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救濟制度

㈠ 社會救助法的草案

保障民生和化解社會矛盾的需要
1990年成為我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的王利明，如今已是我國民法領域的領軍人物，也是近幾年來人大會議上倍受關注的人物。因為每年人大會議期間，他總能帶來幾份讓公眾矚目的、十分有份量的議案。去年的人大會議上，他提出建議加快消費品安全保障法立法、建議制定證券無紙化法等三項議案。今年的人大會議上，王利明帶來建議制定社會救助法和制定民法總則兩份議案。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由於貧富差距仍然存在，自然災害頻發，某些群眾因病致貧、以及天災人禍等原因，遭受重大人身財產損害，僅依靠自身力量和現有的救助渠道難以擺脫困境，急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認為，制定社會救助法是保障民生的需要。
目前社會群體中出現了自救性的乞討兒童、生活極為困難的殘障人士，缺乏生活來源的農村居民，無監護人的孤兒等，這些弱勢群體迫切需要給予社會救助。此外，由於父母患病無力撫養子女以及父母不盡監護義務等原因，也造成某些兒童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亟需獲得社會救助。王利明說，制定社會救助法，可以更好地保護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的權利，也可以體現黨和國家對弱勢群體和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高度重視。
現在，實踐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影響社會和諧的因素，其中有的是由於受害人缺乏自我救濟的能力和穩定的生活來源造成的。例如有的低收入家庭成員患有重大疾病，如果社會不給予關愛和幫助，可能使其產生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尤其是有些家庭生活極度貧困的人士，因為工作、生活中產生一些糾紛未能夠得到解決，又長期得不到社會的關愛，可能鋌而走險甚至產生反社會的情緒。王利明介紹，我國近幾年來在維護社會穩定中極為注重對糾紛的事後處理，對於那些生活極度困難的人士，如果通過社會救助，能起到事先化解矛盾的作用，可以降低維穩成本。
通過社會救助辦法，關愛這些弱勢群體，讓他們始終感受到黨的關懷和社會的溫暖。這對於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有著積極的作用。 王利明強調。
有限的救助資金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認為，所謂社會救助，是指國家和社會對公民在必要時無償提供的物質幫助。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雖然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中對社會救助制度作出了規定，但是這些規定仍然非常簡略，無法滿足實際需要。
假如發生車禍以後加害人逃逸、高樓拋擲物致害中無法查找加害人，受害人遭受重大人身傷害，卻得不到賠償，如果不能獲得社會救助，其就處於無助的地位。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雖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損害填補的問題，但是，它無法完全解決受害人救濟的問題。更何況，在我國責任保險的覆蓋率較低、適用范圍有限，賠付率較低，大量的事故損害的受害人不能獲得保險的保障。這就有必要建立社會救助制度以彌補責任保險制度和侵權責任制度等的不足。王利明說，社會救助制度是完善我國多元損失救濟制度的需要，當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社會救助只能起到輔助性的作用。因為我國還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救助資金的籌措相對困難，所以，不可能通過大規模的基金來救濟受害人。通過明確社會救助的輔助性，可以使有限的救助資金運用於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強調，社會救助法屬於社會法的范疇，在社會保障法的體系中應當居於基礎性的地位。
有利於基本人權的保障
我建議盡快制定社會救助法，明確救助機構的性質、救助的對象、救助的條件、救助機構的責任等問題，進一步加強社會救助制度的救濟功能。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法的基本框架應該包括：總則、社會救助的主體、救助對象、社會救助的實施程序、救助機構的義務和責任、對社會救助機構的監督。
王利明認為，社會救助立法要強調資金來源由政府主導、來源多元化，堅持保護弱者、關注民生、關愛弱勢群體、保護未成年人，保障殘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條件，實現個人的尊嚴。
社會救助具有及時性、應急性、法定性和強制性等特點。王利明認為，對於受害人的救助應主要針對人身權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情況。除非財產權益的侵害，影響到其基本生存，如房屋被毀損無處安身，危及到基本人權的保障，才有可能需要社會救助。
王利明指出，社會救助的主體是救助者，即救助機構的設置。救助機構應當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法人，其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投入，同時廣泛吸納社會各界的資金。目前已經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等，都應當納入社會救助基金之中。社會救助機構是獨立於政府公權力之外的，其具有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應當有嚴格的規章制度限制其行為與許可權。另外，由於政府在社會救助中權責的特殊性，必須通過立法界定政府的責任，使政府對社會救助的管理內容合法，權責明晰。
社會救助的對象主要包括弱勢群體、經濟生活極度困難人士、孤寡老人、失去監護人的未成年人、自救性的乞討兒童。 王利明說，救助對象應當有便捷的認定程序，同時應當及時進行公開公布，接受人們的監督。並且要對於認定程序設置異議程序。
王利明強調，救助機構對侵權人的追償權問題，也有必要規定。在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暫時找不到侵害人時，由救助機構給予救助，找到以後，社會救助機構有權向侵權人行使追償權。這是因為：一方面，社會救助基金是有限的，如果可以追償而不追償，就會使社會救助基金枯竭。另一方面，追償權的行使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加害人逃脫責任。
社會救助法還應當規定，社會救助機構應當接受主管機關的監督和社會各界的廣泛監督。 王利明最後說。
王利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著名民法學家。

㈡ 請運用所學知識分析國家建立完整的社會救濟制度體系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理論依據

①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有利於實現和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②政府具有社會公共服務職能,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
③我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有利於保障公民平等的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利.
④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是貫徹落實發展觀的客觀要求,有利於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㈢ 我國傳統的社會救助制度是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當時稱為社會救濟，什麼時候改

我國傳統的社會救助制度是在20世紀50年代形成的,當時稱 社會救濟,1996年正式改稱社會救助
社會救助制度指國家和社會通過立法，在公民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標准向其提供滿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資金和實物救助的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救助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私人援助。社會救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會保障。一般認為，它起源於在原始社會末期出現的出於人類惻隱之心或宗教信仰而對貧困者施以援手的慈善事業。在美國的《社會工作網路全書》中提到了這樣一些歷史事實：公元前1750年，巴比倫漢姆拉比國王發布的公平法典中包括了要求人們在困難時互相幫助的條款。公元前1200年，在以色列，猶太人被告之，上帝要求他們幫助窮人和殘疾人。公元前500年，希臘語中意為「人類博愛行為」的慈善事業在希臘城邦國家裡已經制度化，鼓勵公民為公益事業捐款並且在供貧民使用的公用設施中備有食物、衣服和其他物資。公元前300年，中國的孔子在<論語>中宣稱人是通過「仁」這種表示愛心的方式來相互約束的社會的人。公元前100年，羅馬帝國確立了所有羅馬公民在貧困時可得到由貴族家族分發的穀物的傳統。這個階段的求助具有道義性和施恩性。
第二階段：國家立法濟貧。它實質上是狹義的社會救助。開現代社會救助制度之先河的，是16世紀在歐洲出現的國家濟貧制度，即由國家通過立法，直接出面接管或興辦慈善事業，救濟貧民。當時，工業革命引發的激烈的社會變遷，使原來由教會或私人興辦的慈善事業無法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因而國家不得不將救濟貧民視為己任。國家濟貧是現代社會救助制度的直接前驅。法國率先進行濟貧改革。但1601年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制定的濟貧法案在歷史上更為著名，後世稱「伊麗莎白濟貧法」。濟貧法規定了救濟對象、採取的救濟措施。但是，濟貧法也以其「懲戒性」、「恩賜性」著稱於世。濟貧法普遍實施之後，不但沒有使有勞動能力的貧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反而使他們淪為永久的貧民。當然，濟貧法的問世也有進步意義。它奠定了英國乃至歐美各國現代社會救助立法的基礎，開創了用國家立法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的先例。濟貧法的弊端引起貧民的不滿與反抗。1832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命令組織「濟貧行政與實施調查委員會」，決心改革濟貧行政，此次調查的結果被編製成一項法案，最後為國會通過，即新濟貧法。新濟貧法只是將濟貧權力由分散改為集中，對救濟對象來說，它並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它強迫貧民回到條件空前惡劣的貧民習藝所去，則更引起貧民的反抗和要求改革者的抗議。此階段，公民權利的社會救助理念缺乏。
第三階段：公共援助或社會救助。20世紀初，以「自助助人」為旗幟的社會工作在歐美各工業化國家已成氣候，它作為一門專業和學科以及社會工作者作為一項職業為社會普遍認可。社會工作者提出了「公共援助」這一新概念，後來逐漸為官方所認可。「公共援助」一詞最早見於官方文件是1909年英國的「濟貧法和濟貧事業皇家委員會」的報告，這個報告的主要政策建議是：廢除以懲戒窮人為主要目的的濟貧法，代之以合乎人道主義精神的公共援助。「公共援助」一詞以後又衍生出「社會救助」一詞，兩者基本上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的。19世紀末，德國俾斯麥政府創建了社會保險制度，並很快在歐洲各工業國流行。二戰後，西方發達國家在建立福利國家的過程中，都把社會保險制度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主體加以突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就業率的普遍提高，當時甚至有人預言，社會救助將會被社會保險完全替代。但是，這種觀點很快就被證明是錯誤的。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社會救助仍然在整個社會保障體制中起著「保底」的作用。在認識到這些問題以後，有些國家，如英國，在1966年乾脆將社會救助制度改稱「補充津貼」，美國也制定了一種補充收入保障項目以代替部分社會救助制度。

㈣ 社會救濟制度與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區別

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主要針對普通公民提供長期一定社會服務，比如醫療、公交車；
社會救濟制度主要針對生活特困戶和無業乞討人員的，短期給他們一定的生活物品，安置他們，並給他們找到經濟來源。

㈤ 城市社會救助制度和農村有什麼異同

社會救濟養老制度在農村的實施郭孟謙（共青團中央青農部）【內容摘要】農民養老保障需要關注，目前最為可行和最為迫切的是要建立一種社會救濟養老制度，它要求政府履行保障貧困農民的養老義務，通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為農民養老設立最後一道安全線。【關鍵詞】農民養老保障社會救濟養老制度我國農村居民有8.7億，他們的養老問題非常重要和迫切。但由於理論界、政界在此問題上的意見不一以及存在現實困難等，農民養老問題沒有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家庭養老出現了滑坡，土地保障功能急劇衰減，合作醫療被沖毀，社會養老保險總體上停滯和倒退。農民養老問題如何解決？筆者認為，這需要農民個人、社會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即堅持和鼓勵家庭養老以及個人商業養老保險，要求與農民有勞動關系的法人承擔一部分養老責任，政府履行保障農民基本生活、生存權利的職能。其中，政府履行保障年老農民最基本的生活、生存權利尤為重要，是一切養老的基礎。為此，應當建立全國統一的、最基礎層次的養老保障制度，不論農民有無子女，只要進入老年期且生活困難，就有獲得國家救濟、安享晚年的權利，政府就要履行向其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義務，這就是社會救濟養老制度。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喚社會救濟養老制度1、農民實現公民憲定權利需要社會救濟養老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5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這是憲法對公民物質幫助權的規定。占總人口70%的農民是中國公民的大多數，當然也擁有憲定的物質幫助權。但長期以來，農民被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不是社會保障的對象，只能依靠自己和家庭解決養老問題。自1949年以來，「這種把農民排除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的制度延續了43年。」【1】1991年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第一次將農民最為關心的老年保障問題納入了國家考慮范圍，體現了政府對農民的關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這個文件沒有法律強制性和普遍性，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法律規范，農民的憲定權利仍無法實現。憲定權利需要轉變為現實權利，也就是說，必須把憲法規定的公民物質幫助權變為公民現實可行的權利，使公民與相應的行政機關之間形成特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在這種條件下，要求物質給付、請求幫助是公民的權利；相反，進行物質給付、提供法定幫助則是相關行政機關的義務。如果相關的行政機關不能或拒絕履行這一法定的義務，則公民可以尋求行政和法律救濟。因此，農民憲定的物質幫助權轉變為現實的物質幫助權就需要明確、可行的法律制度。社會救濟養老就是要建立這樣一種法律制度。它通過肯定、明確的規范，要求國家和政府從實現最基本的人權角度出發，無償救濟幫助年老困難的農民，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要，為農民養老保障建立最後一道社會安全網。2、社會救濟養老制度體現了社會公平，有利於社會發展公平是我們追逐的社會發展目標之一，然而在對待農民的問題上，現實的社會政策和法律制度並沒有體現這一目標，在農民的社會保障上更是如此。從1952年到1990年，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的剩餘積累額總計為11，594.14億元，平均每年300億元，其中75.1%來自剪刀差。「工業化帶來的收益幾乎為城市居民所壟斷……在國家對農業的支出中，只有很少數額用於農村扶貧和社會救濟，在農民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上國家並沒有承擔責任，這對於農民顯然是不公平的。」【2】（P73）盡管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有了明顯提高，但原有的二元結構不僅沒有得到改變，反而被強化，在保障問題上更是出現了倒退。城鄉居民間社會保障的不公平狀況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有所加強。1990年，全國社會保障支出1，103億元，其中城市977億元，農村126億元，人均相差近30倍。社會公平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基礎。社會不公加大就容易產生社會積怨和矛盾，引起社會不穩定，影響社會發展。我國目前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轉型時期最大的特點是社會問題大於經濟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尤為重要。即使有一天我們建立起了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也需要保持社會的穩定，因為市場機制有其自身的缺點，需要政府糾正其偏頗。多建立一些保證公平的社會制度，如包含社會養老的社會保障制度，就可以消除或減少社會不公，保持和促進社會穩定。目前，國際上尚無大范圍解決無勞動關系和固定收入社會成員的社會保障問題的成熟經驗。盡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但我們可以分階段分職業逐步推進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而且有一個底線應當設立並保證，這就是任何社會成員的最低生存、生活保障不能忽視。建立社會救濟養老制度就是要為農民養老設置最後一道安全網，這是防止農村社會不穩定的減震器。3、社會救濟養老制度是政府完善和履行職能的需要現代政府存在的理由和原因、活動的范圍是由社會公共需要所決定的，政府的職責和功能就是為了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社會公共需要是人類社會共同體所面臨的社會公共問題的共同需要，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而不斷變化的。現代社會，建立社會保障與救濟體系、扶助社會弱勢群體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公共需要。正如國際勞工局明確指出的：如果一個國家缺少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那麼這個國家構建任何一種市場經濟體制都是不可能的【2】（P15）。作為社會公共需要，社會保障不一定會自動轉化為公共產品，納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范圍。「只有那些進入了政府供給程序的社會公共需要才會轉化為政府公共服務，也就是說，社會公共需要只有在被立法機構以立法的形式確認，並且交由行政機關執行、由司法機關司法的情況下，才會成為公共服務。」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學者提出與公法、私法並列的社會法，認為國家應通過立法干預經濟，從而在經濟、社會保障、勞動關系等方面公法與私法相互交錯，形成作為中間領域的社會法。可以說，社會保障已經成為市場經濟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成為現代法律體系的重要法律淵源，是現代政府的一項法定職責。而在我國整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沒有建立，農村基層政權更是容易將公共財政的危機轉嫁到農民身上。這是政府的缺位，是法律的缺失。建立社會救濟養老制度尤其必要。二、社會救濟養老制度是符合中國現實發展階段的可行選擇1、符合社會保障歷史發展規律和改革取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是有先有後，循序漸進的。歷史上最早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救濟制度。1601年，英國頒布《濟貧法》，它是傳統慈善事業的延續，尚未將救濟視為一種社會義務和責任。社會保障法的真正誕生應當說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社會保險法》。它「使社會保障制度發生了質的飛躍：從零星的一些社會救濟措施發展成為政府的一項社會政策；從施捨式的社會救助發展為一種公民權利；從統治階級的安民術發展成為國家的社會責任。」【2】（P49）此後盡管社會保險逐步取代了社會救濟的主體地位，但在現代社會保障法律體系中，社會救濟仍然佔有重要地位。社會保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分水界，戰前呈現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險此消彼長的特點，而戰後階段的主要特點則是既分工又合作。」【2】（P307）建立社會救濟養老制度符合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發展規律。在中國農村迫切需要社會保障而很難很快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的今天，只能按照社會保障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中國的實際，先易後難，先選擇急需的再選擇其他的，一步一個腳印建設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救濟養老制度可以說既是最需要的，也是最容易的。如果連最容易的都不能建立起來，怎麼談論其他？今後即使建立起了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社會救濟養老仍可作為最後的防線。建立社會救濟養老制度也符合社會保障的改革取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保障制度出現了「危機」，由於福利國家社會保障項目多，待遇標准太高，過分慷慨，人們不勞動也能保證像樣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失業補助金給付期長，標准高，使失業者的收入與在業者的收入差不多，失業者不願意從事新工作。」【2】（P64）高保障、高福利保護了一批懶漢，大大犧牲了效率，也有損社會公平。因此，各國對社會保障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並著力進行改革。社會保障不是越高越好，必須適度。在目前農村經濟水平較低、人口龐大的情況下，只能選擇最低水平社會救濟養老。2、在中國有著堅實的基礎撫恤孤老殘疾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即使在封建社會也有許多官、民慈善機構承擔撫恤孤老殘疾的任務。新中國建立後，黨和政府非常注重解決農村貧困問題，著力發展生產，並通過發放救濟糧、減免農業稅、以工代賑等救助農民。這些都為建立社會救濟制度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其中，「五保戶」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解決農村貧困老人養老問題的有效措施，對建立社會救濟養老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五保戶」制度產生於1956年，完善於1960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改革於1994年的《農村五保供養條例》。「五保戶」制度對於老人而言，是指對農村無法定撫養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的老年人，實行「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1994年，全國符合「五保」條件的對象有286萬戶，308萬多人。1998年，有282.8萬人享受/五保0待遇。由於國家將/五保戶0制度定位於農村集體福利事業，而現在其依賴的經濟基礎——集體經濟在中國絕大部分農村開始瓦解，所以「五保戶」制度也受到了極大沖擊，不僅覆蓋面有限，而且在許多地方實行得都很艱難，但這一制度給建立社會救濟養老制度提供了難得的經驗和堅實基礎。目前，部分地區試行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為社會救濟養老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到1999年底，全國農村316.17萬人獲得了最低保障，占農業人口的0.34%。2000年一些地區實施費改稅後，取消了鄉統籌村提留（除「五保戶」之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據《人民日報》2003年2月11日報道，現在，「全國已有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有條件的縣（市、區）初步建立了農村『低保』制度，404萬人享受了農村『低保』」。3、符合當前農村實際「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3】法律取決於現實。首先，社會救濟養老制度適應了統一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打破農村與城鎮隔離的天然本性。城鄉互動、一體化發展成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要實現小農生產向社會化大生產的轉變、城鄉統籌發展以及建立統一勞動力市場，社會養老就要統一起來。現在能夠統一建立起來的社會養老制度就是社會救濟養老。把這個基礎制度做好，就等於為農民建立了一種最低的安全保障。今後可以適時與城市的救濟養老接軌，形成全國統一的最低安全網。其次，社會救濟養老制度符合目前中國整體經濟狀況。就目前中國的整體經濟條件而言，很難承受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項目。從各級政府財政狀況看，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不錯，但許多地、市和縣級財政困難很大，絕大多數鄉村財政更是困難重重，有的債務纏身。在這樣的條件下，只能從低水平的社會救濟開始。最後，社會救濟養老制度符合中國農村階層化的現實。農民內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分化，開始形成不同的階層和利益群體。有人將其劃分為三個階層：主導階層（包括母體階層、單純農業勞動者、兼業農、城市農民工、農村文化技術人員、鄉鎮企業工人）、領導階層（包括鄉鎮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農村鄉務管理者）、依附階層（包括個體勞動者、私營企業主和其他）。解決大規模人口養老保障的現實法就是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即用統一的社會救濟養老兜底解決以母體階層和兼業農為主的養老保障問題，分類推進其他養老項目。三、社會救濟養老制度的主要內容社會救濟養老是把傳統的社會救濟運用於養老領域的一種實踐，目標是：克服貧困和無助，實現人人老有所養，病有所醫。老有所養指擁有基本的生活條件；病有所醫指擁有基本的生存能力。1、原則社會救濟養老屬於社會救濟的延伸和特定條件下的社會養老，兼有社會救濟與社會養老的優勢。其原則是：（1）反貧困和反無助原則。通過社會救濟，幫助貧困、無助的老人安度晚年，消滅老年農民的絕對貧困和一定程度的相對貧困。（2）積極救濟原則。社會救濟養老不是國家和政府對農民的恩賜、施捨和憐憫，而是國家和社會應盡的義務，是農民擁有的天賦人權。（3）生存權原則。一方面國家提供的救濟養老是保障生存權水平的救濟；另一方面，每個農民在年老不能維持生存時，即可申請成為救濟養老對象。2、主要項目（1）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解決年老農民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問題。最低生活水平，從絕對意義上說是指保證維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限度的飲食和居住條件，目標是不能使救濟對象凍餓而死；從相對意義上來說，就是享有當地生產力水平下相對數量最少的消費資料和服務。從目前中國的現實考慮，救濟的標准只能是廣覆蓋、低水平。（2）老人醫療救助制度。對於農村老人而言，疾病與貧困是一對難以分開的惡魔，只要攤上一個，另一個就會接踵而來。因此，建立面向貧困老人的醫療救助制度也是解決養老的重要部分。醫療救助主要是解決救濟對象的基本醫療和大病治療。3、對象的確定社會救濟養老的對象是農村的貧困者。具體量化標准可以用下面兩個尺度：（1）年齡：60歲以上；（2）經濟收入水平：「絕對貧困線+當地農村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費支出）@系數」以下。系數可以分3~6個層次，比如東部高一點，西部低一點，中部為中間值，南北可以再分兩類。救濟養老對象的條件應隨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1）經濟收入須是基於絕對貧困線之上的綜合指數，需涵蓋一定指標。比如，須包括地方「人均國民收入」、「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等若干項固定的指標。（2）中央可以分不同區域定期調研、發布指導性條件標准，同時規定統一的救濟養老條件下限。目前可以絕對貧困或較低的相對貧困標准作為條件的強制基準，地方政府也可制訂更寬泛的條件。（3）以鄉、村社區組織為基礎，建立調查監督體系，規范貧困調查與監測制度，以動態的方式監測農民的生活狀況。這是農村各項社會保障的基礎，也是制定農村社會政策的基礎。4、救濟標准和資金來源社會救濟養老的救濟標准就是：絕對貧困線+地方農村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費支出）@系數+農民人均醫療費-本人年收入。中央政府只負責「絕對貧困線+農民人均醫療費-本人年收入」部分，地方負責「當地農村人均收入（或人均消費支出）@系數」部分。資金是關鍵。1999年全國農村共有社會救濟對象4，750.4萬人，如果按照1，000元/人，則需要470億元/年。這些資金如何籌得呢？（1）救濟養老金在東部及發達地區可以由中央、省級、縣市級財政共同承擔。中西部以及貧困地區須由中央和省級財政完全負擔。（2）將社會保障費改為統一的社會保障稅，由中央統一分配使用。這是現代國家的通行做法。目前，在全世界170多個國家中，至少有132個國家開征了社會保障稅。同時，徵收社會保障稅，將使社會保障制度更加規范和穩定，從而排除了徵收、使用、管理中的隨意性，使社會保障金有了保障，更能體現公平和社會互助。（3）發行國債和福利彩票，以期通過年輕一代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解決目前的困難。（4）允許農民以土地換社會保障，減少社會救濟養老對象。【參考文獻】【1】劉翠宵.中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J】.法學研究，2001，（6）：68.【2】覃有土，樊啟榮.社會保障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1..cn/mediafile/200701/17/F200701171430532382525124.jpg

㈥ 什麽是救濟制度

社會救濟
社會救濟是指國家和社會為保證每個公民享有基本生活權利，而對貧困者提供物質幫助。主要包括自然災害救濟、失業救濟、孤寡病殘救濟、和城鄉困難戶救濟等。國家和社會以多種形式對因自然災害、意外事故和殘疾等原因而無力維持基本生活的災民、貧民提供救助。包括提供必要的生活資助、福利設施，急需的生產資料、勞務、技術、信息服務等。
社會救濟保障計劃的一種方式，用資金或物資幫助生活遇到困難的人稱為救濟，政府在全社會范圍內向生活遇到困難的人提供的救濟稱為社會救濟。
社會救濟型的社會保障有兩個特點：
一是受保人不用繳納任何費用，保障計劃完全由政府從一般政府預算中籌資；
二是受保人享受保障計劃的津貼需要經過家庭收入及財產調查，只有經濟條件符合受保人的資格才享受政府的津貼。
目前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公共養老金計劃，是採取社會救濟的模式。

㈦ 如何在社會救助制度中體現解困的思想

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社會建設與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關。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註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這是社會救助體系新的指導方針，也是今後寧夏社會救助體系新的奮斗目標.
1,突破傳統的救災救濟模式，建立以農村特困災民基本生活、住房、醫療、教育等救助的社會救助體系.
2, 一個文明的國度，有一個最基本的標識，那就是看貧困者是否有尊嚴地生活著。一個城市也是如此。對於這一群體，政府對其實施最低生活保障，是「責任」，而不是「施捨」，這是我們在實施社會救助中，所有參加工作的人始終堅持的一個工作準則。因此，在城市低保救助工作中，每一位與之有關的人員始終以履行黨和政府的職責做好任何一件事，我們不是「活菩薩」，更不是「救世主」，而是人民的公僕。
3,在建立社會救助體系的同時，更注重將農村低保與扶貧開發、促進就業以及其他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生活性補助措施相銜接，堅持政府救濟與家庭贍養扶養、社會互助、個人自立相結合，鼓勵和支持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生產自救，大力實施減災項目.
4,在城市，則實施就業援助，以實現充分就業為目標，以擴大就業規模、提高就業質量為重點，通過培訓入戶、崗位入戶、政策入戶，多渠道、多形式地促進就業。重點幫助城鄉貧困家庭、城鎮零就業家庭和家庭困難大學生實現就業.

㈧ 宋朝救濟制度的特點

宋代社會救濟機構設置是自上而下，遍布全國之「各府、州、縣、軍、監」，構成一個網路。更難能可貴的是，宋代社會救濟機構還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規定的制度。

救濟對象很明確。其中，在居養院的老人一直供養到送終；兒童供養到15歲成年。而對於在「道路店肆」乞討無門或生病者，入院後，「官給錢米葯餌，候安可日，再給錢米津遣返還鄉」。

(8)公共服務救濟制度擴展閱讀：

北宋時期社會救濟機構主要有三類。一類專門收養「鰥寡孤獨者」，重點是60歲以上無人贍養的老人，還包括孤兒、流浪兒童、殘疾人以及基本生活無著的難民飢民。

這類機構的名稱叫居養院。一類是專門負責收治無錢治病的病人，這類機構叫安濟坊，病人進安濟坊後，予以免費治療。

還有一類機構，專門負責埋葬居養院與安濟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會上「孤老餒疾致死」後「暴露溝塹者」，叫漏澤園。為此，漏澤園還有專門由官家花錢購買的墓地。

㈨ 社會救濟與社會救助的區別

社會救濟與社會救助的區別主要有：

1、提供的幫助類型不同：社會救濟的提供的是物質幫助；而社會救助提供的是物質和精神幫助。

2、性質不同：救濟是一種較為消極的救貧濟窮措施，是基於慈善的心理，對貧困者進行暫時性的救濟措施；而救助則更多反映了一種積極的救困助貧措施，是政府長期性的救助，是一項社會保障制度

簡而言之：社會救濟主要是給予物質上的扶持；社會救助涵義更廣，除了物質的幫助，精神撫慰、方法傳授等都可以是救助內容。

(9)公共服務救濟制度擴展閱讀：

社會救助一詞，有些也稱為社會救濟。通常來說，救濟是一種消極的救貧濟窮措施，基於一種同情和慈善的心理，對貧困者行善施捨，多表現為暫時性的救濟措施；而救助則更多反映了一種積極的救困助貧措施，作為政府的責任而採取的長期性的救助。

因此，政府的責任而採取的長期性的救助，是指國家對於遭受災害、失去勞動能力的公民以及低收入的公民給予特質救助，以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救助主要是對社會成員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目標是扶危濟貧，救助社會脆弱群體，對象是社會的低收入人群和困難人群。社會救助體現了濃厚的人道主義思想，是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護線和安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