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發明將軍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特赦了那些戰犯戰犯生平事跡

（《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新中國建立之初，為了鞏固新生政權，進行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在運動中，有些地方出現了過火行為。

為了控制界限，制止這一傾向，毛澤東在1951年4月30日特意批示：「殺人不能太多，太多則喪失社會同情，也損失勞動力。……凡無血債或其他引起民憤的重大罪行，但有應殺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務或間諜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經濟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緩期一年或二年執行，強迫他們勞動，以觀後效。」

5月8日，毛澤東又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分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政策的決定》，正式提出了「死緩」一詞。毛澤東多次強調：「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在一次接見外賓的談話中，他特別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動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為什麼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進步呢？問題是方針和政策問題，還有方法問題。」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個不殺，分批釋放」，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中，發出「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斗」的號召。當天，他在陸定一起草的《為配合周恩來同志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向台灣展開相應的宣傳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的批示中，提出了「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的意見。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就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並對各方面情況作了分析和研究，認為已經初步具備了釋放一批戰犯的條件。當時，根據周恩來闡明的對台方針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國民黨去台人員只要回到祖國，不管什麼人，將一律既往不咎。在這種時候釋放一批戰犯，將會有利於加強台灣與大陸的聯系。

為了更好地處理戰犯問題，中共中央同時也向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徵求意見，進行政治協商。3月14日，在北京召開了政協常委二屆十九次擴大會議。會議著重討論毛澤東、周恩來關於釋放戰犯的提議。會上，公安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作了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題報告。

周恩來根據毛澤東主張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的原則，具體說明這一重大決策的目的、方針和步驟：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轉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對台灣的影響相反，使他們覺得戰犯的下場只是要殺的，增加了台灣的恐慌。這與我們的政策不相符合。」

會上，對這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一種意見認為應該立即全部釋放；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逐步釋放。周恩來同意後一種意見，他說：「雖然前一種意見處理起來很簡便，但工作不完滿，收獲也不大，一下子轟動一時，過去後就沒有下文可作了。」周恩來提出：「我們要影響台灣還是一步一步地來做好，先放少數的，試一試，看看有效沒有，放出後的工作也要循序漸進，急不得。」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進一步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澤東提出：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台灣。如果不殺或許對台灣還會產生影響。

對釋放戰犯的時間，毛澤東經過反復考慮後，在5月2日的一次會議上表示，目前馬上釋放，時機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麼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沒這個必要。」

對戰犯釋放後的安排，周恩來也提出了具體意見。他說：「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後到各地去參觀，允許親友看望他們。等這些人對新生活適應後，對祖國的形勢有所了解後，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們一起討論如何開展對台灣的工作。都去台灣的意見是不現實的，蔣介石消受不了這些高級將領，同時也會狐疑鬼猜，會認為我們放人是有鬼的，他什麼都懷疑，連美國人稍微青睞一下孫立人他都不能忍受。」

周恩來還說，台灣的工作是要做的，至於如何做可以跟這些「將軍」們談談。他表示，如果他不是總理，倒願意跟這些人多談談。他還說：「毛主席的指示是應跟他們講清楚，放他們出去，允許他們來去自由，願意去台灣的可以去台灣，願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罵我們。連海外的人在內，罵我們的有那麼多人，這幾百人數目很少，如果你們罵完了，又想回來，我們照樣歡迎。會不會回來再把你們抓起來？不！我們保證。我們不跟你們絕交。」周恩來強調：「這個話，我們說了算數！」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進一步發揮了他那篇《論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明確提出溥儀等人是「大蔣介石」，對處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簡單地處決。他說：「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抓起來一批，管制一批。」

中共中央對國民黨戰犯實行「一個不殺，分批釋放」的方針確定後，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成立了由羅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榮組成的「處理戰犯專案小組」，專門負責此項工作。

1959年，在北京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聽取了關於國民黨戰犯和偽滿蒙戰犯的學習改造情況報告後，非常滿意，隨即研究了這些戰犯的處理問題。9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於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

9月17日，全國人大二屆九次會議討論並同意毛澤東的建議，作出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布特赦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1959年9月）

在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十年的英勇奮斗，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

為了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根據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對於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

一、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關押已滿十年，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二、反革命罪犯，判處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處徒刑5年）、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判處徒刑5年以上、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三、普通刑事罪犯，判處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處徒刑5年）、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判處徒刑5年以上、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確實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四、判處死刑、緩刑2年執行的罪犯，緩刑時間已滿一年、確實有改惡從善表現的，可以減為無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時間已滿7年、確實有改惡從善表現的，或以減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個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劉少奇

1959年9月17日

特赦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特別是在功德林一號關押的戰犯，他們欣喜若狂，無比激動，感謝黨和政府的英明決定。10月2日，他們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以表達他們的興奮和感激之情：

敬愛的毛主席：

當此偉大祖國國慶十周年之際，黨和政府對我們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頒布特赦令，對確實改惡從善的給予釋放，這是無產階級崇高的革命人道主義的體現，是中外歷史上對於罪犯從來未曾有過的深恩厚德，使我們深深地感到無比的興奮和無限的感激！

我們過去都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人民內戰的實際執行者，破壞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種手段殘酷地壓榨和殘害人民，嚴重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把國家拖到了絕境，論罪真是死有餘辜。十年來，在黨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們逐漸恢復了人性，明辨了是非，從而樹立了認罪服法、改惡從善的思想基礎。黨不僅寬恕了我們的罪行，而且把我們的靈魂從罪惡的深淵里拯救出來，使我們得有今天的新生。黨之於我們，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當我們將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們謹向您庄嚴保證，今後在思想上、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在工作和勞動中，誠懇踏實，力爭上游，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解放台灣的斗爭中，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後，我們謹以無限感恩圖報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禮！

蔣介石集團戰爭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在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有全體在押戰犯參加的特赦釋放大會，宣布了特赦釋放的戰犯名單。

首批特赦戰犯共33名，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在功德林一號戰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們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陳長捷、楊伯濤、鄭庭笈、邱行湘、周振強、盧浚泉。

特赦釋放後的戰犯，全部獲得了新生。這些人被釋放安置後，都由各級統戰部門負責管理。他們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陸的都與家人團聚了，有一些人還安排了重要職務，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還有一批人被安排為地方政協委員、常委。他們參政議政，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國共產黨採取的教育改造戰犯的方針獲得巨大成功，為人類創造了一個亘古未有的奇跡。

2. 《特赦》中走出功德林的十個人，為啥沒理工男和羅盤將軍

電視劇《特赦1959》中，有兩個人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就是機電專家理工男葉立三和神機妙算羅盤將軍蔡守元，這二位一個嚴肅得近乎古板，另一個滑稽得近乎可笑，但他們卻是功德林里給大家留下比較深刻印象、表現也不錯的兩個戰犯。看到最後，人們不禁生兩個疑問：為什麼首批特赦的戰犯中不包括葉立三和蔡守元？他們的歷史原型又是誰？

《特赦1959》是一部比較嚴肅的歷史片，如果把葉立三蔡守元列進去，就違背了起碼的歷史真實——電視劇可以匯總融合而衍生出一個有特點的人物，但是卻不能違背起碼的歷史真實，這跟《飛虎神鷹》和《亮劍之雷霆戰將》是有本質區別的，後者好像根本就沒有播出。

葉立三的原型不好找，但是“每次打仗之前都要算一卦”的“蔡守元”，在歷史上還真有.這個人名字叫張淦，他的外號就叫“羅盤將軍”。

這位羅盤將軍張淦，資格可是老得不能再老，官職也不比杜聿明黃維王耀武低，此人給陸榮廷當過少校副官，後來加入桂系，先後任第八軍、第四十八軍參謀長、第七軍軍長，後來還當過二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三兵團司令官。

正像對聯里寫的那樣，“早進來晚進來早晚進來”，張淦後來也進了功德林，但是他沒有熬到第一批特赦，在1959年2月，就病逝了……

3. 影視劇里《特赦1959》中虛構的4名戰犯，都是誰的原型

影視劇《特赦1959》中虛構的4名戰犯，他們分別是文強、廖耀湘、張淦和宋瑞河的原型，很多影視劇都是源於生活的，但是它們又高於生活，而《特赦1959》也是這樣的，《特赦1959》中有4名虛構的戰犯，但其實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可以找到相似的原型。

陳瑞章原國軍中將軍長，在改造期間態度非常的積極，也是這四個戰犯中戲份最多的一個，他和現實生活中的宋瑞河很相似，都是非常喜歡交朋友的，在改造期間態度也都是非常的積極。

4. 建國後七次特赦除了溥儀還放過哪些名人

1、杜聿明，國民黨軍十大抗日名將之一，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系骨幹。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2、王耀武，國民黨十大抗日名將之一，從抗戰之初到抗戰結束，對日作戰幾乎是無役不予，而且戰績頗佳。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

3、宋希濂，被稱為「鷹犬將軍」，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等職。

4、廖耀湘，抗日名將，曾任蔣介石「五大王牌軍」之一的第六軍軍長。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後被聘任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

5、黃維，抗日名將，國民黨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曾參加淞滬會戰、武漢保衛戰、緬甸反攻等著名戰役，在抗日戰爭中立下功勛。

5. 特赦1959劉安國原型是誰

劉安國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之前擔任國防部保密局華北行動處處長，軍銜為中將。特赦1959中介紹劉安國的身份背景介紹的非常清楚，但是在真實歷史記載中並未發現劉安國這個名字，可見劉安國原型不能具體到某一個人，他應該是眾多國民黨戰犯的集合，是國民黨戰犯的一個縮影。

除了劉安國之外，劇中出現的每一位國民黨戰犯都代表了戰犯的一種態度，劉安國是固執和狡猾的，還有一腔熱血的等等。特赦1959中劉安國、葉立三等人都是沒有原型的，他們個性十分鮮明，對待改造態度明顯，這些人雖然不是歷史具體存在的人物，但從他們身上我們自然可以看到國民黨戰犯對待改造這件事情的態度，也看得出改造的難度。在接受改造過程，劉安國等人思想上逐漸發生改變，最後坦白他們的罪行獲得了特赦。

6. 特赦國名黨將領有哪些

曾澤生：曾澤生先後擔任過中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並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他還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會代表，第三、四屆政協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70年，戎馬一生的曾澤生脫下軍裝，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軍軍長的位置上退下來。1973年2月22日，病逝於北京，享年71歲。

張克俠：建國後歷任華東林業部部長、共和國林業部副部長兼林業科學院院長。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被下放到廣西農村勞動。第二年，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回到北京治病。1984年7月7日病逝，享年84歲。
傅作義：建國後任水利部部長，為新中國水利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1974年4月19日逝世。享年79歲。

董其武：解放後，綏遠起義部隊改編為解放軍第23兵團，入朝擔負修建空軍基地和防空任務。回國後，部隊改編為69軍，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68年離休，78年任政協副主席。1982年12月23日，83歲高齡的董其武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3月3日逝世，享年90歲。
鄧兆祥：建國後被任命為新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安東海軍學校校長，隨後，又擔任了大連海軍學校的副校長。 1955年，鄧兆祥被授予少將軍銜。後從海軍學校調到了青島的海軍某基地工作，先後擔任副參謀長、副司令員、北海艦隊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等職。以7旬之年仍駕艇出海，指揮若定。1985年離休，1998年8月6日逝世，享年95歲。

陳明仁：歷任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第四野戰軍二十一兵團司令員，第五十五軍軍長，湖南省臨時政府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代表及第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74年5月21日，因患癌症與世長辭，享年71歲。
陶峙岳：1949年12月，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兵團，任兵團司令員。後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兼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國防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予上將軍銜。是第一屆、二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一屆、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屆、四屆、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第六屆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四屆湖南省政協副主席。1988年12月26日病逝於長沙，享年97歲。
盧漢：1950年3月4日雲南省軍政委員會成立，任主任。其後調任西南行政委員會任副主任。新中國成立後．盧漢歷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國家體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1974年5月13日，因患癌症在北京病逝，終年79歲。
方鼎英：解放後，方鼎英歷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參事室主任、省司法廳廳長、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任委員。1976年6月1日，因腦溢血逝世，享年88歲。

田頌堯：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西南軍政會參事室參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四川省政協第一、二屆委員。1975年10月25日，在成都病逝，享年87歲。
馬瑛：1950年3月，調任雲南省軍政大學高級研究班副主任，1951年3月，因故被捕關押，1961年12月被特赦。1975年12月25日，在昆明病逝，終年82歲。1982年，經最高人民法院復查，「馬瑛確系國民黨起義人員」，將原特赦通知書予以撤銷，恢復馬瑛起義人員名譽。

張軫：解放後，歷任解放軍第五十一軍軍長、湖北軍區副司令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國家體委委員兼全國民族形式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河南省政協副主席。1981年7月26日，在鄭州病逝，享年87歲。
裴昌會：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業廳長、西南紡織工業管理局局長、重慶市副市長。還是第一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重慶市政協副主席。1992年3月23日，在重慶病逝，享年96歲。

陳鐵：解放後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農林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貴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政協副主席、貴州省林業廳廳長。1982年2月19日，在貴陽逝世，享年84歲。
何基灃：建國後歷任南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員、水利部副部長、農業部副部長。1980年1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李覺：建國後先後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全國政協任職。文革後任政協常委。1987年逝世，享年87歲。

李振：解放後歷任川東軍區第二副司令員、西南軍區高參室副主任、四川省政協常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省參事室主任。還是第四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1月1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歲。

朱鼎卿：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湖北省政協常委、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82年5月 24日逝世，享年80歲。
唐生明：解放後任國務院參事。是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六屆常委。文革中，被關進監獄七年半。1987年10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7. 關於杜聿明將軍

樓上那位資料詳實,全面。但有答非所問之感。

在淮海戰役後期，見大勢已去後。杜聿明就計劃突圍。按此計劃的話應該說突圍是很有希望的。但由於按此必須丟掉已陷入重圍的黃維兵團。蔣介石沒有批准。還嚴令杜聿明去救出黃維。這樣正中解放軍下懷。喪失了突圍的時機。後來自己也突不出去了。但最後關頭蔣介石是派專機去接杜聿明的。不過杜聿明實在沒臉面這樣回去。就給校長寫了封絕命信讓飛機帶回去。自己留了下來。被俘前曾自殺，沒死成。就這樣當了俘虜。

8. 第一次特赦名單

1959年12月第一次特赦人員也是第一批，比較多，其中國民黨戰犯30名，如，王耀武將軍，杜聿明將軍，曾擴情，宋希濂，邱行湘，周振強，盧清泉，等等

9. 建國後七次特赦，除了溥儀還有哪些名人

黃維抗日名將， 「黃維兵團」司令
文強「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毛澤東舅表兄弟

宋希濂抗戰名將，被稱為「鷹犬將軍」
宋希濂被稱為「鷹犬將軍」，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等職。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期間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山艦事件後與共產黨脫離關系，緊緊追隨蔣介石。自北伐戰爭到解放戰爭被俘，歷經重要戰役數十次，曾獲青天白日勛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圍，宋希濂抽出手槍試圖自殺，被其警衛排長一把抓住，隨即被俘。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為第一批戰犯被釋放。特赦後，宋希濂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1964年起，先後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0年宋希濂經中央批准赴美國探親，因子女堅留，遂定居美國。晚年宋希濂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任總顧問。1984年又在華盛頓發起建立「黃埔同學會」，任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