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原型

A. 为什么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而不是其他

这是根据影响力决定的，这四项发明对人类的文明传播，科技的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指南针用于航海，发现新大陆，没有它可不行，
造纸和活字印刷术，对文明，文化的传播，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火药，在科技，边防，战争等领域也是意义重大

B. 中国四大发明的演变过程。。。。列：

指南针的发明并无确切的时间及发明者出现,在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曾提及在行军时用「指南鱼」来帮助辨别方向,至於「指南鱼」则是一片薄如鱼状的钢片,五分宽,两寸长,肚皮处有下凹,形状有如小船般,在经过磁化的步骤后,浮于水面！
指南针
谈到指南针，许多人都会联想到黄帝大战蚩尤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故事中所提到的指南器具并非指南针，当然黄帝更非指南针的发明者。传说中的指南器具是指南车，并非指南针。
指南车是利用齿轮让木车上的木人手指永远指向南方，完全和磁性无关，而指南针却得利用磁体的指极性制作，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事物。
指南针的起源
谈到指南针的起源就得上推至战国时代，当时有一种称为「司南」的指南器具，那就是指南针的雏形。
在战国时代，采玉的工人四处去采玉时，往往需要带著「司南」以帮忙指引方向。至於「司南」究竟形状、使用方法为何，依据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的叙述，它应该是以一块天然的磁石仔细雕琢成勺子的形状，南极位在勺子的长柄，在雕琢过程中还需使勺子的重心位在底部中心，再加上由「四维」（即乾、坤、巽、艮）、「八干」（即今之天干）、「十二支」（即今之地支）组成二十四向而雕刻其上的底盘。
其使用方法，则是先把底盘放正，再把「司南」放上让其旋转，一旦「司南」停止，长柄所指之处就是南方。
指南针的发明
指南针的发明并无确切的时间及发明者出现，在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曾提及在行军时用「指南鱼」来帮助辨别方向，至於「指南鱼」则是一片薄如鱼状的钢片，五分宽，两寸长，肚皮处有下凹，形状有如小船般，在经过磁化的步骤后，浮在水面就能辨别南北。
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更记载往后对於指南针的制作方法、及世上最早发现磁偏角、人工磁化制作指南针这三件关於指南针的相关记载，除了记录下当时发展，沈括更把制作方法加以比较出优劣，成为了解当时指南针发明的最佳参考资料。
指南针的发展
一般谈到指南针的发展，就让人立刻联想到「罗盘」。
所谓的「罗盘」指得是磁针和方位盘的相结合，它又称为「罗经盘」，我国在南宋时代就出现了，当时称为「地螺」。
「罗盘」依照磁针在方位盘的放置方法而分为水针和旱针两种，两者分述如下：
水针
出现年代：宋代
制作方式：磁针用水浮法放在方位盘上
史书证明：1、徐竞所著之《宣和奉使高丽田经》
2、《事林广记》中所称之指南鱼
旱针
出现年代：宋末元初
制作方式：不用水浮法者即是
史书证明：1、於《事林广记》中所称之指南龟│
外传与影响
指南针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之际，传到阿拉伯，然后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后来欧洲演变出旱罗盘，再於明代时经日本传回我国。
指南针对西方最大的影响莫过於西方开始海外大探险。
结合当时国家有计画的海外探险，以及天文、地理、造船、航海技术的配合，再加上罗盘的使用，因而造成西方一连串的海外探险。
在各国相竞的向外发展下，新航线、新大陆逐一被发现，让欧洲人在短时间内看到更多不同的事物与民族，进而促使欧洲人以客观的观察和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是为指南针的另外更深远的影响。

C. 中国四大发明都是什么

不得不佩服古代人的智慧，现在很多科技设备都离不开之前古代人的发明创造，在中国的四大发明分别是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这些发明都为当时古代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贡献了许多。

印刷书的发明为古代文化的传播影响巨大，最早期的印刷术是雕刻成非常多的小木块，根据文章的内容将木块排列起来，然后刷上墨水，在印在纸上。到后来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效率。

D.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及发明人

指南针的发明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一种指向仪器，有多种形体。战国时期，已发现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后,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更高一级的磁性指向仪器。宋代科学家沈括首先记载了地磁偏角，说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之磁化成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并介绍了四种支挂磁针的方法：一是浮于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线缕悬挂（见彩图缕悬法指南针 据沈括记载复制模型）。宋军中配备指南鱼，是将薄铁叶剪成鱼形而磁化，用于阴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后来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即罗盘。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当时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种地罗还是一种水罗盘。当时，阴阳家用地罗看风水。在清丈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使用地罗。据《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诸蕃志》和《梦粱录》记载，至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使用“针盘”导航。这种针盘还使用“浮针”，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
火药的发明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古代炼丹家制药时，逐渐发现硫黄(S)、 焰硝(KN□)和木炭(C)的混合物有燃烧和爆炸能力。唐末天□年间(904～906)，在战争中开始出现火药箭,还出现“发机飞火”的记载,即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作燃烧性兵器。宋朝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设广备攻城作，其中有生产火药的部门。《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生产火药已达相当规模。尽管生产技术严格保密，仍传入辽朝，故从日本大量进口硫黄的同时，又严禁硫黄和焰硝向辽出口。宋神宗赵顼时，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药弓箭、火药火炮箭等兵器。辽道宗时,也已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日阅火炮”。南宋时，水军也配备了霹雳炮、火炮、火箭等兵器，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等城市都设有火药兵器制造业。早期火药兵器威力有限，不可能取代冷兵器。但自南宋中期以后，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显著增大（见彩图火箭(模型)将火药筒缚在箭支的前部,利用火药燃烧时产生的后推力带动箭支前进,宋代军队配备的火药武器之一）。金朝火药制造技术来源于辽,金军攻宋之初,已使用火炮。此后，在宋、金、元之间的战争中，火药的使用愈益频繁。金末抗击蒙古军时，曾使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宋代出现了类似近代炮弹的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投射；又发明了突火枪,以巨竹为筒,发射“子窠”,类似于后世枪炮，却尚未使用金属发射管。这是辽、宋、 金代火药兵器进步的极限，却已决定了后世火药兵器的发展方向。总之,辽、宋、金代可算是人类使用火药的奠基时期。到元、明又发现了铜铁铸造的管状火器——铳和炮。
造纸术的发明
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在前人造纸术的基础上，改革和推广了造纸技术。新的造纸术使旧的不便书写的麻纸变成了至今大致结构没有改变的良纸工艺。
在蔡伦造纸术出现之前，在中国，商代用甲骨，西周用青铜器，春秋时用竹简、木牍、缣帛作为记事材料。汉代，农业发达，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缣帛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寻求新的书写材料已成为时势所趋，造纸术就因此应运而生。
据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新疆、陕西、甘肃等地出土的麻质古纸，专家确认为西汉麻纸的片状纤维物，说明造纸术可能出现在蔡伦之前，而且可能与人们对纺织用麻的处理过程有关。但这些西汉麻质古纸上都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书写文字，加上对化验分析结果解释不同，对西汉是否已出现了造纸术中术界尚有很大争议。闪此《后汉书·蔡伦传》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是迄今为止有时间和人物的准确记载造纸术的最早记录，广为人们承认。
印刷术的发明
自从有了纸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多起来了，对书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除了官府藏书，私人藏书也越来越多。比如晋朝郭太，有书五千卷；张华搬家的时候，单是搬运书籍，就用了三十辆车子。
印刷术发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张华那样的富人才能有这么多的藏书，一般人要得到一两本书也很不容易，因为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要抄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费多少人力呀！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怎么能够满足社会上的需要呢？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项科学发明，只要社会上迫切需要它，同时又有产生它的物质条件，那么，它就会很诀出现的。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就是这样。
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社会上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刻的字是凸出来的，阴文刻的字是凹进去的。“如果使用阳文印章，印到纸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较小，印出来的字数毕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阴文，拓出来的是黑底白字，不够醒目。而且拓碑的过程比较复杂，用来印制书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石碑面积比较大，一次可以拓印许多字。
如果截长补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点结合起来呢？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
我国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这样的：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划，用刀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的笔划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印书的时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着，用自纸复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净的刷子在纸背上轻轻刷一下，把纸拿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一页一页印好以后，装订成册，一本书也就成功了。这种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称它为“雕版印刷”。
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多数人认为是在唐朝时候发明的。

E.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他们怎么想到发明这些

指南针

在发明指南针之前人类在茫茫大海中航行，常常会迷失方向，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使人类航行有了方向。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磁现象的发现

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发现很早就被记载下来了。《管子》的数篇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磁石的吸铁特性很早就被人发现，《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
汉以前人们把磁石写做“慈石”，是慈爱石头的意思。
既然磁石能吸引铁，那么是否还可以吸引其他金属呢？我们的先民做了许多尝试，发现磁石不仅不能吸引金、银、铜等金属，也不能吸引砖瓦之类的物品。西汉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到磁石只能吸引铁，而不能吸引其他物品。
当把两块磁铁放在一起相互靠近时，有时候互相吸引，有时候相互排斥。现在人们都知道磁体有两个极，一个称N极，一个称S极。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对这个现象还是能够察觉到的。
到了西汉，有一个名叫栾大的方士，他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有时两个棋子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栾大称其为“斗棋”。他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并当场演示。汉武帝惊奇不已，龙心大悦，竟封栾大为“五利将军”。栾大利用磁石的性质，制作了新奇的玩意蒙骗了汉武帝。
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它的两个极分别在接近地理南极和地理北极的地方。因此地球表面的磁体，可以自由转动时，就会因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性质指示南北。这个道理古人不够明白，但这类现象他们很清楚。

指南针的始祖——司南

指南针的始祖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象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当时的著作《韩非子》中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端朝夕”就是正四方、定方位的意思。《鬼谷子》中记载了司南的应用，郑国人采玉时就带了司南以确保不迷失方向。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 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司南由青铜盘和天然磁体制成的磁勺组成，青铜盘上刻有二十四向，置磁勺于盘中心圆面上，静止时，勺尾指向为南。

指南针的发明

古代民间常用薄铁叶剪裁成鱼形，鱼的腹部略下凹，像一只小船，磁化后浮在水面，就能指南北。当时以此做为一种游戏。东晋的崔豹在《古今注》中曾提到这种“指南鱼”。
北宋时，曾公亮在《武经总要》载有制作和使用指南鱼的的方法：“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侯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是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它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烧红的铁片内部分子处于比较活动的状态，使铁分子顺着地球磁场方向排列，达到磁化的目的。蘸入水中，可把这种排列较快地固定下来，而鱼尾略向下倾斜可增大磁化程度。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磁学和地磁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另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按沈括的说法，当时的技术人员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就能使针带上磁性。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磁畴的排列趋于某一方向，从而使钢针显示出磁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地磁法简单，而且磁化效果比地磁法好，摩擦法的发明不但世界最早，而且为有实用价值的磁指向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沈括还在《梦溪笔谈》的补笔谈中谈到了摩擦法磁化时产生的各种现象：“以磁石摩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这是说，用磁石去摩擦缝衣针后，针锋有时指南，也有时指北。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磁石都有N和S两个极，磁化时缝衣针针锋的方位不同，则磁化后的指向也就不同。但沈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他真实的记录了这个现象并坦白承认自己没有做深入思考。以期望后人能进一步探讨。

关于磁针的装置方法，沈括介绍了四种方法：
1.水浮法——将磁针上穿几根灯心草浮在水面，就可以指示方向。
2.碗唇旋定法——将磁针搁在碗口边缘，磁针可以旋转，指示方向。
3.指甲旋定法——把磁针搁在手指甲上面由于指甲面光滑，磁针可以旋转自如，指示方向。
4.缕悬法——在磁针中部涂一些蜡，粘一根蚕丝，挂在没有风的地方，就可以指示方向了。

沈括还对四种方法做了比较，他指出，水浮法的最大缺点，水面容易晃动影响测量结果。碗唇旋定法和指甲旋定法，由于摩擦力小，转动很灵活，但容易掉落。沈括比较推重的是缕悬法，他认为这是比较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事实上沈括指出的四种方法已经归纳了迄今为止指南针装置的两大体系——水针和旱针。

《梦溪笔谈》是沈括(1031—1095年)所著的有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书中谈到磁学和指南针的一些问题。
南宋陈元靓在《事林广记》中介绍了另一类指南鱼和指南龟的制作方法。这种指南鱼与《武经总要》一书记载的不一样，是用木头刻成鱼形，有手指那么大，木鱼腹中置入一块天然磁铁，磁铁的S极指向鱼头，用蜡封好后，从鱼口插入一根针，就成为指南鱼。将其浮于水面，鱼头指南，这也是水针的一类。
指南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新装置，将一块天然磁石放置在木刻龟的腹内，在木龟腹下方挖一光滑的小孔，对准并放置在直立于木板上的顶端尖滑的竹钉上，这样木龟就被放置在一个固定的、可以自由旋转的支点上了。由于支点处摩擦力很小，木龟可以自由转动指南。当时它并没有用于航海指向，而用于幻术。但是这就是后来出现的旱罗盘的先声。
指南龟发明年代不晚于1325年。木块刻成龟型，龟腹部中心嵌以磁体，木龟安放在尖状立拄上，静止时首尾分指南北。

罗盘定位

要确定方向除了指南针之外，还需要有方位盘相配合。最初使用指南针时，可能没有固定的方位盘，随着测方位的需要，出现了磁针和方位盘一体的罗盘。罗盘有堪舆用的罗经盘和水罗盘、旱罗盘。
方位盘仍是二十四向，但是盘式已经由方形演变成圆形。这样一来只要看一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就能断定出方位来。南宋时，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是有关罗经盘最早的文献记载。文献中所说的“地螺”，就是地罗，也就是罗经盘。文献中已经把磁偏角的知识应用到罗盘上。这种罗盘不仅有子午针（确定地磁场南北极方向的磁针），还有子午丙壬间缝针（用日影确定的地理南北极方向）这两个方向之间的夹角，就是磁偏角。
盘面周围刻二十四方位，内中盛水，磁针横穿灯草，浮于水面。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两个磁极和地理的南北极只是接近，并不重合。磁针指向的是地球磁极而不是地理的南北极，这样磁针指的就不是正南、正北方向而略有偏差，这个角度就叫磁偏角。又因为地球近似球形，所以磁针指向磁极时必向下倾斜，和水平方向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称为磁倾角。不同地点的磁偏角和磁倾角都不相同。成书于北宋的《武经总要》在谈到用地磁法制造指南针时，就注意利用了磁倾角。沈括在《梦溪笔谈》谈到指南针不全指南，常微偏东。指出了磁偏角的存在。磁偏角和磁倾角的发现使指南针的指向更加准确。

磁性质的应用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有一个逐渐发展过程。成书年代略晚于《梦溪笔谈》的《萍洲可谈》中记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文中指出，当时只在日月星辰见不到的时候才使用指南针，可见指南针刚开始使用时，使用还不熟练。二十几年后，许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有类似的记载：“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到了元代，指南针一跃而成海上指航的最重要的仪器了。不论昼夜晴阴都用指南针导航了。而且还编制出使用罗盘导航，在不同航行地点指南针针位的连线图，叫做“针路”。船行到某处，采用何针位方向，一路航线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

指南针的发明是古代先民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古代先民对磁现象的观察和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了磁的性质，并试图更多地应用这些性质。传说秦始皇修建阿房宫时，有一宫门是用磁铁制造的。如果刺客带剑而过，立刻会被吸住，被卫兵当场捕获。这样的故事还很多，《晋书.马隆传》记载马隆率兵西进甘、陕一带，在敌人必经的狭窄道路两旁，堆放磁石。穿着铁甲的敌兵路过时，被牢牢吸住，不能动弹了。马隆的士兵穿犀甲，磁石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可自由行动。敌人以为神兵，不战而退。东汉的《异物志》记载了在南海诸岛周围有一些暗礁浅滩含有磁石，磁石经常把“以铁叶锢之”的船吸住，使其难以脱身。
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已有了很多认识。就连当时的诗人曹植在矫志诗中也用了“磁石引铁，于金不连。”的句子。可见他也了解磁石的性质。南北朝梁代的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提出了磁力测量的方法，他指出：优良磁石出产在南方，磁性很强，能吸引三、四根铁针，使几根针首尾相连挂在磁石上。磁性更强的磁石，能吸引十多根铁针，甚至能吸住一、二斤刀器。陶弘景不仅提出了磁性有强弱之分，而且指出了测量方法。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磁力测量的最早记载。
我国先民对磁石的性质的研究和认识是指南针发明和发展的基础。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人工磁化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沈括所说的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的方法，另一种是利用地球磁场的作用使钢铁磁化。

人们把经过磁化的钢针，穿过几根灯草，放在一个乘满水的碗里，它就能浮在水上为航船指明方向，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用来指示方向的仪器--指南针。而许多动物已经在我们之前就学会了利用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

火药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因为是用硝石、硫黄和木炭这三种物质混和制成的，而当时人们都把这三种东西作为治病的药物，所以取名“火药”，意思是“着火的药”。

自秦汉以后，炼丹家用硫黄、硝石等物炼丹，从偶然发生爆炸的现象中得到启示，再经过多次实践，找到了火药的配方。三国时有个聪明的技师马钧，用纸包火药的方法做出了娱乐用的“爆仗”，开创了火药应用的先河。

唐朝末年，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人们利用抛射石头的抛石机，把火药包点着以后，抛射出去，烧伤敌人，这是最原始的火炮。后来人们将球状火药包扎在箭杆头附近，点着引线以以后，用弓箭将火药射出去烧伤敌人。还有把火药、毒药，再加上一些沥清、桐油等，捣在一起做成毒球，点着以后，用弓箭射出，杀伤敌人是后来的“万人敌”。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装填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向前的推力，使之飞向敌阵爆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火药火箭。以后又发明了火枪和枪，这些都是用竹管制成的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代枪炮的老祖宗。

造纸术

造纸技术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出贡献之一。

大约在35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就有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到了春秋时，用竹片和木片替代龟甲和兽骨，称为竹简和木牍。甲骨和简牍都很笨重，战国时思想家惠施外出讲学，带的书简就装了五车，所以有学富五车的典故。西汉时在宫廷贵族中又用缣帛或绵纸写字。缣是细绢、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吏一方缣帛上写字时，便于书写，不但比简牍写得多，而且还可以在上面作画，但是价格昂贵，只能供少数王宫贵族使用。公元前2世纪西汉初期已经有了纸。

发明人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晶的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被称为“蔡侯纸”。

蔡伦只是改进造纸术，而不是纸的发明人。

造纸术在7世纪经朝鲜传到日本。8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到12世纪，欧洲才仿效中国的方法开始设厂造纸。

F.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与美国20世纪的新四大发明详情

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1 杂交水稻 ：袁隆平 1973年发明
2 汉字激光照排：王选 1979年发明
3 人工合成牛胰岛内素：钮经义为首容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与1964年发明
4 复方蒿甲醚：数百名科学家共同的结果 六十年代后期发明
美国20世纪的新四大发明：
1 原子能：奥本海默.等一大批美国科学家 1942年在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裂变反应堆
2 半导体：巴丁、布莱顿和肖特莱 1947年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
3 计算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毛琪利与爱克特在1946年发明
4 激光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查尔斯.汤斯与西奥多.梅曼在1960年发明

G. 中国四大发明的演变过程

指南针复是春秋战国时期制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一开始是指南车，后来在战国时期成了司南，到北宋时期才逐步形成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指南鱼以及磨过磁铁的针——指南针，明朝郑和又用它做成罗盘在船上指引方向。
纸是西汉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88）灞桥地区人民发明的，蔡伦只是在东汉时期改良了纸，使它更易书写。
火药的确是在公元8-9世纪炼丹过程中发明的，唐朝末年开始有了火药武器。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治平年间（公元1064-公元1067）由街头老工匠毕升发明的，由著名政治家沈括记入《梦溪笔谈》。

H. 四大发明古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资料 速求 谢谢

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造纸术 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是个内涵极其丰富，又极其灿烂的文明，它又是地域极广、又极统一的文明，这是它的特点，又是其奥秘所在。
伏牛山地区分布有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它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成长、特色的问题上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是勿庸置疑的。
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
关于“文明”的概念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涉及到许多繁难的问题，首先是个观念问题，各种观念问题中，首先又是“文明”的概念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论述和研究所使的“文明”的概念均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这是应当首先弄清楚的。
这要先从中西文化之根本——哲学层面谈讲。西方哲学物我两分，主客对立，个人中心；中国哲学则天人合一，万物共生，利群利物。西方是斗的哲学，与天、地、人斗，而中国是和的哲学，和合、和平、和谐。西方重物质、重金钱；中国重精神，重道义。西方过分偏阳、重理性，重武，重实力（属暴力政治），中国则阴阳结合，理性非理性结合，先天智慧与后天智慧结合，重文轻武，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为政以德的政治）。而西方物质第一性，是重物质、重利的世界，中国以人与禽兽区别是道德，是重道德，重义的世界。这些是中西文化根本不同，因而在文明的判断上中西也有根本的不同。偏观西方人写的世界史，皆以生产力，物质生产、物质生活的进步为文明的进步，即人们通过工具和技术创造了一个复杂环境（各种高级的人造物：城市、巨大建筑物、文字以及伟大的美术作品），能越来越厉害地利用范围广泛的自然资源，从而将自己与野蛮人（农人、猎人）区别开来，即与在野外的其他人们以及动物的生存环境区隔开来①。在这种前提下形成的西方文明，张光直先生称之为破裂性文明，“即与关于宇宙形成的整体论的破裂——与人类和他的自然资源之间的分割。走这条路的文明是用由生产技术革命与以贸易形式输入新的资源这种方式积蓄起来的财富为基础而建造起来的”②。这里突出了西方文明的物质性，及其与自然分裂，以掠夺自然资源为其生成、发展的基础的特征。
在古典文献中文明一词见于《尚书》者。《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钦明文思安安”应标点为：“钦明文，思安安”。“思”统“安安”。“安安”为重言，表思的状态： 定、静，故思与文应区隔开来。“钦明文”亦可说作“钦文明”，言庄敬、文德而明智。古文《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睿哲文明”⑧。《周易》有相当多的文明或相关的词汇，如《乾》卦《文言》：“九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象》曰：“见龙在田，德普施也”。）”等等。在《周易》中文明一词除《乾》卦外，它多与别卦离和有经卦离的别卦相关。经卦离是二阳爻夹一阴爻，内柔外刚，象君子之德。离为火、为日、为明、为大明义，象太阳普照天下。别卦离，下离上离，《象》曰：“明两作，大人以继明照四方”。这就是中国“文明”之本义。
因此，我们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问题上文明的概念应遵循此义，方不至于落得个“东施效颦”，让祖先不满，让后人笑话。
德为何物？德是道的实践、体现。明吕坤《呻吟语》：“道是第一等，德是第二等，自然谓之道，与自然游谓之道士，体道谓之德”。这个道，从哲学层面，在中国古文献中，主要体现在《易经》中。《易经》是天地宇宙生成学，万物发生的学，是阴阳之学，此即谓之道， 宇宙自然之大道。上述中国文化、文明的特征均包括在内了。西方著名哲学家捷恩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得到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⑨”。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阐述了中国阴阳太极之理，认为它“是‘道’的一切运动的准则”，中国人“继续研究阴和阳的各种组合，发展而成关于宇宙原型的体系，《易经》详细地阐述了这一体系”。他引用了威廉的一段话，其中两句：“《易经》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中国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2．中国古史的框架问题
在中国史学界自清末以来，或将东周以上称传疑时代（夏曾佑），或将盘庚以上称传说时代（徐旭生）。这些都是在西方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自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又将商或夏以前称原始氏族社会，或按西方考古的概念称为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神话传说、原始社会（进入国家、文明发展阶段以前的社会）无疑在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将这些概念套在我国古人所说的“上古”“（三皇五帝）时代就成了问题。从现在所见的古文献看[18]从春秋战国至秦汉将其前的历史分为上古或古、上世；中古、中世、三代；下古、当今、今世。上古等指伏牺、神农至尧舜，上可及遂人氏；中古指夏商周，或曰三王；下古指春秋战国，或战国往后。如《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於气力”。桓谭《新论》：“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以仁义，五霸用权智”。《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仁义所在曰王”。《礼记·礼运》引孔子语：言世道运行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大同之世；三代之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讲礼、义、信、仁的“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为私，尚智勇功利，故诈谋兵戎四起。此种分期认识延续至元明。元代有李冶《敬斋古今黄主》，明代有吕坤《呻吟语》等，尽管各书的说法略有差异但都以道与德的盛衰为准则而划分（这主要就政治层面而言，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它会在个人和社会基层或隐或显反映着，流传着）。综合各家，三大期的特点分别为：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道德渐衰，为仁义礼之世；下古或当今，道德益衰或甚衰，为势力、欺诈，或演变为权力之世。《呻吟语》引伸为“三皇是道德世界，五帝是仁义世界，三王是礼义世界，春秋是威力世界，战国是智巧世界，汉以后是势力世界”
老子的《道德经》即阐述自然大道，及它在人世间各方面的体现和运行变化。他以道为上，德次之，仁更次之，义、礼为末。他的“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完全是实有所指，而非纯粹或抽象的理论，更非针对儒家而发。其所指，即春秋以来各家对古史分期，世道运行的认识。道与德盛在上古，仁、义、礼盛在中古。而今世则是“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道竽，非道也哉”！“民甚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如此等等，都是世道变迁，历史与现实的写照。
3．“上古“时代的考古学背景
古人所说的“上古”时代，我们从考古与历史及我们所认同的年代出发，其上限暂定为距今七千年左右，约相当考古学上的仰韶及龙山文化时代。作为古代中国经经之根本，农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根我所任式楠先生的研究，我国原始农业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阶段（前12000——前7500年）”，“初步发展阶段（7500——前5000年）”，“发达阶段（前5000——3000年）”“兴盛阶段（前3000——前2000年）”[17]。“上古”时代正处于农业的发达和兴盛阶段，此时人口大量增加，村落遗址遍布。从村落文化讲，从遗址的布局、规模、数量、文化内涵远胜商周时代，陶器文化非常精致而多姿多彩，为商周村落所远不及。这是我们过去在考古调查、发掘中所感纳闷的事。这反映一古社会在生活中上下差别远不如商周那样悬殊，“和”的气氛远较商周浓厚。
在距今6600年左右，已出现铜器铸造业，此时的玉器制造较八千年为发达，进入了玉器时代。
在距今6500左右的濮阳西水坡仰韶墓中的蚌堆龙虎图，不仅反映龙崇拜观念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反映当时已有相当高的天文学成就，即二十八宿体系的产生。天文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门学科，它对农业生产极端重要，是指导农业的重要科学。由于中国农业产生极早，故它亦产生得极早。而中国的天文学饱含浓厚的哲学思想，即天人合的思想。中国天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以天极为中心，赤道为座标[18]。天极附近的星为天极或北极星，又称天一、太一（随着赤极的移动，北极星也要移换），天一即太一，太一或一即中国哲学的“道”、“太极”。二十八宿分布的赤道为以天极为轴心运转的天球的正中地带，为日、月五星运行的座标，它的五宫（东、南、西、北、中的划分，四仲中星的强调，皆与阴阳、五行、八卦运行、消长有关。故其不单是个技术问题，更主要是精神、哲学问题。如四仲与中星问题，四仲，谓春夏秋冬四季之中，即二分二至。伏牺八卦中代表春秋的离坎，象征阴阳中和，春秋二分为日夜中分；代表夏冬的乾坤，象征阴阳两个极端，纯阳纯阴。夏冬二至分别表日最长，夜最短，夜最长、日最短，为阴阳转化之机。而冬至为中国历法之本、之元。一元之终，终而复始。历代帝王祭天定在此日，体现一种天人关系。
前面已云，“上古”的皇或帝，德象或法天地，即敬天保民，保持天、地、生三者和谐。保民生，重农业，因而天文历法就是首要的。这是是否得民心的反映，也是国家政权的标志。《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朱熹《集注》说，“此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困穷者，指尽头，极边缘之地。终谓止，保持住也。命舜把历法把持正中，勿有偏失，将之推向天下四方最边远之地，让天降的福禄永远给予天下百姓（非如朱熹所说：“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也，戒之也”。此是从自私而不是为公的角度出发，不合尧舜禅让之德）。柳宗元《封建论》只是一种天才理论，并未涉及到“上古”的历史实际。我们以为“上古”自遂人氏以来的社会应当是封建大帝国。古文献中无人说遂人、伏羲的“天下”有多大，对神农氏的“天下《淮南子·主术》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汉书·地理志》云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史记·五帝本纪》说帝颛顼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帝尧疆域，《尧典》记羲和四子至四方观测天象：东阳谷南交，西昧谷北幽都。舜巡狩五岳：东岱宗、南岳、西岳、北岳。“肇十有二州”。流四凶于四裔：幽州、崇山、三危、羽山，南巡狩苍梧而死。禹治洪水，定九州，方五千里，南抚交趾，北户西戎折支，渠庾、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巡狩会稽而死。也就是自神农至禹疆域与秦汉大帝国差不太多。差不远从考古考古遗存看，这些说法与事实相差不远。这又涉及到一个观念问题，即如何判别文化系统问题，目前居于主流的理论是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即将我国考古学文化分作六大区系。我们不同意北说，认为它的理论建立在日用陶器的区分的基础地的，是为 疑古派“打破民族一元论”“打破地域一统论”之思想服务的，认为这是个“陶器误区，日用陶器只是考古文化金字塔下的基层（主要表现为民俗、民风性），而代表一个文化系统的只能上其上层，礼制性文化，如代表精神意识、天文观念的四象：龙、（蛇）、虎、凤（鸟）、龟。占卜文化的龟甲、八角星图、巫术神图或雕像及塑像。象征礼制或权力的特异装柄玉或石斧（钺）、圭璋、琮、壁、环、璜等。部分陶礼器：豆、规、禾、尊、觚、盆等（均表现为祭器祭礼为国与民之大事）。从高层文化看，中国境内的考古学文化呈现的景象则是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两湖的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包括这些文化的上源）与中原的仰韶龙山文化皆为一个统一的考古文化，可以称之为“大中华文化”。这就跟从“区系类型”理论出发看到的满天星斗的夜空景象就不一样了。考古学文化反映的文化疆域与上举文献上的炎帝以来的疆域大体一致。从广东珠海深圳及香港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或石礼器圭、钺、璜、块、环等，[28]反映尧时南至交趾之说亦不是凭空编造。这也是对疑古派打破古史论调及其衍生理论的一个反证。
“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还反映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从墓葬的规格和随葬品看东北的红山文化，东方的大汶口和山东龙山东及东南良渚文化有许多地位显赫、规模巨大随葬品豪华而丰富，中原同时期的墓葬则相形见绌。从而产生一种论点，“新石器时代”周边的文化、文明高于中原，到三代中原才处于领先地位。此观点仍属西方的物质层面。看待文化与文明。如果从未中国文化文明的本义是精神层面这点来看，中原地区虽出现阶级区分，但作为高层统治者还得表现一种道德制约，不敢奢侈，这正是一种文明的体现，而边远地区的统治者受中央的控制力较差，所谓鞭长莫及，因而表现出一种淫侈心态。文明既然是一种宇宙观，价值观，一种道德，是在特殊社会条件。特定的心理状态下产生的，它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活动起着指导、调和、润泽、感化的作用，不象物质文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工艺的提高，社会需求的增长、提高而不断提高、丰富、精致，而精神、道德却随时间、地点，即环境条件个人不同而不同，它往往时隐时现，往往物质丰富多彩，道德反向滑坡。尤其是统治者，在权力和物欲的刺激下，往往会奢侈腐化。上面所讲边区与中原考古文化的差别应当以此道理去解释。历代统治者因奢侈腐化而不务德而亡国者比比皆是，这也可解释考古学家们感到迷茫的问题，这些“高度的文明”如何一下就灰飞烟灭，去无踪影了。
从上述一些考古学家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三代，考古学文化由落后到领先的论断也可以证明古人对“上古”，“中古”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正确的。即“上古”是道德之世，中古（三代）是仁义礼和智谋之世，之说是历史的真实三代时道德已衰，统治者自私，而要求人民遵守仁义礼。所以对中国文明的判断不能着眼于物质资料的多寡、精粗、贵贱。如同一个衣着豪华的纨绔子弟与一个衣衬蓝缕的穷书生，谁文明，谁不文明，是很显然的。故今天的考古学在研究中国有关文明的问题上，须从中国文明的本义而不是从西方关于“文明的概念出发，这是十分要紧的。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国家考古学界2001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启动的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此项工程涉及20多个自然和人文学科，旨在回答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诸多问题，如中华民族传说中的祖先黄帝和炎帝是否确有其人，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是什么，谁在中华大地上修筑了第一座城邑，又是谁建立了第一个部落等问题。通过多学科的配合，复原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的重点在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至秦王朝的建立，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21年。初步拟订的课题包括：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汉字的起源、夏商周时期环境的变迁、农业和牧业起源、手工业的发展、城市起源、战争与文明起源及王权形成的关系、宗教信仰的起源、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等。相关课题还包括：史前至夏商周时期音乐、绘画、雕刻艺术、天文与历法、数学和金属矿产开采等。 考古学家将在传说中炎黄集团主要活动区域内，提取五千年前古人类遗传基因，将其与夏商周、秦汉以至现代中国各地人类基因对比，以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
编辑本段早期文明
结合中国古文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人综合提出了中国早期文明时代5个方面标志的看法 ： ①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国家公共权力的确立。其重要的物化形态为出现了都、邑（国都、城邑），作为统治阶级建立和实施政治权力的基地，有大面积夯土基址的宫殿建筑等。 ②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常常从墓地布局和墓葬规格（如棺椁、随葬品）等反映出来，并伴随着出现人殉和人牲制度等。 ③较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为王权服务的宗教力量的形成。系列化的玉礼器可视为这方面的指示物之一；同时出现礼仪中心建筑物，特别是宗庙成为王都所在地的重要标记，还产生了崇奉主神的大型祭礼场所。 ④文字系统的出现。因早期文明社会掌握和使用文字的范围甚窄，只能从散见的个别文字发现其所透露的信息。 ⑤青铜铸造和玉雕业的兴盛。这在中国既代表了物质文化的时代性尖端成就，又具有为社会政治服务而渗透着强烈观念形态的性质。 无论世界和中国，早期文明社会还有高低层次的差别，都经历了由初创到繁盛的阶段。最初文明的发端，既是多源的，又是有中心（核心）的，多源交汇和中心崛起两者相辅相成。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各种观点 根据上述理论，具体分析现有实物资料的涵义，以判明中国文明时代开端的年代和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界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目前尚无定论。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的质的转变，为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或可称“原始文明”时期。这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如公元前3500年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辽宁凌源牛河梁坛庙冢遗址，便体现了王权与神权的结合。当时为建造巨型公共建筑物调动组织了很大的社会力量，采石、制玉、制陶已有相当专业化的分工，还出现了神职人员等特殊阶层，表明已存在高于氏族部落的政治实体。 ②以中原龙山文化为核心，中国各大文化区进入文明时代始创期，出现早期国家。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见二里头遗址）早期可能为夏代文明。夏代以前的五帝后期，存在的天下万邦局面，即是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雏形国家、方国、邦国，或前王朝时期的部落方国时代。如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墓地，可看出当时已形成从“王”、贵族到平民的不同阶级和等级。许多地方出现了由玉器（良渚文化最丰富）、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等组成的整套礼器，反映出以私有制和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礼制已经确立，这是中国古文明的要素和特点之一。 ③以仰韶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良渚文化早期等为代表，约当黄帝、颛顼和帝喾时代，原始氏族社会走向衰落，出现了贫富分化以至初步的阶级分化，中国文明起源历程由此开始。至龙山时代，约当唐虞时代，诸考古学文化大概已走近文明社会门槛，也有的或者已进入与夏代文明有所不同的早期文明社会。其后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则属于文明代。 ④仰韶文化属于原始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或称英雄时代，尚未跨入文明的门槛。整个二里头文化即夏代文化才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开端。 ⑤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当于夏末商初，够得上称为文明，肯定进入文明时代。而夏文化则属于探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思想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二、中华文明与伏牛山地区
第一,因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级阶段，先不论政治结构及性质，因为在现代化的道路有径可循的只有西方的范本，即西方的普世观念，在这个过程中的国家追逐一致都是经济优先，中国在自身进行探索的同时也必定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其经验，在中国经济能达到与之抗衡或者反制的情况前，经济仍将是中国必须优先的模式，这个应当毫无疑问，一切的文化政治都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也就是说文化的强弱与输出与否是以国家文明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所以暂时的文化不对等正是经济基础的体现。
第二，我们明确说中华文明是传统而有生命力的，在政治方面仍然成立。无论是谁当政，都是离不开传统的支撑。这里说一下其中我们应该认识到的就是，中国的权利阶层——即政府从古至今都是高于一切的存在的，几千年从未允许过与其分权的存在，这也是家长制的延续。即使在商业发达的唐宋，商人也只有成为官员阶层的一员才能触碰到权利，官商结合，腐败横行，当然这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国情下理所当然的被扩大，只有道德自身才能约束他们，这是儒家的济世观念，民主与此是相反的，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考验着政府的观念转变能力。所以说，现在社会是必定要冲突激烈的。
第三，无论未来中国的前景是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中国是绝对不会完全向西方指定的方向转变的，包括民主制度，从上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有5000年文明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自信。而西方的观念绝对不会柔软的接受中国的冲击，傲慢与偏见是相互都存在的。当然，这里就不转移您内省的主要矛盾的视线了，说国际形势也是不得已。
我们不仅仅是民族国家，更是一个文明国家。
我们的文化特质在被经济建设浪潮中的问题所掩盖，当把英国150年的工业革命缩短在30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这个规模宏大、土地广袤的国土上，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显奇迹。我们的文化只能植根于传统文化，而它的建立和传播不仅仅是内部保持的问题，更是要有宏大的经济基础来宣扬海外。
这样的文化如何建立，将会如何，我还不懂，这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所以需要中西融合的人才——当然，社科在现在中国的地位远远高于人文的存在，这是不正常的。
总的来说，问题太多，而我还没形成完整的指导自身人格体系。这需要一群像楼主这样的人。量和时间，才能促进质的飞跃——不是突变。
希望楼主走向成功，仅此表达对先行者的敬意。
共勉。并不是学术性的，是实用方面，我问过许多人，有的人说美国人信仰很多，但每个人都有信仰，而中国现代就根本没有文化可言，中国大部分人还在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发愁，能谈什么信仰，有钱就是信仰。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可悲的，对于我而言，接受了祖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再加上高中大学一共7年，我没有我的信仰。我知道我是可悲的，可是我有原则，我不会去危害社会危害别人我不去违法犯罪（我也知道这是从小被老师父母吓出来的）。我爱我的祖国，我有一颗报国心，我想进入政治圈，但是政治又是被中国几个家族垄断的，我想救国救民，只能自己创业，先齐家，而后平天下祸乱灾难，可是我现在真的很迷茫，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适应这个时代的文化（能让国家人民强大，走在世界前列的文化）。不要和我说什么韬光养晦，中庸之道，这些带给了中国什么？至少我生活的这个年代更多的看到的是贪污腐败炫富无知脑残。还有西方所谓的潮流，潮流就是西方国家少数几个人为压榨世界亿万人而被神化了的词语。可是就算有人清醒可还是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为了一个比塑料袋多了一个兜的包而花去有些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这些为什么？中国为什么不能领先于世界？我相信这是文化的差异，就好像唐朝引领世界文化一样，中国这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