噩耗，痛不欲生，感念知己为己丧生，赋悼玉诗百韵，以哀死者，诗风哀婉，凄楚动人，当时传诵者不绝。
宝玉死后，世彤对其兄世凯切齿痛恨，终老林泉，不愿再相见。等到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义和团风起云涌，京津哄传他将据山东为己有，世彤遂上书河南巡抚景星，请他转告荣禄，称世凯所作所为，自己向来不予过问，若将来欺君枉法，请免株连。景星知道袁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并未转达。几年过去了，到1907年袁世凯力主立宪，群臣交相弹幼时，景星才上奏朝廷，并将世彤的上书一并附上。世彤的上书随即在《大公报》刊载，顽固派以为口实，列入奏章，清廷以袁世凯的胞弟竟有这样的言论，为之动容，所以在撤去袁的兼差后仍十分忧虑，于是又采取明升暗降之计，将其上调中央任外务部尚书。
Jl、免官回籍
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慈禧仅隔一天先后升天，朝局为之大变。新的执政者为摄政王载洋，他是光绪帝的弟弟，为报戊戌告密一箭之仇，经过一番斟酌考虑，决定借口袁世凯有足疾，将其开缺回籍。
当免官诏书下达时，袁世凯尚在朝房，他担心的不仅仅是免官，还有性命之忧，故而心里忐忑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待到内阁值日官捧诏书通告袁世凯时，袁脸色大变，还没来得及读诏书，张之洞自内出来对他说:“皇上考虑到你的足疾，命你回籍养病 0”袁世凯读完诏书，连声高呼，“天恩高厚，天恩高厚。”没有被杀头，已经是非常庆幸的事了。
袁世凯那边是放心了，但此时袁家则是乱作一团。幕僚张一座借故逃避，仆人们也是慌恐不已，风声鹤Aft，草木皆兵。
次日早晨，袁世凯人朝谢恩，随即乘车到天津。他身穿素服，神色凝重，近40分钟端坐未动，近乎呆了。到天津后，他先到德国饭店，后到直隶总督杨士骥衙门，住在总督署后花园。家眷也在傍晚到天津，住在德国饭店。次日一早，袁世凯就乘车回北京，家眷也于午后回京。袁世凯去天津，一则是与杨士嚷密商，二来是到德国饭店支取存款，汇往河南。至于他的家眷去天津，是因为惶恐担心。
袁世凯到京后，于次日清晨携家眷回籍，走时不仅随从不多，送行的也是寥寥。当时京中谣传将要抄没家产，还有的说不仅仅如此，严重的祸害将接踵而至;有的说袁世凯北洋军队图谋暴动。所以，杨士骤在袁世凯离津后告诫他的门下仆人，对外一律不准说袁在总督署住过。一个人到了落难的时候，方才真正能够感悟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想来令人倍感凄凉。
袁世凯一生一共有17个儿子和巧个女儿，但这时他们大多尚年幼无知，听到谣言四起，茫茫然没了头绪，甚至还有隐匿的，景象十分的凄凉。
九、三霖(麟)环奏
袁世凯被免官回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
晚清末年，御史当中最著名的有3人:赵启麟、江春霖、赵炳麟，俗称三霖(麟)。赵启麟在1906年曾上折弹劫杨翠喜一案，因此名声大噪。杨翠喜是天津的女演员，姿容丰丽，歌喉婉转，表情细腻，深得庆亲王奕励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贝子载振的喜爱。于是，袁世凯的手下段芝贵重金购得送上，故被任命为黑龙江巡抚。由于此案涉及面太广，袁世凯经过运动、安排，化险为夷，而赵启麟则因污蔑亲贵，被降回原衙门. 三霖(麟)本约定联合行事，一人先行弹幼，二人继之，为首尾环攻之策。赵启麟名字居前，先上弹章，免官后赵炳麟又上折子，西太后仍置之不理。督察院陆宝忠再上，被免官。对此结果，御史们均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对袁十分痛恨。待到两宫宾天，江春霖继续上疏弹幼袁世凯，罗列罪状达20款之多。 三霖(麟)的奏折一上，即蒙载伴召见，载津说:“我向来没有经历什么大事，这次奉孝钦皇太后遗旨监国，很希望得到你们御史的帮助。过去让言官议论朝政，本意是集思广益，但是最近两年以来，毫无建白。国家向来没有加罪言官的条例，我自当惰守陈规。希望你转告大家，都要直言进谏，可采纳的采纳，否则留中，不予责罚。你向来憨直，我很赏识，一定要始终如一，不可读职。”江春霖说:“当大臣的大都能休休有容，小臣为了国家，也就顾不上忌讳了。我曾经对同僚说过，留中的事似乎大可不必。”载沫说:“今天的大臣非古代可比，尽管如此，你也要勉为其难。”他又让江春霖详细说明弹幼袁世凯的各条款项。
江春霖的奏折，刚刚递上，即获召见，军机处大臣十分惊奇，次日消息传出，受到弹勃的庆亲王马上请假，袁世凯也知晓情形不妙，预先准备。接着，赵炳麟、陈田又上奏章，落井下石，于是，袁世凯被开缺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同样是弹幼袁世凯，江春霖的命运就与赵启麟不一样，江遇到了载伴，而赵遇到的却是慈禧，慈禧尽管对袁世凯有所疑忌，但基本上还是认可他的，而载淬则决意要除掉袁世凯。
十、手枪案
促使摄政王载津下决心开缺袁世凯，除了以上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那就是密而不宣的手枪案。
当北京政坛风声鹤唤、人心惶惶之时、直隶总督杨士骤为逢迎庆亲王和袁世凯，派一姓骥的军官带领驻扎马厂的士兵二百名，以及天津巡警官龚姓带领巡警若干，暗藏手枪，潜赴北京保护庆王和袁世凯的府邸。淮姓所部一行行动秘密，未被人发觉，而龚姓带兵系乘火车到黄村，然后分头人城，结果被北京前门税局盘查，发现军械，乃将龚性及其手下数人送交巡警厅，步军统领衙门同时在西直门、东华门等处也盘查出几十人，均携带有兵器。
步军统领衙门当时系那桐管辖，当审查被抓巡警时，供称:我们是由一个姓龚的军官率领，来京城缉拿要案。那桐于是向巡警厅提审那姓龚的军官，龚声称:“我奉总督杨士嚷的命令来京缉拿革命党，带有公文，但被巡警搜去。”那桐又向巡警厅索要公文，公文由天津巡警开出，内容很是模糊。于是，那桐打电话给杨士嚷，杨称龚某实际上是天津的巡警官，想来是巡警局遣派来京缉拿案犯的。那桐为人十分的明快果断，见此情形，便不打算深究此事，当天就与车站协商，加派车辆命姓龚的军官率所部回天津。
北京巡警部隶属民政部，此事为该部某尚书知晓后，本打算刨根问底，严究不贷，不久又发现那桐将来京案犯悉数放回，很是不痛快，便乘机享告载津，说:“袁世凯擅自调遣军队人京。”摄政王问及那桐说:“手枪案确为事实，但究竟是否为袁世凯所调遣，不敢断言。另外袁世凯一向畏惧刺客，或系天津巡警局人员迎合袁世凯，派兵保护，也未可知。兵丁所携带的都是手枪，而且人数不多，似乎没有其他意思。当此多事之秋，这类事情大可不必追。”
摄政王对于那桐的冷处理，表面上夸奖他会办事，但内心里对袁世凯更加提防。恰巧这时有江春霖的弹幼袁世凯案发生，摄政王载沫因此决意去袁。
十一、东山再起
袁世凯被免官回老家养病，他不甘心就此结束政治生涯，终老乡野，而是时刻图谋东山再起。他在彰德曾赋诗二首:
(一)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
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
钓翁眼底小王侯。
袁世凯人在彰德，心在北京，他野心勃勃，时刻等待着再展雄风的机会。
与其说是英雄造时势，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机会来了。为了镇压武昌起义，清政府决定发兵南下，但这时可以利用的军队只有为袁世凯所一手编练的北洋军。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十分注意笼络部下，效忠自己，他要求士兵在吃饭前高喊:“饭是谁给的?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北洋军清王朝是调不动的，而袁世凯却可以遥控。随着南方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清王朝除了起用袁世凯之外，别无他途。
武昌起义爆发四天后，清政府就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南下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但袁世凯因权利没有得到满足，说:“我的脚病还没有养好，一旦有所好转，就将立即上路。”袁世凯不是曾国藩，他不会为清王朝卖命的，所以一点也不着急，稳坐钓鱼船，以静制动，静观时变。袁世凯靠着北洋军做本钱，与清廷讨价还价，不久，清政府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节制全国海陆军。利用革命军与清政府对垒的形势，袁世凯鹏蚌相争，渔人得利，终于当上大总统，登上了权利的顶峰。
袁世凯的发迹，与他城府很深、宦海经验丰富、能屈能伸及有巧合有关，也正是由于此，他野心膨胀，竟然想当皇帝，建立家天下。这就注定了他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小处清楚，使得袁世凯发迹，大处糊涂，又导致他一败涂地，一无所有。
(本文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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