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创造

㈠ 商汤与伊尹

商汤，又称成汤，原为商部落首领，居商。夏朝时，商是夏统治下的小国。商汤处处对人民施仁政，很快有40多个小国归顺于他。而夏桀只顾奢侈荒淫，致使众叛亲离。后商汤经过十一次出征，在公元前十六世纪，致使众叛亲离。后商汤经过十一次出征，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伐桀灭夏。夏朝灭亡后，商汤在亳（今商丘）建立商朝。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宰相，也是为中华烹饪文化作出贡献的第一人。伊尹聪明好学，很快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夏桀看他很有学问，把他选到朝里做事。而他却不愿助桀为虐，自动离朝隐耕。商汤听说之后，亲自到他隐居的地方拜请。伊尹被商汤贤下士的精神所感动，出任宰相，并帮助商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伊尹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宰相，而且始创用陶器煎服中草药，以增其疗效，为中草药煎服第一人。除此之外，伊尹还精于烹饪，因在烹饪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被后人尊为“烹饪鼻祖”。

㈡ 为什么说天下菜系源于豫、始于伊尹盛于宋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几千年来无数英雄生于斯、长于斯，诞生了无穷尽的文化思想和制度设计。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可谓是至关重要，中国人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关系到人民的物质水准、同时也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富裕和人民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体现了他们的审美心态、物质追求和心境。

图片一：中华厨祖伊尹

中国八大菜系，要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河南。河南中国菜系之母，很早就有天下菜系源于豫、始于伊尹盛于宋的说法。

中国远古时代人民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尚且不具备完备的饮食体系，到了商代才开始形成完备的菜系系统，作为中国菜的始祖的河南人伊尹，乃商代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更以“中华厨祖”而闻名遐迩。商汤代夏，伊尹“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来治理天下，发展了一套完整的烹饪理论体系，中国菜始于伊尹可以说是名至实归，被中国厨业界尊为始祖。

图片二：清明上河图鳞次栉比的商铺

但中国菜极大丰富还是在宋代。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物质生活极为丰富多彩，由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他们有充分的空闲时间和物质条件研究、发明、创造美食。今天任何一名厨师必须熟悉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等烹饪技术，正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现在我们能够品尝到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油条、汤圆、爆米花、各式糕点等美食与小吃，也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

在宋代之前，中国人大多时候只是满足于温饱，日常生活仍旧是上古时代的一日二餐制，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的繁荣，人民摆脱了低层次的温饱需求，转而追求舌尖上的快欲，“一日二餐制”发展为“一日三餐制”，在饮食上，人民有更多的选择，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足赋予宋人更多的才思和灵感，甚至诞生了最早的外卖行业。

图片三：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

河南菜不如川菜辛辣，不如粤菜甜腻，不如鲁菜咸腥，秉承伊尹的烹饪理论，讲究五味调和，最为养生。河南菜上启商周，经过魏晋隋唐，到了宋朝可谓蔚为大观，最终形成完善的、自称体系的菜谱系统，一直影响中国人至今。

“天下菜系源于豫、始于伊尹盛于宋”，斯是如此。

㈢ 氾胜之书现代文的翻译！

耕地
农业生产的根本，在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
春天解冻，地气始通，当地一个和解。夏至，天气开始炎热，阴气开始盛行，土地又解。夏至后九十天，日夜分，天地阴阳之气调和。因为此时耕地，一但当五，名叫滋润，都取得时效。
春季地气通，可耕坚硬的强地黑垆土，土块摩平摩碎以生草，草生再耕一遍，天有小雨重新耕种和的，不要让有块以等待时机。所谓强土变弱的原因。
春候地气始通：钉橛木长一尺二寸，埋尺，见他二寸：立春后，土块散，木桩上消失，中的陈根可用手拔出。此时二十天以后，和气去，就土刚。在这个时候耕种，一但当四。和气去耕种，四不应该是一个。
杏花盛开，就在轻土软弱土。杏花落，恢复耕种。农民总是蔺相如的。草生，有雨水，耕种蔺相如的。土地非常轻的，以牛羊践踏的。这样，土强。这对软弱土而强的方法。
春气不通，土就经历到不保持湿润，一年不应该种植，不是粪不理解。千万不要旱耕。须草生，甚至可以耕种的季节，有雨就是耕种，土关系，苗独自活着，杂草污秽烂，都成良田。这一耕作而在五点。不这样，旱耕地，块硬，苗污秽同孔出，不能锄治，反而失败田。秋天没有下雨而耕种，与当地的气候，土加固垎，名叫腊田。等到冬天耕种，泄阴之气，土地干枯，名叫莆田。莆田和腊田，田都伤，两年不起庄稼，就二年休的。
凡是麦田，当五月耕，六月再耕种，七月不耕种，谨慎摩平以等待播种。五月耕，一个在三次。六月耕，一个在两次。如果七月耕种，五不应该是一个。
冬季降雪停止，就因为蔺相如的，突然地雪，不要让随风飞走了；后来又蔺相如的雪；那么立春保持湿润，冻虫死，明年应该庄稼。
能及时的和，恰巧地宜，田虽然不讨厌，收集可以每亩十石。
收集种
牵着马，让在谷堆吃几口，以马踩过为种，不幼蚌，满足幼蝗虫啊。
种伤害湿郁热就生虫的。
取麦种，候熟可以获得，选择穗大强大的，斩束站场中的高干燥的地方，曝晒极干燥。不要让有白鱼，有立即簸扬干净的。用干艾混杂储藏的，一石麦，艾一把；放在瓦器竹乐器。顺应天时种子的，就收常倍。
取禾种，选择高大的，将一节下，把悬在高处干燥的地方，苗就不会失败。
要想知道一年的应，用布袋盛粮食等物种，平量的，在背阴的地方。冬至后50天，从取量的。利息最多的，每年所应该的。
虫吃桃的粮食责任。
二种方法
薄田不能处理的，用原蚕矢杂稻种子种的，那么禾苗不生虫。
另外马骨锉一石，以水三石，煮了三沸；去滓漉，用盐水浸泡和五枚；三四天，去附子，用液体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命令洞洞如稠粥。先将二十天时，以二种如面食形状。常天旱干燥粪便的，建立干；薄布多次阻挠，令易干。第二天又尿。天阴下雨，就不要溲。六七小便而停止。就晒谨慎收藏，不要让受潮。甚至可以播种，以余汁尿而种的。那么禾苗不蝗虫。没有马骨，也可以用雪水，雪水的，五谷的精华啊，使作物耐旱。通常在冬季藏雪汁，容器盛埋在地下。研究种这样，就收常倍。
检验美田到十九石，田中十三石，薄田十石，尹选择碱法，神农再加的骨汁粪汁溲种。将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用雪水三斗，煮了三沸。用盐水浸泡和，率领汁一斗，附子五枚，浸泡的五天，去附子。捣麋鹿羊矢等分，设汁中成熟的阻挠和。候晏温，又尿晒太阳，形状像后稷法，都尿汁干就停止了。如果没有骨头的人，缲蛹汁和尿。这样就把区种，大旱浇的，他们收集到亩百石以上，十倍于后稷。这是说马蚕都虫的先兆，和附子让庄稼不蝗虫；骨汁和缲蛹汁都肥，使作物耐旱，使作物耐旱，一年到头不失于获。
区田法
汤有旱灾，伊尹创造区田，教民浸种，背水浇灌庄稼。
区田以粪气为美，不是必须良田的。各陵墓附近城镇高危倾坡和丘上，都可以被区田。
区田不耕种旁边的土地，希望竭尽地力。
凡是区种，不先治地，就荒地做的。
以亩为标准，令一亩之地，长十八丈，宽四丈八尺；当横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之间分十四道，通过人的行为，道宽一尺五寸；町都宽一丈五寸，长四丈八尺。尺直横凿町挖沟，沟一尺，深也是一尺。积土在沟里，距离也是一个尺。曾经把一尺土地储备土地，不接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积土。
种庄稼在沟里，夹沟为两行，离开沟两边各有二寸半，中央相距五寸，横排相距也五寸。一个沟容四十四株。一个百合一万五千七百五十株。种庄稼，令上有一寸土地，不能让超过一寸，也不可以让大约一寸。
凡是区种麦，令相距二寸一行。一行容五十二株。一百共50株三千五百万。麦上土令厚二寸。
凡是区种植大豆，令相距一尺二寸。一行容九株。一百共有六千四百八十株。
区种软弱，令相距三尺。
胡麻相距一尺。
区种，天旱常规灌溉的，一个老常收一百斛。
上农夫区，正在深各六寸，之间相距九寸。一亩有区。一天在干区。区种粮食二十粒，美粪一升，与当地温和的。亩用种二升。秋季收区别三升米，亩收一百斛。男子长女治十亩。十亩收千石。年食三十六石，支付二十六年。

㈣ 从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伊尹在军事方面有哪些成就及贡献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计划、准备与实施。从军事发展的角度来看，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成就及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次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运用于战争指导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在现在来说当然是人所共知的简单公理，但在三千六百多年以前，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能够看到这一点并运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军事发展的重要贡献。

第一次采用"用间"谋略

据《竹书纪年》说：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末)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孙武称之为"用间"，并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这在我国军事史上，是有记载的第一次采用"用间"谋略。

第一次选择有利战机

在以占卜、观象等手段请上帝示兆，以决定战争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的夏末，伊尹能够第一个不问天命，根据客观形势，由自己，即由人来决定发动战争的时机，实在难能可贵。

从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来看，他对军事史发展的贡献，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能冲破天命观的军事思想，第一个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用间和战机的选择，都是在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下实现的，从而为我国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㈤ 女娲不仅创造了人，孕育了万物而且拯救了人类，女娲身上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女娲造人补天，表现了勤劳、智慧和创造精神，体现了本源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塑造了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母亲，揭示了中华民族都是“一母同胞”的民族情结。

㈥ 商朝伊尹做过哪些好事

地位贡献
9.1 五味调和说与火候论
伊尹由厨入宰的经历，从史料记述中可知，伊尹先是当过奴隶的，幼年的时候寄养于庖人之家，得以学习烹饪之术，长大以后成为精通烹饪的大师。并由烹饪而通治国之道，说汤以至味，成为商汤心目中的智者贤者，被任用为相，影响较大。以伊尹来比喻技艺高超的厨师的词语也不少。“伊尹煎熬
伊尹侧身像
”（枚乘《七发》），“伊公调和”（梁昭明太子《七契》），“伊尹负鼎”（《史记》），“伊尹善割烹”（《汉书》）等。《鹖冠子·世兵篇》还有“伊尹酒保”的记载，表明伊尹曾在餐馆干过。伊尹建树卓著，烹饪理论与实践较全面。记载伊尹烹饪实践的倒不多，只有说他去见商汤时烹调了一份鹄鸟之羹（天鹅羹）很受青睐。但从《吕氏春秋·本味篇》伊尹说汤以至味那些话来看，他的烹饪理论水平绝对是一流的。虽然他是借烹饪之事而言治国之道，但若无对烹饪理论的研究和烹饪实践的体会，是不可能说得那么在行、那么精辟的。中国著名烹饪理论学者熊四智先生在《当立伊尹为厨坛始祖》一文中说：伊尹说，烹调美味，首先要认识原料的自然性质：“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伊尹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 伊尹说，美味的烹调：“凡味之本，水最为始。” 伊尹说，烹饪的用火要适度，不得违背用火的道理：“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 伊尹说，调味之事是很微妙的，要特别用心去掌握体会：“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伊尹说，烹饪的全过程集中于鼎中的变化，而鼎中的变化更是精妙而细微，语言难以表达，心中有数也更应悉心去领悟：“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 伊尹说，经过精心烹饪而成

的美味之品，应该达到这样的高水平：“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与此同时，伊尹又为商汤讲了当时可以制作美味的各种名特产品。在中国几千年烹饪技术发展长河中，曾经出现了许多的技艺高超的名人，如帝尧时代传说中的彭铿、周朝的太公吕望，春秋时代的易牙等。这些人都各有专长，而且在烹饪技术的发展中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伊尹在烹调技术及其烹饪理论等方面独树一帜。厨艺，只是伊尹众多本领中的一种。伊尹是中国烹饪之圣。如今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中国烹饪的同行也都奉伊尹为中国的“厨圣”、“烹调之圣”。
9.2 军事贡献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 400 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㈦ 商汤和伊尹

黄河下游有个部落叫商。传说商的祖先契（音xiè）在尧舜时期，跟禹一起治过洪水，是个有功的人。后来，商部落因为畜牧业发展得快，到了夏朝末年，汤做了首领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了。

夏王朝统治了大约四百多年，到了公元前十六世纪，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音jié）在位。夏桀是个出名的暴君，他和奴隶主贵族残酷压迫人民，对奴隶镇压更重。夏桀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

大臣关龙逄（音páng）劝说夏桀，认为这样下去会丧失人心。夏桀勃然大怒，把关龙逄杀了。百姓恨透了夏桀，诅咒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

商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那时候，部落的贵族都是迷信鬼神的，把祭祀天地祖宗看作最要紧的事。商部落附近有一个部落叫葛，那儿的首领葛伯不按时祭祀。汤派人去责问葛伯。葛伯回答说：“我们这儿穷，没有牲口作祭品。”

汤送了一批牛羊给葛伯作祭品。葛伯把牛羊杀掉吃了，又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我没有粮食，拿什么来祭呢？”

汤又派人帮助葛伯耕田，还派一些老弱的人给耕作的人送酒送饭，不料在半路上，葛伯把那些酒饭都抢走，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

葛伯这样做，激起了大家的公愤。汤抓住这件事，就出兵把葛先消灭了。接着，又连续攻取了附近几个部落。商汤的势力渐渐发展了，但是并没引起昏庸的夏桀注意。商汤妻子带来的陪嫁奴隶中，有一个名时伊尹（音yǐn）。传说伊尹开始到商汤家的时候，做个厨司，服侍商汤。后来，商汤渐渐发现伊尹跟一般奴隶不一样，商汤和他交谈以后，才知道他是有心装扮作陪嫁奴隶来找汤的。伊尹向汤谈了许多治国的道理，汤马上把伊尹提拔做他的助手。

商汤和伊尹商量讨伐夏桀的事。伊尹说：“现在夏桀还有力量，我们先不去朝贡，试探一下，看他怎么样。”

商汤按照伊尹的计策，停止了对夏桀的进贡。夏桀果然大怒，命令九夷发兵攻打商汤。伊尹一看夷族还服从夏桀的指挥，赶快向夏桀请罪，恢复了进贡。

过了一年，九夷中一些部落忍受不了夏朝的压榨勒索，逐渐叛离夏朝，汤和伊尹才决定大举进攻。

自从夏启以来，同姓相传已经四百多年，要把夏王朝推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汤和伊尹商量了一番，决定召集商军将士，由汤亲自向大家誓师。

汤说：“我不是敢进行叛乱，实在是夏桀作恶多端，上帝的意旨要我消灭他，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啊！”他接着又宣布了赏罚的纪律。

商汤借上帝的意旨来动员将士，再加上将士恨不得夏桀早早灭亡，因此，作战非常勇敢。夏、商两军在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打了一仗，夏桀的军队被打败了。

最后，夏桀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汤追到那里，把桀流放在南巢，一直到他死去。

这样，夏朝就被新建立的商朝代替了。历史上把商汤伐夏称为商汤革命，因为古代统治阶级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这和现在所说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

㈧ 伊尹的主要成就

根据学者考证，伊尹在商的身份除了在政权为相之外，更为重要的身份他还是一个巫师。商是一个非常崇信鬼神的朝代，国家大事小情皆要通过占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巫师具有崇高的地位。伊尹是商代第一大巫师，上古巫、史、医合一，巫师本身多兼有医的功能，如蜚声远近的巫彭、巫咸等皆以擅长医术闻名，《说文》释“尹”作“治也”。古文字学家康殷就指出：尹，“象手执针之状，示以针刺疗人疾病”；官名尹“同样是医疗治调之意的引申·转化”。“伊尹”同时具有来自伊水的医和相的意思，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伊水的巫师。
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伊尹所著《伊尹》五十一篇。班固注曰：汤相。此书又与《太公》、《管子》、《鹖冠子》、《淮南王》等同被班固列为兵家，似又可以当做兵书。小说类著有《伊尹说》二十七篇。班固注曰：“其语浅薄，似依托也。”玉函山房辑佚书有《伊尹书》一卷，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也有伊尹篇。
商代给后代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就是殷墟甲骨文，甲骨文的产生就是由巫师主持祭祀鬼神，占卜吉凶，其中还有关于后代祭祀伊尹的内容，在甲骨文中有“伊尹”、“伊”、“伊奭”、“黄尹”诸称皆指伊尹。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如疾首、疾目、疾耳、疾口、疾身、疾足、疾止、疾育、疾子、疾言、蛊、龋等，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等，虽然不能说与伊尹有直接关系，但伊尹肯定参与过类似占卜活动。
《汉书·艺文志》中有《汤液经法》，医家都认为此书为伊尹所撰。晋代皇甫谧就认为：“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南朝梁陶弘景在列数古代医哲先贤时也不忘伊尹的功绩：“昔神农氏之王天下也，画易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种，以省煞害之弊；宣药疗疾，以拯夭伤之命。此三道者，历群圣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繇辞，幽赞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生民。岐皇彭扁，振扬辅导，恩流含气。并岁逾三千，民到于今赖之。”明李梴也历代上古医家圣贤中也记载：“伊尹殷时圣人。制《汤液本草》，后世多祖其法。”
元代王好古撰有《汤液本草》一书，他坚信汤液就是伊尹所创立的：“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汤液。”
历代医家皆对伊尹创制汤液的故事深信不移。元代起的三皇庙中，伊尹已列配享，与上古传说的医家进入医家朝拜的殿堂。清代陆以湉记载了京师先医庙的沿革情况，在先医庙诸位名医中，伊尹赫然在位：“京师先医庙，始于明嘉靖间。（按：元贞元间建三皇庙，内祀三皇并历代名医十余人，至是始定为先医庙。）本朝因之，中奉伏羲，左神农，右黄帝，均南面，句芝、风后，东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东向，东庑僦贷季、天师、岐伯、伯高、少师、太乙、雷公、伊尹、仓公淳于意、华佗、皇浦谧、巢元方、药王韦慈藏、钱乙、刘宗素、李杲，皆西向，西庑鬼臾区、俞跗、少俞、桐君、马师皇、神应王扁鹊、张仲景、王叔和、抱朴子葛洪、真人孙思邈、启元子王冰、朱肱、张元素、朱彦修，皆东向，以北为上，岁以春冬仲月上甲，遣官致祭。”
还有人将黄帝、神农和伊尹并称为“三圣人”的说法：“隐医医之为道，由来尚矣。原百病之起愈，本乎黄帝；辨百药之味性，本乎神农；汤液则本乎伊尹。此三圣人者，拯黎元之疾苦，赞天地之生育，其有功于万世大矣。万世之下，深于此道者，是亦圣人之徒也。贾谊曰：古之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卜。孰谓方技之士岂无豪杰者哉？”
清代徐大椿则认为汤液并不是伊尹发明的，而是至商代伊尹时开始盛行而已：“《内经》中所载半夏秫米等数方是已，迨商而有伊尹汤液之说，大抵汤剂之法。至商而盛。非自伊尹始也。”
1985年，当代名医姜春华在《中医杂志》撰文指出《伤寒论》与《汤液经》的渊源关系。依据除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之外，还有一部敦煌石室唐写卷子本的传抄本——梁·陶弘景《用药法要》。该书说：“诸名医辈张玑……等，咸师式此《汤液经》法。”并细数了其中的大小青龙汤、大小白虎汤、大小朱乌汤、大小玄武汤、大小阳旦汤、阴旦汤等。其实关于《伤寒论》来源问题历代医家并不避讳，王好古曾说：“殷伊尹用《本草》为汤液，汉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此医家之正学，虽后世之明哲有作，皆不越此。”清代陈修园也指出：“明药性者，始自神农，而伊尹配合而为汤液。仲景《伤寒》、《金匮》之方，即其遗书也。”
伊尹的《汤液经》在宋代时民间还有残存，如《普济本事方》在大柴胡汤方的最后一味药大黄后即以小字说明：“伊尹《汤液论》大柴胡同姜枣共八味，今监本无，脱之也。”[再如朱肱《类证活人书》在桂枝加葛根汤方后注中也说明：“伊尹《汤液论》桂枝汤中加葛根，今监本用麻黄误矣。”《阴证略例?伊尹汤液论例》也进一步指出：“朱奉议云仲景泻心汤比古汤液则少黄芩，后人脱落之。许学士亦云伊尹《汤液论》大柴胡汤八味，今监本无大黄，只是七味，亦为脱落之也。以是知仲景方皆《汤液》也。”
伊尹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医药行业神，但大多数民众相信，汤液是由他发明的，汤液的发明提高了医药的疗效，成为中医药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五味调和说与火候论
伊尹由厨入宰的经历，从史料记述中可知，伊尹先是当过奴隶的，幼年的时候寄养于庖人之家，得以学习烹饪之术，长大以后成为精通烹饪的大师。并由烹饪而通治国之道，说汤以至味，成为商汤心目中的智者贤者，被任用为相，影响较大。以伊尹来比喻技艺高超的厨师的词语也不少。“伊尹煎熬”（枚乘《七发》），“伊公调和”（梁昭明太子《七契》），“伊尹负鼎”（《史记》），“伊尹善割烹”（《汉书》）等。《鹖冠子·世兵篇》还有“伊尹酒保”的记载，表明伊尹曾在餐馆干过。伊尹建树卓著，烹饪理论与实践较全面。记载伊尹烹饪实践的倒不多，只有说他去见商汤时烹调了一份鹄羹（天鹅羹）很受青睐。但从《吕氏春秋·本味篇》伊尹说汤以至味那些话来看，他的烹饪理论水平绝对是一流的。虽然他是借烹饪之事而言治国之道，但若无对烹饪理论的研究和烹饪实践的体会，是不可能说得那么在行、那么精辟的。中国著名烹饪理论学者熊四智先生在《当立伊尹为厨坛始祖》一文中说：伊尹说，烹调美味，首先要认识原料的自然性质：“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 伊尹说，美味的烹调：“凡味之本，水最为始。” 伊尹说，烹饪的用火要适度，不得违背用火的道理：“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 伊尹说，调味之事是很微妙的，要特别用心去掌握体会：“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伊尹说，烹饪的全过程集中于鼎中的变化，而鼎中的变化更是精妙而细微，语言难以表达，心中有数也更应悉心去领悟：“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 伊尹说，经过精心烹饪而成的美味之品，应该达到这样的高水平：“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与此同时，伊尹又为商汤讲了当时可以制作美味的各种名特产品。在中国几千年烹饪技术发展长河中，曾经出现了许多的技艺高超的名人，如帝尧时代传说中的彭铿、周朝的太公吕望，春秋时代的易牙等。这些人都各有专长，而且在烹饪技术的发展中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伊尹在烹调技术及其烹饪理论等方面独树一帜。厨艺，只是伊尹众多本领中的一种。伊尹是中国烹饪之圣。如今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中国烹饪的同行也都奉伊尹为中国的“厨圣”、“烹调之圣”。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 400 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㈨ 商汤为什么让伊尹作《大濩》

那是在商代时期，商汤刚刚建国不久，中原地区就遇到了一场大旱。这次天旱竟然一直旱了整整7年，真旱得河干井涸，草木枯焦。人民叫苦连天，汤也用尽方法，却总是不能得到霖雨。

那时候，在伊水河畔离商都不远的地方，出了一位名叫伊尹的贤能之士。伊尹是个聪明勤奋具有心计的人，他虽然祖祖辈辈当奴隶，地位卑贱，可是他肯动脑筋，有志气、有抱负。

商汤屡次求雨不成，他见伊尹很有智慧，他便想试探一下伊尹的智慧，他先向伊尹求教治国之道。伊尹说：“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佐料才行。治理国家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

商汤听了，很受启发。商汤觉得伊尹很有智慧，便虚心向伊尹求教解决大旱的办法。伊尹便提出来教人们在田头的地方开井来灌溉农田，但是这只能解决局部的旱情，对大面积旱情收效甚微。

商朝生产力很低，那本来就是很迷信的时代，因为人类知识还不能够明了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人们便以为都是有神存在的，特别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和地上的天子一般。

商汤既然没有求到雨，他便只有祈求天神了，但是天神又是不能说话的，他只有请教一种专门会传达鬼神意思的人，这种人就是巫师了。

商代的巫师大多数都是男性，只有一些个别部分还用女巫。那时候，人们在祭祀的时候，通常先由巫师用占卜的方法，来求问天神的意思。

最早是用传说中的野兽“夔”的一片骨头，后来大多是用牛的胛骨。再后来人们也不用牛骨了，只用龟的腹甲。人们把乌龟的甲壳用牛血涂过，用刀刮光，外面的胶质鳞片都磨刮干净，又把龟坼的裂纹都刮平，太高太厚的地方也凿磨得光滑如玉。

在占卜的时候，人们在龟甲里面先钻出一个凹穴，人们再用凿子凿出了一道形如“卜”字，然后用火在凹的地方烧灼，因为受热，龟甲的正面便裂成纹，爆裂声卜卜作响，所以称这种占术为“占卜”。

巫师详细看了龟壳裂纹的样子，以此来断定所卜之事是凶的，巫师便告诉商汤说：“大王，这次占卜并不吉利，恐怕是求不到雨了！大王如果真的想让天神降下甘露，就请大王亲自以歌舞娱神吧！”

商汤无奈，他只能同意了，他带着群臣和百姓一起载歌载舞，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天上的神仙高兴。但是这些事都举行过了，天还是不下雨。

巫师又提议说：“大王，这次旱得这般厉害，一定是一种叫做“旱魃”妖魔在作祟。我们可以打扮成旱魃的样子，晒在太阳底下，或是用火来烧他，这样旱魃就害怕了，他就会离开这里，这里也就会下雨了。”

商汤依从他的话，巫师便装扮得像“旱魃”一般，便举行曝巫的仪式，可结果还是没有下雨。

等到什么法子都用完，商汤只得亲自到野外祈求下雨。商汤沐浴清洁，他剪去指甲，恭敬祈祷说：“上天降灾，一定是我做得不好的缘故。我愿意自己领罪，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不好，害了百姓的性命。是不是因为我的宫室造得太高太美呢？是不是因为小人谗言盛行呢？”

商汤用自己责备自己的方法，得到了百姓们的同情。后来不久，天果然就下了雨。人们便认为必定是商汤感动了上天。百姓因为对于大旱的痛苦，又看见商汤这般尽心祈祷祭告，他们只有感激，并不怨恨。

后来，商汤命令伊尹作了乐舞，取名叫做《大濩》，用来纪念这次野外求雨成功的事情。

其实，夏商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终于促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财富的增长，使得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原始公社过渡到奴隶社会成为历史的必然。最终奴隶制代替了氏族制，诞生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也就是大夏王朝。

后来，商汤灭夏后，开启了一个全新王朝。

商代是夏朝之后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王朝，它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为中华文明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舞蹈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商汤命令伊尹作了乐舞，取名叫做《大濩》，这说明夏商舞蹈与其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在夏商时期，开始形成了娱人和娱神同一的表演行为，也体现出了夏商舞蹈多是一些歌功颂德的舞蹈。

在那时，以乐舞为生的奴隶将舞蹈的表现范围和技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从内容上看，尽管一些乐舞被用在了政治斗争上，但是有一些乐舞尚保留着先民们淳朴的生活风气。

㈩ 伊尹对中医学有哪些贡献

伊尹由厨入宰的经历，从史料记述中可知，伊尹先是当过奴隶的，幼年的时候寄养于庖人之家，得以学习烹饪之术，长大以后成为精通烹饪的大师。并由烹饪而通治国之道，说汤以至味，成为商汤心目中的智者贤者，被任用为相，影响较大。以伊尹来比喻技艺高超的厨师的词语也不少。“伊尹煎熬 伊尹侧身像
”（枚乘《七发》），“伊公调和”（梁昭明太子《七契》），“伊尹负鼎”（《史记》），“伊尹善割烹”（《汉书》）等。《鹖冠子·世兵篇》还有“伊尹酒保”的记载，表明伊尹曾在餐馆干过。 伊尹建树卓著，烹饪理论与实践较全面。记载伊尹烹饪实践的倒不多，只有说他去见商汤时烹调了一份鹄鸟之羹（天鹅羹）很受青睐。但从《吕氏春秋·本味篇》伊尹说汤以至味那些话来看，他的烹饪理论水平绝对是一流的。虽然他是借烹饪之事而言治国之道，但若无对烹饪理论的研究和烹饪实践的体会，是不可能说得那么在行、那么精辟的。 中国著名烹饪理论学者熊四智先生在《当立伊尹为厨坛始祖》一文中说： 伊尹说，烹调美味，首先要认识原料的自然性质：“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 伊尹说，美味的烹调：“凡味之本，水最为始。” 伊尹说，烹饪的用火要适度，不得违背用火的道理：“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 伊尹说，调味之事是很微妙的，要特别用心去掌握体会：“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 伊尹说，烹饪的全过程集中于鼎中的变化，而鼎中的变化更是精妙而细微，语言难以表达，心中有数也更应悉心去领悟：“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 伊尹说，经过精心烹饪而成的美味之品，应该达到这样的高水平：“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与此同时，伊尹又为商汤讲了当时可以制作美味的各种名特产品。 在我国几千年烹饪技术发展长河中，曾经出现了许多的技艺高超的名人，如帝尧时代传说中的彭铿、周代的太公吕望，春秋时代的易牙等。这些人都各有专长，而且在烹饪技术的发展中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伊尹在烹调技术及其烹饪理论等方面均远远胜于他们。“古人之精通一事者，亦或谓之圣”。因而伊尹便成为中国烹饪之圣。如今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中国烹饪的同行也都奉伊尹为中国的“厨圣”、“烹调之圣”。

有资料记载中药汤剂创始人就是伊尹。 中药汤剂
相传伊尹很有学问，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最拿手的是用草药为人治病，药到病除，人称活神仙。《史记·殷本记》有“伊尹以滋味说汤”的记载。《资治通鉴》称他“闵生民的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甲乙经·序》亦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伊尹对中药汤剂的研究有多么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