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创造史

㈠ 人类利用自然创造出来的景观，是什么样子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人类的想象力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以及创造出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可以看见的，那么人类也可以利用自然的创造力来创造出一些景观。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人类利用自然创造力创造出来的景观究竟是什么样子？

所以人们的想象力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它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时还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自然。那么我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改造大自然的时候，都能够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说破坏大自然，这样的话相当于破坏我们的生存家园。

㈡ 人类起源

非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欧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 海德堡人
，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北京人复原像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 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 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 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微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达尔文理论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
东非地区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东非人头骨化石
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 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 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发展历史
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 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 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 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 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 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蓝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 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 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 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挑战非洲起源论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物种以多样性的形式而存在，如果找不出化石，就能否定其他人种的多样性存在吗？从世界气候来看，非洲古人类化石出土较多，那里的气候炎热干燥，再加之火山灰的覆盖而易于化石的保存，而欧洲和亚洲的气候湿润，有机物易于腐蚀骨骼化石，在漫长的岁月中极易消失，有些地区沧海变桑田，因地震、洪水、长期的河水淤泥覆盖和其他自然灾害使人种化石埋没永远也不会找到，而人种的客观存在又是不能被否定的，因此，从化石上看，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化石是贯穿于一切人种存在，是一切人种都具有的骨骼遗骸，一个地区的人种化石不能代表所有地区的化石，是个别不能代表一般，能够保存下来的地区不一定就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长久保存的地区也不一定不是人类的起源的。从化石发现上来看，有的地区发现早，有的地区发现晚。从化石的年代来说，早发现的有年代晚的，晚发现的有年代早的，因而形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最初有‘欧洲起源说’，接着就是‘非洲起源说’，后又有‘亚洲起源说’。从人种存在看，一地起源说不能解释众多差别巨大的人种存在。从基因科学来看人类利用基因解释人种似乎走向了误区，因为全息观认为人是大地的产物，全人类与地球母亲是一个整体，因此全人类的基因必然共同，嵇康《养生论》说：人生活在晋地牙齿就会变黄，虱子生在头上颜色就是黑的。相对于中国人来说虱子生在头上就是黑的（欧洲金发人的虱子必定是黄的），生在脚上的就是白的，笔者于1990年亲身作过试验。生在身上又于这二者不同。头上的虱子和身上的虱子同样生活在一个人的母体上，人虱一体，虽然有黑白之分，它们的基因和骨架当然是几乎为一。因为，它们都生于人这个共同母体上，只要产生虱子的条件具备了，就能在一个母体——“人”的上下部位产生不同颜色的虱子，说明了人体是一个小天地的全息道理，你能说黑虱白虱谁是谁的祖先吗?黑虱白虱都产生于人这个共同的母体。因此，他们的基因和骨架必然共同。从哲学理论上来看，只有中国哲学和医学是最好解决人种起源问题的学说，人种即的不同起源，完全解答了人种的现象与本质，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确定了人类人种起源于不同的地区，肯定了内因的主导作用，肯定了人种的多样性存在。说明了人类有着共同的母亲——大地，却有着不同的父亲——气候。因而，人种有着共同的形体，却有着不同的特征。

㈢ 是谁创造了自然规律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提一下物理学里的“人择原理”（史蒂芬·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附录中有人择原理的解释，包括强人择原理和弱人择原理）：宇宙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我们站在这里这样去看它。

想通了这个原理，那么这个问题好解决了。

一切东西都在运行，那么要运行就要有个方式（这个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吧，完全没有主观意识在里面），采用什么方式完全是随机的。现在我们要说说所谓规律了。注意，我们所说的“规律”，其实是我们对客观存在的一种认识。它是我们站在我们的世界观基础上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总结。

因此，世界就以它自身的方式运行（完全没有主观意识下随机选择的方式），而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总结出我们以为正确的“规律”，这个规律其实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世界本身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所谓“规律”，是我们人在自身的知识背景，文化背景等等主管因素下对世界的看法。其发明者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己。

还是仔细体会体会人择原理吧，应该会帮助你理解的。
这个问题超出人的理解和想象范围了，因为我们可能生存在一个这个宇宙的任何物体都无法理解的意识流当中，就像你在你脑海中想象出来的事物，它存在在你脑海中的意识流当中，它跟你的意识流是一体的，它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个可能知道谁创造了它，我们跟宇宙是一体的，我们可能是某个更高层次我们无法理解的元素所创造的虚幻的产物，但对於同一层次的我们来说，我们是现实的，更高层次可能还有它无法理解的比它更高层次的元素存在，这就成了一个无限循环，我们的身体是由很多不同的元素，微小的生命体组成，同样整个宇宙也可能是由我们这些不同的元素，不同的生命体组成，我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共存一体的，这些联系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就行成所谓的规律，不管我们多麽渺小，都是跟世间万物紧密联系著的，我们能够在脑海中想象事物，是因为外在事物影响著我们，使我们产生联想，如果你什麽都不懂，你会问出这个问题吗？所以我们所想象的事物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因为我们的很多思想和行为都是无意识的，它是长期受外界刺激影响所形成的一种习惯或思维方式，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存在，并不是某个更高层次的元素创造的，它也是无意识受影响的，所有事物都是一体的，相互影响著，不停地运动,产生不同的变化,形成各种各样的物体,所以，在这个世界裏是没有创造和毁灭的，人死后也会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元素，在这裏，对於我们而言，只有存在与联系，否则，关於宇宙有多大，宇宙从什麽时候开始的问题，是我们永远都难以解释的。

㈣ 追求人类起源

1.南方古猿是早期人类，大约生活在距今500万年至150万年之间。最初生活在非洲(大约300多万年前)，南方古猿的头骨要比人类的短，其脑容量也要比人类的小，但脑结构已与人类相近。他们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并使用天然工具。研究南方古猿，对于探索人类的起源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2.能人于1960年发现于坦桑尼亚西北部的奥杜威河谷。头骨壁薄，尾嵴不明显，平均脑量为637ml。颊骨比非洲古猿窄，下肢直立行走，手指能对握，身高1.2-1.3m，还能制造石器。曾被称为“东非人”，而现在一致认为是南方古猿的一个种。“东非人”这个名字已经废弃。
3.1890年到1892年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发现了猿人的下颌骨,头盖骨和腿骨。发现这把他定名为“直立猿人”或“原人直立种”。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北京的中国猿人”或“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人”。
4. 原称“人属尼安德特种”，简称“尼人”，相当于以前划分的古人阶段。这个时期的人类与现代人更为接近，但仍带有许多原始性质。不仅会保存天然火，还学会了人工取火。其生存年代大约距今二三十万年到五万年前，属于地质学上更新世中期后一段到更新世晚期前一段，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㈤ 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在哪里

人类起源之谜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
自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人类这一支系是何时、何地从共同祖先这一总干上分离开来的？什么是他分离开的标志？原始人类又是何时、何地转化为真人的……
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古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的回答。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真人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真人出现以前的人类祖先，科学家们称之为“前人”。直立是前人从人猿共祖主干上分离的形态学标志，他从主干分离的地区可谓人类最早的摇篮。真人不断演化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人，同时形成现代不同的人种，这个进化过程完成的地区便是人类演化最后的摇篮。
在探索人类起源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人类是一个生物物种，他只能有一个祖先，不可能是多个祖先。不能说黑人有一个祖先，而白人又有另一个祖先。因为不同的物种之间虽能婚配，却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种能育。如果我们主张人类多祖论，就会在生物学上犯常识性的错误，现在已证实了人类多祖或多元论是违背科学常理的。
人类从人猿主干上分离，究竟发生在哪一地区？是在非洲，然后走进亚洲，还是在亚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的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
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
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
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
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
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它提供了早期人类群居的证据，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
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
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
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
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
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兰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
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
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
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人类共同的祖先是共同的！（300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
不同的肤色是与居住地有关，居住在非洲的因为阳光强烈，肤色变黑；欧洲因为阳光较弱，肤色就白；亚洲居中，肤色也居中。
不同的语言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语言实际上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不是与生俱来的。
不同的习俗是因为自然环境的结果，某地的习俗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必然的联系。
关於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各民族都相当丰富，其中有些说法颇为相似，当然不同的也不少，在这些神话里头，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发现有和进化论不谋而合之处。
归纳各种神话，人类的起源可以分为『呼唤而出』、『原本存在』、『植物变的』、『动物变的』和『泥土造的』五种，现就分别叙述。
《埃及神话》说人类是神呼唤而出的。自古以来，埃及一直是个神秘之地，她是所有古老国家中最自我封闭的，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外在的文明很难对她发生影响，因此她的人类起源的说法也和别的民众不同。
埃及人认为远在埃及于世界上出现之前，全能的神就已存在，他创造了天地的一切，他呼唤『苏比』，就有了风；呼唤『泰富那』，就有了雨；呼唤『哈比』，尼罗河就流过埃及，他一次次呼唤，万物一件件出现，最后，他道出『男人和女人』，转眼间，埃及就住满许多人。
造物工作完成，努就将自己变成男人外形，成为第一位法老王，统治大地人类，开创安和繁荣景象。
人类原本就存在着的神话，散见於北美印第安人和纽西兰毛利人。印第安人神话中说到神创造天地，然后从地下带领人类上来，生活在大地上。毛利人的神话说『兰奇』和『巴巴』是天和地，是万物源头，当时天和地未分开，四下漆黑，其儿子渴望得到光明，便用力将天地推开，光明於是出现，一向藏在黑暗中的人类便被发现，原来他们也是天地所生。
认为人类是植物所变的为日耳曼神话，它说天神欧丁 (ODIN) 有一天和其他的神在海边散步，看到沙洲上长了两棵树，其中一棵姿态雄伟，另一棵姿态绰约，於是下令把两棵树砍下，分别造成男人和女人，欧丁首先赋予生命，其他的神分别赋予理智、语言、血液、肤色等，成为日耳曼的祖先。
人类是由动物变的之神话相当常见。在澳洲神话中说人是蜥蜴变的；美洲神话则说人是山犬、海狸、猿猴等变的；希腊神话也说某族人是天鹅变的，某族人是牛变的。
我们由这种『动物变人』的神话中，可以发现很接近进化论的说法，尤其是美洲神话中说人是猿猴变的，就完全与进化论相吻合，这种巧合，很耐人寻味。
我国神话论及人类起源的有数种，比较早的说法是《淮南子精神篇》：『有二神（阴、阳二神）混生，经天营地……类气为虫（混浊的气体变成虫鱼鸟兽），精气为人（清纯的气体变成人）。』这种说法并未受多大重视。
晚一点的说法则指盘古垂死化为万物之时，身上的寄生虫变为人类。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盘古）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人）。 』此种说法也没有流传开来。
另一种说法是指人类由黄帝所造，然后由其他的神上骈和桑林赋予四肢五官，见淮南子说林篇：『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这种说法很有趣，和日耳曼所述的很相似，可惜上骈和桑林是什麽样的神，在其他古籍中并无叙述，徒留一个谜。

㈥ 人类有意识地利用自然创造出来的景观，有哪些

庐山是一座多姿多彩的名山，凝聚了各个景点的精华：虽然没有黄山那么雄伟，但比黄山还要神秘一些；她虽然没有九寨沟美，但也很美；村域的历史足迹虽然不如鼓浪屿厚重，但更贴近现实；芦林湖看起来像西湖，也有点像九寨沟的海子。鼓岭镇——庐山最繁华的地方，就像一个小镇，它不仅是交通和住宿的枢纽，还有购物街、餐厅、医院、学校、公安机关、市场、街边公园、酒吧等设施。

庐山不仅文化积淀十分丰富，而且自然风光秀丽，名山河、湖泊、名城完美融合。庐山到处都是世界罕见的高山第四纪冰川文物。庐山有四季之美，春山如梦，夏山如钟，集古今中外文化特色于一体，可谓是自然文化的完美结合。

㈦ 如何看待自然从何而来，地球与世界也从何而来

源于138亿年前的一场宇宙大爆炸。

自然从何而来，地球与世界又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闪过，究竟是什么力量或者能量造就了宇宙世间万物？宇宙所有的物质以及宇宙本身又是怎么诞生的？这都要从遥远的138亿年前开始说起。 通过上述事实和例子我们对“奇点”这个概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也对宇宙诞生前后的历史有了初步的掌握，我们不能止步于此，也要对其他未知的问题进行探究，已知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反思。

㈧ 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然创造者是什么

哲学黑格尔生平与主要著作： 黑格尔 黑格尔学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2简介( 1770-1831 ) 1770年8月27日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1831年11月14日卒于柏林。1788年10月黑格尔到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801年来到了当时德国哲学和文学的中心耶拿，开始了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1805年获得副教授职。1816年黑格尔到海德堡任哲学教授，开始享有盛誉。1818年普鲁士国王任命黑格尔为柏林大学教授。1822年，黑格尔被任命为大学评议会委员。1829年10月黑格尔被选为柏林大学校长并兼任政府代表。1831年黑格尔被授予三级红鹰勋章，同年夏他的《论英国改革法案》一文发表，因普鲁士国王下令中止，文章只发表了前半部分。主要著作包括《 精神现象学 》、《逻辑学》、《哲学全书》（其中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3部分）、《法哲学原理》、《美学讲演录》、《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讲演录》等等。哲学思想 在黑格尔1788年进入图宾根神学院深造的几年里，受I.康德、B.斯宾诺莎和J.-J.卢梭等人的思想影响。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和学习，引导他开始研究政治和宗教，并对现实进行批判。他把哲学家与民众联系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同时指向宗教和专制制度。此时，黑格尔尚未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仍然认为宗教高于哲学，认为哲学作为反思的思维不能把握生命和精神的无限性。这一看法不同于他以前的观点，到耶拿以后，黑格尔很快又放弃了这一观点，转入论证绝对知识。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是他把自己的理想变为体系的一个转折点。1801年黑格尔写了《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一文，参加当时的哲学争论。这是黑格尔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黑格尔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批评康德、费希特和F.H.雅各比等人的著作。这些人的哲学被黑格尔看作主观的反思哲学、需要克服的片面性哲学，因而必须把它们同以总体为基础的“真正的哲学”区别开来。1805年开始写《精神现象学

㈨ 人有多少年历史了

人类起源之谜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
自从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后，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人和现代猿有着共同的祖先。但人类这一支系是何时、何地从共同祖先这一总干上分离开来的？什么是他分离开的标志？原始人类又是何时、何地转化为真人的……
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古人类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正确的回答。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真人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真人出现以前的人类祖先，科学家们称之为“前人”。直立是前人从人猿共祖主干上分离的形态学标志，他从主干分离的地区可谓人类最早的摇篮。真人不断演化发展，最后成为现代人，同时形成现代不同的人种，这个进化过程完成的地区便是人类演化最后的摇篮。
在探索人类起源时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即人类是一个生物物种，他只能有一个祖先，不可能是多个祖先。不能说黑人有一个祖先，而白人又有另一个祖先。因为不同的物种之间虽能婚配，却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种能育。如果我们主张人类多祖论，就会在生物学上犯常识性的错误，现在已证实了人类多祖或多元论是违背科学常理的。
人类从人猿主干上分离，究竟发生在哪一地区？是在非洲，然后走进亚洲，还是在亚洲？
非洲是人类的摇篮首先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作了大胆的推测。另一位进化论者海格尔则在1863年发表的《自然创造史》一书中主张人类起源于南亚，还绘图表示现今各人种由南亚中心向外迁移的途径。此外，还有中亚说、北亚说以及欧洲说。由于人类的摇篮随人类化石的不断出土，而摇摆于各洲。
欧洲，特别是西欧，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的发祥地。从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个个体，其中包括猿人阶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时代的人骨发现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们打开地图一看，欧洲布满了古人类的遗址。而当时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亚洲其他的区和非洲还没有找到过古人类遗址。还有，最早发现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欧洲，即1856年在法国发现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纪20年代“辟尔当人”的骗局喧嚣一时（辟尔当人被有些学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称他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谓“曙人”，原来是来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和一个现代猿类的下颌骨凑合起来的假品），所以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欧。但随着亚非两地更多人类化石的发现，人类摇篮欧洲说才逐渐退出了舞台。
“北京人”的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887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抱着寻找早期人类化石遗骸的热望，来到印尼的爪哇岛，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个名叫垂尼尔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颌残片，次年又发现一具头盖骨，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号头盖骨。1892年，又在不远处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这些材料后，认为它们属于同一个体，而且正是人们要寻找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
爪哇直立猿人的发现使南亚说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发现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教会。教会坚持说，人类的祖先应是亚当，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学家马修在《气候和演化》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鼓吹中亚高原是人类的摇篮。其理由，一是中亚因喜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环境变得不适宜生存，但对动物演化来说，受刺激产生的反应最有益处，所以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进人类的形成；二是哺乳动物的迁徙规律常常是最不进步的类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附近继续发展，因此在离老家比较远的地区反而能发现最原始的人类。当时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与这一假说正好吻合。
1927年，中国发现“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继发现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遗迹，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亚起源说更加风靡一时。
1930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刘易斯在印巴交界处的西瓦立克山到一块上颌碎块，该标本从形态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点，他便借用印度一个神的名字“拉玛”把它命名为“拉玛猿”。但由于当时他人言轻，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学家皮尔宾姆和西蒙斯对林猿类26个属50多个种作综合研究时，注意到拉玛猿形态上的似人特点，认为它可能是人类这一支系的祖先类型，并将它从猿科中转到人科中，人类起源南亚说再度兴起。然而随着非洲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大量涌现，使人类起源非洲说重新崭露头角。
在达尔文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时，当时少见化石证据。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改变。在南非盛产金钢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个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在采石时经常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924年曾发现一具幼年猿类头骨，后经解剖学教授达特的研究，认为它人形态介于人和猿之间，遂将其命名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兰士瓦地区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发现一个成年个体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罗姆特莱伊采石场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颌骨和头骨碎片，南猿逐渐引起学术界的认同和重视。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还是“最接近人的猿”，学术界仍有争议。解决争议的关键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虽然人们曾在发现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时还有进步类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难取得一致意见。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层位不清，故南猿确切的生存年代还一时无法搞清。
正当人们左右徘徊时，东非的化石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从1931年起，英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就在东非大裂谷一个名叫奥尔杜威峡谷的分支部分进行发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们是用河卵石或砾石简单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谁是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妇在这里搜索了20多年，终于在1959年7月的一天发现了一具南猿头骨。它比南非粗壮南猿还要粗壮，学名为“鲍氏南猿”，一般称其为“东非人”。通过种种理化测年法测得他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东非人”及“能人”的发现，不仅揭开了东非地区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序幕，而且将作为“缺环”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跃升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类的先驱者。”以利基夫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据此认为人类起源于非。
进入70年代，世界范围内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腊、肯尼亚和我国发现了大量的古猿化石。虽然它们名称不一，但基本可分为大小两种类型，大的属西瓦猿型，小的为拉玛猿型，而且往往两者并存。经过各方专家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并非不同的种属，而是雌雄个体而已。既然拉玛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焉有人类祖先之说？人类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玛猿”而明朗过，现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为人们了解自身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条新的途径。分子生物学，特别是分子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从微观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与其他灵长动物，特别与大猿类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且依据遗传物质的变异度，可以推算出它们分化的大致时间跨度。原先认为人和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距今2000—2500万年间，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万年间！
鉴于此，新的人类演化概念产生了，由此也决定了探索人类的发祥地不能再依据旧说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现的南猿和早期人属化石，人类早期阶段的复杂图景终于开始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自1924年找到首个幼年南猿头骨以来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个地点发现了最早阶段的人类化石。1974年，由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逊领导的多国考察队，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地区发现了一具保存40％遗骸的被称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过300万年，以后被订名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区还曾发现一处埋有13个阿法南猿个体的骨骸，它提供了早期人类群居的证据，为此有人将之称为人类的“第一家庭”。
90年代，非洲的古人类化石重要发现接连不断。1992年，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拉米斯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为“始祖南猿”，经过进一步发掘与研究，更名为“始祖地栖猿”。1996年，来自13个国家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区，找到了距今250万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态上混杂着接近人和许多不同类型南猿的特点，被认为是连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属之间的一个新种代表，被订名为“惊奇南猿”。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的库比福拉地点，则相继发现了阿法南猿、鲍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号人”的头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订名为“卢道尔夫人”，距今年代为190万年，并被认为是人属中的最早成员；在湖西岸，1985年曾发现有一具距今250万年的头骨，被命名为“埃塞俄比亚南猿”，他是粗壮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点发现的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南猿化石，被命名为“湖滨南猿”。令人瞩目的是，它们的下肢骨显示出直立行走的特点，而上肢骨却仍保留着上攀援的特点。这表明分子生物学所推测的距今500万年人与猿分道扬镳可能是对的。据目前所拥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别是东非地区。
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
早在1907年发现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视作欧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过渡的类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区，发现了80多件人类化石，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78万年以上，被认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鲁吉亚东南边境一个名叫德玛尼西的地方，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齿列的下颌骨，形态呈直立人型。以后又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据古地磁年代测定为距今180万年，故德玛尼西人被认为是非洲以外已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欧洲最早的人化石。
以色列出土的尼人类型的古人类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内有一条约旦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
1959年在这里发现乌贝蒂亚旧石器时代遗址。从该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器，据古地磁法测得距今年代约在150万至100万年间。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遗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刚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早期直立人。
我国在近半个世纪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开远发现古猿以来，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禄丰和元谋又相继发现古猿化石，可分大小两种类型。有些学者认为大型者可谓西瓦猿型，小型者属拉玛猿型。拉玛猿作为人类远祖的论点其时在我国正风行一时，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远祖已在中国找到，便将小型古猿命名为“中国古猿”，以表达人类起源于中国的美好愿望。然而随着科学界对拉玛猿属性认识的变更，国内有些学者将云南不同地区的古猿归属到一个新属，即禄丰猿属之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们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亚种。
60年代，陕西兰田公主岭和云南元谋大那乌发现了直立人类型的兰田人和元谋人，他们距今年代超出100万年，后者甚至达到170万年，成为目前已知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化石。但遗憾的是，元谋人化石目前仅限于2枚上内侧门齿，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胫骨，而在非洲发现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却有完整的骨架。虽然曾经有人将湖北建始地区发现的几颗化石牙齿看作是与南猿类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获得学术界的承认。
1989年在湖北郧县找到2具原始人头骨化石，一开始又将其归于南猿之列，修理后发现乃属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县及1993年在江苏南京也发现了直立人型头骨化石。虽然对于它们的年代说法很多，但均未超出50万年。
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县龙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门齿和一段下颌残块，同时还宣称出土了有人工痕迹的石制品。一开始它们被部分学者鉴定为直立人型，后来国外学者介入，认为与直立人形态差异大，而与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进一步测定了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以上，甚至超过200万年。
进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这些化石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演化体系，而亚洲地区出土的化石很难与它相提并论。相较而言，非洲似更有条件作为人类的发祥地。古人类学的研究还表明：能人／卢道尔夫人具有较大的躯体和较重的脑量，故具有较强的体能和较高的智能，不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还有较紧密的群体关系。加上新世时期古气候的变化，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哺乳动物的迁移，由此带动了古人类群的迁徙。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汇成“走出非洲”的假说。部分学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以色列的乌贝蒂亚、格鲁吉亚的德玛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国的“巫山人”诸遗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类迁徙途中的遗迹。以后，非洲的能人／卢道尔夫人演化为匠人，而在亚洲则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构想出另一种过程，即非洲早期人类首先迁徙到亚洲，演化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迁徙到欧洲。不过“走出非洲”尚有另层意思，即现代类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迁移到各洲去的，时间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即所谓“夏娃说”。
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岂不是人？故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而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拉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并进而构筑了“开远拉玛猿”——“禄丰拉玛猿”——“蝴蝶拉玛猿”（或“蝴蝶人”）——“东方人”——元谋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畴人、丽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当完整的系列。鉴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邻区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地区。但遗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学术界已抛弃拉玛猿是人类远祖的观点。后经研究，所谓“蝴蝶人”的“石器”原来是天然石块；而“东方人”的石器，后来被证明是地表上拣来的，而且时代甚晚。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时期人类的“攀登项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获甚微。后来在安徽繁昌发现了距今200—240万年的石制品和骨器，发现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积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学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此外，光有石器还远远不够，它只是间接证据，关键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这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对人类非洲起源论的一次挑战。但该标本发现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费解。
中国学者要挑战非洲起源论，就必须找出更多的早期人类化石。发现早于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国距今150—200万年的古人类能站稳脚跟更是当务之急。就连目前所认定的我国最早的元谋人化石，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其距今只有60万年！我们必须找到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而且这些化石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得非洲材料从属于这个体系才行。我国的古环境条件不算太差，既然已发现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这样的生存环境同样适合早期人类生存。我们并不完全排除人类起源亚洲的潜在可能性，但仅有设想和冲刺的良好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具有说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学性。

㈩ 什么是自然辩证法它的创建历史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由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所开创的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自然辩证法这个词的原义来说，它是指客观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就它的广义来说，就被称为自然辩证法的这个科学部门形成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它不仅研究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而且研究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研究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一般方法论。由于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是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日益被揭示出来的，所以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联而不可分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

历史来源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来源。古代东方和西方的自然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萌芽状态相适应，其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具有朴素的、直观的性质。十六世纪以来西方近代实验自然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唯物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应地有了重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科学中首先得到充分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是力学，由于直到十八世纪自然科学总的来说还处于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进行研究而未发展到足以揭示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广泛联系的阶段，因而那时的自然知识处于狭隘状况，那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带有机械的(力学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有联系的。但是，德国古典自然哲学尽管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却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在那里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的思想，具有思辩的、唯心主义的性质。这种自然哲学就其形式、体系和方法而言，是同自然科学分离并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
从康德于1755年和拉普拉斯于1796年提出星云学说试图揭示天体演化的历史开始，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十九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发现：维勒的尿素合成(从无机物得到有机物) (1826年)，赖尔的地质演变论(1830年)，施旺、施莱登的细胞学说(1838年、1839年)，迈尔等人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1842年)，汉堡她的比较自然地理学(1845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1859年)，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1869年)等等(其中能量转化、细胞学说和进化论被恩格斯称之为三大发现)，使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和普遍联系被日益提示出来，整个自然科学经历着从经验到理论、从分析到统合的发展过程。这一切不断地打击着和冲破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自然科学为检验辩证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反杜林论》。

建立过程 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哲学思想的渊源来说，它正是依据这样的自然科学发展，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仅有的人。”( 《反社林论·三版序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根植于自然科学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建立，意味着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思辨地构造体系的旧自然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酝酿和形成他们的新哲学世界观，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体现在他们分别和合作撰写的一系列手稿和著作特别是《费尔巴哈论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萌芽，也应该追溯到这一时期。当然，系统地研究、建立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由恩格斯来进行的，体现在他从1858年开始酝酿(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马克思信)、从1873年开始写作(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信)的《自然辩证法》手稿和1872一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中。马克思从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但是他了解并重视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写作。他在《资本论》中和在给恩格斯的信(1867年6月22日)中谈到过在历史上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发现的量变到质变规律的正确性。他听过并同意《反杜林论》的全部原稿。他还研究过数学特别是微分学的辩证性质，写了《数学手稿》。因此，应该认为，《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手稿表达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共同思想。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他还作出了十八世纪“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英国状况》)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详细地研究了技术史，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现代生产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恩格斯还说过，他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存在于现实之中，是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第一版序言》)。这段话深刻地表明了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整个革命学说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

传播和发展 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新发展的背景下，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09年)。在这部著作中，他考察了以X射线、电子和元素转化的发现为契机的物理学革命，分析了由它所引起的哲学思想的混乱，认为这种混乱的产生主要就是因为不懂得辩证法；特别是不懂得自然科学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他指出现代物理学正在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提高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步，唯物主义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正确的哲学”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强调辩证法内容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发表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要求战斗唯物主义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去研究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发展提出了—个纲领。 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苏联出版。这部著作的公之于世，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在苏联和在世界的传播，在中国，自然辩证法也是随着恩格斯这部主著作中译本的出版(1929年)而逐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得到传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进—步在广大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毛泽东也很关心和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这方面讲过一些深刻的意见。例如：他强调自然界无论在微观方面，还是在宏观方面，都是无限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自然发展史和自然科学史充分说明了辩证法的这一基本观点；他提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进；他论述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指出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等等。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扩大并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远远超出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眼界。列宁看到了这一深刻变革的开端。综观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和广义相对论(1915年)，更新了经典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空间、时间、质量、能量的概念；从普郎克的量子论、波尔的量子化的原于结构理论(1913年)到薛定锷、海森伯的量子力学(1925年、1926年)，揭示了崭新的、不同于宏观物理学规律的微观物理学规律；对基本粒子的相互转化和更深结构层次的研究，对各种相互作用统一的研究，显现了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和深刻的统一性；宇宙论的研究把演化概念推到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元素和基本粒子的演化)；生物学的研究借助于现代物理学和化学，从四十年代开始由细胞水平深入到分子水平，这方面研究的不断发展使人类开始真正揭开生命活动和遗传现象的秘密；从电子计算机的制成(1946年)逐步发展到人工智能的探索，为思维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创立和发展，使自然科学的综合和抽象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数学和自然科学方法日益向社会科学渗透；科学的革命引起广泛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引起新产业的不断兴起,旧产业的不断改造，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引起人类物质生活、人们社会关系、人们思想方式的巨大变化；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能力的巨大增长，带来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许多尖锐问题(如环境和生态问题等)。

总之，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更加深刻的程度上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使辩证法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无数确凿的自然科学事实而在实际上为自然科学界所广泛接受，不管他们是否在哲学上承认辩证法。面对现代自然科学新发展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苏联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英国、法国、日本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自然科学家也进行了有成效的研究和讨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年)研究规划草案》和《1978—年自然辩证法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明了这方面工作的范围和方向。应该指出，在苏联，在中国，这方面工作的发展都走过曲折的道路，主要是发生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条化和对自然科学新成果、新思想进行粗暴批判的错误，从而阻碍过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尽管如此，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战胜了这些错误，促进着两者的健康的相互结合，使自然辩证法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主要内容 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内容，总的来说，有两大方面、一个是自然观，即对自然界的辩证法的研究；一个是自然科学观，或称自然科学论，即对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研究。

自然观的研究，要求不断地概括和运用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发展和更新人们关于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和对自然界的总观点(包括关于自然界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规律观，以及自然发展史，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划分、联系、交错和转化等等)；来研究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在自然界各种过程中的丰富多样的表现，使人们对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理解不断充实和深化，使它们在许多方面进一步清晰化、准确化和精细化，并增添新的内容。从而使辩证的同时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提高到同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新思想相适应的现代水平。

自然界不仅是指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界，而且包括经过人改造了的自然界，人按照自然规律创造出来的自然界，即人工的自然界。马克想主义自然观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当然要包括研究人工自然界的辩证发展。正是在人工自然界的辩证发展中，交汇着科学和技术，交汇着人、自然和社会，展现了丰富的辩证法内容。

自然科学论的研究，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来研究自然科学认识过程、认识方法和自然科学认识发展规律；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来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和起作用的规律。

由于自然科学成熟较早，进展较快，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社会现象来说较为简单，认识的检验较为直接和明确，它的历史和最新发展，为人们研究认识规律，研究诸如：科学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深化和从理性的较浅层次到较深层次的深化，科学认识中实验和理论的关系，假设和模型的作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语言形式，科学思维的创造性，科学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科学理论检验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科学认识的积累、飞跃和革命，新旧科学理论嬗替的规律，科学争论和科学交流对科学认识发展的意义等等问题，提供了最丰富的素材。自然科学在其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并在不断发展的科学方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深入的分析、总结和阐述，使之得到更为广泛、自觉和正确的运用，这对于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更加科学化，有很大的意义。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中最富于成果和最引入注意的领域。

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研究，要求把自然科学作为认识现象和作为社会现象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因为自然科学认识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决定(推进和限制)又反作用于社会历史的。诸如：自然科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规律及其发展，科学、技术、生产和科学、经济、社会相互结合和影响的规律及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的科学能力的因素及其增长的规律，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和这种规律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表现，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和结构，学科的分化和整合的规律，科学发展中的生长点和带头学科形成的规律，等等问题，构成自然科学论研究的多方面内容。

技术同科学联系紧密，又是独立的社会现象。技术论的研究从总体上探讨技术的性质和特点、技术发展的条件和规律以及技术和其它各种社会现象的关系等等，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由于人们越来越要求有意识地组织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自然科学论和技术论的研究为科学技术政策的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提供理论的基础，其重要性日益显得突出。

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论的研究，一方面要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总体和综合上来进行，只一方面要从各门自然科学的分体上来进行。分别结合各门自然科学的各种基本理论、各种基本概念和各自的研究方法，分别结合各部门自然科学的思想发展史以及重大的发现史、重大创造史的案例，分别结合各门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哲学上进行细致的和专门的研究，构成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广阔领域，展开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丰富多彩的内容。

在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论方面，各国的许多有重大理论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著作。不管他们是否有明确的哲学思想或者接受何种哲学的影响，出于他们的这类观点是从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践和对自然科学的深切理解中提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者对这些思想财富都是十分珍视，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吸取。西方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各派学者，他们的哲学观点和具体论点有许多可争议和应批评的地方，但是许多人从哲学、逻辑、语言、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对自然科学作了细致的、有价值的研究，有些人也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的影响。自然辩证法研究者也很重视对这些成果的了解，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科学的分析和吸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向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向自然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科学家的科学的新思想敞开大门，通过科学的研究、科学的讨论和科学的批评而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开放体系。

用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来概括包括上述主要内容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是从延安时期起就沿袭下来的习惯。对于自然辩证法是否构成一个单独的科学部门，或构成一个怎样的科学部门，或这个部门应该叫什么名称，在我国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

有一种意见认为，上述的研究内容，可以分别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学、科学史等科学部门进行研究，不能构成一个单独的科学部门。不同意这种意见的则认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结合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各个部门，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些部门的研究都不限于这个领域，而自然辩证法则专以这个领域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个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些部门的研究主要是具体科学的研究，而自然辩证法则主要是对这个领域进行概括的哲学研究。因此，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各部门、同科学学和科学史的研究互相交错，而又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单独的组成部分。

还有一类意见强调自然辩证法这门科学的独立性，或者认为它是哲学之外的一门独立科学，或者认为它是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或者认为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和范畴的体系，并为构成这种体系作了尝试。对这类体系也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认为形成的条件还不成熟，或者对其方法本身表示疑问。

在苏联，这个研究领域一般称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认为，作为哲学科学的自然辩证法，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逻辑、伦理学、美学、科学无神论、哲学史一道，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整体；认为这样来看待自然辩证法这个哲学部门，可以避免把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弄得支离和零散。

这些争论，反映出自然辩证法同哲学的其它分支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其它科学领域的密切联系，反映出自然辩证法是一门在形成中的和向多方面交叉发展的科学部门。

在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分别由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论、技术论等学科进行研究。这是为《中国大网络全书·哲学卷》写的“自然辩证法”条目的原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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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研究Vol.3, NO.3, 1987