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发明将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了那些战犯战犯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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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进行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运动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过火行为。

为了控制界限，制止这一倾向，毛泽东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

5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作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

周恩来还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他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主席的指示是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了他那篇《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他说：“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抓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确定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1959年，在北京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关于国民党战犯和伪满蒙战犯的学习改造情况报告后，非常满意，随即研究了这些战犯的处理问题。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1959年9月）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的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为了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一、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四、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一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7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或以减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1959年9月17日

特赦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

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教育改造战犯的方针获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迹。

2. 《特赦》中走出功德林的十个人，为啥没理工男和罗盘将军

电视剧《特赦1959》中，有两个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就是机电专家理工男叶立三和神机妙算罗盘将军蔡守元，这二位一个严肃得近乎古板，另一个滑稽得近乎可笑，但他们却是功德林里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印象、表现也不错的两个战犯。看到最后，人们不禁生两个疑问：为什么首批特赦的战犯中不包括叶立三和蔡守元？他们的历史原型又是谁？

《特赦1959》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片，如果把叶立三蔡守元列进去，就违背了起码的历史真实——电视剧可以汇总融合而衍生出一个有特点的人物，但是却不能违背起码的历史真实，这跟《飞虎神鹰》和《亮剑之雷霆战将》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好像根本就没有播出。

叶立三的原型不好找，但是“每次打仗之前都要算一卦”的“蔡守元”，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名字叫张淦，他的外号就叫“罗盘将军”。

这位罗盘将军张淦，资格可是老得不能再老，官职也不比杜聿明黄维王耀武低，此人给陆荣廷当过少校副官，后来加入桂系，先后任第八军、第四十八军参谋长、第七军军长，后来还当过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兵团司令官。

正像对联里写的那样，“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张淦后来也进了功德林，但是他没有熬到第一批特赦，在1959年2月，就病逝了……

3. 影视剧里《特赦1959》中虚构的4名战犯，都是谁的原型

影视剧《特赦1959》中虚构的4名战犯，他们分别是文强、廖耀湘、张淦和宋瑞河的原型，很多影视剧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它们又高于生活，而《特赦1959》也是这样的，《特赦1959》中有4名虚构的战犯，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以找到相似的原型。

陈瑞章原国军中将军长，在改造期间态度非常的积极，也是这四个战犯中戏份最多的一个，他和现实生活中的宋瑞河很相似，都是非常喜欢交朋友的，在改造期间态度也都是非常的积极。

4. 建国后七次特赦除了溥仪还放过哪些名人

1、杜聿明，国民党军十大抗日名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2、王耀武，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3、宋希濂，被称为“鹰犬将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

4、廖耀湘，抗日名将，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后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

5、黄维，抗日名将，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著名战役，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勋。

5. 特赦1959刘安国原型是谁

刘安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前担任国防部保密局华北行动处处长，军衔为中将。特赦1959中介绍刘安国的身份背景介绍的非常清楚，但是在真实历史记载中并未发现刘安国这个名字，可见刘安国原型不能具体到某一个人，他应该是众多国民党战犯的集合，是国民党战犯的一个缩影。

除了刘安国之外，剧中出现的每一位国民党战犯都代表了战犯的一种态度，刘安国是固执和狡猾的，还有一腔热血的等等。特赦1959中刘安国、叶立三等人都是没有原型的，他们个性十分鲜明，对待改造态度明显，这些人虽然不是历史具体存在的人物，但从他们身上我们自然可以看到国民党战犯对待改造这件事情的态度，也看得出改造的难度。在接受改造过程，刘安国等人思想上逐渐发生改变，最后坦白他们的罪行获得了特赦。

6. 特赦国名党将领有哪些

曾泽生：曾泽生先后担任过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代表，第三、四届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0年，戎马一生的曾泽生脱下军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的位置上退下来。1973年2月2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张克侠：建国后历任华东林业部部长、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兼林业科学院院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广西农村劳动。第二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回到北京治病。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岁。
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为新中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岁。

董其武：解放后，绥远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3兵团，入朝担负修建空军基地和防空任务。回国后，部队改编为69军，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8年离休，78年任政协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83岁高龄的董其武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岁。
邓兆祥：建国后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安东海军学校校长，随后，又担任了大连海军学校的副校长。 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从海军学校调到了青岛的海军某基地工作，先后担任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等职。以7旬之年仍驾艇出海，指挥若定。1985年离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岁。

陈明仁：历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二十一兵团司令员，第五十五军军长，湖南省临时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及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74年5月21日，因患癌症与世长辞，享年71岁。
陶峙岳：1949年12月，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任兵团司令员。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兼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四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病逝于长沙，享年97岁。
卢汉：1950年3月4日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其后调任西南行政委员会任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卢汉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方鼎英：解放后，方鼎英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省司法厅厅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员。1976年6月1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8岁。

田颂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75年10月25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7岁。
马瑛：1950年3月，调任云南省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关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终年82岁。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查，“马瑛确系国民党起义人员”，将原特赦通知书予以撤销，恢复马瑛起义人员名誉。

张轸：解放后，历任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委员兼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在郑州病逝，享年87岁。
裴昌会：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还是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23日，在重庆病逝，享年96岁。

陈铁：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农林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林业厅厅长。1982年2月19日，在贵阳逝世，享年84岁。
何基沣：建国后历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1980年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李觉：建国后先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任职。文革后任政协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岁。

李振：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西南军区高参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参事室主任。还是第四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1月1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

朱鼎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82年5月 24日逝世，享年80岁。
唐生明：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六届常委。文革中，被关进监狱七年半。1987年10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7. 关于杜聿明将军

楼上那位资料详实,全面。但有答非所问之感。

在淮海战役后期，见大势已去后。杜聿明就计划突围。按此计划的话应该说突围是很有希望的。但由于按此必须丢掉已陷入重围的黄维兵团。蒋介石没有批准。还严令杜聿明去救出黄维。这样正中解放军下怀。丧失了突围的时机。后来自己也突不出去了。但最后关头蒋介石是派专机去接杜聿明的。不过杜聿明实在没脸面这样回去。就给校长写了封绝命信让飞机带回去。自己留了下来。被俘前曾自杀，没死成。就这样当了俘虏。

8. 第一次特赦名单

1959年12月第一次特赦人员也是第一批，比较多，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如，王耀武将军，杜聿明将军，曾扩情，宋希濂，邱行湘，周振强，卢清泉，等等

9. 建国后七次特赦，除了溥仪还有哪些名人

黄维抗日名将， “黄维兵团”司令
文强“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毛泽东舅表兄弟

宋希濂抗战名将，被称为“鹰犬将军”
宋希濂被称为“鹰犬将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紧紧追随蒋介石。自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被俘，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围，宋希濂抽出手枪试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一把抓住，随即被俘。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为第一批战犯被释放。特赦后，宋希濂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4年起，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宋希濂经中央批准赴美国探亲，因子女坚留，遂定居美国。晚年宋希濂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又在华盛顿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任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