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发明

⑴ 船桨是怎样发明的

船桨是利用费力杠杆原理模拟鱼的胸鳍和腹鳍，起到可以像鱼鳍一样，一下一下地前后划动，使船体徐徐前进的作用。

船桨是一种划船工具。其上端为圆杆，利于手握，叫握杆；下端为板状，名桨板，用以拨水，利用了物理学上的牛顿第三定律，通过水波的反作用力，使船前进。
船桨的历史：
船桨，我国古代称之为“楫”或“棹”。（根据长短的不同，长的桨叫做棹，短的桨叫做楫）
棹,短曰楫,长曰棹。——《韵会》
楫,舟擢也。——《说文》
南方群岛的船浆
桧楫桧舟。——《诗·卫风·竹竿》
楫齐扬以容与兮。——《楚辞·哀郢》。注:“船櫂也。”
亡维楫。——《汉书·贾谊传》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
樯倾楫摧。——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横卧一楫。——明·魏学洢《核舟记》
楫左右舟子各一人。
又如:中流击楫;舟楫;楫子(船桨);楫橹(桨与橹);楫櫂(船桨)
通民楫,而阻夷船之闯入者。——梁延《夷氛闻记》
又如:楫师(船工)
我国是“舟”的故乡，也是桨的故乡。在1万多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与独木舟同时出现，桨也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成型。当时的桨与今天的桨差别很大：握杆比较短，桨板又窄又长。经专家考证是因为当时人们的划桨方式与今天相比有很大差别，那时的人们是一手握着握杆，一手把着桨板来划船的。不过，那时的桨已经做得很规整，很美观，而且还带有漂亮的雕花图案。相比之下，中东地区、西欧地区和美洲大陆的先民的桨，做工就比较粗糙了。
到了春秋战国、秦汉两朝，随着海军的雏形“舟师”的发展，以及皇帝们为寻长生不老药而多次发动的“东渡”活动，促进了桨的发展。桨逐渐趋于大型化，握杆变长，桨板缩短变薄，用起来更加方便更加有力，加快了水上航行的速度。晋朝以后，桨在外型上已经基本定型，只是体积和表面积仍旧在不断加大，用桨的规模也逐渐变大，由原来的一舟二桨，发展为“一舟（此时的舟体积已经比较庞大了）桨叠层”，就是用上下两排桨。因为手工划桨已经非常不便，所以当时的船上已经出现了精密的简介控制桨划动的机器。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使用大型的木船了，与此同时，桨也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现在桨主要流行在各种游船上，带给游客以一种古典别致的韵味；此外奥运会上还保留着独木舟比赛。不过比赛用的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用材、比例等均与我们在游船上见到的仿古桨有很大区别。

船桨使用技巧-桨频
桨频（tempo）——赛艇运动技术术语。指单位时间内的划桨次数。即比赛全程所划的桨数除以比赛成绩。从生物力学观点看，船速是由划桨频率和划距决定的。这两个变量又受到技术和器材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提高船速主要从划距和桨频两个方面提高，但是桨频不可能无限地增加，更不能为了增加桨频而降低划水的效果。赛艇比赛的桨频从30—40桨/分不等。以男子八人赛艇的桨频为最高，尤以起航时的桨频更为突出，甚至高达48 桨/分。在训练中不同的桨频往往可以反映出不同的训练强度。

⑵ 徐光启发明了什么

徐光启没有具体的发明，但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书著作、火器方面都有贡献。

1、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

2、徐光启在修改历法的疏奏中，详细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他一共提出了十个方面（“度数旁通十事”），即：天文历法、水利工程、音律、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会计理财、各种建筑工程、机械制造、舆地测量、医药、制造钟漏等计时器。说把数学应用的广泛性，讲述得十分完备。

3、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

4、农学方面的著作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

5、把番薯引进家乡种植，进行了多次试种，终于获得成功。在上海推广后，他又将甘薯的种植扩大到全国。

6、编纂《农政全书》。

7、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部有所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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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积极影响海派文化形成

在与西士的交往上，徐光启的态度颇为真诚、意识更为超前。利玛窦入华，带来了三棱镜、地球仪等各种西洋奇器，一时间引得文人士大夫争相交往。然而，这样的交往多基于好奇心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些西洋人不过是“西夷”而已。

徐光启却不同，他秉持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念，突破狭隘的民族观，真心敬服西士的学识，将其视为良师益友。

与徐光启有过直接交往的传教士，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多达20多位，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通过与这些西洋人的交往，徐光启不仅学到了西方科学知识，还对西方的文学、哲学、逻辑学以及风土人情有了一定的认识，既开阔了思维，也拓宽了眼界。

除自身广交西士之外，徐光启也积极鼓励门人弟子与之交往。例如，他在天启元年给门人鹿善继的一封信中，嘱咐其向西士请教，学习西术、制造西器。信中还称赞西士“皆弃家学道，劝人为善者，兼之博涉通综，深明度数”，并称“若得访求到来……深于守御进取有所裨益矣”。

徐光启的这种国际胸怀，对故乡的海派文化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末时期的上海，只是富饶江南地区中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县。然而，因为这里是徐光启的家乡，自万历晚期至康熙前期，有多达34名西洋传教士来到上海，为这个县城增添了国际化的气息。

至晚清，一度被禁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为纪念徐光启并传承当时的伟业，耶稣会将上海的徐家汇设为江南传教区的中心。他们在此建造了许多西式的机构和建筑，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进程。

徐光启无疑是一位拥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他懂得“相资为用，互助以成”，以实现东西方文化上的互补。愿意正视异质文化，努力去理解并融会贯通，或许是这位先驱带给我们最鲜活的启示。

⑶ 谁知道一些关于发明家功夫不负有心人的事

最佳答案 北宋大文学家苏洵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他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杰出发明家爱迪生在研究了弧光灯后宣布他能发明一种使人满意的光。但这种灯需要特殊的材料做灯芯，爱迪生先后实验了数千种材料，经过几千次失败，1879年4月他改进了前人的棒状、管状灯，做出了一个玻璃球状物；1879年10月21日他把一个经过碳处理的棉线固定在玻璃泡内，抽出了空气、封上口、通上电流，它发光了，人类历史上首个电灯出现了。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⑷ 徐光启有哪些发明

天文历法
徐光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 纪念邮票
历书》的编译。 编制历法，在中国古代乃是关系到“授民以时”的大事，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历来以实际计算见长，重视和历法编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古代历法准确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明末，却明显地呈现出落后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西欧的天文学此时有了飞速的进步，另方面则是明王朝长期执行不准私习天文，严禁民间研制历法政策的结果。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国初学天文有历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指的就是此事。 明代施行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日久天长，已严重不准。据《明史·历志》记载，自成化年间开始(1481)陆续有人建议修改历法，但建议者不是被治罪便是以“古法未可轻变”，“祖制不可改”为由遭到拒绝。万历三十八年(16l0)十一月日食，司天监再次预报错误，朝廷决定由徐光启与传教士等共同译西法。供邢云路修改历法时参考，但不久又不了了之。直至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徐光启以西法推算最为精密，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改历工作终于走上正轨，但后来满清侵入中原，改历工作在明代实际并未完成。 当时协助徐光启进行修改历法的中国人有李之藻(1565—1630)、李天经(1579—1659)等，外国传教士有龙华民(N．Longobardi)、庞迪峨(D．Pantoja)、熊三拔(S．de Ursis)、阳玛诺(E． Diaz)、艾儒略(J．A1eni)、邓玉函(J．Terrenze)、汤若望(J．A．S.von Bell)等。 《数联天地》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崇祯历书》的编译，自崇祯四年(1631)起直至十一年(1638)，始克完成。全书46种，l37卷，是分五次进呈的。前三次乃是徐光启亲自进呈(23种，75卷)，后二次都是徐光启死后由李天经进呈的。其中第四次还是徐光启亲手订正(13种，30卷)，第五次则是徐氏“手订及半”最后由李天经完成的(10种，32卷)。 徐光启“释义演文，讲究润色，校勘试验”。负责《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此外还亲自参加了其中《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第谷(Tycho)体系。这个体系认为地球仍是太阳系的中心，日、月和诸恒星均作绕地运动。而五星则作绕日运动。这比传教士刚刚到达中国时由利玛窦所介绍的托勒玫(Pto1emy)体系稍有进步，但对当时西方已经出现的更为科学的哥白尼(Copernicus)体系，传教士则未予介绍。《崇祯历书》仍然用本轮、均轮等一套相互关联的圆运动来描述、计算日、月、五星的疾、迟、顺、逆、留、合等现象。对当时西方已有的更为先进的行星三大定律(开普勒三定律)，传教士也未予介绍。尽管如此，按西法推算的日月食精确程度已较中国传统的《大统历》为高。此外《崇祯历书》还引入了大地为球形的思想、大地经纬度的计算及球面三角法，区别了太阳近(远)地点和冬(夏)至点的不同，采用了蒙气差修正数值。 在天文历法上，徐光启介绍了古代托勒玫旧地心说和以当代第谷的新地心说为代表的欧洲天文知识，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中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徐光启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
数学成就
“几何”名称的由来——科学家徐光启 学过数学的人，都知道它有一门分科叫作“几何学”，然而却不一定知道“几何”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在我国古代，这门数学分科并不叫“几何”，而是叫作“形学”。“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先也不是一个数学专有名词，而是个虚词，意思是“多少”。比如三国时曹操那首著名的《短 徐光启半身雕像
歌行》诗，有这么两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里的“几何”就是多少的意思。那么，是谁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用它来称呼这门数学分科的呢？这是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即(1)论述了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2)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并出版了《几何原本》。 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至汉代形成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体系，至宋元时期达到发展的高峰，在高次方程和方程组的解法、一次同余式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高次内插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较西方同类结果要早出数百年之久。但进入明朝以后，宋元数学的许多成果却几乎全都后继无人，逐渐衰废。对这种落后局面的形成原因，徐光启曾有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往藏来，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研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刻《同文算指》序”) “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对宋元数学在明代的衰废原因，可谓一语道破。 徐光启在一次关于修改历法的疏奏中，详细论述了数学应用的广泛性。他一共提出了十个方面(“度数旁通十事”)，即(1)天文历法；(2)水利工程；(3)音律；(4)兵器兵法及军事工程；(5)会计理财；(6)各种建筑工程；(7)机械制造；(8)舆地测量；(9)医药；(10)制造钟漏等计时器。可以说把数学应用的广泛性，讲述得十分完备。在300余年前，徐光启就能达到如此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徐光启还曾建议开展这些方面的分科研究。如果每个学科都设置相应的机构，那将形成一个相当可观的“科学院”。 徐光启在数学方面的最大贡献当推《几何原本》的翻译。《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于公元前3世纪编成的。这部世界古代的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的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用一系列定理的方式，把初等几何学知识整理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几何原本》经过历代数学家，特别是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家们的注释，经阿拉伯数学家之手再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几何原本》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再加上科学实验，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几何原本》的近代意义不单单是数学方面的，更主要的乃是思想方法方面的。徐光启就正确的指出： “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直到20世纪初，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以《几何原本》内容为主要内容的初等几何学方才成为中等学校必修科目，实现了300年前徐光启“无一人不当学”的预言。 《几何原本》由公理、公设出发给出一整套定理体系的叙述方法，和中国古代数学著作的叙述方法相去甚远。徐光启作为首先接触到达一严密逻辑体系的人，却能对此提出较明确的认识。他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他还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他最后说：“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同上)徐光启提出《几何原本》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体系的自明性。这种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历时一年，《几何原本》译出六卷，刊印发行。徐光启抚摸着此书，感慨道：这部光辉的数学著作在此后的一百年里，必将成为天下学子必读之书，但到那时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历史，比他预感的更悲哀。 明朝时《几何原本》并没用得到重视 致使徐光启逝世后《几何原本》迟迟不能翻译 以至于被埋没 后来明朝灭亡 清统治者对此书并不关注 康熙大帝虽然重视西学 但是很可惜《几何原本》这样重要的著作还是没用继续翻译 完成徐光启的遗愿 而历史有多少个百年可以蹉跎，国家又有多少项科技能丢弃于路上？
农学成就
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他的家乡地处东南沿海，水灾和风灾频繁，这使他很早就对救灾救荒感兴趣，并且讲究排灌水利建设。步入仕途之后，又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 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大约完成于1525—1528年间，死后经陈子龙改编出版于1639年)、《甘薯疏》(1608)、《农遗杂疏》(1612，现传本已残)、《农书草稿》(又名《北耕录》) 徐光启上海徐家汇雕像
、《泰西水法》(与熊三拔共译，16l2)等等。徐光启对农书的著述与他对天文历法的著述相比，从卷帙来看，数量虽不那样多，但花费时间之长、用功之勤，实皆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中，《农政全书》又堪称代表。此书是徐光启殁后，经陈子龙删改(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后成书的。《农政全书》共分12门(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收养、制造、荒政)，60卷，70余万言。书中大部分篇幅，是分类引录了古代的有关农事的文献和明朝当时的文献；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有6万字。正如陈子龙所说，《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又“兼出独见”的著作，而时人对徐氏自著的文字评价甚高：“人间或一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刘献廷《广阳杂记》) 《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而农政思想约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力图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我国自魏晋以来，全国的政治中心常在北方而粮食的供给、农业的中心又常在南方，每年需耗资亿万来进行漕运，实现南粮北调。时至明末，漕运已成为政府财政较大的隐患之一。徐光启主张发展北方农业生产来解决这一问题(垦荒、水利、移民等)。与此同时，在《农政全书》中，徐光启也用了四卷的篇幅来讲述东南(尤指太湖)地区的水利、淤淀和湖垦。他还对棉花在东南地区的种植、推广进行了不少研究。 (2)备荒、救荒等荒政，是徐光启农政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他提出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以预防为主(即指“浚河筑堤、宽民力、祛民害”)的方针。 农业技术方面： (1)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风”指的气候条件，“土”指土壤等地理条件，“唯风土论”主张：作物宜于在某地种植与否，一切决定于风土，而且一经判定则永世不变。徐光启举出不少例证，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被判为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徐光启的有风土论但不唯风土论的思想，推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 (2)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例如种麦避水湿、与蚕豆轮作等增产技术。他还指出了棉、豆、油菜等旱作技术的改进意见，特别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田耕作管理技术，提出了“精拣核(选种)、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稞肥壅”的十四字诀。 (3)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 (4)总结蝗虫虫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2]。
军事成就
徐光启幼年时期，其家乡一带屡遭倭寇蹂躏，因而从早年起即关心兵事。他在写给焦竑的一封信中说：“(光启)少尝感愤倭奴蹂践，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徐光启集·复太史焦师座》)以农业为富国之本，以正兵为强国之本，徐光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贯重视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 早在刚刚被选考为翰林院庶吉士时，徐光启便在《拟上安边御虏疏》中提出了“设险阻、整车马、备器械、造将帅、练戎卒、严节制、信赏罚”，但他认为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之常谈，国家之功令”。他这篇御敌疏的中心内容则是“于数者之中，更有两言焉。日求精，曰责实。……苟求其精，则远略巧心之士相于讲求，经岁而未尽；苟责其实，则忠公忧国之臣所为太息流涕者，十倍于贾谊而未已也”。“求精”和“责实”是徐光启军事思想的核心。 徐光启还大力宣扬管仲“八无敌”(材料、工艺、武器、选兵、军队的政教素质、练兵、情报、指挥)和晁错的“四预敌”(器械不利、选兵不当、将不知兵、君不择将”。做到“八无敌” 徐光启上海徐家汇墓
即可无敌于天下，如果是“四预敌”则兵无不败。据此他提出了“极求真材以备用”。“极造实用器械以备中外守战”，“极行选练精兵以保全胜”，“极造都城万年台(炮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极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徐光启集·辽左陷危已甚疏》)。这些办法和措施，都是“八无敌”、“四预敌”思想与“求精”、“责实”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在上述这些办法和措施中，徐光启尤其注重对士兵的选练，他提出了“选需实选，练需实练”的主张。万历四十八年(1620)二月开始，徐光启受命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列阵方法)、《火攻要略》(火炮要略)、《制火药法》等等。这些“条格”，实际上乃是徐光启撰写的各种条令和法典，也是我国近代较早的一批条令和法典。 《选练百字诀》和《选练条格》等等，体现了徐光启“实选”、“实练”的责实精神。 除此之外，徐光启还特别注重制器，非常关心武器的制造，尤其是火炮的制造。管状火器本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但时至明代末年。制造火器的技术已逐渐落后，由于边防的需要，急需引进火炮制造技术。为此，徐光启曾多方建议，不断上疏。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部有所探求。徐光启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

⑸ 古代发明的文章

您好

古代发明的文章有很多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诸子百家丛书：《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
《文子缵义》、《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阴符经》、《关尹子》、《亢仓子》、《鬻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子华子》、《尹文子》、《鶡冠子》、《穆天子传》、《十洲记》、《列仙传》、《抱朴子》、《握奇经》、《尉缭子》、《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盐铁论》、《说苑》十、《独断》、《傅子》、《神异经》、《博物志》、《神仙传》文、《六韬》、《司马法》、《吴子》、《邓析子》、《慎子》本）；、《孔子家语》、《孔丛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太玄经》、《新语》、《新序》、《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论衡》、《潜夫论》、《申鉴》、《中论》、《人物志》
廿五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宋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另外:《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
还有三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等等

⑹ 中华祖先发明橹是受到什么的启示

祖先从鸭子的脚蹼受到启发而发明橹。

⑺ 汉武帝发明一招，掌握了绝对权力，为何唐朝皇帝不效仿呢

楚汉相争之后，天下初定，刘邦除了论功行赏之外，还将自己的许多亲戚封做诸侯，由此形成了一个中央，众多诸侯林立的局面。

而随着社会逐渐稳定，这样的局面反而阻碍了汉王朝的发展，因为诸侯是世袭的，在经过了多代的发展之后，逐渐变成了国中之国，众多的诸侯国变成了一个个小的汉王朝。

由此，中央也曾经想改变这样的局面。在汉文帝时期，贾谊就曾经提出了减少诸侯国的建议，汉文帝虽然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并没有解决诸侯的问题。

安禄山

第三，受益对象不同。

推恩令能够执行下去，除了政策的强有力执行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受益的对象。诸侯也是有子女的，诸侯的财产也是需要继承的，按照古代的法制，有权力继承父辈权力和财富的只有嫡长子，尤其是爵位，只能传给一个人，而且只能传给嫡长子，至于庶子那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但是推恩令让庶子也受益了，以前没有地盘，没有权力，现在竟然有了，虽然地盘小了点财富少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好，因此推恩令极受庶子们的拥戴。而对嫡长子来说，他的爵位没有被夺走，只是分到的蛋糕少了点，但至少还是有的，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没必要动刀动枪。

而对藩王来说，蛋糕还是那么大，只不过以前蛋糕是分给嫡长子的，现在分一点出来给庶子，藩王的利益没有受损，只是后代的分配方式不一样了。而且随着推恩令的执行，诸侯内部的矛盾会越来越多，矛盾从中央和诸侯之间，转移到了诸侯内部，中央反而受益了。

到了唐朝就不一样了，唐朝的节度使一般都是一人统治，除了极个别的比如河朔三镇后来被分成了河朔五镇，其他节度使犹如一个个小皇帝，受益人就是他本人，后面根本没有推行下去的对象。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不是很重要，那就是时间。汉朝推恩令的构想最早是在汉文帝时候出现，经过汉景帝汉武帝共三代的发展，才彻底将推恩令执行下去。而唐朝后期由于政局不稳，皇帝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没心思，更没时间去实行推恩令了。

所以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没有实行推恩令，原因是多方面的，实力不济是主要原因，再加上唐玄宗时期的错误政策，导致节度使们权力极大，尾大不掉，最终成了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假如唐朝能够把推恩令实行下去，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当然，历史没有另外一种历史，一切都只能在我们的假设中了。

⑻ 贾谊好不容易回到长安，因挡刘恒宠幸邓通的财路，被诬告流放梁国吗

贾谊被刘恒从长沙国召回来后，以为自己要被重用，不料自己因为跟一个人过不去，又将他的政治命运搭进去了。

这个人就是刘恒宠臣，邓通。

有一天，刘恒找了个人给邓通看相。看相的人直言不讳地说道：“此人必贫死！”

偏不信邪的刘恒心里不由暗暗想道：邓通天天被我宠着，怎么会贫死的。你说他贫死，我偏偏让他富得流油给你们看。

恰值孝文五年，刘恒解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自铸钱。那时，刘恒为了毁灭看相的预言，决定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的人。于是，他把蜀郡严道（四川省荥经县）的铜山赏赐给邓通，让他自己铸钱。

刘恒此举无疑等于给了邓通一个可以印制钞票的银行，想让人不富都难了。当时与邓通并肩同富的还有吴王刘濞，刘濞也在吴国境内招兵买马，大量开采铜矿铸钱。于是，“邓钱”和“吴钱”就成了当时流通天下的钱币。

可是，邓通一夜暴富的消息，马上传到了长沙，贾谊就坐不住了。

贾谊认为刘恒让邓通先富起来，不但造成了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还带领百姓走上了一条邪恶之路。

理由如下：第一，政府开放铸钱禁令，变相地鼓励一部分冒险者掺杂质造假钱。道理是很显然的，即使汉朝有刑罚，可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足可让冒险者铤而走险，不顾生命！第二，解除铸钱令后，农民都抢着去开采矿山，那么肯定就没人种田。没人种田，田地就会被荒废，粮食就会欠收。没有粮食，国家吃什么呀？更要命的还有，善良的农民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亦争先恐后地造假钱。

当时，除了贾谊外，还另外有一个叫贾山的也上书劝阻，认为铸钱是国家行为，这种权力都下放至民间，国家不掌握钱柄，还谈什么权贵？

然而奏书送上去后，刘恒却置若罔闻，拒绝采纳！

⑼ 到底是谁发明了“一国多制”

中国的旋涡式存在不断卷入众多族群，必定形成多族群多文化的共存局面，而共存是一个共同的理性选择，否则各方永无宁日，显然不符合任何一个族群的利益。多族群多文化如何共存，或者说，如何在“合”中有“分”，就成为任何一个主政王朝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在先秦的天下时代中并不存在，因为天下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分合一体模式，而在大一统的制度条件下如何实现分合一体，就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在大一统制度下建构万民共在方式的问题导致中国发明并一直实行混合制度，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
是谁发明了一国多制？毫无疑问，一国多制的发明与周朝的天下经验有着渊源关系，但不是周朝的发明。周朝的天下体系兼容并蓄，合中有分，万国一体而各有其俗，然而天下体系不是一国秩序，而是世界秩序，并非一国多制，而是包含多国多文化的世界制度。但可以肯定，周朝的天下概念是一国多制的灵感来源，秦汉以来，中国历代都大致奉行周朝天下体系“不求变俗”原则的政治遗产。事实上并非完全不变其俗，而是不全变其俗，各族群在共存中互化之事一直存在。
秦朝过于短暂，未及面对一国多制问题就终结了。当汉朝与匈奴卷入胶着博弈，继而又开通西域，才开始直面众多族群如何共处的问题。汉承秦制，以“大一统”制度取代了周朝的“协和万邦”秩序，然而，一统制度只是解决了直辖地域的“同”问题，却不能解决“不同”之族群之间的“和”问题。对于军事实力与汉朝相当或虽略逊却难以平定的匈奴，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方式将其纳入朝贡概念，但匈奴与汉朝是竞争对手，并不是汉朝的加盟者，朝贡实为名不副实的概念挪用。不过，既然秦汉以来的中国仍然沿用天下的概念，是一个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因此，汉朝并没有把匈奴看成是对等的外国，而是理解为秩序挑战者，因为漠北地区仍然属于舟车可达的天子法定地域，正如贾谊在解释汉朝与匈奴关系时所言：“今天子自为怀其民，天子之理，岂下临人之民哉？” 很明确指出了匈奴是天子之民，而不是他国之民。汉朝的政治新经验其实首先来自开通西域。西域存在众多小部族，缺乏统一性，众多部族之间多有冲突，与匈奴也有冲突，而又居于丝绸之路一带，与汉朝有着可期待的贸易利益，因此有积极性与汉朝建立加盟的政治关系并寻求强汉的庇护，“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 。当汉朝的势力延伸至西域，就面临文化差异问题。郡县制的直接统治并不适宜于加盟的西域族群，于是汉朝发明了一种秩序延伸制度，称为“都护” ，即监护官制度。汉朝设立的西域都护府，相当于郡的地位，却不是郡。都护府没有太守（行政主官），只设都尉或校尉（军事主官）。这意味着，都护府只是军事监护单位，而不是社会管理单位。都护府的主要功能是军事据点，驻军屯田，看护西域，所看护的西域小国最多时达50个。 由于不具行政管理功能，都护府意味着不干涉西域各部族的自治秩序，只维护西域与中央王朝的加盟关系。都护府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其“羁縻”原则成为后来隋唐羁縻制度的基础。
十六国时期北方游牧族群进入中原建立了并立割据的多个政权，治下汉人众多，因此实行“胡汉分治”制度。匈奴刘渊的汉国最早建立胡汉分治，皇帝身兼胡汉两族之共主，下辖两套官员，分管胡人和汉人。基本格局是胡人当兵，汉人种田，胡官统军，汉官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胡汉分治同时就是兵民分治， 于是把国家划分为“军队”和“社会”两个空间，虽是两制，却不是政治上的一国两制，更像是社会分隔制度，或者说社会分治制度。
唐朝的羁縻制度则是具有政治性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天下概念的古意。唐朝地域广大，族群众多，因此设立羁縻州作为中原“正州”以外地区的行政单位，其分治原则是有分民而无分土，是相当成熟而灵活的一国多制的制度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羁縻制度只是以中原为政治核心，却排除了文化中心意识，是一个基于文化平等的政治制度，唐太宗也因威重德隆而身兼天子与天可汗双重身份，成为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共主。唐太宗对此制度创新十分得意，他宣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并且解释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唐太宗所言虽是自我表扬，却也基本如实。盛唐之时，各族才俊多为高官，长安胡人如云，胡汉不分彼此，胡服胡乐皆成流行时尚。唐代羁縻州辖区内的制度依照该地区民俗而定，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羁縻州的自治程度各有不同，其中自治程度最高的是完全维持族群传统制度，从行政主官到各级官员皆由本族人担任，此类羁縻州的都督、刺史、都护之类皆为部族首领世袭；自治程度其次的是中央派驻监督官员；自治程度稍弱的是中央派驻行政官员与本地官员联合管理。据谭其骧的研究，羁縻州情况十分复杂，皆根据具体关系而定，部分羁縻州因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而转为正州，也有部分正州随情势变化而转为羁縻州，另有一些遥远的羁縻州有名无实，并无实际控制，只相当于朝贡国而已。
辽代实行蕃汉分治，北枢密院以契丹老法管理契丹人，南枢密院以汉法管理汉人。蕃汉分治没有社会隔离的含义，并非胡汉分治的翻版，而是依俗而治。在辽朝高层中多有汉人官居宰相、枢密使、元帅、尚书、节度使、大将军之类一等要职，如韩德让官至大宰相、总南北二枢密，封晋王，已经位极人臣。 元朝制度则尤其复杂，大体上以蒙古制度为尊，同时附会汉法，多制并举。例如法律是蒙古法、汉法以及回回法的多元联合体。 元朝地域极其广阔，大多数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对于元朝都是新经验，而元朝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制度就衰落了，因此制度缺乏一致性。粗略地说，元朝在军事统治下基本上维持各地的传统习惯，类似于军人政权。明朝大致沿袭唐朝的一国多制，边疆地区维持各族群的传统制度，其中，元朝特为西南民族发明的自治土司制度在明朝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制度，在中原地区采用高度汉化的治理，在边疆各地实行自治与中央监管的混合制度，在细节上又多有改进。大概言之，中国一直是多制的复合政治秩序：在先秦天下时代，是多国一体秩序；自汉以来，是一国多制。

⑽ 有哪些“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真实事例

北宋大文学家苏洵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他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佑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杰出发明家爱迪生在研究了弧光灯后宣布他能发明一种使人满意的光。但这种灯需要特殊的材料做灯芯，爱迪生先后实验了数千种材料，经过几千次失败，1879年4月他改进了前人的棒状、管状灯，做出了一个玻璃球状物；1879年10月21日他把一个经过碳处理的棉线固定在玻璃泡内，抽出了空气、封上口、通上电流，它发光了，人类历史上首个电灯出现了。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